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乾盛世-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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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祖不愧为时代的伟大人物。他远见卓识，超凡脱俗，英明决策，坚决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完整。如属庸人执政，迁就诸臣的畏难和短见，放弃西藏，其结果，不惟西藏割裂出去，就连准噶尔所据有的领地——新疆、青海也无法保全。至雍正、乾隆前期，准噶尔继续为乱，就是明证。质言之，没有这次驱准保藏的胜利，也就没有后来雍乾两朝对准噶尔的最后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祖对西藏的用兵实属开创，把西藏带入到由他开创的“盛世”时代，即西藏与国家命运一体的新阶段。　　　　
　　　　以上，仅就此次军事行动的后果而言的。战后，朝廷对西藏初步建立的直接的行政管辖制度，一改历代的传统做法，也具有开创的意义。首先，派驻军队。据抚远大将军允的提请，在拉萨留驻扎萨克蒙古兵500人、额驸阿宝所部500人、察哈尔兵500人、云南兵300人、四川兵1200人，共3000人。后调整，总数为3500人，委任策旺诺尔布总统管辖。其次，向忠诚于清朝的当地重要人物授予职衔，他们是：罕布地方的第巴阿尔布巴、阿里地方的第巴康济鼐授为贝子，授第巴隆布奈为辅国公。《清圣祖实录》，卷291，11~12页。把西藏上层人物纳入到朝廷命官的序列，加速了西藏与中央的一体化进程。在此之前，西藏由第巴掌管全藏政务，易形成专权擅政的局面。而今，朝廷采取分权分治而一统于中央的做法：命贝子康济鼐掌前藏地区，颇罗鼐以抗击准噶尔的军功，封为扎萨克一等台吉，命掌后藏地区。《圣武记》，卷5，《国朝抚绥西藏记上》，参见《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初步改善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建置体制，直接置于中央的严格控制之下。这一体制，在雍乾两朝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进而完善。而圣祖首开创制之功，功在中国大一统和中华民族的凝聚。　　　　
　　　　康熙朝驱准保藏，是为“盛世”高奏的一曲凯歌，换言之，它把“盛世”的光辉辐射到中国遥远的西南边陲，再次表明圣祖开创的“盛世”所达到的时代高度和广度，实为“古未有也”《清圣祖实录》，卷290，16页。。　　　　
　　　　准噶尔的问题，在康熙朝两度掀起了巨大波澜，皆得以平息，但只是暂告一段。圣祖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了他应负有的历史使命，无愧于时代与历史的委托，其未竟之业，对准噶尔问题的最后解决，则留给了他的后继者——雍正和乾隆来完成。他们续写的历史新篇章，将在后面给予评述。


第五部分雍正承前启后（1）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圣祖在他的寝宫，安然地闭上了双眼，溘然长逝。享年69岁。　　　　
　　　　他留下一份长篇“遗诏”，历数他一生的业绩和追求，这就是：“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他“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概）括耶！”这几段自评的话，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计算自黄帝甲子，迄至他之终，共4350余年，历301帝，如他“在位之久者甚少”。《尚书·洪范》所载人有“五福”，即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他皆占全，论寿已到天年始终，而“富有四海，子孙百五十余人，天下安乐，朕之福亦云厚矣。即或有不虞，心亦泰然。”因此，“今虽以寿终，朕亦愉悦。”《清圣祖实录》，卷300，7~11页。　　　　
　　　　在我们看来，圣祖在半个多世纪里以其毕生的精力，把一个纷乱而残破的中国引向大治，真正开创了一个空前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新时代。他创造了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奇迹。他把封建政治及其治国之道发挥到了极致；作为帝王，他的品德修养达到高度境界，他的学问博大精深，学贯古今，兼及西方，超越前人，而集历代明君之大成，堪为帝王之典范。圣祖的“遗诏”，不事夸矜地看待自己的一生，死而无憾，身后亦无可疑虑之事，却是愉快地告别人生，回到“天国”去了。　　　　
　　　　按照他的遗嘱，“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清圣祖实录》，卷300，11页。　　　　
　　　　这位新皇帝，就是清世宗，因其年号又习称雍正皇帝。　　　　
　　　　他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月三日，排行第四。其父圣祖去世时，他已是45岁的中年人。在人生中，这个年龄，是最佳时期。他之得位，为圣祖生前亲口指定。他即位后所有作为，都证明圣祖对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尽管圣祖生前选定皇太子反反复复，几度废立，晚年为此伤透了脑筋，毕竟在离世前的关键时刻，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史学界批评圣祖晚年在选任“接班人”的问题上处理不当。此言亦过。圣祖有子35人，他在位年久，诸皇子都已长大成人，进入青年或中年，为长的一些皇子无不窥视皇位，其斗争很激烈；他们的老师、内外亲属、心腹重臣都或多或少介入对未来皇位的明争暗斗。圣祖处于包围之中，经受各种阴谋诡计甚至圈套的诱惑。他对皇太子废立不定，实则也多少反映了受这种诱惑的影响而陷入迷茫之中。当然，主要的还是出于极端慎重，必把他开创的事业交给他所信赖的人。圣祖生前，有一次，曾对诸大臣说：“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做主，令尔等永享太平。”《清世宗实录》，卷1，3页。他发现指定的“接班人”——皇太子不足担当大事，便不惜废掉！他用意深远，难免反反复复，废立不定，这其中的苦衷，我们应当给予理解。最后，他终于选定了第四子胤禛。历史已经证明，胤禛没有辜负乃父的重托，他全面继承了乃父的未竟事业，乘其余烈，把世祖——圣祖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胤禛就是“一坚固可托之人”。这足以使圣祖在天之灵感到欣慰。　　　　
　　　　史学界长期争论雍正“夺嫡”之说，闹得沸沸扬扬，迄今，尚未平息。其实，这并不重要。对于史家来说，只能接受历史给予的既成事实，并从事实中引出应有的结论。我们评价雍正及其事业，不是看他是否“夺嫡”，得位光明正大与否，而是看他一生的行状、品行、才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包括消极甚至“反动”的作用。一个新皇帝之得位，既有其必然性，也带有许多不确定的或者是“神秘”的偶然性。老皇帝的一念之差，或许会铸成无法挽回的大错，如秦始皇本立长子扶苏，却被赵高阴谋篡改，把皇位给了胡亥，未几，仅传二世而亡，如隋文帝废长子杨勇，而错立荒淫无耻的杨广（炀帝），闹得国破家亡。不管用何种手段，合法的，非法的，得到其位，一度主宰中国，这都是无法更改的历史事实。我们一味纠缠在得位是否合法这个问题上，不见得明智。况且皇位的继承，虽关系“国本”，毕竟是皇室自家的事，别人如当朝诸臣可以提出种种建议，甚至抗争，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位的皇帝说了算。今天，我们对此争论不休，难免舍本逐末。圣祖在选接班人的问题上，打破历代的“嫡长制”，采取以贤取人，而不以长子为天然的继承人为准则，把皇冠戴到了第四子的头上。这也是圣祖的高人之处。至雍正时，不再明立皇储，而是将他心目中选定的接班人密写下来，密封在一匣中，直到去世前才开启，当众宣布。这又是他胜乃父一筹。自此遂成定制，再无诸皇子争夺皇位的明争暗斗，亦消灭了历代党争之祸不再重演。此系后话。　　　　
　　　　以上议论，似乎多余。其实不然。人们如不能正确看待雍正帝之即位，必然影响到对他的事业的评述。这里，不得不略作剖白，是必要的。　　　　
　　　　圣祖去世后，胤禛与诸兄弟及朝中诸臣全力处理丧事。7天后，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胤禛执行乃父的遗嘱，正式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雍正元年。为叙述方便，将年号与本人称呼分开，改称胤禛为世宗皇帝。


第五部分雍正承前启后（2）

　　　　世宗宣布即位，亦即宣告圣祖时代的结束，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就是圣祖开创的“盛世”的巩固与发展的时期。　　　　
　　　　不论从康乾盛世的历史进程，还是从有清一代全史的角度来考察，雍正朝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世宗没有乃父的长寿，更没有像乃父享国如此之久，他在位只有13年。尽管时间短促，但不容忽视。至今，学术界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论“盛世”只强调康熙、乾隆，似乎雍正一朝无关紧要。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康乾盛世，是包含雍正朝在内的。正确地提法，应是“康雍乾盛世”。不过，人们为图简便，而省略了雍正。　　　　
　　　　雍正朝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居于康乾之间，恰恰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由他忠实地继承了康熙的事业，首在巩固已有的成果，再把它推向前进，使盛世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又为他的后继者乾隆的继续发展铺平了道路。可以说，没有雍正朝的奋发有为，就没有乾隆朝的辉煌，很可能使盛世发展到雍正朝就会停顿下来。如明朝永乐至宣德，史称“永宣之治”，只持续20余年，至多也只有30年，便停止发展，故其“盛世”时间短，发展水平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宣德之后再没有出现一个更有才能的雄才大略似的人物，多属平庸乃至荒淫之辈。如前已提及，在中国封建时代，一个散松的小农社会，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历代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没有这样的人物出现，就难有社会的新气象。清朝的帝王，且不说关外的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如何雄才大略，即以入关后的第一帝世祖到第二帝的圣祖，可以认为，皆属才能卓著、奋发有为的一代明君。而继圣祖之后的这位新帝——世宗，同样是一个远见卓识、乾纲独断的强而有力的一代明君。三帝既保持了治国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又各有开拓，为“盛世”增添了各自的新内容。这是自清入关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冲破惊涛骇浪，造成国势骎骎乎前进不已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还只限于理论的分析，就实际情况而言，世宗的确不负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真正地扮演了承前启后的不可缺少的角色。　　　　
　　　　世宗即位之日，就声明继承其父之事业的决心。他说：“皇考（指圣祖）临御以来，良法美政，万世昭垂，朕当永遵成宪，不敢稍有更张。”这是说，圣祖的大政方针，他不会更改，决意遵守。圣祖“知人善任，至明至当”，世宗亟须他们“实心任事，法己奉公”，帮助他治理国家，他必“始终保全”；而“天下百姓，受皇考恩泽日久”，理应“各宜孝亲敬长，畏罪怀刑，以副朕仰法皇考如天好生之意。”他“仰惟先志之宜承，深望皇图之永固”，他要与天下百姓及“亲贤文武”，“共天尽诚，各输心膂”，以巩固大清的“无疆之业”。《清世宗实录》，卷1，19~20页。　　　　
　　　　这是世宗即位后颁发的第一道诏书——“大赦”诏书中说的话。这道为历代通行的诏书，是例行的官样文章，却也明确地表达了他为政的立场和指导思想，考之其后的作为，应该说，他实践了自己许下的誓言。　　　　
　　　　圣祖去世，照例由群臣共议上“尊谥庙号”。一般原则，是根据已故皇帝生前的业绩和品德，给以恰当的评论，用简洁而准确的文字加以概括，实则是对死者的盖棺论定。通观历代自汉以来，给已故皇帝所上谥号不无是溢美之辞，遵循“为君者讳”的不易的准则，只书好事而隐晦其缺点或错误。世宗给其父上谥号，坚持实事求是，不溢美，不夸大。他向群臣阐明了他的想法。他说，诸臣尊崇君父之心，是没有止境的，总是用最美好的词句来表示尊崇君父的感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至允至当，方孚千秋定论，若少有溢美之词，不独失天下之至公，且开后人之僭越。”这都是因君子的“愚忠愚孝”，把应继承和实行先辈的“盛德大业”，却变为“赞颂之虚文”，若如此，他之心是非常不安的。他概括圣祖的一生：“论继统则为守成，论勋业实为开创。”圣祖继承世祖之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个“守成”之君；但从他所建树的事业，成就之大来论，他又是一个“创业”之君。世宗的两句话，完整而准确地评价了圣祖的一生。真是一鸣惊人，不同凡响。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找不出比这两句更为恰当的话来概括圣祖的一生！在这件事上，世宗初露政治见解，与众大不同。他深邃的思想，独到的见识，已经露出端倪。尤其是他提出不搞“溢美”与“虚文”一类的形式主义，力主求实求真。这只能由他来说，做臣子的是万万不敢说的。他说真话，问题就解决了，且防止出偏差，为后世留下讥讽。圣祖一生，对溢美的赞颂和夸大最为反感，深恶痛绝，始终反对群臣屡上尊号的建议。故其一生没接受过任何尊号。世宗总结祖宗以来的传统，说：“太祖、太宗、世祖，以至皇考，咸贵实行，不尚虚文”。《清世宗实录》，卷2，5页。在这点上，世宗的确酷似圣祖的品行。圣祖“遗诏”就说到世宗“深肖朕躬”，仅此一事，已见圣祖识人之深。　　　　
　　　　经议，诸臣引经据典，认为：“帝王功业隆盛，引古者祖有功之义得称‘祖’。……惟‘圣’字可以赞扬大行皇帝（圣祖）之峻德，惟‘祖’号可以彰显大行皇帝之隆功。”上尊谥为“仁皇帝”，庙号“圣祖”。世宗对此甚感满意，便“持针刺中指出血，将奏内‘圣祖’两字圈出，敬恭高捧……”《清世宗实录》，卷1，28~29页。


第五部分雍正承前启后（3）

　　　　世宗以刺中指血代替御笔圈阅，其至孝之心，显露于外，令观者为之感动。至于他为乃父置办丧事，于礼仪无不周详，且超乎常礼；于情则极尽孝子之哀思，号哭而不思饮食，感天动地，自不必详叙。　　　　
　　　　当此即位，一展宏图之际，我们看到，世宗的识见与治国思想显露出与圣祖一脉相承。据历代之经验，举凡治国，或从事一项事业，首在得人才。圣祖在世时，始终强调人才之重，并常常感叹以“知人”为最难。世宗刚即位，就向大学士们阐述这一思想，说：“朕惟敷政之道，用人为先。”但“知人则哲，自古为难。”他仿效其父的做法，要求在朝廷的大臣与“闲曹”，在外的督抚以及州县，或品行端方，或操守清廉，或才具敏练者，要各据“真知灼见，从公具折密奏”，不管是亲属，同乡，同事，也不论以前是仇人，都不必嫌疑，只要不徇私、树党羽，不沽名求赏，不要言过其实，都从公保举。有关政事中应实行、应革除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亦应“各行密奏”。关于他个人，用人行政若有缺失，也要“直言无隐”。他概括急于实行的共三件事：一是“急欲得人”以资治理；二是想知道自己行事是否得当；三是考察你们（指大学士）所荐举的人及所奏之事，就可以知道你们的“居心”了。以上见《清世宗实录》，卷1，页31。　　　　
　　　　这些想法和主张，无不与圣祖的历来做法吻合。　　　　
　　　　圣祖在位六十余年，时以民生为念，频频给百姓以“实惠”，深得民心。世宗即位才半个来月，便想到如何给百姓一点“实惠”，做点实实在在的事。他首先想到古北口一带，是他父亲生前每年“行幸之地”，当地百姓都为之“除道清尘”，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