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小说集-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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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恋人。我母亲也不知道。但我父亲的几名学生却知道，也不知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肯定是你父亲对他们讲过。”
“我想也是。当教师、教授、导师的人，有些事，从不讲给家人听，却会讲给学生和弟子听，而且毫无隐瞒。是我父亲的那几名学生往台湾写的信。你说他们不是多事吗？”
我说：“你也不必埋怨他们，他们无疑是出于善意。”冉说：“那女人如今成了一位富寡，子女都在美国商界，她只和一位老佣人住在台北。写小说，算是位女作家，和三毛和琼瑶，都有挺亲密的交往，她专程从台湾赶来，目的只不过是想赶上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住下后，一听说父亲并没死，不用说是很惊喜的。又听说父亲的处境狼狈，她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她有责任拯救父亲于水火之中。当天就有人替她往我家挂电话，父亲接电话时很激动。我几乎没见到过父亲有那么激动的时候，他握着听筒的手都在发抖，脸上忽然地容光焕发，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多岁。放下电话就擦皮鞋，穿上最体面的一
套西装就出门。那天是星期天。
母亲很诧异，问父亲哪去？父亲含含糊糊地说去看一个人。母亲有些困惑，也有几分疑心和不放心，派我暗暗跟着。在公共汽车站父亲发现了我，不许我跟着，后来又同意我跟着了。
当他和那个台湾来的女人见了面，我立刻就看出他们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但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我当时也猜不着。他们互相问候了几句，再就不说话了，彼此默默地望着。他们那一种目光，都含情脉脉的，如同一对儿久别重逢的情人。我觉得陪坐在一旁挺不自在的，借故离开了房间，坐在前厅等候父亲。两个多小时后，父亲才出现在前厅，父亲脸上的晦气一扫而光，仿佛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踌躇满志又相当自信的人似的。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和那女人究竟是什么关系？父亲很坦率，他承认是他青年时代的恋人。我又问父亲此刻心情如何？父亲说两个字足以表达——幸福。这一种回答差点儿使我哈哈大笑起来。我接着问父亲有何感想？父亲一边走一边背了一首李商隐的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父亲顶喜欢李商隐这一首诗，以前也常背诵的，所以连我也能背下来了。但是那一天我听了之后，心里好生的别扭。我挺替我母亲难过的。和那个台湾来的女人比起来，我母亲显然是丑妻，胖得不成体统，每天跳迪斯科也减不了肥，性情也乖张。人家那个台湾来的女人，风韵犹存，谈吐相当儒雅。虽然也快六十岁了，但仍女人味儿十足，还浑身具有那么一种浪漫气质。我有些恼火地问父亲，两个多小时，你们不见得一直面对面坐着尽说尽说吧？互相有什么亲热举动没有？父亲爽朗地笑了。我很久没听到父亲那么爽朗地笑过了。父亲更加坦率地回答我，总不至于像电视里的两位播音员那样吧？还问我有何感想？我说我的感想就是——你们以为你们都是在以温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我看来都是自作多情，故作多情，没劲！那一天回到家里，看着我父亲和我母亲在一起，我觉得好荒唐，好奇怪。我暗想他们当初怎么会结婚呢？以前，父亲整日伏案不息，母亲每天早晨匆匆去上班，下了班忙忙碌碌地做顿晚饭。吃完饭一家三口各归各的房间。自从有了电视机之后，晚上才一块儿聚在客厅里看看电视。我并没觉得父母之间有什么互相妨碍的地方，大概他们也没觉得过。如今母亲退休了，父亲也是个半赋闲的人了，每天二十四小时，每个月三十天，他们谁也躲避不了谁了。这就成了一种不幸。记得有一天母亲当着我的面对父亲说：‘真奇怪，我当初怎么就嫁给你了呢？’而父亲回答：‘这正是我早就想对你说的话啊！’回到家里，母亲背着父亲问我：‘你爸究竟看的什么人？’我没出卖父亲，我替父亲打掩护，说就是去看一位当年的老同学。以后父亲又单独去看了那个台湾来的女人几次。有一天，父亲不得不主动向母亲坦白了，因为那个台湾来的女人临走前要到家里来做客。我至今也不清楚这是她向父亲表达的愿望，还是父亲向她主动发出的邀请，反正结果都是一个——父亲向母亲坦白了。也许有些不得已的成分。母亲一听就火了。母亲火了，似乎不无她火了的道理。都七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越活越邪性，冒出个青年时代的恋人来？而且还是海峡那边的？而且开始还不讲实话？而且还一次次地去幽会，还要请到家里？母亲嚷嚷着说，不许来。别的先不论，来了能不留下吃顿饭吗？那么谁做呢？你们之间倒都显得有情有义的，让我为你们服务，给你们充当老妈子的角色呀？没门。父亲说，你怎么是充当老妈子的角色呢？你是女主人嘛！
再说你也不应该认为我是一次次地去幽会，我是去看望。人家为我千里迢迢而来，在北京无亲无故，人生地不熟的，我能不多去陪陪人家，消除人家的寂寞感吗？母亲说，你怎么从没想想我寂寞不寂寞？你怎么不在家里多陪陪我？父亲说，我在家里陪你的时光你还嫌少吗？母亲说那是因为你没处可去。你在家里像个哑巴，在那女人面前你也像个哑巴吗？父亲说，你不要非将人家当成我青年时代的恋人嘛！你要将人家当成一位台胞嘛。欢迎不欢迎人家来做客，也要从你们贵党对台统战工作的大处考虑嘛。想当初，你们贵党让你接近我，不就是为了对我进行统战工作吗？你已经为你们贵党在这方面做出一份贡献了，需要你再多做一份贡献的时候怎么就不愿意了呢？我母亲是四八年入党的党员，在中国目前的党员女性中，也算得上是个老党员了。而我父亲是无党派人士，一辈子没加入过任何党派。我父亲一把问题提到统战的高度，我母亲就不言语了。我母亲很愿意为党做任何贡献，最后我母亲终于答应了。说好吧，看在我党的情面上，你就请你那位青年时代的恋人来吧。我母亲也有我母亲认真的一面和可爱的一面，但凡是个女人，总多多少少有可爱的一面是不？人家来那天，我母亲做了好些菜，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相当丰盛，但是我看出，她在人家面前自惭形秽。她一边做一边觉得委屈。有我这个女儿见义勇为，担任总导演，不时制造点愉快，气氛总还算良好，对人家款待得礼礼貌貌，周周到到的。人家挺高兴的，挺感激的，说了几次不虚此行。对方如果心里光这么想，嘴上不说出来，就万事大吉了。我发现对方每说一次不虚此行，我母亲脸上的表情就难看一次。设身处地，从我母亲的角度，你品品这句话的滋味儿，是叫人心里不悦想法挺多的，挺不舒服的。在这一点上我理解我母亲。只有女人才能理解这一点。我母亲一次次地讪笑着，尽量掩饰着她心里的不悦。我觉得我母亲那一天的表现挺不容易的了，挺难能可贵的了。人家临走前，说唯一的遗憾，是没带照像机来。想着想着，却还是忘在宾馆了。父亲说我们家有像机。母亲马上起身说她去取。母亲就去取来了像机，还说换上了一卷新胶卷。父亲说那就都拍完吧，都拍完，当天就可以送去冲洗了。一卷三十多张，且得拍一会儿呢。除了一块儿拍，我们一家三口，都跟客人单独拍了。轮到父亲单独和客人拍时，父亲有点儿窘，说算了吧，喝了酒，脸红红的，拍出来色彩也不对。人家却特别大方，她也喝了两盅白酒，也有了三分醉，她说这一张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照片，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拍的。她就将两只手都搭在我父亲一边的肩上，下颏也抵在我父亲的肩上，偎傍着我父亲。我母亲连说别动别动，你俩这样好，这样拍出来太妙了。就换了几次角度，拍了四五张。送走客人，父亲让我马上去冲洗胶卷，说争取让人家带着照片离开。我母亲说，冉你别去，去也是白跑一次腿儿，我根本就没装胶卷儿。父亲顿时瞪起了眼睛，光用手指着母亲，说不出话来。他这瞅瞅，那瞧瞧，我就知道他想摔样东西，我看出他心里是气极了。
怕他一气之下，失去理智，捧起样大东西摔，赶紧把烟灰缸拿起来给了父亲。那是个造型美观的玻璃烟灰缸，父亲挺欣赏那一种造型的。举了几次手，没舍得摔，放在茶几上了。母亲冷笑着说，你摔呀。父亲这才说出话来。父亲说我不摔它，我只问你一句，你为什么将我——你的丈夫，和冉——你的女儿，还有客人全都当猴耍？母亲说，冉是我女儿，我将她当猴耍，谁也管不着。怎么上纲上线，也不在纲上线上，更不算犯法。你和你那个八百年前的恋人，当着我，你结发之妻的面，眉目传情的，心猿意马的，我看
不惯。看不惯我就不满。不满我就耍你们一次。耍了，你又能怎么样。父亲瞪着我，问我，冉，你说，爸爸和客人眉目传情了吗？心猿意马了吗？一边是父亲，一边是母亲，你说我该怎么回答？我用双手捂耳朵，我大声说你们都别吵了，你们都太没劲了，你们再吵，我就不回这个家了。母亲因为我立场不明确，说我没良心，说白把我拉扯大了，说着说着还哭了。父亲也因为我立场不明确，显出挺伤感的样子。父亲又指着母亲说，你别哭，是你耍了我，又不是我欺负了你，你哭什么？我看咱俩谁也别将就谁了，咱们干脆离了吧！母亲听了父亲的话，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父亲，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盯了父亲一分多钟。父亲也不示弱，迎住母亲的目光，也那么盯着母亲。结果母亲身子往后一仰，晕过去了。要不是我扶得快，头磕在桌角上，就出大事了。母亲被气病了好几天。父亲向母亲赔礼道歉，母亲的气才消，才开始吃饭。出事那天，父亲是给母亲抓中草药去的。出了三次门才去成。第一次出门不久又回来了，想起了没带处方。第二次回来是因为没带自行车钥匙。我说爸，让我去吧。父亲说，还是爸去吧，爸亲自去把药抓回来，你妈的病才好得快。父亲还说，觉着心里被什么堵得都快透不过气儿了。说真想摔样什么东西；或者跟谁大吵一番，才能痛快点儿。说自己要是年轻就好了，年轻的话，可以找个岔子和谁打架，狠揍谁一顿，管他有理没理的呢。父亲说时，一双老眼泪汪汪的，都快落泪了。我说，爸，你狠揍我一顿吧。父亲噙着泪又笑了，说舍不得揍我，说不过就是口头宣泄宣泄。说口头宣泄，也是一种宣泄方式啊！没想到他这一出家门，就再没回来。。所以，你说他先开口骂了人家，说他先动手打了人家耳光，我是相信的。真的，我相信。我。。那天要是去抓药就好了。。我。。”
冉仰起脸，望着天花板。她就那样子，很深很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很长很长地吐了一口气。吸也无声。吐也无声。我也极想像她那样子做一次。
可是我没有。
她似乎讲得很累。
我也听得很累。
我认为她还应该跟我说些别的。因为我请她到家里来，并不仅仅是让她明白什么，也不仅仅是自己想明白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想明白，我认为她应该明白这一点。
可她不说话了。仍仰着脸。仍望天花板。仍那样子。我只好说我必须说的话。
我说：“冉，你能不能劝劝你母亲，叫她别。。”冉终于改变了那种仰着头的样子。
她注视着我打断我的话说：“我预料到了这就是你请我来的目的。我不能答应你。因为我起不了你希望我起到的作用。父亲的死使我母亲的心理也倾斜了，她感到了她对父亲也有罪过——她的病一大半是装的。所以她那个念头是很固执的，谁劝也没用。母亲想以那一种决定使自己的心理获得平衡，她认为她别无选择。。”
我哑口无言。冉的话使我听出这么一层意思——你自己承诺的事，只有靠你自己去解脱，别把我扯进去。。我又窘又恼火。
这时电话响了。
我起身去接电话，回来告诉冉，是那位律师朋友打来的。他说法院认为，如果一切证言经过进一步调查完全属实，被告可能将无罪释放。。冉说：
“那。。也好。。”
说着她站了起来。。
电话又响了。是冉的母亲打来的。老太太说她昨夜做梦，梦见冉的父亲。冉的父亲对她说自己死得太委屈。老太太在电话里哽咽了。又说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话。还说一定要见见我代她请的那位律师。。我告诉了冉。
冉什么表示也没有。
冉只说：“没别的事，我该走了。”
她说完便往外走。
我送她回来，见儿子已放学在家里了。
儿子高高兴兴地说：“爸，我今天又得了一朵小红花。”我对儿子吼：“一边去！得了朵小红花有什么可美的！”随手扇了儿子一耳光。
儿子捂着脸，呆呆瞪我。。
京华闻见录
作者：梁晓声
一九七七年九月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
报到前有半个月假。三年没探家，很想家，想母亲。但我打算分配单位确定了，工作几个月后再探家。我非常希望尽早知道我的工作单位将是何处，非常希望尽早对这个单位产生感情。
走出北京站，像三年前走出上海站一样，我有些茫然。“大串联”时期，我作为“红卫兵代表”，曾往返两次到过北京。我是全校一千二百多学生，按每十五人一名代表选出的。
我的中学母校在“文革”初期颇为“保守”，选“红卫兵代表”的条件还不是以“造反性”为原则，其实跟选“三好学生”的条件差不多。到京后，据说大学、中学包括小学的“红卫兵”，已近百万之多。我们先是在天坛公园内的临时席棚里冻了一夜，尔后住到了地质博物馆。各地的“红卫兵”见我们胸前别着“代表”的红绸条，大加嘲讽。说“革命串联”，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是每一个“红卫兵”，每一个革命学生的权力。你们有何资格以“代表”身份剥夺他人权力？我们无不大惭，纷纷将引以为荣的“代表”标志扯下扔掉了。
被检阅后，我孤身前往四川的乐山，去探望父亲。父亲的通讯地址是代号信箱，问许多人全不知，到邮局问，答晓得这地方，但属军工单位，保密，不能告诉我。无奈按信箱地址给父亲拍了一封电报。父亲的回电只有三个字“速返哈”。后来听父亲说，当时他们那里大乱，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他怕我去了，就永远“留”在那儿了。
我又回到了北京。又幸福地赶上了一次“检阅”。怎样的形式，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住在东单外交部家属宿舍，一位什么参赞的家里。我与武汉某“长征队”的九名男学生同住。一间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间，薄薄的一层干草，上面铺着肮脏的被褥，有虱子。“长征队员”们对住的条件很不满意，就用大毛笔饱蘸墨汁往洁白的墙壁上写各种标语口号。我离开那天，四堵墙壁仿佛挂了四张荷兰奶牛皮，黑一块白一块。其实，主人家的“外婆”对我
们挺亲热的。我虽然没往墙上涂过一笔，却替别人感到十分内疚。。我伫立在站前广场，想到今后将要在北京工作，成为一名首都公民，心中自是不免有些激动。
九月的阳光耀得我眯起了眼。柏油马路散发的热气在地表蒸腾，车辆行人街边树木似乎全在微微抖动。
车站的大钟敲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