叶浅予自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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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来县委有诗人，下放作家是乡长；
主任原是老歌手，花园乡里诗满墙。
第10页《塞上江南》，写道：
点点浮渔舟，处处忙插秧；
分明是塞上，一跃变江南。
第11页《新村》，写道：
为因避低湿，合力迁村庄；
不分你与我，一律向阳房。
第12页《牛爸爸》，写道：
张北高原海子边，牲畜增产牛领先；
中原送来大红牡，黑白花黄齐配边。
1958年我还有一幅六尺立轴，标题《六臂神农》，题诗云：
多面神手是公民，身兼工农商学兵；
脚踩飞轮争上游，闯进共产主义门。
1959年春节刚过，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师生来到河北省束鹿县南吕村实习。全国农村掀起的诗画运动中，南吕村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几句七言、五言的排句诗歌，歌唱大跃进，歌唱三面红旗。我们学习艺术的人，自以为只要心虔意诚，谁能从农民那儿学到先进思想，就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后来证明，那是刮“共产风”，不是什么共产主义。
进村之后，分散住在农民家里，集中在小队食堂吃饭。那时，大跃进轰轰烈烈，村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队组织男女青年两个突击队，建起两座大席棚，男女分两厢，集中全村最棒的单身强劳力，集中生产，集中生活，种集体试验田，吃集体大锅饭。上工、下工，吃喝、睡眠，都按吹哨打钟行事，俨然是个共产主义小社会。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看到近在眼前的共产主义，心里感到飘飘然。
师道与世道追记大跃进年代（2）
这次下去实习，规定第一阶段向农民学习，着重改造思想；后一阶段画农民，搞创作，从艺术实践检验学生思想改造的成果。这种安排，足以证明我们带队的老师们把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看得多么简单，把思想改造看得多么快速。实习将近结束时，我们开了一次创作小稿观摩会，小稿所反映的题材内容，不用问，当然全是南吕村的疯男疯女，怪人怪事，比如青年突击队啦，吃饭不要钱啦，诗歌满村墙啦，婆婆扭秧歌啦，结果当然是构思雷同，题材撞车。独有一幅小稿，画的不是上面那些撞车题材，而是画了一个女学生，躺在炕上，房东老大娘坐在炕沿给她喂汤，同院的妇女都来慰问，题目是《我病了》。这个不同凡响的构思，促使我那浑浑然的头脑立刻清醒过来，认为这是一张鹤立鸡群的好小稿。我问这个学生为什么要画这个题材，她说：“我病了，吃不下饭，不能去食堂，房东老大娘发现之后，给我煮面做汤，邻居们也都来看我，有送鸡蛋的，有送糕点的。您知道，老乡在食堂吃的是白薯面窝窝，留下一点白面、鸡蛋是给孩子们吃的，都给了我，把我当亲人看待，我要画她们。”
那几年的创作指导思想是先有主题，后找题材，下到生活都带着框框，什么能画，什么不能画，都得服从这个框框。这个学生脑子里当然也有框框，不料她得了病，病中深深为大娘大嫂们对她的关怀所激动，一股感情热流冲破了她的框框。我这个当老师的，脑子里的框框当然更多，叫我如何评价这个学生的创作构思呢？若是凭当时的框框来评价，这个构思当然应被否定，然而在那么多的公式化、概念化、神话化的创作小稿中，《我病了》这幅小稿犹如一颗明珠，发出强烈的冲击波，冲破了我头脑里的框框。我毅然决然肯定了她的构思，并且向同学们说：“《我病了》这幅小稿，表现农民对我们的关怀，反映了我们和农民之间建立了感情，这是从实际生活的感受发掘题材从而凝成主题的好例子。我们应该提倡这种有真情实感的创作构思。”
这番话是这幅小画的真情实感引出来的。我敢于冲着那么多大跃进的豪情壮语而赞赏这富于人情味的生活小品，岂不太过分了吗？我意识到这番话是在和大跃进大潮流唱反调，心里有点嘀咕，可当时并没有受到反驳，相反，事后和老师们的交谈中，都认为我对创作《我病了》那个学生的评语是对的。这么一说，我们带着特定的主题框框下生活是错了。
在“全国艺术教育会议”一节里，我回顾了大跃进期间带学生两次下乡的情景。从那时
开始，我向农民学写顺口溜；学会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和农民同台朗诵诗歌；也在绘画创作上发挥共产主义的大胆构思。那一年我画了《大跃进诗画》册页12开，《六臂神农》一大幅，着实疯了一阵。但是，我受过现代科学教育，在许多事实面前，心里并不真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超科学、超现实的幻想。比如，肯定那个女学生富有人情味的创作构思，说明也有头脑清醒的时候。又比如1958年带学生在永定河畔清白口傅家台实习期间，村干部用算盘子一打，说全村几百口人的口粮，只要在两亩地里撒上足够的麦种，就解决了，可以把全村的地匀出来种经济作物，那样，傅家台便进入共产主义了。他们说到做到，硬是在沿河的地里选上两亩，把全村口粮所需的麦种都撒到经过深耕的地里，盖上一层厚土，浇上大量的水，等候出苗。有老农在旁看着直瞪眼，说，你们这么作贱麦种，不怕老天爷发火，天打雷劈！村干部听了直笑，笑老农们只懂老黄历，不懂新事物。过了十来天，麦苗出不来，村干部有点急了，直叫：“灌水！灌水！”过了几天，苗果真出来了，密密麻麻，挤满两亩地，于是敲锣打鼓，叫人来看，老农们也傻了眼。岂知再过几天，所有的苗全黄了，蔫了，村干部可真急了。我们美院的师生们原先也为村干部的大胆设想所迷惑，对老农民的意见不以为然，现在看到如此结局，心里开始明白过来。几百人的口粮种子，少说也得好几百斤，把这几百斤麦种撒在两亩地里，别说挤，怕还得重叠一两层；麦苗出来了，没地方扎根，不扎根，可不就得蔫死！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一例，我亲眼见到了。
另一个违反生产规律的例子，真叫人可笑。那年在束鹿县南吕村实习，看到村干部的试验田，排列在村口一片地里，方方正正，同样大小，一块连一块，每块地头插上标牌，从公社特派员排起，以下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小队长、妇女主任、会计、饲养员……总共十来块，每块标牌写明亩产数量。使人奇怪的是，最高产量是特派员，每亩10000斤，大队支书9000斤，大队长8000斤，职务愈小，产量愈少，依次序递减，也就是说，以职务大小而不是以干劲大小定产量。“人定胜天”这句古训，到了大跃进年代，变成了等级制观念。
我问特派员：“为什么全南吕村就你一个人干劲最足，产量最高？”
特派员板着脸回答：“你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吧？请问南吕村谁的胆最大，干劲最足？除了我特派员还有谁？”
我心里想，倒也是，他是由公社党委派来领导大跃进的特派员，要不是胆大干劲足，能领导得了全村的革命大跃进吗？
我问：“为什么你以下的试验田产量必须一级比一级少呢？这是你规定的吗？”
特派员这才收起严肃牧潮湮倚Φ牧常担骸罢饨邢嗷タ推鹬亓斓迹跄苡晌夜娑ā！？/p》
我问：“到秋后，产量准能达到吗？”
他回答：“产量嘛，多多少少总有点出入，还要靠老天爷帮忙吧！”
我又问：“什么叫‘人定胜天’？”
他说：“牌子上的产量，主要目的在鼓鼓群众的劲，这就叫‘政治’。你连这点都不懂吗？”
我连连说：“懂了，懂了。”
干部试验田的等级制，我们一群书呆子议论了好几天，都说特派员作风不民主，至少他那一万斤产量是说大话。为了这事，争论不休，我怕和村里关系闹得不好，便也学特派员的口气说：“这叫政治！你们连这都不懂，我们下乡来实习是干什么的？是来向农民学习的呀。特派员是农村工作的领导，我们首先要向他学习，切不可书生气十足！”
这一说，果然灵，以后再不议论这一类事了。
师道与世道追记大跃进年代（3）
第二阶段要画农民，第一个任务是为南吕村画一幅大壁画，画南吕村的远景规划图。如何规划，当然要请示特派员，特派员要我们去找大队长，大队长说，你们见多识广，也熟悉本村情况，由你们去闹吧，该咋闹就咋闹，反正愈红火愈气派愈好。得此信任，就由学生去设计，不几天食堂临街的大墙画满了。乡亲们每天来看热闹，有的说，这也好那也好，缺少一座大礼堂；有的说，只画青年突击队，不画领导，还差点劲；有的说拖拉机只一辆，似乎少了点；有的说“芝麻大如瓜”也该画。这些议论，证明知识分子的头脑不如农民想得周全，想得大胆。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带来了大跃进的冲天干劲，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互助组一跃而为初级社，再跃而为高级社，不到半年，全国农村普遍公社化了。接下去便是大炼钢铁，人们把铁门、铁床、铁锅都交出来炼钢了。
中央美术学院在大炼钢铁之前，来了一次共产主义大学习，思想大跃进。中国画系教师学习会，感染了农民的冲天干劲，认为共产主义即将来临，重要的标志应该是全体教师共产党员化，几年之内，所有党外人士一概发展为共产党员，要百分之百，不要百分之几。进一步讨论进到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的思想准备怎么样。有人说，到那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呗！马上就有位老先生搭话：“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一套《鲁迅全集》！”
“嗨！嗨！别忘了，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限也没有了，到那时，看你还有时间读《鲁迅全集》！”年轻的助教自以为最了解共产主义社会。
“不！体力还是体力，脑力还是脑力，劳动还是劳动，地要种，《鲁迅全集》也要读。”另一位中年讲师也自以为懂得共产主义社会。
“到那时我已七八十岁，家务劳动都做不成，当然不能种地了。我爱读鲁迅著作，这点‘所需’总得给吧。”老先生对自己要一套《鲁迅全集》加以辩解。
“×先生，你错了。共产主义就在眼前，已不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多快好省，不是少慢差费，您别想太远了。”一个学生闯进来，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插进一段话。
这时，窗外一阵锣鼓喧闹声，加上鞭炮噼啪声。高音喇叭宣布党委书记把一炉钢炼成了，要组织队伍向区委报喜去。于是，这一场讨论暂告结束。
大家正要走，系秘书手里拿着一块砖来到办公室，大声喊：“王府井大街人行道砌的砖是耐火砖，可以炼钢，赶快去挖！去迟了就没了！”一阵乱，大家便都向王府井冲去。
美院U字楼大花园已经挖得坑坑洼洼，东一堆西一堆废铁，这里在砌土高炉，那儿在点炼钢火，党委书记那炉钢，围着大堆人在看。我钻进去瞧瞧，问书记：你保证这是合格的钢吗？书记一夜没合眼，脸上黑一块红一块，两手乌黑，浑身煤灰，正要开口，被一个报社记者截住，要他介绍炼成这一炉钢的经验，我只得让开。瞧着那一坨坨刚出炉的红铁块，我心里发问：这是钢吗？
不久，《人民日报》美术组邀我去徐水画速写，报道那儿的共产主义新农民。据说这儿的农民有炼钢经验，我还没进县，便见到路边到处是土高炉。我心想，美院U字楼花园里那个土钢炉，连个烟囱也没有，把废铁掺着碎煤和在一起烧，那也炼得成钢吗？但又想起老一辈人说的“百炼成钢”，兴许一堆废铁多烧几次就能炼成钢吧！1958年冬又去徐水看“棉花王”时，这一带的土高炉都熄火了，据说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已经完成任务，现在要抓农业生产“放卫星”了，“棉花王”就是徐水放上天的一颗“卫星”。
棉花过冬是稀罕事，而单株棉花长得像株桃树，棉桃累累，花开花落，更为稀罕。《人民日报》美术组的人两次访徐水，除了了解其他奇迹，这株“棉花王”确是重要的被访者。原来它是在秋季丰产棉花地里精心培养起来的一株特大棉树。这株棉花被移植在专为它建造的暖房里，四面玻璃，房顶玻璃，地下是沼气暖池，室内20多度，上的是特殊肥料。我问看守这株“棉王”的饲养员：“一冬天能结多少棉桃？能摘多少棉花？”他说：“反正它活着就能开花结果，我们培养这棵棉王，是为你们参观的，不在乎它能摘多少棉花。”
我说：“暖房里种黄瓜，成本高，卖价也高；暖房里种棉花，若为摘棉花就不合算了。是不是？”
他说：“你见过我们玉米丰产地里一株玉米长18只玉米棒吗？那也不合算。”
我问：“为什么？”
他说：“化肥、粪肥，加上人工，成本超过18只玉米棒的价。”
我问：“棉王能活多久？”
他说：“这我说不好，请你去问我们书记。”
谈到这儿，另外一伙人来参观，我们退了出来，去参观养老院。养老院也是徐水的创举，一溜新北房，阳光直照到房内北墙脚，屋里暖烘烘，五六位老太太盘腿坐在炕上闲话。同样数目的老汉围坐在邻室炕桌边下棋。西墙门旁挂着扩音喇叭盒，正唱着河北梆子曲调，声音低沉悦耳，不像村头树上那张嘴大喇叭，叫得烦人。我们在这儿和管理员谈了一阵，认为这样实实在在为丧失劳动力的农民谋幸福，符合共产主义精神。我打开速写本，画了几幅速写，准备回去在报上发表。
出了养老院，向导员带我们去看农民俱乐部，那儿陈列着一束束高杆麦穗，都标明亩产数量。前面提到的那株多穗玉米连根拔起靠墙站着，我上次来徐水时见到过，也画过，老朋友相见，特别亲切。屋中间一张乒乓球台，旁边一把老式座椅，贴着一张红纸条，写着：“主席坐位，请勿乱动！”这时向导员郑重其事地说：“毛主席前不久来过，坐在这把椅子上听村干部汇报。”靠着座椅，墙上挂着一把三弦，由它可以嗅出俱乐部的气味来。走出俱乐部，问起上次我们住过一晚的大王店大队现在怎么样了，没等回答，那晚惊心动魄的行动，立刻从记忆中浮现出来。
还是我们这几个人，初到徐水，听说太行山下的大王店公社当晚有特别行动，要我们去见识见识，县里马上派车送我们到了大王店。那是个大村庄，一条老式街道，马店、车店、饭店、酒店、山货店、茶店、布店，一店挨一店，相当紧凑。街南头有座桥，直通保定；北面进山，有几条道通向山里的大小村庄，是徐水的交通要道。当晚行动是什么，向导也弄不清。进了街，到公社社部，公社干部亮了底，说今晚要把那条旧街的房屋拆掉，改成大马路，直通保定。这么一件大事，竟说得轻描淡写，家常便饭似地，不由得不佩服农村干部那股子干劲，真叫我们识不透。向导把我们安置在一家小旅店，关照我们，半夜有什么动静，不要大惊小怪。你们放心，这家旅店在山头，暂时不拆。我们一看时间还早，便到村里看看。不看则已，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