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乾盛世-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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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治河安邦治国（2）
北宋建都于开封，元、明、清三代皆建都于北京，粮食及其他物资取自南方，黄河的运输已失去重要意义，运河成为他们的命脉。以明代为例，至成化八年（1472年），每年从南方漕运400万石粮供应京师，自此以后，即以此数为定额。《明史》，“食货三·漕运”，卷79，211页。清初，到康熙五年（1666年），“国家每年挽运七省漕粮四百万石”，运至京师。《清圣祖实录》，卷18，20~21页。以后，长期保持400万石的数额。如果漕运中断，京师百官及军民的生活，就难以为继，陷入饥荒。所以，黄河与运河息息相关，治黄就是保障漕运畅通。如康熙四年三月，圣祖指示工部：“漕运关系国用，河道理宜严肃。”《清圣祖实录》，卷14，21页。次年正月，他对河道总督朱之锡说：“运河关系国家漕粮，”同时，也关系民生《清圣祖实录》，卷18，3页。。治黄保运，实系国家治乱，不能不列为治国的一件头等大事。
自明末崇祯以来，迄至康熙初年，将近五十年间，黄河频频泛滥成灾，为害日益严重。《清史稿》认为，黄河大患始于李自成率大军围汴梁（河南开封），决黄河水灌城。考之历史，李自成决河灌城，时在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正值秋雨连绵，黄河水旺。开封在黄河南十里。李自成久攻开封不下，即挥军决开黄河大堤，汹涌的河水，“势如山岳”，咆哮奔入开封，从北门入，穿城东南门而出，流入涡水（即今涡河），水骤长二丈，士民淹死达数十万！一座繁华的大城完全淹没于一片汪洋之中，仅有数处城堞时隐时现。黄河旧道“清浅不盈尺”，难容滔滔洪水，河水便四处奔溢，将归德城（今河南商丘）断隔在黄河以北（决水前，在河之南岸），邳州（今江苏邳县北）、亳州（今安徽亳县）以下皆被淹没。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李自成之乱”，卷78，1347~1348页。这次决黄河灌城，后果十分严重。因为连年战乱，黄河堤坝失修，自此以后，黄河“屡塞屡决”《清史稿》，“河渠一”，卷126，3716页。。
入清后，自顺治元年（1644年）夏，黄河又回到李自成决堤前的故道，由开封北，蜿蜒东流，经安徽、江苏等省，与淮河汇，历云梯关（今江苏阜宁西北）入海。同年秋，在温县（今河南温县）决口；
顺治二年夏，考城（今河南兰考北）、王家园决口；七月，又决流通集，洪水涌入运河，运道淤塞；
三年，流通集堵塞，黄河下流，势湍激，由汶上（今山东汶上）决入蜀山湖（今山东济宁北）；
五年，决兰阳（今河南兰考）……顺治时期黄河决口的记录，详见《清史稿》，“河渠一”，卷126，本书不一一列举。
经顺治之世，18年中，黄河几乎无年不决口！朝廷穷于应付，防不胜防。统一战争正在加紧进行中，朝廷实在拿不出经费，也难以调发流散的百姓，无力大治大修，不过是哪里决口，就在哪里整修一下而已，故水患无穷无尽。朝廷屡经讨论，建议不少，却不能实施。
圣祖即位后，河患有增无减。据统计，从康熙元年到十五年，黄河决口达69次郭松义主编：《清代全史》，卷3，11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平均每年高达4．6次！如，康熙六年（1667年），连续在桃园（今江苏泗阳）烟墩、萧县（今江苏萧县）石将军庙决口，继之，桃园黄家嘴已塞复决，其下游州县，“悉受水患”，尤其是连接运河的清河（今江苏清江市）全被洪水冲没。黄河下流被阻，洪水尽注洪泽湖，高邮（江苏高邮）水高几达二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九年五月，一场暴风雨，黄河与淮河并涨，形成数千里奔悍而来的洪峰，撞击高堰石堤六十余段，冲决五丈余，高邮、射阳等湖受黄、淮洪水合力灌注，高堰几乎塌毁。正值西风鼓浪，洪水行若疾雷飞电，一泻万顷，江都（扬州）、高邮、宝应、泰州（均属今江苏）田地尽没，兴化（江苏兴化）以北，汪洋一片，看不见城郭室庐。以上详见《清史稿》，“河渠一”，卷126，3718~3719页。洪水漫流，成一泽国。
康熙十五年（1676年）夏，大雨连绵，久下不停。黄河暴涨，洪水冲入洪泽湖，防湖的高堰堤坝抵不住洪水的冲击，决口34处。漕堤崩溃，高邮的清水潭、陆漫沟大泽湾，共决口三百余丈，扬州地区都被淹没在浩大的洪水中，“漂溺无算”，同年，宿迁（今江苏宿迁）的白洋河、于家冈、清河的张家庄、王家营；安东（今江苏涟水）的刑家口、二铺口，以及山阴（江苏淮安）的罗家口等地皆决口。《清史稿》，“河渠一”，卷126，3719~3720页。
从顺治到康熙十五年，33年间，黄河几乎年年决口，甚至一年中决口数次。从受灾记录看，其决口多集中在洪泽湖以东，黄河、淮河、运河的交汇处，具体说，就是扬州、淮安和徐州三府及其所属的高邮、宝应等七州县地区。因此，“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河）亦病。”《清史稿》，“河渠二”，运河，卷127，3770页。其“病”在“借黄济运”的180里水段不能通行，而临近黄、淮的运河段则被洪水吞没，运河堤被冲垮；洪水退后，留下大量泥沙，把运河淤浅，船不能行。黄河对漕运的危害至深，明以前，历代都没能解决这个困扰一千多年的大难题。清初有识之士，如水利专家靳辅充分认识到：“漕之患莫大于（黄）河。”《治河奏绩书》，“淮水”，卷1。朝廷也看出：“漕之通塞，视乎（黄）河，河安则漕安，河变则漕危，重漕故重河。”《清朝文献通考》，“经籍考”，卷223。
第四部分治河安邦治国（3）
面对黄河年年泛滥，一年比一年严重的灾情，圣祖深为忧虑，多次制定修治计划，却不能实施，主要原因还是资金不足，百姓贫困，治河夫役难以征发。自明崇祯末以来，数十年间黄河年年决口，原有的水利设施差不多破坏殆尽，欲重新修治，工程浩大，费用甚巨。康熙十六年二月，据工部尚书冀如锡报告，经他查验，前定修治计划均未完工，因“钱粮不足”所致。他证实，黄河南岸自白洋河至云梯关（黄河入海处）、北岸自清河至云梯关，及高家堰、周家桥、翟家坝、古沟诸决口处，其余溃坏单薄之垣，都应修筑；清口一带，运河被黄河泥沙淤塞，极需疏通。朝廷诸臣在讨论了他的报告后，一致认为：“黄运两河，关系运道民生，自应修治。”但一落实修治计划时，都感叹：“所费浩繁，一时难以并举！”最后，量财而出，“酌量要紧处先行修筑。”以上，见《清圣祖实录》，卷65，12~13页。
同年七月，新任命的河道总督（原任安徽巡抚）靳辅对修治黄河、运河提出了调查报告：“河道敝坏已极，修治刻不容缓！”他分为八疏，条奏治理措施，请示圣祖批准。圣祖以事关重大，命议政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掌印不掌印各官一起“周详”而深入地加以讨论。几乎动员了朝中所有大小官员、各机构会同讨论靳辅的治河报告，规模之大，人数之多，以往并不多见。可见，修治黄河及运河已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正如他们一致认识：“黄河关系运道民生，固应急为修理。”然而，他们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目今需饷维殷”，按靳辅的计划，每天需夫役12万有余，负担不起这笔浩大的经费开支。如从山东、河南等省招募民夫，这些穷困贫民远道而来，途中食用无资，还担心一些贪官污吏“借端扰民”，为害更大。他们提出：“应先将紧要之处，酌量修筑，俟事平之日，再照该督所题，大为修治。”圣祖即指示：“河道关系重大，应否缓修”，再由总督靳辅重新考虑，拿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清圣祖实录》，卷68，6~7页。
诸臣提到“需饷维殷”、“事平之日”大修，指的是吴三桂发动叛乱，朝廷平叛，正是用军饷的紧张时刻，所谓“事平”即指平息三藩之乱。进入康熙十七年（1678年），平叛的军事形势逐渐朝着有利于清军的方向发展，开始变被动为主动，在西北和东南二翼战线都取得了胜利，只剩湖南中路吴三桂叛军，势单力孤，已经陷入困境。参见拙著《吴三桂大传》，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随着形势的好转，全面治河也从这年正月开始。以新任命的河道总督靳辅为总指挥，实施治河的最新计划《清圣祖实录》，卷77，17页。，圣祖批准拨经费250万两白银，作为治河的费用《清圣祖实录》，卷71，7~9页。。
靳辅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专家。始于顺治九年出仕为官，考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内阁中书等多种职务，最高职务做到安徽巡抚，再升任河道总督。他治河的指导思想，亦如他所说：黄河与运河应为一体治理。运河漕运受阻，大多都是河道变迁造成的后果。他批评历代治河的人，多尽力于漕运船经行之地，其他决口，则认为无关运道而加以忽视，以致黄河河道日坏，运河之道因之日梗。因此，黄、运相关之处，断不容忽视。概括他的治黄思想：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清史稿》，“河渠二”，卷127，3770~3771页。，也是朝廷的基本目标。
在靳辅主持治河，“各工并举”之时，清军平叛节节胜利，自康熙十八年展开总反攻，至二十年冬攻占昆明，八年内战宣告结束。紧接着，二十二年（1682年），进军台湾，郑克塽降清。圣祖对此十分欣慰，对朝廷诸臣说：“今四海太平，最重者治河一事。”《圣祖仁皇帝祖训》，“治河一”，卷33。展开了大规模的治河。他说到做到，即于康熙二十三年九月，离京首次南巡，亲临治黄工地，阅视河工。这三件大事，具有象征意义：以平叛胜利、收降台湾为标志，自明末以来的全国大乱至此告终，正式开始了由大乱转为大治的历史进程，换言之，两大战争的相继胜利，为“盛世”的到来举行了一次威武雄壮的奠基礼，而圣祖首次南巡，旨在向全国臣民宣布，自此国家全面转入经济建设，大治天下，即从“治黄导运”入手，兴利除害，确保中原及江南重点农业区风调雨顺，免受黄河之害，漕运畅通，所赖南方财富源源北上，以足国家财赋的收入。这一战略的实施，实质也就是治国的开始，为实现“盛世”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
继首次南巡之后，圣祖分别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四十一年、四十二年（1703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1707年）南巡。他一生中共六次南巡，都为巡视堤工，亲临工地指导治河而来。他首次南巡，途次郯城（今山东郯城县），即向漕运总督邵甘、河道总督靳辅阐明此意：“黄河屡次冲决，久为民害，朕欲亲至其地，相度形势，察视堤工。”《清圣祖实录》，卷117，6页。几天后，到达桃源县众兴集（今江苏泗阳），巡视黄河北岸诸险工，察看后，对靳辅说：像萧家渡、九里冈、崔家镇、徐升坝、七里沟、黄家嘴、新庄一带都是紧要之处，甚为危险，所筑长堤与逼水坝，须时加防护。看来运道之患在黄河，防御河患全凭堤岸，一定要有南北岸两堤，修筑坚固，可免决口。今诸处堤防，虽经整治，还须加厚增高，以防未然。他又说，如宿迁、桃源、清河上下，旧设减水坝，意欲分流，泄其水势，使堤岸免被冲决，又使下游疏泄，不改淮弱黄强，清河喷沙的忧虑。但需筹划精详，措置得当，“使黄河之水，顺势东下，水行沙涮，就永远不会雍塞决口，一劳永逸，河工可告成也。”《清圣祖实录》，卷117，7~8页。他继续南行，经天妃阁（清和县属）、高邮湖、淮安等，直抵南京。沿途有河工处，必亲自视察，经高邮湖，看到民间田庐多在水中，即登岸，沿堤畔步行十余里，召见当地贫民，询问受灾的原因，掌握第一手资料。在北返时，舟泊江都县邵伯镇，命吏部尚书伊桑阿、工部尚书萨穆哈“往视海口”。他指示说：高宝等处，湖水下流，原有海口，因年久沙淤，以致壅塞。今将入海故道疏通，可免水患。又经天妃闸时，于黎明时舍舟登岸，视察高家堰堤工。他看了看地形，对靳辅说：此段地势高于宝应、高邮诸河数倍，前人已于此筑石堤拦水外溢，关系最为重要，须年年防护，不可轻视。经清口、桃源县北关、宿迁等处，圣祖必亲自阅视，提出他的建议，嘱以应做之事。《清圣祖实录》，卷117，8~21页。
第四部分治河安邦治国（4）
时节已是阴历十月底至十一月初，按阳历算，已到了12月初，天气寒冷，圣祖不避寒风，走一处，看一处，征询当地人意见，随时同靳辅交换意见，发出指示。在以后的五次南巡中，他都是亲自做调查，甚至自行测量工程质量，所提的意见，治河的办法，无不切中实际和要害，常常使治水专家靳辅惊讶和信服。圣祖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做到这种程度，今人也不能不表示钦佩。他这种孜孜求治、不辞劳苦的实践务实精神，不厌其烦地向治河大臣们阐述他的治河见解，是十分可贵的。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
圣祖对治河的情况了若指掌，尤其精通治河的技术，他如何得到的？他对靳辅说出了这个秘密。他说：“朕向来留心河务，每在宫中，细览河防诸书及尔屡年所进河图，与险工决口诸地名，时加探讨。虽知险工修筑之难，未曾身历河工，其河势之汹涌患漫，堤岸之远近、高下，不能了然，今详勘地势，相度情形”，就都明白了。《清圣祖实录》，卷117，7页。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治河中，虽说有靳辅、王新命、于成龙、董安国、张鹏翮等相继担任治河工程的一线总指挥，但治河的总方针、总原则、指导思想，以及具体办法、措施，甚至一些细枝末节，都由圣祖同他们研讨，作出决策，有些是他们提出来的治理办法，亦由圣祖反复考虑后，予以批准。同时，还经常纠正他们计划的不足或失误。在治河长达30年的岁月里，圣祖亲自视察六次，完全掌握实际情况，因而有发言权。实际上，圣祖做了治河的总指挥。康熙二十一年，当开始大举治河时，圣祖参酌古今，就提出了他独到的治河指导思想。他说：“古者治黄河者，惟在去其害而止，今则不特去其害，并欲资其力，以俛运漕粮，较古更难。”《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他把兴利与除害结合起来，因而正确地指导治河，当黄河治理成功之日，也是为国为民大兴其利之时。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圣祖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正确的。
在圣祖这次南巡前夕，靳辅主持的治河第一期工程已基本完成。据内阁学士席柱报告，他曾亲见治河的实况，认为“河道颇好，漕运无阻”，他回来时，“见宿迁地方，将水分排筑堤，共计五堤，其二堤已完，三堤正在修筑。水盛时，开闸以杀其势，令其循堤四散分流，无冲决之患。”给予了高度评价。
圣祖说：“今河工已成，水归故道，有裨漕运商民。”他提到四年前，即康熙十九年，靳辅治河才二三年，黄河尚未全部回到故道，一些大臣很不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