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明1158-第7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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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产读书人不劳动，不生产，却一样要承担朝廷的部分赋税，比如针对人口的口赋，丁役等等，不仅如此，读书人还需要吃饭，需要日常花销。
不产出，只消耗，对于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家庭来说，就需要一家老小齐上阵，还需要一定量的土地，还需要风调雨顺不出大的灾难。
如此才能供养成功一个脱产读书人。
若要供养好几个的话，非地主豪绅之家不可。
要求十分苛刻，难度很高，一般农户根本做不到耕读传家，家里孩子八九岁就要下地劳动帮家里当廉价劳动力了，无力读书。
所以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帮助，比如政府的助学政策之类的，那么普通农民家乡要培养一个读书人，那就真的是天方夜谭了。
而很可惜的是，古代朝廷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读书人，统治者只需要【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把农民当作耗材来使用就可以了。
还助学？
笑话。
而在大明，因为免费教育的大力推进和一顿免费午饭的政策，以及针对农民所收的农业税收的大力减免，大大降低了农民家庭的赋税负担，大大降低了农民家庭供养脱产读书人的难度。
如此一来，使得一般普通农民家庭只要有心，一家一户至少能供养一个脱产读书人。
但是这还不够。
近年来随着集体农庄制度的推进，集体农庄逐渐在实际上取代了村、乡二级制度，对所辖下的农村户口实行了管理。
因为和集体农庄的职责高度重合，并且事实上集体农庄就是乡农会领导村农会搞起来的，所以原先村、乡两级复兴会组织在集体农庄的框架下逐渐实现了事实上的合并。
洪武九年底，苏咏霖批准复兴会中央会议上提出的逐步将村农会与乡农会合并，以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实现对集体农庄的管理。
不单单是农业生产方面，还涵盖了行政层面的管辖，集体农庄从一个生产单位逐渐向全面化的行政单位转移，成为事实上的一级行政机构，向上对接县府。
在此基础之上，原先属于各个村落的识字班、蒙学校也实现了合并，成为依附于集体农庄的农庄子弟小学校。
合并之后，各集体农庄的师资力量和教育资源得以集中，大大增强了教学效果。
而随之而来的就是集体农庄集合全部力量一起供养大家的脱产读书人，教育支出单独核算、拨付。
比起单个村落单个家庭独力供养一个脱产读书人的情况来看，也在事实上大大降低了普及教育的难度。
与此差不多的情况就是各大国营手工工场所附带的工场子弟小学校，也是专门负责给工场工人子弟提供教学资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们养育孩子。
工人上班下班的时间和工场子弟小学校学生们上学放学的时间高度重合，完全符合他们的日常生活作息。
因为群体规模相对较小且起步早，于是全国范围内工场子弟小学校的入学率已经实现了百分之百，远远超过农庄子弟小学校的入学率。
但是随着集体农庄政策在传川蜀、江南、岭南等地的不断推广建设，农庄子弟小学校的入学率迟早也会进一步提升。
而这种情况对于目前还存在于明国范围内的需要靠自主劳动生活的传统士绅家族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明国朝廷倾斜大量教育资源给到农民、产业工人，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就是农民、产业工人子弟的文化素养的全面提升，以及明国文化扫盲运动的大规模向前推进。
这些大规模的改变所带来的大量后果当中的一条，就是传统士绅子弟在文化素养方面的优势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降低。
传统士绅子弟原先所期待的是抢时间，通过文化积淀优势快速取得官职，从而获得官职，重新确立统治阶层的地位，回到原先食利者的身份上，再续百年豪族。
但是现实却是苏咏霖大量输出教育资源给到农民、工人，大量兴建子弟小学，又修改教材，将明国教育侧重点向理工科教育转移，使得在这一方面并不占优势的传统士绅家族子弟大受挫折。
而农民和工人子弟则在理工科文化素养方面逐渐追赶他们新一代子弟的步伐，双方几乎是站在了同样的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属于传统士绅家族的家族文化底蕴相当于被苏咏霖大手一挥，抹掉了。
文化层面的变革要的是他们的根基，而明面上，复兴会组织逐渐把控了朝堂中最有实权的职位，并且开始了他们眼中的【任人唯亲】，使得他们一直都被控制在一些无关痛痒的清水职位上。
能办事，但是事情不太多，能展现自己的能力，但是机会也不太多，属于可有可无的那种人，随时都能被替代。
其实，很多行政上的职位就是很容易被替代的，简单接受了教育的人就能完成中低级官员的工作，之所以需要层层考试选拔，无非是高级资源太少，需要人为设定门槛罢了。
没有这个人为设定的门槛，智商正常的人都能做中低级行政职位，高级行政职位自然是需要一些天赋的。
苏咏霖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为设定门槛的局面，使得传统士绅家族出身子弟被限定在了一个尴尬的区间内。
他们能吃俸禄过日子，能让家里人生活好一点，也能培养后代继续读书，但是无法更上一层楼。
他们和大部分出身地位的农民、工人官员差不多。
第1523章 洪武十二年新春诏
属于传统士绅家庭的黄金时代是在中都总务局时期到洪武四年。
洪武四年往后，他们的日子就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除了民间教育的发展让他们的知识优势不复存在，尤其是复兴会入会门槛逐渐收紧，更让他们难以向上谋取更高的职位和更高的地位。
回归过去那种事情是不存在了，已经没有希望了，除了家里的老人还在咬牙切齿的怒骂痛恨苏咏霖之外，大部分年轻人已经都认清了现实。
不甘心的还在谋求进入复兴会的可能，还在梦想着能够走曲线救国的路线，曲线当老爷。
放弃的已经躺平了，赚一分旱涝保收的实在俸禄，图个吃饱穿暖踏踏实实，啥也不敢多想。
属于旧时代文化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一点从洪武七年以后就已经有了端倪，只是当时注意到的人不多。
而在朝廷上层建筑大改革、复兴会转而成为强势存在的大变革发生之后，这一趋势就显得更加明显，只要是个正常人都能看懂。
苏咏霖终于不再掩饰自己的目的和追求，他摊牌了。
在洪武十一年年末和洪武十二年年初，不说完成，但苏咏霖也基本上确立了明国政治改革的具体方向，把大致的路线确定了下来。
同时他也明确提出，复兴会组织以广大农民、新兴产业工人还有为国戍边浴血奋战的基层士兵为主要组成部分，全面代表他们的利益，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
而以此为基础构建的上层政治建筑也要以此为服务目标，引导明国国家发展方向，从为血脉贵族、科举权贵服务，转而变成为广大农民和产业工人等基层劳动群体谋福利。
一切来源于劳动，一切为劳动而付出。
苏咏霖在洪武十二年年初公开发布的【洪武十二年新春诏】中明确喊出口号，要把明国真正建设成为一个工农之国、民主之国，而非权贵之国、君主之国。
中华大地为帝王将相、地主豪强服务而流尽劳动群众血汗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未来的工农大众，应该为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奋斗，不会再被剥削、被压迫、被吃尽血汗还要被骂刁民懒惰。
每个人都能过上好日子，每个人都能吃饱穿暖，每个人都能吃肉穿绸，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假期，每个人都能游山玩水郊外踏青。
上等人老爷们能做的，我们工农大众也能做。
上等人老爷们能享受的，我们工农大众也要享受。
所有一切特权，都要让它不再是特权，而要成为全体工农群众都能享受到的正常存在，这是大明国对全体劳动群众的郑重承诺。
新春诏颁布之后，明国的国家行动纲领也正式颁布，苏咏霖抓住最后的机会，以皇帝的身份颁布革了皇权命的诏令，并且强势推动之。
中央代表会议紧张筹备，民众代表会议紧张筹备，组织部和吏部的合并紧急行动，参谋总部和军务部的合并紧急行动。
这四件事情千头万绪，难度极大，极其繁杂，需要处理的问题之多远超想象。
于是苏咏霖刚刚结束自己的病休，就投入到了十分繁杂、强度很大的工作当中。
当然了，这一次他谨遵医嘱，没有让自己再次成为肝帝。
出人意料的，他没有解散七人决策小组，而是自己也加入到七人决策小组当中。
并且他还缺席纳入了正在流求大岛上公干的林景春，以留在中都的财政部左侍郎柴元明暂代林景春的席位，搞了一个临时性质的九人决策小组。
这个九人决策小组将在中央会议正式召开并且选出正式的朝廷决策团队之前，以苏咏霖为首，以苏咏霖身上尚且还存在的皇权作为法理依据，开始运转。
而这个临时性质的九人决策小组实际上也就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大明最高决策团队，所以苏咏霖对这个决策团队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权力规划。
在这个规划中，苏咏霖虽然作为九人决策小组的领袖，但是他在实际上放弃了皇帝的权力。
他在九人小组中以复兴会主席和军事部主任的工作职位承担起复兴会大政方针决策和军队指挥工作的管理，同时他还要求对工部进行管理。
并且作为防火墙，他持有九人决策小组一切决策的最终否决权。
田珪子原本的职务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复兴会总理兼庶务部主任，在九人决策小组的权力规划之中，田珪子主持掌握的是明国监察部门的管理和复兴会日常事务的运转。
孔茂捷原先的职务是都察院右都御史和复兴会监察部主任，所以在九人决策小组的权力规划之中，他是田珪子在监察部门中的副手，同时也是复兴会内部纪律方面的管理者。
辛弃疾作为参谋总长，在九人决策小组中的身份是苏咏霖管理军事指挥方面的副手，同时以九人小组一员的身份，拥有了对枢密院的监管权限，成为了孙子义的顶头上司。
周翀原本是复兴会组织部的负责人，现在吏部和组织部合并，复兴会全面管理明国人才选拔工作，周翀在九人决策小组中便主要分管这一部分的工作，职责重大。
林景春原先就是大明的财政大佬，财神爷，一把手，在九人小组中一样负责全国的财政工作，但是作为九人小组的一员，话语权有了提升，在财政工作方面不是其他部门负责人的应声虫，有自主权。
陈育良原先的职位是中都尚书省的尚书左丞，原先负责吏部、民政部、财政部三部的事情。
但是因为吏部被组织部合并，财政部又因为林景春的关系而成为独立的一个体系，所以他能管理的主要就是民政事务。
不过对于这个分配，陈育良也没什么看法。
很早之前财政部和吏部的管理权力就不在他手里了，而且民政部门本来就是个堪比财政部门的大部门，别的不说，光是国土勘探和全国人口户籍登记管理就有着极大的工作量。
王琰担任的是尚书右丞，在尚书省内分管负责农部、工部和学部的工作，现在工部的管理权限被苏咏霖拿走直接管理，他便主持对农部和学部的管理工作。
最后是苏咏霖原本的内阁首辅陈到。
第1524章 他不再乾纲独断了
在苏咏霖即将卸任皇帝并且终结皇权存在的这一时刻，全体内阁成员的处境变得相当尴尬。
苏咏霖做皇帝的时候，处理政务数量大、要求高，所以需要很多人的协助，否则自己也会累死，于是他所属的内阁成员数量较大，且人员大多数都是能干的年轻人，十分精干。
他们原先负责和朝廷各部门对接，不管是行政部门司法部门还是军事部门，他们都有对接经验，是苏咏霖的重要帮手。
现在内阁不需要存在了，眼看着内阁成员们就要失业，苏咏霖却给他们安排了全新的工作。
即在全国范围内组建负责民间日常治安管理的公共安全管理部门，以内阁的精干成员加上从各个部门抽调一些专业人员组成骨干。
在洪武八年以前，明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日常治安管理靠的都是一些传统的治安管理力量，没有专门负责的部门。
中央和地方上的司法部门倒是有法卒这一组织，属于暴力机构。
但是法卒主要针对的还是统治团体的犯罪，处置的往往都是朝廷官吏，对于重大司法案件当然有足够的威慑力，可要是指望人数并没有那么多的法卒对一些民事纠纷介入进去，那是比较困难的。
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办，民政纠纷这种事情要是也一起管理的话，估计也要忙疯掉。
偏偏这日常最多的事情就是鸡毛蒜皮的民事纠纷，民间三瓜俩枣的事情多如牛毛，说是小事，但是不处理还真不行，容易升级变成大事情。
很多到后面让朝廷头疼不已的民间冲突往往都是从一两句口角纠纷开始的。
比如洪武九年河南行省两个集体农庄之间的冲突，就是两个农庄所属农民在两边交界处的一条河上抓鱼闹出来的纠纷。
当地官员没有当回事，复兴会组织也没有做出有效处理，结果差点酿成大规模械斗。
为此，中都朝廷撤了两个集体农庄所属县的相关官员的职位，因为他们怕麻烦不介入。
复兴会总部也撤了两个集体农庄的复兴会指导组织，因为他们没有及时介入其中，反而和稀泥，导致矛盾越来越大。
但是后面中都方面也做了反思，意识到他们在基层执法问题上的不足，专业应对机构方面的缺失导致地方各部门对于民间纠纷的扯皮、踢皮球。
苏咏霖也深入思考了一下，觉得公共安全部门的设立刻不容缓了。
古时候，全国人口不多，且大部分都被拴在土地上动弹不得，人为的减少了治安事件的发生，很多地区的官员和吏员足以应付一个县城区域内发生的治安问题。
但是这一切在明国都发生了变化。
一是人口的大规模上涨，二是人口流动的状况增加，这都将增大治安管理的难度。
未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产业升级，以明国较为宽松的户籍制度和对商业发展的支持态度，治安问题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没有专业的公共安全管理部门是绝对行不通的。
苏咏霖很早就打算对这一情况进行改变，但是缺少精力和时机。
现在国家大体稳定，外部敌人基本被揍了一圈，内部敌人也被收拾的抬不起头，苏咏霖还卸掉了大部分工作，公共安全部的组建也就顺理成章。
苏咏霖授权给陈到和公共安全部，在全国范围内从退役士兵、各乡村自卫队成员等拥有一定素养的武装人员群体当中选拔成员，在全国范围内筹建各级公共安全组织，抓起公共安全保障工作。
这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支出，也将分化各地原有的权力结构，对于明国当前的政治生态是一种冲击。
所以九人决策小组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了多次研讨，期间有人赞同，也有人出于对国家稳定的担忧而提出反对。
最后因为苏咏霖的坚持，九人决策小组以全票通过这一决议，于是决定任命陈到为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