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7年2期-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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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办这一案子的警方资深探员，对记者隐瞒了另一重大情节：警方在死者的卧室、起居室以及杂货店内，搜到的现钞共九万多元。纸币藏在床垫的弹簧内、天花板和货架顶层的缝隙。洋人们不是不知道中国人节俭成性，哪怕在餐馆里洗碗，干他十年也攒下一万八千，可是朱老板的做派着实匪夷所思，何况出了人命。警方不让传媒捅出去，是怕住在附近的鼠窃狗偷为了寻找漏网的现钞，潜进来翻箱倒柜，破坏现场。
好在，案情并不复杂，验尸报告很快出来了：朱老板是被冻死的。冬天他一直舍不得开暖气，那次患了重感冒，衍为肺炎，发高烧昏迷在卧室里，寒潮袭来，他渐渐被冻僵，在一天夜里断了气。他没有亲人在镇上，和同胞没有来往。他死去四天，吃了多次闭门羹的顾客发现情况异常，才给警局打了电话。
朱老板的丧事，由青林镇的华人团体出头办了。租教堂开追思会，买棺木和墓地的费用，从死者遗下的财产中开销。在法庭的监督下，由在处理遗产方面富有经验的律师和国税局官员联手，清点朱老板遗下的一桶桶硬币和现钞，以及杂货店清盘拍卖的所得，共计十六万七千元，支付殡葬费用一千四百元以后，其余暂时封存。法庭为了显示公正，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朱老板有没有遗嘱，有没有亲人，都没有结果。青林镇里和朱老板最熟悉的中国人，也仅仅知道朱老板原籍广东开平。于是法庭下令，三年内如果找不到合法继承人，这笔钱上缴国库。
参加朱老板简陋葬礼的中国人不多，他生前视为敌人的同行——在青林镇开杂货店的老板们倒差不多来齐，这是同胞们最后的义气。不过以下事实，不得善终的朱老板若泉下有知，一定沮丧之至——葬礼完后，穿黑西装的同胞们都长长地吁气，万分庆幸地说，唉，他终于有这一天！
【洋式叙事】
朱添财，洋名Tim，发音与广东话的“添”同。无论是青林镇里中国人的口碑还是官方司法机构的记录，朱添财都是劣迹斑斑；干杂货这一行的，更把他指为“神台猫屎——神憎鬼厌”。他在杰克逊街开“幸运杂货”这么多年．天晓得捅下多少娄子。
本来，在青林镇开杂货店的中国人，凭着一贯的诚实，在流通领域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和在杰克逊威尔镇经营批发公司的犹太商户关系特别好。这些犹太人，原先在上海外滩开洋行，二次大战后才到美国来打天下。他们对中国人素有好感，中国人来买货，价钱上获得最大优惠不说，还可以赊账。见惯世面的犹太佬宽容到这个程度，稔熟的中国人开着卡车进货仓的装卸场，不必带一分钱，不用任何保人，更不须押上房契和股票，只要开来提货单，尽管把货物搬上车，签个名就行，下次提货时再结账。一位珠宝商更大方，他晓得中国人喜欢收藏，价值上万元的项链、钻戒、玉镯，你看着喜欢，尽管拿回家，让太太试戴，过十天半月拿回来，不要无所谓，也可以杀价。明知道这般做生意，如果顾客是别的族类，一定赔个精打光，但他们了解中国商人的传统作风，凭一个“信”字，万无一失。
然而，朱添财干的几票，把中国商人的名声大大毁坏了。不过，朱老板开头不是栽在经营杂货批发的犹太人手里，是在银行闯的祸。其时是四十年代末期，朱老板和银行断绝一切业务往来是后来的事。那些年头，他一星期三次把营业款存进银行，每次都带去钞票和硬币。按照规定，他把硬币分类，用卷状厚纸把硬币裹扎好，二十五分硬币每十元一筒。朱老板欺负银行无法拆开封套检查，便买来口径和二十五分硬币同样的水管，用锯子锯成一个个戒指般的假币，放在中间，真币放在两端，每次都骗上几十元。由于进银行存款的商户不只一家，一下子没法捉获作案者。银行为了自保，放出声气，说中国商户嫌疑最大。这么一说，周围的生意人都对中国人警惕起来。犹太商人对老朋友的信任虽不曾动摇，但如果不执行商会的决议，便开罪白人和黑人同行，因小失大，只好取消赊账。朱老板尝甜头尝了一年，最后，银行招来警察，把朱老板放在柜台的一筒筒硬币倒出来，才拆穿了西洋镜。为此，朱老板被判了个“欺诈罪”，缓刑一年，罚款五百元，为社区服务一百个小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天深夜，“幸运杂货”店前停着一辆卡车，朱老板出来，帮着卸货。巡逻的警车看到他们形迹可疑，便把车牌抄下来，然后把警车停在附近一个角落，给警察局打电话查核，发现卡车的主人是惯窃，招来支援队，把卡车团团包围，逮捕了驾车的黑人和拿手推车的朱老板。很快查明，黑人运来的一车货物，从箱装的乳酪、麦片、干果到瓶装的葡萄酒和食油，都是从邻州一个仓库偷来的。朱老板贪图它比正当的批发价便宜三分之二，整车买下，落下个销赃罪。和前罪并罚，老老实实地在州立监狱蹲了三个月。
回顾朱添财的生平，大家只有叹气的份。朱添财从广东乡下来到美国时，才十五岁，在华人称为“大埠”的旧金山投靠伯父，刚好赶上念高中，英文底子不好，勉强毕了业。伯父去世后，他到密西西比州来闯天下，先是在“幸运杂货”打工，东主退休后，年仅二十岁的朱添财，凭着向老东家分期付款，把店盘下。头一年请一个墨西哥人当下手，不久发现收银机的钱天天短缺，心生疑窦。一天他佯称外出办货，躲在楼上偷看，见伙计用自配的钥匙打开抽屉偷钱。这以后，他对什么人都信不过，出门买货，上银行转账存钱，宁可关门也不再雇外人看店。
朱添财一辈子没娶妻，青林镇中国人本来就少，单身女子更是凤毛麟角。朱添财年轻时，被好心的朋友逼着，也相了几次亲，每次媒人带上女子和他见面，他没一次请人家吃饭，都在公园的角落草草了事。女子没有不暗里骂他“孤寒”（广东话，抠门之意）的，以后当然没了下文。他过了三十以后，成家的心渐渐淡了，年复一年过去，习惯了打光棍。不过，他的卧室里，有一张美艳女孩子的照片，据说是青梅竹马的初恋。
青林镇的中国人对朱添财恨归恨，又不能不佩服。论发财的劲头和本领，这一带的中国人谁也比不过朱添财。从他盘下杂货店那天算起，到冻死在二楼，除了应征从军那一年和蹲监狱的三个月之外，天天开门营业。再要紧的事，也只是关门几个小时，然后以夜晚延长营业来弥补。也就是说，他从旧金山迁来，漫长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几乎没走出离杂货店一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没休息过一天。既然每天窝在小店，何必在乎外观。他的衣服就那么几件，磨损的仅仅是袖套。人间所有消遣，所有享乐，都和他无缘，他死死守住自家的独立王国。
只要你走进“幸运杂货”，就不能不对他虽不乏小家子气，却一尘不染的店面产生深刻的印象，货码得整整齐齐，残旧的水泥地面干干净净，花梨木柜台擦得闪闪生光，你尽可断定，这店就是他的家，他的孩子，他的未来。在黑人社区，“幸运杂货”一词，所意味的就是便宜。朱添财的哲学是：一个铜板也要赚。和朱添财的店铺相邻的杂货店，没有一家不被朱添财比垮。黑人老太太进别的店买熏肉，一问价钱，一块钱一打，扭头就走，理由是在“幸运”一块钱买到十五根。把香烟、阿司匹林和糖果饼干拆零出卖，也是朱添财的发明。一排排塑料桶里的硬币，就是这般赚到手的。
朱添财去世后，中国人聚在一起，免不了拿他来讨论。对他有这么多现金，并不惊讶。终生未改变分毫的“铁公鸡”作派，怪是够怪了，也不是没有先例。大家怎么也想不透的是，朱添财为什么一辈子过得这么“闷”？
＇中式叙事＇
朱添财死时四十四岁，人们都说，他不算长的一生，都用来注释“人为财死”的俗谚。他压根儿没想到死，所以毫无准备，既无遗嘱，也没有给任何亲戚朋友留下联络地址和电话。他孤身打拼，以少有的强韧和刻苦，聚敛钱财，走过了头，不但犯了法，也忤逆了中国人固有的人情和道德，怎么看都不是好人，好公民。
“把铜板看得簸箕大”，是他人生哲学的精华。铁公鸡，守财奴，这些称号他都当之无愧。可是，他并不是一开始就钱迷心窍的。十五岁以前，他住在祖国。抗战刚刚开始的年代，他的父母在墟镇开海味店，多年勤勤恳恳的经营，家境相当殷实。那年头盗贼横行，小镇里嫉妒他家的一个小老板和盘踞在古兜山的“信宜帮”贼匪通水，贼人在月黑风高夜，把朱添财的父亲“标参”（绑架）。三天后贼人捎来一只血淋淋的耳朵，声明若不限时交付一千大洋，五天后到墟边竹林收尸。为了筹钱，朱家把生意和田产一古脑儿押出去，还借了债，才把父亲赎回来。饱受惊吓和风寒的父亲，不到一个月便去世，死时左耳缠着渗血的绷带。从此，朱家跌进贫困中。他家唯一的亲人，在旧金山开“衣裳馆”（洗衣店）的大伯父伸出援手，以每一岁一百美元的高价，花一千五百元为苦命侄子买了假出世纸，几经周折，把朱添财弄到美国来。
朱添财的行李箱夹层，放着最贵重的物件——父亲的遗嘱，母亲以颜色斑驳的手绢重重包裹着，父亲咬破手指写的一纸血书，上面写着：“吾儿务须发愤，雪汝父大恨，耀朱家门楣！”离家去搭开往省城的花尾渡之前，母亲陪着他到村后的墓地去。他在父亲的新坟前痛哭，额头在坚硬的黄土上叩出了血，他向父亲发誓：不赚到很多很多的钱，绝不还家。除非埋骨异邦，只要活着回到家乡，“金山箱”里必定堆满金银。别以为这“很多很多”太空泛，少年朱添财心里是有明确的数字的：要比付给贼匪的赎金一千元大洋多出一百倍！要在镇里开比过去大十倍的海味店，把和贼人通水的仇家打垮。
漂洋过海以后的朱添财，他的目的极为单纯：赚钱。能赚钱的勾当，下死力干；不能赚钱的，打死不干。他开店的前一年，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随即，美国向日宣战，在国内征召青年男子上前线。他当上杂货店老板时，逃不过征召，硬着头皮进入海军陆战队设于蒙大拿的新兵训练营。朱添财在营里度日如年，不是怕上战场，而是舍不得刚刚上了轨道的小店。何况当兵那点饷银，和当老板的收入怎么比？好在，在营里呆了三个月，开赴缅甸之前，他因伤退伍。经过是这样的：他被派到厨房里当炊事兵，切肉时把右手的中指切去一截，从此无法扳动卡宾枪的枪机。尽管事有蹊跷，为什么用右手操刀偏把右手的指头切掉？但他面对军法官，机智镇定地回答问题，澄清疑点，终于过关，不但没有落上“自残”的罪名，反而获得“光荣退役”的证书。回到青林镇以后，二十多年下来，他没病没灾，正好全力以赴，日日积累蝇头小利。
朱老板年轻时，经商方式和一般同行没有差别，和银行的关系不错，在银行开了户口，每天的进账往银行送。有一次，一位白人银行家和他交上朋友，以高于竞争对手一倍的利率把朱老板的户头“撬”走，一个月后却卷款逃到欧洲去。朱老板损失了六千元，尽管不是全副家当，但着实是惨重的打击。从此，他仇恨所有的银行。由特殊个案推向全体，是胸襟狭隘的农民思维惯性，一似当年受过种族歧视的同胞，骂“白人统统不是好东西”。
为了发泄仇恨，并把失去的钱赚回来，他用铝水管锯成的薄环冒充二十五分硬币，存进银行。事发后，他进了银行的黑名单。这以后，他把钱放在家里，硬币越积越多，盛满了十多个塑料桶。说来也是这守财奴的运气，“幸运杂货”虽然不时有小偷光顾，一年年下来，也被持枪的劫匪抢了十多次，但损失的只是收银机里的钱，顶多几百块。头脑简单的年轻劫匪，抢到钱便迫不及待地去买古柯碱过瘾，没想到头顶的天花板，每道缝隙都塞进用油纸包裹的一叠叠纸币，每包至少一千元。
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朱添财成了一颗砸不烂碾不碎的铜豌豆。他不讲究吃穿，也没这个条件，青林镇内连杂碎馆也没一间，因为吃中国菜的人口不足以支持三十座位的小食店。从店里的冷冻柜拿出火腿和德国香肠，放在切肉机上，切下几片，夹上生菜，涂上芥辣，便是一顿正餐，一二十年下来，居然没吃腻。他唯一的乐趣，就是晚间把铁闸放下，锁好，将店里的一切收拾整齐，然后，把装钞票和硬币的箱子捧上楼去，在四面窗户紧闭，帘子合起的密室，蘸着口水点钱。钞票簌簌的响声，是美妙绝伦的故乡谣曲——木鱼调，他一边以一百元为单位，将钞票用纱布扎好，再以防潮油纸包上好几重，掂在手里，沉甸甸的，他的心便灌满了蜜汁。他怕税务局查账，在英文账簿之外，还有以老式中文数目字记载的第二本账，后者密密麻麻的数字，凑合起来，就是他的发家宏图。存够一万美元时，他想到在家乡老屋的宅基上，一幢两层高、带廊楼的水磨青砖大屋；存款突破三万时，他想到村外最肥沃的浅水坑，垂着黄灿灿稻穗的十石肥田。到五万时，想到即将携带八到十口“金山箱”，乘花尾渡风风光光地回到家乡。仇家看到他家门口从长竹竿顶端拖到地面的“满地红”爆竹串，看到他大宴宾客，将是何等嫉妒、惶乱？他更想到，他将付出四乡之中最大手笔的聘礼加上黄白金饰，娶一个门第高贵，外貌美艳的媳妇，到时摆出数百桌丰盛的酒席，迎亲那天，唢呐声高入云天，花轿引着上百人的嫁妆大队，喜气洋洋地进村。穿三件头西装的新郎朱添财站在门口迎候，顾盼自雄，这将是他继带上众多“金山箱”还乡，站在船头向两岸看热闹的人群招手这一历史性场景之后，又一教乡党惊妒交加的事功。
朱添财不是没有性冲动，他常常默默地拿着床头柜上的照片，喃喃自语。照片上的美女，如果有人好奇地问是谁，朱添财会不好意思地低着头，说是在家乡苦苦守候他的初恋情人，其实，她是上海滩的电影明星，他离乡前从一本画报剥下来的。不过，性苦闷只属于当兵前后的青年时代，他开店以后，每天晚间点钱，捆钞票，藏钞票，忙个不亦乐乎，性饥渴不知不觉消失了。
家乡解放以后，消息传到青林镇，朱添财并不十分在意，不久发现，寄钱寄信回家要比过去曲折得多，要托香港的亲戚代转。本来，回国养老，是“金山客”的传统做法，这就是他们在美国，无论积攒了多少钱都不置业的原因。不料，母亲却在土改中去世了，朱添财得到噩耗时，母亲在村后的土坟已经长出新草。其实，他家被土匪绑票以后，便败落了，顶多划上个“中农”成分。可是仇人不放过他家，硬说他母亲把早年做生意赚的钱，换成金条藏起来。农会开斗争会追浮财的前夜，母亲在屋子后面上吊。头戴孝巾的朱添财攥着父亲的遗嘱，向着东方长跪不起，哭个死去活来。
这以后，本打算在三十八岁还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