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1-在北京生存的100个理由:解读北京的城市文化-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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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站东街，全长约一千六百余米，这是北京目前仅存的两处明代城垣之一。城墙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遭到严重破坏，后来沿着城墙边盖了许多小民房，目前正大刀阔斧整治市容以迎接2008年奥运的北京市政府，三年前正式开始“明城墙遗址公园”修建计划，预定地内的老旧民房均在这波清除整顿中走入历史。 此外，为尽可能恢复明城墙旧观，政府还发起“捐砖”运动，得力于民众的热心参与，虽说离理想的目标还远，但几年来，也已经征集了十万多块旧城砖，终于在2002年5月，一座铺展着翠绿草坪、占地四千六百平方米的“明城墙遗址公园”便在北京的新版地图里出现了。 而北京的第一个商业画廊——“红门画廊”（Red Gate Gallery），就矗立在这极富有历史意义的东便门角楼上。堂正的建筑外观，飞檐、屋梁、大红色的圆木柱，浓烈的中国风格，正是画廊负责人布朗 •； 华莱士（Brian Wallace）当初选中它的原因。 澳大利亚籍的华莱士，1986年来到北京在人民大学学习汉语，当时中国新潮美术运动方兴未艾，1990年他到中央美院上了一年的艺术史课程。1991年，表面压抑却暗流涌动的美术氛围，艺术界急需一个表达宣泄的出口，而一群相当数量的观众也在逐渐成形，并且来自国外的收藏需求也愈益明显，就缺乏一个艺术中介的角色，所以当时他很明确感受到一个专业画廊存在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选择了第一次办画展的东便门角楼作为基地，全身心投入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与交流。 “红门画廊”经营的内容很多样化，有新水墨、油画、雕塑，也有作风比较新潮开放的新艺术。到现在为止，每年大约有六至八档个展，夏冬两季举办联展，目前画廊经纪的艺术家约有二十余位；此外，为增加中外艺术家的对话与交流，画廊也持续进行外国艺术家驻京生活创作计划。“红门画廊”和“艺术文件仓库”虽都是由外国人带动的画廊，但两者的气氛却颇为不同，红门的场子热络喜气，而文件仓库则显得沉着冷静些；前者走的是艺术市场的经营，商业气息自然要浓一点，而后者的前卫实验倾向，让它更像一个艺术研究单位。 “红门画廊”因地利之便，平时来来往往的人不少，现在加上遗址公园绿化带的托衬，想必未来的人气指数必定更加畅旺。
飘 Drift、隙缝 Niche仓库艺术文件
“艺术文件仓库”（China Art Archives ＆Warehouse）位于北京东北郊的草场地村，是戴汉志（Hans van Dijk； 1946—2002）、艾未未与傅郎克（Frank Uytterhaegen）于1999年共同创立的。 荷兰籍的戴汉志在1986年来到中国，那时“八五新潮美术运动”正如火如荼，他受这运动吸引，开始大量收集资料，并与艺术家交往。1989年2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闹得沸沸扬扬的那场“中国现代艺术展”他也去看了，后来回国奔父丧，“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艺文界一片风声鹤唳，1992年他才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 这次，他决定留在北京，从事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与推介，以担任国外收藏中国艺术的咨询谋生，然后用他不很宽裕的条件租用展览空间为经济状况拮据的年轻艺术家办展览。曾经，他利用位在中央美院外墙与美院画廊中间的一个过道，搭了个小棚权充展画的场所，据说下雨的时候还会漏雨。那是个打国际电话还得到邮局去排队的年代，戴汉志因为没有受邀外籍人士的居留身份，必须得三个月出境一次，租宿民居，经常受到警察的干预…… 经过一番奔走，1993年戴汉志筹划“中国前卫艺术展”，将王广义、严培明、方力钧等十四个艺术家的作品推介到欧洲巡回展出，这支中国当代艺术先头部队为后来一连串海外展览开了先声。据说为了这个展，戴汉志在冬天的寒风中骑上数公里的自行车去拜访这些人，然后把他们的作品夹在腋下骑回家。 1998年下半年，艺术家兼策展人艾未未在北京南郊一个叫龙爪树村的地方找到一栋旧厂房，邀集戴汉志创立“艺术文件仓库”，1999年，与比利时籍收藏家傅郎克于比利时设立根特（Gent）“中国艺术基金会”（Modern Chinese Art Foundation），为在欧洲推介中国前卫艺术付出重大努力。 2000年11月，“艺术文件仓库”迁至现址，由艾未未担任建筑设计，空间的线条极为简约，配上浅灰的石砖、刷白的墙面与窗格、原色的水泥地，中性色的冷练适度被内墙淡橙的砖块与室外的一方绿草给中和了。几年来，维持每个月一至两个展览，没有太多商业野心的“艺术文件仓库”，着重于具实验性、潜力的未成名年轻艺术家的挖掘，目前经纪的艺术家大约有二十几位。 2002年4月29日，长期与风湿奋战而服食过量消炎药引发急性胃出血的戴汉志，突然告别了他热爱的同志与艺术战场，但中国前卫艺术界的许多同侪不会因为他的离去而忘记，他的故事与他曾经做过的努力。 总感觉不走大众路线的“艺术文件仓库”，带着那么点知识分子的孤寂，只有在开幕的时候才会惊见他的号召力，我想他是乐于如此的吧，选择在这骚动沸腾的中国当代艺术圈里，用一种低调内敛的姿态，去深刻地影响。 ※感谢“艺术文件仓库”孙红宾接受采访、提供资料。
飘 Drift、隙缝 Niche剧场英雄 不问出处
谁要想体会“衣敝温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的“愤青”（二十年不衰的流行词，“愤怒青年”的缩写）精神，就去话剧演出的现场。那里的观众以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比起其他大城市的同龄人，他们的打扮既不够时尚，也不够精致考究，很多人干脆就是上班的着装，日常的衣服。北京青年的衣着随便和“土气”早已声闻海内，但他们自己对此并不在意。当然，你如果衣冠楚楚珠光宝气，也没人会惊讶或反对，可是，你要记住两点：第一，北京所有的剧场，包括“首都剧场”这个全体人民景仰的好地方，都没有衣帽间和存包处，因此，看演出的时候，你的名贵大衣和名牌包只能抱在膝盖上，或者堆在身后；第二，你得确保不会遇到熟人，在演出结束后拉你和一大群半生不熟的朋友一起去“簋街”嘬麻辣小龙虾，否则，如果在饭馆里你的大衣被泼上了酱油汁，或者爱包不翼而飞，那可是你咎由自取。 话剧，从一开始就是因为青年们的愤怒才得以登陆和植根，回应它的也从来都是天生长反骨的各路男女好汉。想当初《娜拉》的上演造成了多少出逃私奔，戏剧界至今还在为此得意洋洋。上世纪80年代，话剧的反叛传统再次爆发力量，《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院子深处的一个排练厅里上演，宣告“实验戏剧”和“小剧场运动”的从此开始。那时，每一个实验剧目的上演，都是民间与极左顽固势力的一次较量，于是，不安分的分子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眼神中燃烧着神秘的、充满抑郁的兴奋，像是绿林英雄摆脱了追捕投奔水泊梁山。 愤怒必须依靠年轻的心来维持旺盛的火焰，北京难以清数的各种大专院校，每年都从各地吸引来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这就使得古都的空气里永远弥漫着反叛的激情。同时飘荡在空气中的，还有破落八旗子弟的散漫游荡和目无天下，对此，好像少年的心特别没有免疫力。家中的父母们万想不到，他们的好孩子少小离家，就是在这样奇特的空气中长大成人。本来都是听话的乖学生，因为学业出众，才从各地来了京城，可惜脱离了父母管教，混迹于大学校园，被学兄学姊薰陶着，不上二年就个个变得散漫游荡，目无天下。都目无天下了，谁还会在乎打扮？你刻意打扮，就说明你在乎别人看向你的目光，可你干吗要在乎呢？就是这样的年轻人，毕了业，有很多留了下来，变成了公司的白领、机构的职员，或者自由艺术家，可由于本城的“愤青”空气格外浓烈，这些平民精英直到三十五岁以前，身上的一股叛逆劲头都不会完全散去。从年轻的愤怒的心生长出来的话剧，就与这些人一拍即合，于是，非要“搞”话剧的人就有无数，而非要看话剧的人群就更庞大，两大人群合伙在一起，共同“坚守最后的戏剧”。 于是，话剧也就真的变成了这些人的一片天下。他们最爱去的地方，当然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首都剧场。“人艺”本身就是话剧传统的象征，它所上演的经典剧目，永远会惊动不同阶层和不同年龄的人们共同的热情；它所排演的新戏，也经常是场场爆满。儿童艺术剧院的剧场，可就多是年轻人进进出出了，先锋的或商业性的大戏几年来在这里不断上演。此外，中央戏剧学院的实验剧场，乃至民族宫剧场、保利剧院，也时而一见他们的身影。小剧场更是年轻人的地盘，这包括首都剧场旁边的“人艺”小剧场，以及“北剧场”（原来叫“青艺小剧场”），中央戏剧学院的“黑匣子”。熟悉门道的，还可以混入中央戏剧学院，观看在排练厅里进行的学院师生或者外国来访剧团的教学演出。 不仅专业的与无师自通的本地戏剧人士在京城大小剧院中热热闹闹地逞能，海外各路诸侯也纷纷前来显本事。最近就有朋友对我诉苦：这些天累死了，天天都有话剧看，实在看不过来。我没她那么发烧，可这两年也觉得有些喘不过来气，尤其是2002年：刚送走了“人艺”为庆祝建院五十周年上演的一系列经典，戏剧界自发的纪念“小剧场运动二十周年”的各种演出活动又连绵而来。可是，谁不喜欢去剧场呢，为了感受那股散漫游荡，目无天下的劲头，还有点燃在人们眼神中的充满抑郁的兴奋。在这里，没人会在乎你是什么打扮，因为没人在乎你是谁，反正只要肩并肩挤坐在一起，大家就成了同路。一百单八位绿林聚义水泊梁山，还会问英雄出处么？
飘 Drift、隙缝 Niche古典音乐北京人的一张 高雅面具
在198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伊萨克 •； 斯特恩在中国》中，可以看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那些身穿中山装、面带微笑、诚惶诚恐的音乐人，簇拥着伊萨克 •； 斯特恩这位世界一流的小提琴家，像欢迎一位天外来客一样。多少有点荒诞、可笑的场面在十年后发生了改变。北京在十年间成为世界级指挥、乐团与乐手竞相拜访的城市。祖宾 •； 梅塔携维也纳爱乐、马泽尔携纽约爱乐、萨瓦利什携费城爱乐，罗斯特罗波维奇、小泽征尔、阿胥肯纳吉、阿卡多、帕尔曼，外加上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等大牌人物，使这座痴迷京戏、三弦的古老都市，一夜间成了蝴蝶结、燕尾服们主持的大型晚会。北京成为仅逊于东京的亚洲国际音乐活动最多的城市。从1998年开始，北京国际音乐节连续举办了五届。每年秋天，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推出古典音乐大餐。在中国大陆，北京是唯一每年让人长时间戴着音乐雅痞面具的城市。 古典音乐的演出，属于北京夜生活的一部分。与三里屯、后海酒吧街的流行与前卫音乐生活不同，参与古典音乐活动的人远非外企白领与愤怒青年，更多的是中年以上的文化圈人士。北京故宫外广场连续几年有大型演出，成为轰动性的事件。2001年中国申奥的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故宫演唱会，张艺谋参加执导的普契尼歌剧《图兰朵》，以及雅尼的大型演奏会，都临时搭台，借故宫的夜景营造东方古都的神秘氛围。不过，北京值得一提的演出场所——中山音乐堂在故宫一侧的中山公园内。这座音乐堂规模不大，装有大型管风琴，其音效在北京的演出场所中属于一流。同属于一流的还有位于东四十条桥畔的保利剧院。保利剧院在保利大厦内一层，是许多重要演出的首选场地。位于东三环燕莎友谊商城东北角的世纪剧院与位于西单六部口的北京音乐厅，在音效上属于第二级别。天安门广场一侧的人民大会堂也常有高级别的演出，场面宏大，音效却不理想，更多属于一种乐团的规格与待遇。北京演出场所最值得一提的是正在修建的、位于人民大会堂西边的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由法国人安德鲁设计，外型是一颗水滴。水滴四周是大型水景，大剧院位于中心如一座孤岛。不谦虚地讲，国家大剧院会是一座世界级的建筑。 另外，位于西直门外的北京展览馆剧场是上演芭蕾舞的场所。距其不远的国家图书馆也举办一些室内乐演奏与音乐普及活动。王府井一带的金帆音乐厅规模不大，举办少儿音乐活动。据业内人士讲，中央音乐学院的礼堂虽说破旧，却有难得的好音效。 中国最好的音乐团体诸如中国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中央歌剧院坐镇北京，一流的音乐人才（包括指挥、乐手、教育家）都在这座古典音乐推介与发展才一百年的城市里谋求发展。北京是任何国际演出到达中国的第一站，也是国内演出团体汇报演出的终点站。只有得到北京的认可，才是真正靠得住的认可。相比较，上海与广州尽管修了像样的音乐厅，其音乐生活不可与北京同日而语。 北京是中国古典音乐的中心，这一点毋庸置疑。大批在海外有了声望的中国作曲家、音乐家纷纷回到北京，展示镀金的成果。北京国际音乐节打出“国际水平、中国气派、北京特色”的旗号，让这座城市成为获奖华裔音乐家的阵地。新音乐的推介，现今有流行趋势，莫斯科海利根歌剧院的贝尔格歌剧《璐璐》，在北京实现了亚洲首演。但这座多少有些守旧的城市，对于古典音乐的消化与食谱更多的停留在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开创的世界里。一些实验音乐已经引起了不少争论。这也是座关注指挥家和演奏家的城市，对于还没有确立声望的新音乐家缺乏热情。北京人的势利一面，显示出他们肯定已经肯定下来的东西，喜欢已经被喜欢的东西，而对他们还要学习接受的新音乐缺乏耐心。新与奇在中国南方城市迅速得到欢迎，北京往往慢上半拍。
飘 Drift、隙缝 Niche锣鼓喧天说戏楼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许多来北京旅游的老外就把登长城、观梅剧列为了解中国文化的必修课程，时至今日，此风尤烈。为了迎合这些不懂戏的洋外行，“旅游京剧”应运而生，并且成为“革命现代京剧”之后最有影响的京剧形态。北京老式的戏楼正乙祠、湖广会馆颠来倒去上演的就是《百花赠剑》、《虹桥赠珠》、《三岔口》之类闷得乏味的破戏，而新式剧场如前门饭店内的梨园剧场、北京站口的长安大戏院也很少有原汁原味的京戏了，即便有，也是被演员们复习了无数遍的《野猪林》、《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相信过不了几年，人们想要欣赏正根儿的皮黄，只有看电视里的京剧音配像。 然而北京的剧场毕竟还是去得的。护国寺胡同的人民剧场紧挨着梅兰芳故居，这个剧场上演的戏最称正宗，一些大牌的老板如李世济李维康什么的还常常到这里来演出传统老戏，票价也不贵。如果进场前还有余裕，大可以在对面的华天回民小吃店要上一碗豆汁，几个焦圈，那是真正北京市民的生活。当然豆汁的味道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天津的荀派花衫童芷苓在台上演了一辈子的《豆汁记》（《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但在台下却是一口也喝不得。长安大戏院的晚场基本都是旅游京剧，比较好一点的戏码都安排在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