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升明帝-第4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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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印、加官，赐爵。
　　皇帝给六位殿阁大学士皆加从一品散阶，各加宫保衔，三孤加东宫三师，如首辅是少师加太子太师，次辅是少傅加太子太傅等。而内阁协办大学士，则也是从一品散阶，宫保衔则是加东宫三少，如太子少师等。
　　又各赐爵。
　　殿阁大学士皆赐终身县公爵，协办大学士赐终身县侯爵。
　　文安之、王之仁、张名振皆另有大功勋，已获世袭国公爵，便增赐实封食邑数。
　　六位殿阁大学士还赐坐蟒袍，六位协办大学士赐行蟒袍。
　　貂蝉梁冠，配上紫蟒，九节玉带。
　　文安之带领下，十二位新内阁大学士，向皇帝集体跪拜宣誓，正式就任。
　　殿上众臣们看着这一幕，也是各自心中感慨。
　　但今天却没有谁阻拦反对。
　　朱以海虽然才三十岁，可这位几年前还只是镇国将军，后来承袭鲁王流亡南下，却仅用三年多时间，就稳住局势，甚至已经中兴大明了。
　　其权威，甚至可以说在大明这近三百年中，已经达到了朱元章和朱棣的高度，这些都是皇帝一手打出来的君威。
　　有这等功绩，皇帝自然一言九鼎，真正大权在握。
　　大家甚至都已经习惯了皇帝的这套专制独裁。
　　旧内阁成员也开始外放授职。
　　前首辅宋之普授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原次辅祁彪佳授四川总督兼巡抚，原武英殿大学士张国维，授两辽总督兼辽东巡抚。
　　文渊阁大学士陈函辉授两广总督兼广西巡抚，文昭阁大学士柯夏卿授湖广总督兼湖南巡抚，东阁大学士于颖授江西总督兼巡抚。
　　协办大学士陈潜夫授河南总督，虞大复授陕甘总督兼甘肃巡抚，沉辰荃授江南总督兼江苏巡抚，黄道周授浙闽总督兼浙江巡抚。
　　皇帝不仅把内阁全换了，还把总督、巡抚基本换了一遍。
　　也就山东总督兼巡抚黄宗羲，广东巡抚张煌言、福建巡抚张肯堂几个没换。
　　皇帝低着头，提朱笔在写名单。
　　他写一张，内侍接过便在金殿上宣读。
　　“原江南总督兼江苏巡抚马士英，授户部尚书，加内阁学士衔。
　　“原四川总督兼巡抚张岱，授礼部尚书，加内阁学士衔。”
　　“孙嘉绩授湖北巡抚，钱肃乐授安徽巡抚……”
　　“原江西总督万元吉授吏部尚书，沉犹龙授兵部尚书、刘宗周为刑部尚书，高斗枢为工部尚书。”
　　“徐石麒为左谏议大夫、蒋德璟为右谏议大夫，
　　王永祚为左都御史，洪承畴为右都御史。”
　　“沉文忠为通政使，余煌为大理寺卿。”
　　“杨文骢为河道总督，刘孔昭为漕运总督。”
　　……
　　方端士和潘映娄带着群人进来，向左光先与何如申贺喜。
　　“天使前来宣旨，二位赶紧接旨吧，恭喜高升。”
　　何如申被授为山东布政使，左光先被授为福建按察使。
　　两人正喝着茶，谈论着今天外面这大事，谁料到最后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两人一为江西道掌道监察御史，一为太仆寺少卿，没想到也在这次大调整中。
　　细论来，还都是升官了。
　　掌道监察御史，也不如一省按察使，太仆少卿一样不如一省布政使。
　　两人面面相觑，最后在大家的恭喜声中接下旨意。
　　“今天一定得好好喝两杯，好好庆贺下两位。”潘映娄笑着说道。
　　“一定一定。”
　　正张罗着要到会馆食堂弄几个好菜庆贺，甚至是不是请会馆里的所有在京老乡们一起喝几杯，结果又有使者来宣旨。
　　浙江按察副使潘映娄升授鸿胪寺卿，这原是个正四品职，现在是从三品，比起四品的按察副使来，品级升了，而且毕竟是京官，鸿胪寺虽不是要害部门，也还不错。
　　而金衢严分巡方端士也升了，本是从三品小巡抚，现在升山东按察使，正三品，一省司法长官。
　　两个桐城出身的浙江官员，还张罗着为老乡升迁喝两杯庆贺，没料到自己也升了。
　　一个入京为鸿胪寺卿，一个调到山东做臬台。
　　“恭喜恭喜！”
　　“同喜同喜！”


第664章　攘外必先安内
　　总理处。
　　皇帝朱以海一边喝着姜桂茶，一边翻看着一份报告。
　　突染风寒，皇帝脑袋昏沉，还总是流清涕，怕冷。御医劝皇帝多休息，可二月倒春寒里，各项事务依然繁重。
　　姜桂茶里的锡兰肉桂加上广西老姜，配上祁门红茶，倒是让他稍舒服了些，连鼻子似乎都通畅了不少。
　　“去年的冬估预算，做的还是不够严谨，太过于保守了。”
　　朱以海手捂着暖暖的茶杯，一边抬头对阮大铖说道，阮大铖是内阁排名最后东阁大学士，不过他之前是户部尚书，所以现在内阁里，也是分票户部事务。
　　这届内阁暂且只有两位殿阁大学士授予了总理大臣的头衔，就是首辅文安之和次辅王之仁。
　　今天阮大铖来总理处，其实是奉召而来，并不是在此当值，新任的户部尚书马士英也被召来。
　　总理处，新一届的总理大臣、协理大臣也都到齐了。
　　除内阁两位总理大臣外，还有新任左都御史徐石麒，吏部尚书万元吉，左谏议大夫王永祚也加总理大臣。
　　新任京营总督王相、内阁协办大学士张名振、堵胤锡，通政使沉文忠、兵部尚书沉犹龙为协理大臣。
　　总共十人。
　　其余的总理处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则是从中书科中书舍人、内阁中书舍人、翰林院、詹事府、六部主事、员外郎等抽调兼职，奉旨承直。
　　分成四班，每班八人，日夜轮流当值，两天一轮。
　　总理处这十位大臣也都是兼职，每天早朝后，先要来总理处面圣，当面禀奏几件要事，而皇帝也会将前一日处置的一些军机大事，交由总理大臣阁看似旨。
　　若有需要大臣参谋商议之事，也会召集总理大臣会议，或针对事情只召见一二位。
　　如无特别事情，则总理处只留两位大理轮班当值，一位总理大臣一位协理大臣，晚上则不当值，由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当值。
　　总理处毕竟不能提前拆阅重要军机奏报，也不须要他们商议票拟建议，只是在总理处承旨办事而已，有时备皇帝顾问。
　　今天皇帝把十位总理处的大臣都叫来了，召开总理处会议，也还是针对预算问题。
　　去年皇帝搞分税。
　　把地丁的六成留给地方，其它好几样税收也都六成给地方，仅四成上缴中央。
　　给地方增加了留存后，地方上财政充裕不少，办起事来当然也会更便利，不过如何用好这钱也不简单。
　　除了地方官员俸禄、办公开支等这些固定开支预算外，还有太多不是固定的开支，诸如兴修道路、城墙、水利、救灾等等，既不能不给半点预留，也不能提前预留太多，如何把握这个度比较难。
　　地方上的冬估预算也需要中央户部审批，还得通过内阁和皇帝。
　　而中央也还得有自己的预算，除了常规的百官俸禄、养兵、驿站、办学等开支外，还有河道、水利、城防、边镇、团练等，又有战争开支，甚至还有宫廷开支。
　　今年要打大仗，还要修黄河，所以开支很大，预算做的多，可还是不能让朱以海满意，太过于扣扣索索，预算做的死，那么实行起来就会限制很多。
　　“钱不够，朕可以从内帑中拔一些，也可以从内帑中借一些给户部，甚至还可以发行债券，而不是做预算打折扣。”
　　“黄河今年得修，新河道现在一遇雨季，就又成三股，到处泛滥，危害几十府县，中原膏腴之地，不能放任不管。”
　　“还有就是赈灾救济的款项，预留太少了，得增加，无钱无粮，如何救济灾民，如何让百姓重返家乡，甚至是就地安家？”
　　“不把灾民安置好，只会损害更多。”
　　“军费开支预算也低了。”
　　朱以海很不满意，觉得马士英胆子太小，当然这预算主要还是阮大铖任户部尚书时主导做的，也有前届内阁的意思。
　　现在新内阁，新总理处，新户部尚书，朱以海希望能够重新调整预算。
　　“御营才完成了六镇的整编，太慢了，朕希望今年底，能够完成十八镇的整编，尤其是这披甲率至少得达到六成。”
　　“还有各镇炮标、骑标都要能够配置到位，十二磅野战炮、三磅营属炮，还有骑兵的战马，这些都是比较费钱的，不把预算做到位，御营如何完成整编？”
　　经过先前的一通大调整，皇帝以雷霆手段，把朝中那股收御营兵权的小苗头给直接掐断了。
　　谁也别想夺走御营指挥权，御营只能直属皇帝。
　　起码现在是这样。
　　为了握住御营的直接指挥权，皇帝甚至只让户部供应部份军费，他用内帑再解决部份，又仍坚持厘金收入专用于御营。
　　户部只出御营三分之一的军费。
　　可他们预算的还是太少了。
　　马士英再次回到中枢，虽然没能如阮大铖一样入阁，但能重返中枢，并担任户部尚书，他其实非常满意了。
　　他也知道很多人一直紧盯着他们，骂他们奸臣，可这两年在江南卖命做事，也是做出不少实绩的，当然，也确实又得罪了许多人。
　　江南本就是东林党大本营，这里还是皇帝起兵之初的基本盘，大量勋臣元老大臣都出自江南，可马士英还是顶着压力，在江南全面推行新政。
　　一项项，全都是他亲自带头去督促推行，他也是彻底豁出去了，不怕得罪人，谁的面子也不给。
　　清理官田，整顿军屯，开征工商税，征收厘金，每一项都要得罪无数人。
　　好在有天子支持，也有北伐的节节胜利，让他在后方也算是能够势不少。
　　现在刚入朝，就面临皇帝的不满。
　　马士英也觉得有几分委屈，还是力谏皇帝。
　　“陛下，臣以为如今虽然北伐形势大好，接连收复山东河南汉中甘肃等许多地方，但臣以为山东河南等地，如今情况并不好，连淮南都还没恢复过来，朝廷收复这些地方，其实是背上了很大的财政负担。
　　短时间内很难获得什么税赋，陛下又仁爱子民，免这些地方百姓的地丁银，甚至赈济救灾的力度很大，这就是个大窟窿，朝廷往里面填很多钱粮进去，新收复的这些地方要派兵要派官，治理成本也很大。
　　臣不反对陛下的这些仁政，只是这确实是很大负担。
　　如今既要修黄河，又要赈灾民，还要整编御营、京营、屯营、外营，甚至要训练团练，要剿匪，哪一项都是很大的开支。
　　军饷、装备、打仗的开支。
　　北伐之初，我们虽只据有浙东一隅，但当时浙东基本完整，较为富裕，我们包袱不大，兵马也不多，北伐连捷，还能以战养战，甚至通过战争获得许多钱粮等。但现在我们不一样了，臣以为饭还是得一口口吃。
　　臣也希望能够马上就攻入北京，收复两京十三省，可欲速则不达。
　　如果陛下能够再多些耐心，多给些时间，那么不论是朝廷，还是将士们，还是百姓们，都会轻松不少。”
　　“今年如果少整编几镇御营，财政上都能宽裕的多。”
　　“少打一仗，就能减轻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军费。”
　　马士英觉得如果计划订的太满，又要整编十八镇御营出来，又要进攻北京，还要攻下颍州南阳，甚至荆襄湖北，还要夺取褒城，进攻关中，实在是任务太重。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他斗胆提出，不妨改进攻北京为羊攻，假装做势要攻北京，但虚张声势而已。
　　专心先收复河南，湖北荆襄都可以先放一放，一步步来，一仗仗打，不要同时几线做战，哪怕是调外镇、屯镇兵打仗，军费开销也很大的。
　　行粮得发，粮草器械得消耗，更别说打仗还得有抚恤奖赏这些都是天文数字。
　　不如让外镇、屯镇、团练们一边加紧屯田，一边加紧训练，朝廷也可以陆续给他们充实铠甲武器装备。
　　打仗还是得靠装备更好，训练更足，实战经验更丰富，斗志更昂扬的御营来打。
　　御营打主力，外镇屯镇团练打辅助。
　　若是羊攻北京效果好，还可以迫的鞑子撤兵、岁币。
　　“陛下，须得张驰有度，否则弦如果一直紧绷着，很容易崩断。”
　　“陛下年富力强，何不再多些耐心，不说十年生聚，只需要三五年，到时我大明便能彻底碾压鞑虏，收入中原，重回旧都，也不过是瓜熟蒂落的事情。”
　　朱以海很认真听着马士英的话，觉得他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自己确实有些着急了，本想着是拼一把，现在看来，有些欠妥。
　　几年时间，有如今形势，确实很难得，但也有些到极限了。
　　朱以海想直接打到北京城下去，倒没想过跟鞑子打一场北京大战，他原先认定，如果他真能一路北进，那么跟鞑子在河间一带，可能会有一场会战。
　　此战能胜，则可直抵北京城下，到时鞑子极可能会退走关外，北京便可一举收复。
　　所以关键的还是在河北的这一战，这可能会是鞑子最后主力的全力一战，风险还是挺大的。
　　“诸位爱卿以为马卿所言如何？”
　　首辅文安之直言，“臣以为马公所言很有道理，先把整编好的御营六镇调到河南，先攻取颖州，然后再取南阳，再攻襄阳，稳打稳扎。
　　关外辽东也好，陕甘汉中也好，或是湖南江西，太行直隶都只骚扰牵制。”
　　一次一个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先攻颍州，再破南阳，然后取襄阳、郧阳，尽量避免两线甚至多线作战。
　　不急着去攻北京，而是先零削碎切鞑子在外的兵马，若是鞑子来救，那就围城打援，在自己熟悉的战场上迎战鞑子。
　　“打仗，尤其打大仗，还得是用御营，外镇、屯镇、团练等兵马，打大仗风险太大。”
　　文安之甚至直言不讳的当众对皇帝道，六镇御营入河南打颍州，也是从河南地方军头手里拿回河南掌控权的大好机会，六镇进入，犹如泰山压顶，到时调河南山东诸军镇到颍州听令，到时便可解决这些军镇。
　　河南要想治理安定，必须先解决这些军阀，否则仅仅是派副职，或对调些军官，是不够的，不真正解决这些军阀，那么一切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不管是整编还是遣散还是调离，都得处理。
　　现在冒大风险北伐旧都，不如先清理掉眼皮底下的隐患。
　　武英殿大学士朱大典也直言，“山东河南的那些外镇、团练，虽说不少自称义军，但他们有些是土寨，有些是贼匪出身，大家确实都打鞑子，可他们控制州县，犹如私人地盘，不管是征兵还是征税，都是自行其是，朝廷的法令制度，在他们控制地是不太好用的，朝廷派去的管，这些兵将也是不太理会的。”
　　这种情况不是现在才有，也不仅山东河南才有，而是自崇祯末就已经出现了，也就是御营的军纪好，其它军队自成体系，本就鱼龙混杂。
　　甚至兵匪难分的。
　　“那个河南总兵李际遇，崇祯朝时就是河南三大土寨势力之一，早前也投过顺降过虏，如今虽归附朝廷，但行事还是以前一般。他们攻下洛阳时，也是把城里的钱粮都抢光，甚至还勒索敲诈城中大户士绅，他们在控制的地方，私自劝捐摊派更不用说，甚至纵兵抢掠也是常有的事情。
　　李际遇完全把手里的兵当成私军，朝廷派去的官员，迟迟在地方打不开局面，就是他们故意不配合。
　　如今就当如元辅所说，御营西进河南，顺势把鲁西南、河南诸地的这些所谓团练的军阀，彻底整顿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