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乾盛世-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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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祖说：“今河工已成，水归故道，有裨漕运商民。”他提到四年前，即康熙十九年，靳辅治河才二三年，黄河尚未全部回到故道，一些大臣很不满意，要求把靳辅撤换下来。圣祖不同意，说：“河道关系漕运，甚为紧要”，若换上另一个人主持治河，“旧官离任，新官推诿，必致坏事。”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严令靳辅留任，限期修筑，今已见效。假如当时轻易换成他人，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以上见《清圣祖实录》，卷116，5页。言语中，流露出欣慰之心情。
圣祖经过实地考察，看到治河已初见成效，对靳辅的劳绩和实心任事十分满意。他在驾还北京，途次费县（山东费县）驻跸行宫，召见河道总督靳辅，向他嘉奖，说：“尔数年以来，修治河工，卓有成效。黾勉尽力，朕已悉知。此后，当益加勉励，早告成功，使百姓各安旧业。”表扬了靳辅的献身精神，并把他此次南巡所做的“御书阅河堤诗”赐给了他。《清圣祖实录》，卷117，23~24页。
治河导运，自康熙十七年初次动工，其间平三藩、收台湾，圣祖仍倾全力于治河，至四十六年（1707年），历时整整30年，大功告成。概括起来，主要工程有以下三项：
第一，大挑山（阳）、清（河）、高（邮）、宝（应）运河，简称高宝运河、淮阳运河，或里运河。此段起自淮阴至扬州，为黄河、淮河与运河的交汇处，为害最重。靳辅用挑挖运河之土，增筑两岸，塞决口32处。明时，江南各漕运皆自瓜州（今江苏镇江北）或仪真（江苏仪征）至清江浦（江苏清江市境），由天妃闸进入黄河运道。明治水专家藩季训将运河出口移至新庄闸，纳入清河水，以避黄河洪水内灌。可是，运口距黄、淮交汇处仅300丈，黄河仍内灌，运河垫高，年年挑浚无已，加之两河会合，潆洄激荡，重运出口，危险殊甚。靳辅针对前人的弊端，又将运口南移至烂泥浅之上，自新庄闸西南挑河一条，至太平坝；又自文华寺永济河头起挑河一条，亦接太平坝，都达于烂泥浅，导淮敌黄，使其不再内灌，难达运口。“由是，重运过淮，扬帆直上，如履坦途。”《清史稿》，“河渠二”，“运河”，卷127，3772~3773页。
第二，疏浚黄河入海口。在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大改道前，其入海口原从云梯关（今江苏境）经过而入海。因其长年泥沙淤积，康熙时，已推出关外120里之遥，黄河入海受阻，水灾频仍。靳辅治理的方针是，大挑清江浦（江苏清江市境）以下黄河河身，并用其泥土在两岸筑起长约11．8万余丈的河堤，使其河水通畅，束水攻沙，很快便达到了沙去河深的良好效果。黄河畅流归海，解除了漕运的最大威胁和危害。
第四部分治河安邦治国（5）
第三，对运河的建设，最具重大意义的是，靳辅开辟中河。自汉魏以降，迄于明，大运河与黄河呈逐渐分离之势。隋以前，还没有大运河，漕运主要依赖黄河为运道。自隋开凿大运河，南北变通途，中央王朝仰赖江南漕粮，运河成为至关重要的通道，黄河便失去昔日的交通地位而让位于大运河。但运河仍有一段借助黄河为运道，如黄河泛滥，运河就不能通行。至明，先后有陈瑄凿清口、李化龙开泇河之创举，目的是避黄河风涛之险。不过，还是没有彻底脱离黄河，仍有180里借黄河为运道，风涛之险，洪水漫溢之灾仍不可免。靳辅在前人的基础上，予以彻底根治。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他在骆马湖（今江苏西北之骆马湖）凿渠，历宿迁、桃源，至清河之仲家庄出口，名曰中河，又名中运河。漕船北上后，出清口，入黄河仅行数里，即入中河，直达张庄运口，从而避开黄河180里之险。自此，南北大运河与黄河完全分离。此段运河之开辟，是大运河凿通以来的又一重大发展。应当指出，此段运河开辟之初，尚不完善，或者说，还有缺欠。主要问题是，180里的新运河与黄河南北并行，且逼近黄河，不便展宽，万一黄河堤坝溃决，中河与黄河混而为一；而且因中河狭窄，里运河（指高宝至宝应一段）及骆马湖之水俱入此段运河，恐难容纳，尤其是到了雨季，难免溢出为灾。在探明这一弊端之后，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又加挑中河，采取建闸，筑堤等措置，避免或克服了原中河诸多不足，基本达到了完善。以后，不断整修防护，使中河成为最好的运段之一，“粮运往来，通行无滞矣。”以上有关疏浚黄河入海口，以及中河的开辟，皆见《清史稿》，“河渠二”、“运河”，卷127，参见乾隆时修《淮安府志》，“中河”，卷6。
靳辅奉圣祖之命开浚中河，是运河史上一件大事，至此，“南北运河之全局乃定。”郭肇基：《中国水利史》，第五章第八节。虽然中河并不长，但它标志着同自然水道黄河的完全脱离，使大运河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工运河。这同明代陈瑄、李化龙所开运道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应该说，自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历千余年，至清初才最后完善其自身的运河体系。迄今，这段中运河仍是运河中比较畅通的一段，运道宽阔，堤岸坚固，水流平稳。
康熙朝连续30年大规模治河导运，公平地说，是在圣祖的亲自指挥下，由靳辅和他的得力助手、著名的水利专家陈璜开创了治河的新局面，为后世治黄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靳辅两度任河道总督，将近12年，全部用于治黄，后病故于任内。康熙四十年（1701年）三月，刚刚平息噶尔丹叛乱，圣祖就对大学士们说：“今天下无事，惟治河最要。”指授治河方略，督促治河总督张鹏翮加紧对高家堰堤的防护。《清圣祖实录》，卷203，23页。在靳辅之后，张鹏翮之前，还起用过王新命、于成龙、董安国先后为河道总督，包括张鹏翮在内，他们治河的成效如何？较之靳辅优劣如何？限于篇幅，不能逐一详加说明。下面，摘引圣祖于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对吏部、工部官员的谈话，评论诸河道总督，包括谈他自己，可以窥见治河的全貌。他说：
黄、淮两河，关系运计民生，最为紧要。朕念治河国家大事，日夜思虑，未曾有丝毫松懈，反复披览治河图，咨询众人。虽然已知河道源流，但水势变迁不常，必确知达到彻底了解，方可付诸实行。所以，朕不畏勤劳，屡次亲自巡视，考察其险易之形势，审查其疏导的方法、办法，分清缓急顺序，都有具体的策划。
至于挑选治河大臣，依靠他们的心情，尤为迫切。凡所有官吏，都听从推荐任命。大修工程费，以数百万计；每年维修费，其用帑金，也以数十万计。以康熙三十七为例：黄、淮同时上涨，原任河道总督董安国，不坚筑堤堰，疏通海口，因而河身垫高，溢出河岸，以致倒灌洪泽湖口，湖水从六坝旁泄出，由运河入下河，淹没民田。于是，罢免董安国，以于成龙代之。朕便授以治河方略，详加指示。康熙三十八年，朕亲往巡视黄河，驻跸清口，又当面指示于成龙：清口宜筑挑水坝，挑黄河水，使之趋流北岸，方可免倒灌清水之患。向他指明具体地点，再三申命。但于成龙不遵朕旨，故未达成功，收效甚微。
及用张鹏翮为河道总督，当面向他指示：刚发下帑金数百万两白银，令大臣官员前往高家堰筑堤，封闭六坝，逼使洪泽湖水畅出清口，而清口筑挑水坝，尤为紧要。此坝不筑，则黄河水顶冲，根本不能使它流向北岸，湖水必不能畅流。张鹏翮遵奉朕言，坝工筑成，黄河水溜遂直趋陶庄，清水因以直出，叠经秋伏大涨，并无倒灌之事。还有疏浚张福口等引河，皆遵朕旨，一一告竣……
以前，黄水泛涨，或与两岸平，或漫溢四出。今黄河深通，河岸距水面丈余，纵然遇上大涨，也无须担心。
张鹏翮所修工程，虽然都经朕裁断，而在河工任职数年，殚精竭虑，不辞艰难，又清洁自持，一应钱粮，都实用于河工，没有丝毫浮夸和浪费，朕心深为欣慰。以上详见《清圣祖实录》，卷213，19~22页。所引系意译。
第四部分治河安邦治国（6）
圣祖一席话，基本勾勒出数十年治河的梗概。治河这件大事，圣祖自始至终亲自抓，而且抓得很紧很紧。说他是治河的总指挥，一点也不过分。他当之无愧。他评论于成龙、董安国、张鹏翮，漏说的王新命，都是继靳辅之后，自康熙二十七年至四十二年这期间分任河道总督的。圣祖点了于、董的名字，还有没点名的王新命，其才能远不及靳辅，有的甚至出于个人成见，几度企图或已事实上变易靳辅的治河良法，使治黄遭到挫折。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起用张鹏翮，虽未见治河的卓异之才，但他与于、董等人不同，就是忠实地执行圣祖的意旨，按他指授的治河方略办，在靳辅治河的基础上，尽力修补其未尽完善之处，如修筑堤防，深浚河道，拆除一些多余的拦水坝，不仅巩固了以往治黄的成果，而且把治黄推向最后成功。因而受到圣祖的赞扬，给予了完全肯定的评价。
在发表上述谈话之前，同年三月，恰逢圣祖50岁寿辰，向全国颁发诏书，对他执政四十余年做了一次总结，道尽他艰辛备尝，令人为之感动。他说：“朕为天下民生主，宵旰勤劳，励精图治……今四十余载，亲历饥馑者，不知其几；南北用兵者，不知其几；人心向背者，不知其几；天变地震者，不知其几。……近因淮、黄告成，乃东南要务，再授方略，望其善后。朕不辞劳瘁，亲往阅视……”《清圣祖实录》，卷211，23~24页。
寥寥几句话，生动、准确地概括了圣祖执政四十余年所走过的道路，真是充满了艰难与风险，或履于薄冰，或临于绝崖，他都化险为夷。四十余年中，倾注于治河，占去了大部分岁月，其中，他是尝遍了人间的苦辣酸甜之味，用种种辛劳，尚不能概括他为治黄所付出的一切！
在这次谈话中，圣祖宣布“淮、黄告成”，即治理两河之工程均已完成。二年后，就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正月，刚过完春节，他决定乘“仲春解冻，减从轻装”，再作南巡，亲自考察民间生聚否？殷富否？黄、淮、运河实效如何，他要亲自检查验收。
二月初，圣祖自京师出发，行经陆路后，就乘舟行驶运河上。到达临清州（今山东临清）南之土桥闸停泊，在听取了河道总督张鹏翮的汇报后，圣祖高兴地说：“河事已大治矣。”接着说，从前骆马湖口设竹络坝，湖水大则从坝流入黄河；河水大，就溢流入坝内。如今，竹络坝只有湖水畅流，黄河水并无浸灌，就知道黄河之深而通畅。朕初次到江南时，船在黄河，两岸人烟树木，都一一在望。康熙三十八年时，只能看到两岸；四十二年时所见，河水离岸甚低，可见河身每日冲刷已深，自知日深一日，这岂不是大治了吗！听说下河连年丰收，这都是从前所未有过的事。朕没有想到山东百姓变化如此之大！圣祖忆起前几次南巡，作了对比，说：“前者南巡，见闾阎失所，不堪瞩目，今服饰、颜面，大异往时。”他指出，这是因为国家承平日久，国帑富饶的结果。《清圣祖实录》，卷219，8~10页。
四月，圣祖驾临清口，舍舟登岸，行至高家堰，遍阅河堤，又到惠济祠，察看堤坝，就坐在大堤上，对随行的大学士诸大臣及治河的大臣们说：“朕留心河道，亲阅者屡矣。河之形势，必身历其地，始知成功之次第。朕每至河上，必到惠济祠以观水势。”他回忆起康熙三十八年前的情景，说：那时，黄水泛滥，你们现在所站立的地方，都是黄河洪水。从船中望去，河水与两岸一般高，两岸四周都可看得清楚。以后，水渐归河道，岸高于水面，而今岸比水面又高出一丈有余，清水畅流，逼使黄河水竟抵北岸，“黄流仅成一线。观此形势，朕之河工大成矣！”《清圣祖实录》，卷220，16页。
圣祖以亲临现场考察，得出了“河工大成”的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圣祖作第六次南巡，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此行，还是“阅河”，验看治河工程质量，以及效果如何。他看到靳辅生前所修工程已历二十余年，仍“极其坚固”，又听到沿河百姓对靳辅的称颂，深受感触，说：“自明末流贼李自成决坏黄河之后，一经靳辅修筑，至今河堤略不动摇，皆其功也。”他尤其强调靳辅开创中河，粮船免行180里之险的重大意义，“至远且大”，这是前后历任河道总督都不能相比的。圣祖全面肯定靳辅治河的功绩，修复了黄淮故道，“漕运大通”。他的治河之法俱在，在他以后历任总督虽有所损益，但其“规模措置不能易也”。《清圣祖实录》，卷229，20~22页。
圣祖重议靳辅生前功绩，是因为他看到靳辅主持修的工程，都经受住了岁月与洪水冲击的考验，发挥并产生出难以估量的社会效益，也说明治黄、导运都取得了成功。此次南巡，他亲眼看到：“黄、淮俱已安流，运河较前深通，重运无阻。”《清圣祖实录》，卷230，2页。自此，黄河“安澜顺轨百有余年”《淮安府志》，“仕迹”，卷27。。
自康熙十六年三月起用才能卓著、清廉为官的靳辅为河道总督，次年正月上治河八疏，经几次讨论，修订治河规划，即开始实施，自那以后，到康熙四十六年，花去整整30年的时间，圣祖六次南巡，亲自考察，全面指挥治河，不惜投入巨资，彻底整治，终于将肆虐半个世纪的黄、淮河驯服，运河通畅无阻，实现了圣祖变害为利的战略目标。治河的成功，奏响了一曲人定胜天的凯歌。这不只是圣祖和他的能臣们的少数人的功绩，也是中国劳动人民创造性的一大功绩。
第四部分治河安邦治国（7）
治理黄、淮30年，就是治国的过程。黄淮治理成功之日，亦是天下大治之时。当然，除了治理黄淮，在全国范围内，还展开了对其他各有害河流的根治，如，修治了京畿地区的永定河、江浙地区的太湖，疏浚刘家、吴淞、黄浦三江等，在其他各省也在兴修水利，都取得了实效。《清代全史》，卷3，122~129页。这些大小工程大都是在康熙五十年前先后完成的。换言之，是在治黄淮的带动下，逐渐完成的。可以说，为害最大，也最难治的黄淮得到治理，突出表明天下已达到大治。
随着治黄、淮不断取得进展，水患得到控制，灾害大量减少，农业状况迅速得到改善，国家财富逐年增加，财政日益好转，百姓生活日见充裕。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地区，欣欣向荣的景象随处都可以见到。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圣祖刚刚结束对山西、陕西等七省巡视，他看到“畿辅、秦晋，民俗丰裕；江浙则较三十八年时更胜。”《清圣祖实录》，卷214，18页。次年，他向户部官员回忆“昨岁南巡至浙江”，亲“见其农桑遍野，户口蕃殖，闾阎气象，较胜于康熙三十八年巡幸之时。”《清圣祖实录》，卷217，17页。
四十三年六月，据山东巡抚报，“今岁春麦大获”，又询问从山东来的人，“咸云民生大有起色，不似从前被灾景象。此甚非易致也。山东百姓，今始获苏。”《清圣祖实录》，卷216，14页。
四十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