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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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起伏跌宕，相当深刻。既没有夸张、做作，也没有简单化。看得出，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体验细致深入，敢于接触乡村生活中复杂矛盾，而对自己所写题材、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掌握熟稔，成竹在胸。由此我想到菡子这个作家的实力。此后她来编辑部作客，葛洛正式向我们介绍，她就是我钦敬的女作家罗菡子。
上世纪50至60年代，菡子给《人民文学》杂志写过不少稿子，她不仅写小说，也擅长写散文。她的散文讲求抒情，贴近生活，总是以情感真挚、亲切，细节生动，而感动人，产量比小说为多。她发表在该刊的小说，当年有两篇最有影响。一是在1961年12月面世的《前方》。是一首颂正义战争、颂前方的抒情浪漫曲。作者的写法在那个年代堪称新颖别致（虽说明显可以看出某些苏联小说的影响，那个时代作家们较习惯从苏联作品汲取营养）：作者以第二人称的“你”来建构自己的小说，讲述战争年代作者极易熟悉的一位在战地任务频繁，执行救死扶伤的年轻女战士的革命情怀。她永远向往前方，因为那里有自己最亲的人和战友们；因为不断推进的前方，意味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取得进展。在战争进行中，突然前方亲人的信息中断了。作者动情地写了部队政委来告诉她“这不幸的消息”，亲昵地问她“小陶，你还去（前方）么？”但是“你”坚定地说“去”，紧紧握着政委的手……作者继续写道：前方，前方！那壮丽的目标，全部音符中的最高音，仍然是我们战斗行进中的基调，在通向前方的路上，“你”又看到了胜利：济南战役王耀武被擒……早晨的薄霜随着人们的脚步升起了，田野里散发着暖气和清烟，“前方”到了。部队几乎列队欢迎“你”，许多人在阳光里站着。“你”忽然想到，一个人倒下了，是为了许多人这样站着。一个巨大的人———中华民族在东方站起来了……作者就这样完成她的战争抒情，完成小说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作品篇幅不长，而它的抒情笔触，战地亲人、战友间浓重的人情味儿，和精心营造的像一泓清水似的让人流连忘返的氛围、格调，是那时许多小说所无的。最先指出菡子这篇新作小说优长点的，是诗人、散文家徐迟。
60年代初期，我去武汉看徐迟，向他约稿。徐迟说：你们刊物最近发表的菡子的小说《前方》，我读了很受启发，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我正在酝酿以两个非凡人物的真实素材为原料，加上虚构成分，写一部作品。写什么人、怎样写，先不告诉你们；但我有信心把它写出来，将来寄给你们发表。我们真没想到菡子这篇小说对作家徐迟营造他的新作竟有那样大的影响。果然，数月之后，1962年第2期发表了徐迟赐寄我们《祁连山下》上篇，是以敦煌壁画守护人、美术大家常书鸿在敦煌的业绩为素材，精心创造的作品。我们将它作为头条作品发出。这篇正面写知识分子的佳作，有的读者说它是“空谷足音”。然而，若没有《前方》的启示、触发，或许徐迟不会这么快写出《祁连山下》。
菡子（2）
1961年上半年，那个比较宽松的年头，正当我们缺少真正“叫座”小说时，菡子赐给我们的另一篇佳作是《万妞》。这篇作品发于《人民文学》1961年第6期的头条。
1957年以后，作协有的专业作家下放外省市，菡子就是其中一个。对于热爱生活的菡子，我想她去安徽可能是她自愿选择的。菡子的老家是江苏西南部属于江南的溧阳，但她的第二故乡应该是安徽的皖南、淮南，因为战争年代，她很长时期生活、战斗在这一带，与那里的乡亲们结下很深情缘。听说菡子初到安徽时，曾在宣传部任职，各方面对她的观感、评价很好。然而我1959年去合肥，正值“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狂飙刮过之后。我去看菡子，感觉她的处境不那么好。听当地友人说，她是讲真话而受到某种错误批判。因为心绪欠佳，她不再像在北京时，见到熟人那样兴高采烈，而是相当沉闷，似有难言之隐。说到创作，她说现在要学习文件，可能还要下去，暂时不好考虑。然而菡子这位创作有心人，似很难真的放下她经过酝酿、构思，正在进行的作品。这位视创作如自己生命的作家于艰难中仍在奋力前行，准备拿出最好的作品，献给她一生钟爱的战友、乡亲。《万妞》这篇力作，恰好成稿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是为纪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老战友而作。而在一年多之后才拿给我们。我始终觉得《万妞》是一篇非常独特，真正用爱、用情感来感动人的作品。古往今来令人百读不厌、最好的文艺作品无不具备这样特点。但在阶级斗争盛行年月，情感和爱，有时反被视为错谬。《万妞》的故事再简单不过了，战争年代，一对普通的农民夫妇，收养了新四军部队留下的一个小女孩，她名叫万妞。虽说他们自己生育了好些孩子，家庭经济绝不富裕，这对善良夫妇仍然非常疼爱在他们的小孩中排行第八的这个最小的女孩。国民党军队进进出出，兵荒马乱的时候，他们加意保护一个兵痞扬言要杀的这个“小新四军”。十年过去了，小女孩已经懂事，更惹人爱。养母一向认为小万妞是她最爱，家中不多她一个，却绝不能少。养父惦着女儿的未来，遂去军区寻找万妞的亲爹妈，却没找着。军区的人建议送这个11岁的小孩上子弟小学。养父已经答应正月初八送她上路。就是这一消息，掀动了这老俩夫妇心底的万丈波澜。老俩夫妇想事情的角度虽有不同，但在送女儿出发前夕，洒向这个非亲生女儿身上、心上的却全都是爱，无尽的爱。有时有点私心，却真正是博大的、厚重的爱，就是这爱，也无尽地沁入读者的心。菡子的特性，正是她自己对值得珍惜的往事，对战友，对战争年代去墨痕支援战争、支援军队的乡亲们的执着的爱，精心营造了这篇动人的小说。
菡子曾长期过着一人独处的生活。据我了解，50年代初期，她到北方来，那时已与她对象，一个艺术家分居。其后对一文学家，彼此产生了爱的激情。然而那位先生是有妇之夫，在当年那个高扬道德情操的氛围中，加上菡子本人的个性也是追求纯洁完美的（菡子原姓罗，她的名字是抗战初期自取的。菡萏者，荷花的别称，“出污泥而不染”，这是菡子一生追求的），这种爱情注定是短暂的。后来虽再婚，但个人生活仍然是清苦淡泊的。然而她的爱是广泛、深入的，她有许多的文友、乡亲。她爱她的朋友、乡亲，她常同他（她）们切磋、交流。她视表现她爱的乡土乡亲的文学创作为自己的生命。
菡子已逝，但她用生命、用爱创造的散文、小说，将长久留下来。
2003年12月13日写完
12月15日略作修补
12月19日再改
（载《传记文学》杂志）
昙花一现的老作家刘盛亚（1）
1956年，1980年，昙花一现的老作家刘盛亚
新中国成立前有一位早慧的，作品具有个人特色而又颇为多产的作家名叫刘盛亚。193５年春，北平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发表一篇写老北京一家有名气的镖行镖师曲折人生的小说，题目叫《白的笑》。作者写这位曾当过清廷御前侍卫的镖师最后的结局却是沦落到汉口街头卖艺，每日只赚两毛钱，被迫到一个大户人家打劫，被人家用子弹射死。死后脸上“浮着笑，也许是哭”，反正是与他相依为命的儿子从未见过的“白的笑”。这就是作品名字由来。无论是小说的取材或叙述、表达，都给人留下较为别致的印象。作者刘盛亚，那年才20岁。他本是重庆人，少年时随父（名刘运筹，北平农学院院长）旅居北平。就在这年他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1938年回国。回来后即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连载揭露德国法西斯的随笔《？畚字旗下》。其后他回四川办过文艺周刊，在郭沫若支持下出任群益出版社总编辑，在武汉大学（抗战时由武汉迁至四川嘉定即今之乐山）、四川大学执教，译过歌德的诗，改编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为话剧《钟楼怪人》。而他在抗战期间完成的最具影响的小说，则是中篇《小母亲》和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夜雾》。《小母亲》写的是战时德国的生活，讽刺、揭露纳粹德国从精神、肉体上残害青年的罪行。《夜雾》1945年由群益出版社出书后，曾在国统区相当流行，它描写的是旧时代北京京剧伶人的生活命运，故事迷离曲折，哀婉，写了人性的复杂；语言表达，贴切生动，看出作者非常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前，1947年，上海怀正文化社出过他的中篇小说《水浒外传》。1949年3月，上海春秋出版社还出过他的另一部长篇《地狱门》。
建国后刘盛亚也就三十来岁。但这样阅历、岁数的人，作为文学期刊的编辑，我们称他为老作家。刘盛亚是自己家乡重庆市作协分会理事、西南师范学院教授，还兼任民盟四川省委文教委员会委员，自然是我所在那家国家级文学期刊《人民文学》的组稿对象。
刘盛亚最风光时候是1956年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那些日子。中国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刘白羽同志曾专程去成都、重庆拜访那儿的老作家，像成都的李劼人，还有就是重庆的刘盛亚，是颇引起白羽注意的。记得归来后，白羽同志给机关工作人员讲话专门讲到西南的这两位老作家。他讲刘盛亚这位老作家创作热情很高，他只比我（指白羽自己）大一岁，今年41岁，还算年轻。他经常下去了解新的生活，访问生产战线的劳动模范，同时他还有许多过去的时代生活的感受。这样的作家创作潜力是很大的，编辑部应将这些作家作为重点组稿对象联系。我在的编辑部当然响应白羽同志号召，我们向刘盛亚写信组稿不止一回，他也回了信。我印象他那时好像在写四川一位木工劳模的传记故事。他回信说一时还顾不上给我们写短篇。在1956年，我们未能组到刘老作家的稿子。
未曾料到的是，第二年反右，刘盛亚被划右派。他的名字从我们联系名单中被除掉。此后再没他的任何消息。1963年我去成都、重庆组稿，不免打听刘盛亚的下落。蒙当地作协一位做联络工作的朋友告知我，刘盛亚早已不在人世了，1960年他死于峨边的劳改地。我吃了一惊，却无话可说。他死时不过45岁，正处壮年呀。数年后我去过峨边，属凉山区，山高，路险，水险，比较荒凉，寒冷。居住那里的彝族同胞生活相当艰苦。
上世纪80年代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界许多冤案已经平反。可是早早过世的作家、艺术家们是否安魂于地下呢？即使不搞什么平反仪式，亲朋好友们也期望人们能记起他们。
1980年上半年，我很熟悉的，常给我们赐寄短篇小说的黑龙江省专业作家、四川籍老作家巴波同志，忽然寄给我一篇刘盛亚的短篇遗作。他信中话不多，我完全能领会，这是对这位作家同行、对读者仍存有印象的刘盛亚的一个纪念。我自然高兴，立刻将刘盛亚这篇不长的遗作看完。老作家的笔墨，是从一个小角度来写当年成立农业合作社的新气象的，一读便知是50年代中期鼓吹“合作化高潮”那阵子，作家对现实形势的好意认同。说不上是什么名篇佳构，但小说至少反映了作家当年的某种心态。联想到作家其后的遭遇，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多年之后有这么一篇遗作面世，供世人了解；亲属、朋辈也得到一点慰藉，我觉得这应是可行的。我和同事商量后决定将刘盛亚遗作送呈代理主编张光年同志审读，请他定夺。
1980年6月23日，我收到光年同志写给我的信。信件原文如下：
光群同志：刘盛亚同志这篇遗作，我看不适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这要从大多数读者（订户）的需要来考虑。作者的立意是很好的，但是一篇描写农业高级社成立时社员美好感情的作品，经过二十多年来我国农村巨大变革之后，倘非上乘之作，要使今天的读者感到兴趣，那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良好意图是要纪念这位作家，如果效与愿违，那就反而对不住这位作家了。你看，是否请巴波同志采取别的方式，譬如说，写一篇怀念亡友的散文？至于这篇小说，在四川刊物上发或编入文集，效果可能好些。
昙花一现的老作家刘盛亚（2）
光年的看法可能有他的道理，我们服从了。于是将刘盛亚遗作退交老作家巴波。后来刊物也未发表纪念刘盛亚的文稿。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错过了一次使刘盛亚遗作与读者见面的机会。此事又过了这么多年，心里总是有点难以释怀。写此短文公之于众，供读者们辨析吧。
2004年12月28日完稿
雷加（1）
—一个追赶时代脚步的作家
北京某报一位副刊编辑约我写点有关当代作家的短文。我的记忆库里立刻涌现几位我较熟悉、但从未写过的作家、艺术家、编辑出版家的身影。首先我要写的是今年88岁，差不多经历了一个世纪风雨，见过许多世面，现仍健在的北京市老作家雷加同志。
雷加是辽宁边境城市安东（建国后改为丹东市）人，青年时代的生活就很不寻常。毕业于东北大学边政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不甘心当亡国奴的雷加流亡关内。1932年12月8日，日军攻打上海闸北的炮声响起来了，17岁的热血青年雷加立即赶赴上海参战。1935年为了考察这个敌国的国情、民情，这位爱国志士东渡日本留学。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回国后的雷加先去华北敌后八路军部队访问半年；后又艰苦跋涉，于1939年抵达抗日堡垒延安，在延安文化协会就任秘书长，自此开始了他用行动，也用笔记录、见证这个伟大时代的，非常充实、熠熠生辉的生命里程，一直绵延到上世纪90年代、本世纪初的耄老之年，从未停歇。
我认识作家雷加，大约有半世纪之久。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在全国文协（中国作协前身）的《人民文学》杂志工作，那时刊物正在选载雷加长篇新作《春天来到了鸭绿江》（《潜力》三部曲第一部）。一位作协老同志告诉我，作品中的厂长杨行健就是雷加本人，他是东北最大的造纸厂安东造纸厂的厂长。八·一五（指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之后，他是从陕北出发最早进入东北的干部队伍中的一员，亲身参加了接管工厂、后又撤退，又光复、恢复生产，重建工厂的全过程，所以只有他方能最早写出囊括活跃在工厂的各色人物，从领导干部到技术人员、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等这样大视野、多部头的小说。一天雷加来作协开会，并看望他的老朋友们，我这才见识了雷加，一个身材魁伟，相貌堂堂的中年人。雷加那时并未在作协当专业作家，而是深入实际，做工作，已调北京轻工业部，任造纸处处长，家住右安门那边。他完全是“少壮派”作风，不坐小车，来往京城各处常是自如地骑上自行车。因为雷加是管造纸的，所以当印书、印杂志纸张短缺时，作协有关部门未免求助于雷加这个“内线”。
雷加是这样的作家，他爱生活、爱人民，随时不忘一个作家必须深入生活，或做工作，或专心致志为人民写作。建国以来，他与作协频繁的政治运动保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