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笔记-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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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镔一行闻讯，立即闯进耿直的那间小屋，此刻，耿直右手拿着一个瓶子，正往张开的嘴中放去，赵镔一看，情知不好，也是他眼明手快，飞起一拳，将那瓶子打落在地，方知他欲要吞下的是一瓶叫“1059”的烈性农药。就在房子里唯一的家具——一张硬板床上，放着他咬破手指，用血写下的遗书。
耿直真是不想活了，但是，他没有死，他得救了。经过反复地了解，赵镔终于弄清了耿直何以自杀的缘由：
郊区政府指示北郊乡落实解决耿直的合理要求之时，消息走到耿家村，村里就滋生出一种伤害耿直父子的流言蜚语。说耿直太胆大了，敢到上边告村支书，就是官司赢了，以后的日子也甭打算好过，谁不知县官不如现管的道理。
耿直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听到这话就担惊害怕坐卧不安了，他劝儿子离家出走，省得日后遭支书暗算。他知道自家根本不是支书的对手，那个土皇帝是啥事都下得手的。自己这条老命已活够了，孩子还年轻啊，千万不能叫他遭到支书的报复。这时的耿直陷进了精神分裂的痛苦境地，也是长时间遭受压抑，特别是四处碰壁的五年寒暑的上访生涯，已使先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绝望了，终于产生了死的念头……
闻悉耿直自杀未遂的消息，心情很是沉重，没有想到，前几天与他的第一次见面，险些成了最后的一次见面。我默默地责怪他的脆弱和退却，接下来又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一个“赤手空拳”、一无所有的年轻人五年的辛酸苦楚上访史，使他确实觉得生活太累、太难、太煎熬啦。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奔波上访，徒劳无效的挣扎，真不如一死了之。唉，想活的人怎能理解想死的人，想死的人岂不想活？耿直是真的到了活不如死的地步吗？我不知道。但是，我以为他不应该死，他有活下去的理由。他之所以想自杀，是被逼出来的啊！我问赵镔，他的遗书写的是什么内容？
赵镔告诉我，他的遗言只有九个大字：
我活够了，我不想活了。
这九个大字里，找不到我企望的信息。我拿起电话，想批评训斥那个郊区人民政府的区长，可是，又释手了。怨他没有操作好吗？人毕竟没死，也许根本不能怨他。我想逮住那个乡长，把他从头到脚撸一顿。还有那个村支书，早就该将他清除出基层政权。可是，我有那个权威吗？我问自己，我怎么没有？堂堂的市长，拿掉个把村官，还不是一碟小菜。可是，我有那精力吗？不是没有权威，是任务太重，一旦真的弄起这种“工程”，我肯定陷入不堪重负的尴尬状态。
耿直倘若真的这样去死，可谓死得轻如鸿毛，分明是被逼死的，却没有人为其承担责任。
我指示部下，处理好耿直的事宜和他父亲的晚年生活。儿子五年上访已耗尽微薄的家产，倘若政府能早一点重视耿直的问题，岂能使他沦落到这种地步。万幸的是，耿直没有死，耿直还有明天。
这时候，我似乎失去了先前的那种激情，只剩下冷峻和干枯的理智了。是这种理智，指示着我萌生一种想法，我想暂时躲避一下没完没了的烦心干扰，以使翻腾不息又纷乱无章的情绪平静下来。去哪里作这种心态的调整和小憩呢？沿海的地方有大连、青岛、威海、连云港、宁波、厦门……唉，这些城市我都去过，眼下它们对我已没了什么诱惑。那就选一个别样风情的地方，要么就到新疆、内蒙或者黑龙江与俄罗斯毗邻的地方。至于以什么名义去，这太好办了，对一个市长，他能不眨眼地一下子说出十个名堂，把他的出走包装得冠冕堂皇，入情入理……
正在这时，一桩使我惊诧的新闻来了，合达贲失踪了！有人说是逃跑了！随之，反映到我面前的信息是：
前三四天，合达贲指示迪奥德公司往南方一家贸易公司打去上千万元的购料款。一天过后，又为他迪奥德公司上上下下的员工发放了数目惊人的奖金，从那天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合达贲了。开始，他身边的人没有想到合总经理会一去不复返。可是，有几种疑点使他们不能不下这样的结论。一是合达贲的手机突然关机。平时他的手机是不关机的。合达贲有三个手机号，其中一个是专对内部人的，从不关机。可是，如今这个号也打不通。二是他的老婆孩子早就移居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前些时他的父母又双双飞走了。还有，大家都认为是合达贲的小情妇的会计，自给迪奥德公司的员工发过奖金以后，她就没再去公司，有人就怀疑，是不是跟合达贲一块跑了？
刚才还准备外出休整的念头，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有的只是一种失职的遗憾和压力。怎么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大腐败分子从自己的“家园”溜走了呢？又不是事先不知道他的问题。凡是了解合达贲的人，没人相信他是靠正当的收入维持生活的。他的衣食住行的奢侈，他的人际交往的大方，他的活动经费数额惊人，他在职工心目中的形象之卑劣龌龊，可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不把他及早抓捕起来，至少应该看管起来，用眼下时髦的做法，叫“双规”起来。是啊，别人为这个问题纳闷，我身为市长，何以也在纳闷？
怪不得老百姓们爱说，做官的都是官官相护。但是，有许多东西老百姓并不知道。例如，有这样一种规矩，倘若拟定一名腐败分子作为反贪机关整治的对象，且不说需要具有法律效应的证据，重要的一步是得经过权威的上级部门批准。一个县级部门，它只能整治科级的腐败分子；一个地市，它的权限只能升格至县处级了；如果遇上超出权限级别的腐败嫌疑对象，那是必须报请上级权威机关审核批示的。而重点的国有企业，则另有规定。别看他们那些经理厂长之类的帽子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系列，不是规范的政府官员的级别，但是他们享受反贪政策的待遇，则比官员更高一筹，更灵活一层，更随意一码，也就更保险一成。
我得知这消息之后，马上把史正叫来。作为主管政法的领导，应该有敌情观念，尽管由于多种原因，对合达贲不能下手，但他的问题早已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特别是合达贲的父母最近飞往异国他乡，这可谓他欲出逃的信号，难道史正就没有一点预感？
史正终于来了，他说正忙于对合达贲出逃的侦破，还没顾上向我汇报。根据现在掌握的信息，合达贲出逃已成定局。
他已经不在国内。现在看来，他的出逃是预谋已久的。根据收集的信息，十天前，有一个用和平的姓名的身份证预订了飞往泰国曼谷的机票，起飞时间是四天前的早晨。从年龄、相貌可以初步判定，这个和平应该是合达贲。还有一张机票，比这张晚了一天，是从Q市直飞韩国汉城的，那个身份证的名字叫平和。看来合达贲是祈祷和和平平、平平和和地度过后半生了。你看，连起的假名字都蕴含着平和无事的意思啊。还有一种可能，是合达贲根本就没有乘飞机出逃，而是选择从云南或广西出境，到缅甸或越南，然后从那里飞往他要去的地方，这种判断也是有根据的。被公众公认的合达贲的情妇之一、迪奥德的女会计不见了，据她的姐姐讲，妹妹曾说过要去云南和广西旅游，到那里再顺便游游缅甸和越南，那是一条旅游线。另外，自行车公司先前在缅甸的仰光和越南的河内就设有产品销售公司，那也是公司在第三世界开设的窗口，合达贲平时就爱在这类地方转悠巡视，包括香港、澳门。这些地方他都很熟悉，分析起来，从这里出境更安全一些，不容易引起官方的注意。
我问史正是否也可能从香港、澳门出境？
史正说，那种可能性不大，毕竟香港、澳门的海关比较正规，检查出境人员十分严格。分析合达贲的心理，这次出境，应当是有去无回的了，他会把几种出境途径加以比较，权衡利弊，最后选择万无一失的通道。像缅甸和越南，与中国接壤的地带，不少地方有民间的贸易集市，根本不用办出境证，就可以越境出去。那边境一带，两国早就通婚联姻，成了亲戚，相互走动探望已成家常便饭。据说合达贲对那一带的地方和民俗很熟，也不排除在那个地带他交有朋友。合达贲这人办事很动脑子，也很有心计。虽然在经营企业方面很失败，但是失败的原因是他把能力全用在谋私上了，而他谋了私，就把这私利的一部分奉献给了他看好的掌权人，这些掌权人又反过来保护着他继续谋私。所以咱们扳不倒他，直到他都跑出国了，还有人为他说话，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的确是这么回事，若不是有一部分掌权的人护着合达贲，他早该被拿掉了，还会等到今天？当然，也是合达贲对这部分人特别“厚道”，特别“孝顺”，他们之间有一条特别的取长补短、相互帮助，且是鼎力支持的“暗道”，方达到了今天这种“同舟共济”。至于合达贲其人，他使自行车公司走向失败，是因为他的缺德，人一旦缺德，就肯定要做坏事。想一想，这合达贲能窃取一家重点企业的老板宝座，又能混这么久时间，直把一个兴旺发达的企业送进死亡的坟墓，倘若他只是一个孤家寡人，是根本弄不成这等大事的。
我又问史正，合达贲是单身出境，还是带着什么人一块出境？
史正说，这方面的事他们也分析了。平时，合达贲有玩女人的劣习，连公司的工人都知道，合达贲不能一日无美女。这也是他在一次醉酒时的自我表白，说什么“宁可食无鱼，出无车，但不可无女人陪伴矣”。合达贲有个特点，用他的话说叫喜新不厌旧，公开的情妇虽两个，暗中有关系的女人很难统计。也是由于他身为总经理的位置，有权有钱，如今的女人中不乏见钱即卖身者，但是他并不与结发妻子离异。当他把妻子也送到加拿大时，实际上那两个情妇已成了名副其实的夫人了。他这次出去，是不会回来了。从他的品行推论，他应该带一个情妇出去。所以说，他预购飞机票飞往曼谷和汉城，都是虚晃一枪迷惑我们，尽管他用的是假身份证，而携情妇从云南或广西出逃，才是实情。
我接着问，合达贲眼下会在哪里？他到缅甸或是越南，能停多久？
史正说，合达贲实际是非常狡猾的。他进入缅甸或越南的同时，说不定那里早就有人为他预订了飞往另一目的地的机票。按照正常逻辑，他不会在那种小国过夜，最多是吃顿快餐，就登机启程了。至于飞往哪里，就不好说了。加拿大的可能性不大，甚至就不可能，因为那里已经是亮在明处的归巢了。他不仅不会去加拿大，还可能已经把妻子儿子迁出了加拿大。
他可能定居哪里？我对此很有兴趣。
史正说，根据掌握的蛛丝马迹，自行车公司在很早以前，就有一笔巨款打到了瑞士一家银行。那是个绝对中立的地域，也是合达贲这类亡命徒们苟且偷生的理想之地。
可以肯定，合达贲这样的人，压根就是想用窃取的权力来谋私的。这种人一旦掌权，贪起来是不择手段。根据审计部门提供的最新数字，他们的债务已达到资产的五至六倍了。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其中的一部分债款，实际并不是债款，它已通过一种圆滑的弧线，装进了合达贲的私人口袋，只是那账面上显示的欠账单位是自行车公司。做这种张冠李戴的账目游戏，合达贲手下有的是人才。据审计部门粗略估算，合达贲营私舞弊的数额应该在一亿五千万元之上。而他用在进贡权力、协调关系、摆平事端等方面的开支，大约在五千万元上下。
我为那些与合达贲“合作”的人物而汗颜，我为自己的麻木无能而愧疚。怎么能让这样的蛀虫从眼皮底下溜之大吉？不，决不能便宜了这个合达贲！不论他藏匿到天上地下，Q市政府就是钻天拱地，也得把他生擒活捉！
三十 破产比不破产好
合达贲的出逃，成了笼罩在我愧疚心灵上的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倘若不将合达贲捉拿归案，我的心是平静不下来的。在他出逃的第二天，我就跟老同学秦少卿通了电话，告诉他这个不好的消息。秦少卿如今是Q省省委组织部长。尽管他不负责公检法部门的办案工作，但是他管干部，包括Q省重要企业的领导人，也是由组织部考察任命的。我把这事告诉他，也是希望他能把合达贲现象作为用人工作的一种教训。
也是这一天，韩鑫告诉我一个重要的消息，在合达贲逃跑前夕，他的部下将一份举报揭发合达贲的犯罪材料送到纪检反贪部门。内容涉及合达贲与银行、执法部门合谋使公款泡汤，实则是“洗钱”的勾当，将公款化为私有。举报材料是由一位血气方刚的中年人送上去的。
就在这个材料送上的第二天，合达贲不见了。难道有人会向合达贲泄密？我不敢肯定，更不敢否定。
合达贲可以溜走，他酿造的病症却不能溜之了之。正好相反，合达贲出逃的消息犹如八级地震，更像原子弹爆炸，把偌大的Q市折腾得地动山摇，硝烟滚滚。尽管自行车公司还是那个公司，现在却因它的法人出逃而失去了往日的沉静从容，变得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了。一时间，政府成了各路人寻觅合达贲的咨询站、指南针。银行里有人来了，供给公司材料的诸家单位来了，电业部门的人来了，自来水公司的人来了，劳动局的人来了。更多的来人是那些个体的集体的小公司，他们都是自行车公司的债权人，是来找政府讨账的。平心静气想一想，自行车公司欠你们的钱，来找政府干啥？政府怎么知道你们双方借债还债的瓜瓜葛葛。可是，人家不找政府找谁，谁叫自行车公司姓公呢？国有企业，不归政府归谁？跑了和尚还能跑了寺？找政府，只有找见了市长，才算找到了政府。也只有市长才能定夺这账是还还是不还，还又是怎么个还法。债权人心中，政府就是万能，没有政府干不成的事。这时刻，我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核心人物。而人大、政协这时候就显示出它们的轻松与超脱，即使市委，原则上也不介入这种破事。
对于络绎不绝的债权单位，虽然接待压力很大，但是在我的分门别类、分头接待、分工合作的办法下，工作还算井然有序。真正形成压力而又杂乱无章的，是一拨又一拨自行车公司的职工，他们讨要的是公司拖欠的工资、医疗费、退休金。更让政府难以应对的是，工人们咄咄逼人的质问：我们以后咋办？想一想，也是的，一家企业，也和一个家庭一样。企业的法人跑了，就是家长跑了，连家长都跑了，都不要这个家了，一大家人一下子没有家了，以后的日子咋个过法？唉，这合达贲好坏是个家长，尽管这个家已叫他弄毁啦，玩砸了，但他还坐在那位子上，一时工人们还不会乱套，甚至还抱有一线希望，或者说，各方都还能编织出一套谎言来稳定住欲来的狂风疾雨。即使有人想发泄发泄怨气，出出堵住心头的窝囊气，也能找到一个发泄出气的靶子。外界的债权人也不至于如此手忙脚乱地跑过来，用“全场紧逼”的战术盯住政府，非要讨个说法不行。特别是那种公对公的债权债务，大家都信守一种规矩，那叫人不死账不赖。怕什么，账是早晚要还的，何必逼人太甚。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合达贲跑了，性质就变了，当家的不在了，就等于人死了。人既然“死”了，就是要赖账的，谁不怕赖账？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