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小说集-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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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就不能全盘接受，那么就得继续和老美进行洽谈，相互讨价还价。也许二三年后，才能达成一个什么协议。而几个月内，父亲们进行的事儿，也就大功告成了。忧虑的什么呢？听了冉的一通分析，乔老先生的精神又振作了起来。然而那一天以后，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纷纷登门，看来都不无担心。
乔老先生，就用冉宽慰过自己的话，复而宽慰弟子们。众弟子听了，也都觉得不无道理。于是各自恢复亢进状态，更加废寝忘食，更加孜孜不倦，更加争分夺秒，更加奋不顾身。“希望工程”终于全部“竣工”那一天，乔老先生和众弟子到一家小饭店相聚庆贺。之后推荐了几个人，各自带上他的亲笔信，到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去送稿。不久几个人先后返京，都说对方不肯接受稿子。乔老先生说怎么会呢？当初谈妥的嘛！那几个弟子说，人家都有顾虑，怕哪一天中美知识产权问题的协议一生效，有一条若是追索前债，美国的版权那么值钱，人家担待不起。他瞅着弟子们带回的一捆捆书稿，当时血压升高，一阵头晕目眩，险些跌倒。半晌缓过些神儿来，讷讷说出的一句话是——“我这不等于把你们都耍弄了吗？”众弟子见他那样，都不忍埋怨。都说先生千万别这么想。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权当我们大家在您的督促之下练习笔译了。他望着几个月之间，一个个劳苦得形销骨立的众弟子，心疼他们，懊恼自己，不禁地放声大哭了一声。冉也觉得十分的内疚，觉得父亲的“希望工程”的落空，似乎和自己不无责任。起码自己要是不对父亲说那些自以为是的话，父亲早早地罢手，也不至于接着白白投入了两个多月的心
血。于是她保证说，出书的事，包在自己身上了。有胆小的，可也有胆大的。她说她的朋友之中，很有些能人，肯定会替她和出版界的“个体户”们牵上线。到了这种地步，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反正这批译稿能印成书就意味着父亲他们几个月的心血值，就一样有经济效益。反正都非内容反动的诲淫诲盗之书，绝不在国家所禁之列。乔老先生开始是反对的，他唯恐自己学者的名声受损。但弟子们都说可行，并怂恿他同意。最后他也就违心同意了。北京这地方，也不知被股子什么邪气笼罩了，不但孕育出大批大批的“侃爷”，而且滋生出不少的“侃婶”、“侃姨”、“侃姐儿”、“侃妞”。时代确是有些不同了，女子不让须眉。能“侃”的人按理说不太容易被信任，不被信任的人按理说朋友不会多。但在如今的现实中恰好反过来。冉却是个例外。冉不是个“侃姐儿”，但冉的朋友也挺多，从文人雅士到鸡鸣狗盗者。冉纯粹地是例外观象，别人都上赶着交她，她没办法。仿佛一棵树，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全由不得自己。冉这个例外现象为什么就例外，我搞不大明白。她曾说她自己也搞不大明白。不太可能是冲着她的父亲，她父亲没那么大魅力。唯一推翻不了的解释是她的个人魅力。如今有书卷气的年轻女性不多了，书卷气被脂粉气一大片一大片地覆盖了，漏网的几个就成了凤毛麟角。一成了凤毛麟角，便格外地有人欣赏了。东西是那样，人同此理。冉的朋友们更是些交际宽广的人。人托人，一竿子搭一竿子的，就搭上了个体书商们。他们都是些“地下工作者”。联络网线虽几经瓦解，但实力仍在，只不过与先前比起来，更“地下”了而已。一有牟利之机，他们都像水底游蛙似的蹦到岸上。那几天冉家里好生热闹，不速之客纷纷光临。乔老先生自是不屑于和他们打交道的，由冉接待。没用冉费什么唇舌，总共一百多斤分扎成二十几捆的书稿，一页不少全被拎走。冉老先生的弟子们，和弟子们的弟子，没谁向导*ψ肺*过结果。他们都有心理障碍，怕一问必加重导师的负疚感。乔老先生也不问女儿。他也有心理障碍，怕女儿将这件事看得太重了。女儿若看得太重了，必频频去问那些个体书商们，进而会不会令那些个体书商们小瞧了自己这位老学者，和自己的弟子们呢？在中国，出一本书能那么快吗？何况岂止一本。大小学者们也开始往钱眼儿里钻了不是？那也得有耐性哇！他尤其怕遭到些个体书商们的耻笑。都不问，渐渐的，冉把这件事给忘了。忘得很彻底。乔老先生，也装作忘了。他的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都装作忘了。尽管都忘不了。两个多月以后的一天，乔老先生逛街，就在书摊上发现了由那批书稿印成的书。卖得还都很抢手。封面设计得倒挺雅致。白底。塑料加膜。他的名字印在每一本的突出位置，他的名字之下才是他每位弟子们的名字。有几本，只有他的名字，没了他的弟子们的名字。而那几本书，他连校正也没校正过，百分之百是他的弟子们的翻译成果。那些书，使他感到，既是自己和弟子们的脑力劳动的产物，又似乎不是。因为书名全改了：《男人的原子反应堆——情欲》、《女人的性心理探秘》、《做爱的心理三部曲》、《女人的性伪装——羞涩》、《男人的性侵略意识分析》。。等等，不一而足，一本挨一本摆在书摊上，摆了两行，组合成蔚为大观的一套性系列。看得个乔老先生面红耳赤，幸亏抢购者中没认得他的。若有，他真会到了无地自容的程度。他倒并不讳言性，他自认为不是老道学先生，更非伪君子。社会心理学也是心理学的一部分，搞心理学的哪有不涉及性的呢？但是他知道得很清楚，那些原著根本不是谈性的。有谈性的内容，不过一章两章，字数上也不过就十之一二。变成了这样一些书，他明明等于是被强奸了嘛！同时也使原
著遭到了中国式的强奸。原作者们都是外国人，这一种中国式的强奸，好比在睡梦中遭淫，眼不见心不烦，算不上身受其害。而他，和他的弟子们，都是中国人。想都变成外国人也不那么容易。这一种强奸就势必引起不利于他和他的弟子们的连锁反应。这一点使他七窍生烟，接着的感觉是不寒而栗。他拿起一本翻开，但见前言写的是——“此一套系列丛书，是由著名性心理学家乔老先生亲自审定和主编，他的精英弟子们通力合译的。乔老先生是当今中国独占鳌头，首屈一指的性问题专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弗洛依德。。”他再翻另外十几本，本本都有同样的前言。他这一翻不要紧，就引起了书摊主人的注意。人家端详他片刻，指定他说：“这位就是乔老先生哇，快买快买，买了请他签名啊！”原来这套书设计得与众不同，还印了他的照片。但不是印在封面上，也不是印在内封，而是印在封底，所以他没发现。于是他被包围，被争先恐后地请求签名。结果引来了更多的人，结果他就昏了过去。。
他醒来时，已在家中，已在书房里的小单人床上，已是晚上了。床边守护着冉，冉身后站立着他的众弟子。老伴儿在客厅里哭。她觉得把她的脸也丢光了。。好几名弟子手中拿着印有他们名字的书，当然没人给他们寄过样书，都是他们买的。
他质问冉这一切作何解释？
冉无言以答。
一名弟子说，原先总抱怨搞学问的，不如作家们出名快。这下可全出名了，没想到出名并不难。。一名弟子说，按严格的语法要求，所有书名中的“的”字，其实都是一个多余的字，应该删去。。一名弟子说，封面还可以，至于内容么，只有一半儿是他译的，另一半儿不知是什么人的手笔。。只有一名弟子仍保持经济头脑，说别的都甭扯了，要稿费是大事。
十几本一套书，稿费加在一起至少该是五六万。被骗奸了就被骗奸了吧！逼良为娼的事儿别人经历过，咱们经历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稿费到手，认了。冉的作用仍不可一概抹煞。有了那五六万元钱，咱们被骗奸了一次也不亏啊。。
当父亲的质问女儿，哪些个体书商，怎么会有他的照片？
冉说，当初他们中的一个走后，她觉得玻璃板下少了一张父亲的照片，怀疑可能那人偷走了。但没想到会被印在书上，也就没当一回事。。冉哭了。她一哭，父亲的弟子们，便都劝起她来。都说他们的话，没有半点儿责怪她的意思在内，不过是一通自我调侃。人遇到不快的事，自我调侃不是比较能想得开的态度吗？他们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替他们催讨稿费这一任务，她得明确接受下来啊！。。于是她的父亲，也就不再质问她什么了，只说——稿费一分钱也他妈的不许少！。。老头子一向很讲语言文明，从不说“他妈的”。那一天不但说了“他妈的”，而且还骂了超“国骂”的话。。冉讲着这些的时候，像位作家在口述一篇小说。讲到某处，甚至还自笑。或者，停顿那么一两分钟，仿佛继续构思的样子，仿佛当我是她的记录者，怕我的记录速度跟不上，等等我。似乎的，她已经忘了为什么讲给我听，忘了她曾为什么哭。。
我问冉，她替她父亲们索讨到了那笔稿费没有？我挺替乔老先生和他的弟子们窝心的。
我暗想我若是那些个体书商们，一定给乔老先生和他的弟子们开每千
字五十元，不，开每千字六十元的稿酬。否则，真是天理不容，真是良心不安的事。
“没处讨去。”冉摇头，“我又没当过代理人，也不知他们住什么地方。他们给我留下的那些电话号码，要么是别的不相干的单位的，要么是些死号码。连我的朋友们，和朋友们的朋友们，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了，都好像一下子从地球上消失了。许多出版单位向新闻出版署状告我父亲，人家就来家里向父亲了解核实，父亲是一问三不知，人家就认为父亲不老实。我说这事跟我父亲没关系，跟他的弟子们也没关系，要负什么法律责任，我负。要受什么制裁，我受。人家就认为我和父亲早已串通，沆瀣一气。我声明一分钱都没得着，人家又怎么会相信？于是晚报上登出了文章，愤怒地谴责堂堂学者也到了要钱不要脸的地步。我母亲那几天异常敏感，神经兮兮的，说住在附近的大人孩子，看见她时，目光全都是嘲笑的，鄙视的。当然也可能真是这样，也可能我没感觉到，是因为我上班早，下班晚，碰见的熟人不多。我们单位倒没谁嘲笑我，更没谁鄙视我，我人缘儿比我母亲好。单位的同事都安慰我，劝我什么都别在乎，说这年头儿，能挣到钱干什么都值。说学者要是都穷光蛋似的，买西瓜专挑个儿小的，吸烟吸劣质的，菜市场上跟老农急赤白脸地讨价还价，光要一张脸又有什么用？连同事们都认为我父亲肯定得了一大笔钱，我便知道父亲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的名声了。我是什么都不在乎，只是因为被骗了，满肚子的愤怒而已。但父亲没法儿不在乎，事情于他，和于我，性质太不一样了！现在的报纸，没新闻还要制造点儿新闻呢。有了一条新闻，哪有只发一篇文章就罢休的？一位学者，与淫秽出版物有干系，不管你信不信，反正能使不少记者感到兴奋。也记不清有多少记者敲过我家的门了。最初我父亲很虔诚地接待他们，老头子一个劲儿表示忏悔，希望通过记者，向公众谢罪；当然也希望通过他们，替自己向公众作一些必要的解释。那些记者们也很虔诚啊，都表现出颇能以正视听的样子，使我父亲很信任他们。我母亲也是。包括我自己。于是采访文章接二连三地见报了。这家报纸转了，那家报纸还转。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家三口，每天晚上都不看电视了，集中在客厅里看报。那些采访文章和实际采访时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变味了。两方面的虔诚和尊重都没有了。双方的对话一经记者们写出来，多几个字或少几个字，尽管还是那些对话，却仿佛通过对话给双方都照了相。父亲显得那么的老奸巨猾，记者们显得那么的机智尖锐。我从来没见父亲被气成那样，他简直要被气疯了似的。拍桌子。踢椅子。摔了好几件东西。生完气又难过。又恨自己。说些悔不该当初的话。说又上当了又受骗了。说记者们是存心把他描绘成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接着，区人大专门为父亲组织了一次交心会，其实是帮促会。帮助和促进父亲早日登报公开承认错误。父亲在会上很冲动，态度很强硬，说杀人不过头点地，想批就批，批就来个批倒批臭，说愿怎么着怎么着吧。一回到家里就写了封信，自行罢免了区人大代表资格。再接着，申请创办《社会心理学刊》的报告被有关方面批回来了。不是批准了，是批‘死’了。只有一行字，写的是——暂不予考虑。老头子又不明智起来。又打报告。措词挺悲壮的，说自认为不配任主编，也不想再当主编。但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因为一个和尚犯戒了，就连原打算盖的庙都不盖了。那并不等于真的惩罚了犯戒的和尚，等于使其他的无辜和尚成了替罪羊。第二份报告是我替父亲送到有关部门的，过了很久也没个消息。
父亲期待不下去了，一天亲自去询问，人家跟他打官腔，说需要讨论
讨论，又说短时期内根本排不到议事日程上，劝他趁早别操这份儿心了。实
际上是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走了。没过几天，我父亲第二次住院了。。”
冉又叹了口气。
我陪她叹了口气。
我说：“冉，你。。相信某种迷信的说法吗？”冉说：“你指花花那件事？”
我点头。
冉说：“以前不信。现在，多少有点儿信了。自从那件事后，不顺心的事，使人上火的事，一件接一件落在父亲身上。连父亲都被搞得有点儿迷信了。一次我到医院看他，他嘱咐我，买些上好的排骨，炖一锅，夜里十二点左右，埋到后山的小树林里去。父亲曾经常带着小狗在小树林里散步。父亲还教我背熟了一套咒语，说是投生咒，嘱咐我一边埋，一边念叨。我对父亲说这么做纯粹是迷信。父亲说，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某些迷信的做法，是很能够减轻人的心理压力的。只要有利于获得心理平衡，迷信一下又何妨？我听了，觉得父亲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
“你那么做了？”
“嗯。我很怜悯父亲。父亲第二次住院，病得重。我和母亲都以为他再也回不了家了，甚至向亲朋好友们发出了病危通知。没想到父亲渐渐康复了。你说怪不怪？”我说：“有些事，越想明白，便越糊涂。”
冉说：“是啊。我家客厅里挂着一幅郑板桥的字画，你注意过没有？”
我说：“注意过。许多知识分子家里，都挂郑板桥那几个字。”
冉说：“我父亲一辈子都是个难得糊涂一次的人。我母亲也是。如果他俩有一个活得糊涂点儿，后来的一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说起来挺没意思的。我父亲住院时，我和母亲不是向亲朋好友们发出了病危通知吗？结果就从台湾引来了一个人。还是个女人。是父亲青年时代的恋人。我一点儿也没法儿理解，有些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牢牟记住青年时代的恋人不忘。青年时代的爱情，不就像青年时代做过的梦一样吗？值得不忘吗？这不是太古典了吗？时代已经非常现代了。又现代又现实，还有些个古典的人没死绝，仍活着，可不就会发生些不该发生的事吗！我一开始并不知道那个台湾来的女人，是父亲青年时代的恋人。我母亲也不知道。但我父亲的几名学生却知道，也不知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肯定是你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