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1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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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科学朝着正确的目标发展，扩大对于全人类谋利益的知识范围，而不是去阻止科学本身的
发展。因此，正确的问题是：每一个科学家为实现这一任务能够做些什么？科学研究人员确
切的职责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科学的发展作为一个世界规模的历史过程来看待的话， 我回答说，
” “那么
你的问题使我想起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老问题。任何一个领域，个人总是可以更替的，这
看来是毫无疑义的。如果爱因斯坦没有发现相对论的话，它将迟早被另外什么人发现，也许
是彭加勒，或是罗仑兹。如果哈恩没有发现铀裂变，也许在几年之后费米或居里会发现它。
我不认为，如果我们这样来认识问题，就是贬低了个别人的伟大成就。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我们不能说，那些做出决定性发现的科学家对于科学发现的后果所承担的责任，要比以往曾
为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其他科学家更大些。历史是会把先驱者摆在恰当的位置上的，而且
他迄今所做的一切也仅仅是历史赋予他应该履行的职责。作为一种结果，他或许有能力对他
的科学发现及其后来的进展产生一点重大影响，但也不过如此而已！事实上，哈恩总是强调
指出铀裂变的全部应用应该有利于和平的目的；在德国，他也一直坚持反对把原子能应用到
战争中去的任何企图。当然，他的这一切努力并没有影响美国的发展。
”
此外，弗里德利希继续说：“我们大概有必要明确区分一下发现者和发明者的概念。一
般说来，发现者在他的贡献应用于实际之前，是不能够预测出它的实践后果的，以致有的要
经过很多年，才能应用到实际中去。例如伽伐尼和伏打对电机工程后来的进展就完全不知道，
因此对后来成果的滥用，丝毫也不能要他们负责任。而发明者似乎是处于与此完全不同的位
置上，他们在心目中有一个明确的实际目标，并能评价这个目标的利弊。因此我们可以明显
地掌握发明者对他们的成果应负的责任。然而，确切地说，正是发明者才能够充分地为社会
造福，而很少顾及自己的利益。例如，电话的发明者了解到社会迫切需要加速通讯联络。同
样，火器的发明者，可以说是按照社会军事力量迫切要求增长的命令而付诸行动的。至少只
要发明者和社会都不能预见到他的发明的全部后果时，那么仅仅把责任加于他们哪一个都是
不公平的。例如，发明了一种农用杀虫剂的一个化学家，他所能告诉你的由于应用他的农药
而引起的关于害虫总体变化的最终结果，远不及一个农民所说的多。总之，我们对科学家个
人提出的要求仅仅是，他应该力求把自己的目标放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之上，以及他不能轻率
地为着少数人而去危害多数人。我们所能真正地要求每一个科学家的全部事情是，他应当审
慎地注意到科学技术进步所必须遵循的体制，即使这样做似乎与他眼前的爱好不相符。”
“如果你想在发明和发现之间划一道界线，那么像原子弹这一最近的和最恐怖的技术进
步的产物，你应该把它列入哪一类呢？”
“哈恩的裂变实验是一个发现，而原子弹的制造是一
个发明。在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物理学家们是发明者。他们并不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按
照一个急于使其军队获得最大打击力量的战争集团的公开的或不公开的命令而行事的。你曾
经说过，单就心理学上的原因，你不能想像美国物理学家能这么专心致志地去生产原子弹，
只是在昨天你才勉强地相信了广岛事实的真相。现在，你怎么看待我们在美国的同事呢？”
也许美国物理学家们害怕德国首先制造出原子弹，而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铀裂
变是哈恩发现的，而且在希特勒驱赶一大批最有能力的物理学家之前，德国的原子物理学已
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拥有原子弹的纳粹获胜，必将被看成是—个如此十分可怕的威胁，
以致一切旨在制止原子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行动看来不无道理。如果我们能考虑到发生
在集中营中的一切，我认为我们谁都不会真的去反对它。毫不怀疑，在欧洲战争结束之后，
许多美国的物理学家曾经劝告人们不要去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但是那时，他们拥有决定性
的发言权的时间并不长。在这方面，我们也不必认真地去批评他们，因为我们中有哪一位能
为了上述原因阻止我们的政府去犯罪呢？我们不知道这些罪行的详尽程度这一事实，并不构
成求得谅解的理由，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揭发它。
“最有害的看法在于把犯罪看做是不可避免的。纵观历史，人们曾经按照‘强权就是真
理’的原则行动。或者，以更露骨而又荒唐的方式宣扬，只要理由正当，可以不择手段。这
样，我们能做出什么抉择以抵制这种偏见呢？”
弗里德利希回答说：“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可以期待发明者的目标能符合人类技术进步
的广阔方面。让我们考虑这个观点的含义吧！在经历一场巨大灾难之后，人们倾向于对此尽
早做出评论。这时他们可能会说原子弹已促使战争很快地结束，那里也许已经有更多的受害
者允许屠杀以较缓慢的方式进行，我认为，你自己昨晚就曾提到过那个争端的问题，但是所
有的估计仍是很不令人满意的，因为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预见原子弹的政治影响。难道说
由于原子弹而引起的灾难不该为今后需要付出更大代价的战争铺平道路吗？新的武器不会带
来各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就是说，一旦所有的大国都拥有原子弹，那么要改变军事力
量的对比，能不以无数生命的牺牲为代价吗？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这些发展，因此所有
这些关于均势的议沦只不过是空谈。可是我们为什么不从与此完全不同的、我们经常讨论的
原则，即手段选择是确定一种事业还是否合乎正义的原则出发去考虑问题呢？”
我回答说： 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数量越来越少的超级大国的不断扩张。
“
这一结果将是空前规模的权力集中，这样，我们仅能期望给予个人和个别民族的行动自由。
这方面的发展在我看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世界最终进入更加稳定的秩序
之前是否不会发生许多新的灾难。总之，我们可以认为，在这次战争之后，少数超级大国将
尽可能地扩大他们的势力范围。而要实现这一点，他们只能在彼此间的共同利益以及社会制
度或他们赞同的社会准则的相似性基础之上建立联盟，否则就得通过经济上的控制以及政治
压力的手段。每当一个处于某霸权国家势力范围之外的弱国受到某一强国的威胁或压迫时，
该霸权国就可能给予支持，以便增强自己的影响。这就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去看待美国在两次
世界大战中的干涉，并且现在还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倾向即将结束，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
还要去反对这种倾向。”
“当然，有些人会给所有这些从事于这类扩张主义政策的大国打上帝国主义者的标记，
但是在这里，比起其他地方更多的手段的选择，在我看来是更明确的标准。一个大国在同外
国的交往中，不动用大棒，而宁愿选择正常的经济和文化手段，并尽量避免干预邻国的事务，
往往比起公开使用武力的国家更少受到公开的指责。而且大国实行的那种避免所有非法的强
制形式的政治制度，很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模式。
现在很多人已逐渐把美国看做是一个自由的堡垒，认为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个人能够最充分
地发展他的个性。人民享有完全的言论自由。重视人的首创精神，尊重个人的见解，对待战
俘比大多数国家要好些。所有这些，以及很多其他事实已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应，希望美国的
政治制度能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需要的模式。美国政府在其决定是否下命令在日本投下原子
弹的时候，本应记住这一希望。我担心由于使用原子弹，这些希望已遭受沉重打击。现在美
国的所有的竞争者将发出对‘帝国主义’的声讨声，而且他们的呼声必然产生重大的影响。
恰恰因为取得胜利不再需要原子弹了，因而它的使用会被看做是一种赤裸裸的武力炫耀，所
以要理解我们怎样才能从这里走向真正自由的世界制度确实是困难的。
”
弗里德利希重复说：“换句话说，你确实认为原子弹的技术前景，本应从更为广泛的方
面进行评价，也就是说，作为不可避免地导致统一的世界制度的确立的科学技术发展总进程
的一部分来估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很清楚，当胜利已经有了把握的时候，无
论如何，使用原子弹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它削弱了人们对美国的美好诺言的信任，引起了他
们对美国世界使命的怀疑。虽然原子弹的存在并不构成灾难，但这却有助于政治上取得完全
独立仅局限于少数经济实力很强的大国，而一些弱小国家则会丧失它们的某些独立。但这并
不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可以看做是为了普遍改善生活条件，我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然而，我们正偏离了现实的问题。当我们生活在一个观念、感情和错觉充满冲突的世
界里的时候，个别科学家仍然关心着技术进步的行为真叫人感到迷惑不解。我们在这个问题
上的观念看来是相当模糊的。”
我反驳说：“我们不过是赞成个人解决一个科学任务或技术任务罢了，不管该任务如何
重要，都必须尽力去考虑它的较主要的结果。而且事实上，他要是不这样做的话，那么第一，
他为什么这样努力呢？其次，如果他考虑的因素越是全面，他就将越发容易得到正确的答案。”
“既然那样，假如他想成为最好的人，而又不只是停留在美好的愿望中，那么他就可能
在社会生活中不得不扮演一个更审慎的角色，并设法在社会事务中取得更多的发言权。也许，
我们应当欢迎这种倾向，因为由于科学和技术的进展符合于社会利益因而对此负有责任的人
将会被赋予比他们通常享有的更大的权力。显然，这并不意味着物理学家和技术专家们能比
政治家做出更好的政治决策。但是科学工作本身就教育他们客观地、真实地，而且更重要的
是全面联系地考虑问题。因此他们可能会把符合逻辑的、更客观的以及更尊重事实的方法引
用到政治方面。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谴责美国物理学家，因为自从他们
听任别人做出使用原子能的决定以来，他们一直未能坚决地公开地发表谴责意见。因此我根
本不怀疑，对于他们来说，从一开始，使用原子弹的罪恶结果想必是相当清楚的。
”
“我不知道‘谴责’这个词用在这一意义上是否适当。我仅仅感到在这一特殊方面我们
碰巧比大西洋那边的我们的朋友更幸运些。”
科学…伪科学：界限何在？
纪树立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朱新民、申先甲主编《中
国兴起的潜科学》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在日常生活中，您也许会有这样的经验，有些东西本来似乎明明白白，毫无问题，但是
一经追问，反而模糊起来，说不清楚了。而且，越是深究，似乎也就愈是模糊，愈说不清楚。
科学是什么？伪科学是什么？可能就属于这一类的问题。无怪乎有位科学家谈到这个问题
时，竟然引用了老子的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0 世纪以前，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科学就是经验的归纳或者理性的推论（最
后也要得到经验的支持）；相反，凡是不符合经验或者违背理性的，就是谬误和虚构，就是
伪科学。科学…伪科学的界限，黑白分明，不容混淆。
这样的“两分法”，看上去简单明了，可惜实际情况却往往要复杂得多。立即可以提出
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符合于经验呢？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总是符合于人类从诞生以来几百万
年中所积累的经验吧，但是为什么反而不科学呢？而违反人的直接经验的日心说倒是科学
呢？“两点之间最短的是一条直线”，这总是人类理性所最易于理解、最清楚而明确的其理
了，但是现代数学为什么又偏偏反对这样的显而易见的真理呢？在这里，事情好象刚刚反了
过来：符合经验或者遵循理性的，恰恰是不科学的、逆情悖理的，倒是列学的。这又是什么
道理呢？
在原始的宗教世界中，只有“神”和“魔鬼”
。在小孩的眼里，只有“好人”和“坏蛋”。
人类对一切事物的认识，一开始往往先要“定性”：要么是白，要么是黑；要么是善，要么
是恶；要么是美，要么是丑；要么是真，要么是假等等。在科学的幼年时期，科学的各个复
杂的侧面还没有充分展开，人们只能笼统地看到科学…伪科学的基本区别，从而促使人们首
先寻求某种划分界限的简单的经验标准或理性标准。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幼稚的，反映
了神学的残余：要么是真理，应受赏赐；要么是邪恶，应遭天罚。尽管从十七世纪以后，科
学家逐渐代替了神学，科学家逐渐代替了神父和先知，却未能一下子摆脱这种神学的残迹。
于是，科学也成了绝对正确的教义，谬误尽管不一定再作为“异端邪说”或“妖术”送上火
刑场，却仍然要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到 19 世纪末，随着整个牛顿力学基础的崩溃，科学…伪科学这条绝对分明的界限也开始
松动起来，它们之间，除了“非此即彼”，还要适当承认“亦此亦被”。于是，廿世纪以来西
方哲学家也都断然放弃了科学绝对正确的高超理想，相应地也放弃了凡有错误就是伪科学的
严峻态度。他们把科学…伪科学的界限放松到达样的程度：凡不是纯粹的思辩而包含一定经
验内容的、因而可以受经验检验的，也即可以为经验所“证实”或“证伪”的，就是科学的；
凡是不经受检验的、即不可“证实”或“证伪”的，就是非科学或者伪科学。这就是说，科
学…伪科学的界限并不在于理论是否与经验相符合，而在于其中是否包含可用以解释某些已
知现象并预测某些未知现象的经验内容。即使后来有的现象它解释不了，或者预测错了，例
如亚里士多德力学、托勒密地心说、燃素说、热质说等等，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们仍然包含一
定的经验内容，仍然可解释或预测某些经验事实，因而仍然是科学。而且，正由于科学理论
只能包含有限的经验内容，又总是注定了要为新的经验所否定，因而也可以说它们又总是具
有“潜在反证，或者潜在谬误。从这点看，这不仅不是科学理论的缺点，而且恰恰表明它的
科学性之所在。总之，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科学也同样不是绝对完善的终极真理，同样
难免真伪混杂，是非难辩。它已永远失去了那绝对真理的神圣光圈。
那么，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