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从忽悠刘备开始-第7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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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很给面子了。
毕竟马援是何等人物，汉朝评价是很高的，不是随便谁都配对比。
吕布的家人知道了蔡琰的编年汉纪内容后，也很满意，这事儿就算过了。
随着新年临近，刘备在宫中大宴群臣，也召了张飞赵云回京述职见面，好好聚一聚，毕竟东胡草原方面的战事，这个冬天已经彻底扫尾了。
剩下的只是漠南草原的军事行动，属于关羽的防区，所以只留下关羽一个人冒雪顶风沙布防就行。
诸葛亮也因为今年运河网已经全部修完、只剩一个津门城还在营建、黄河与易水河口的航运疏浚还在继续。
不过这些小工程，不用中书令诸葛亮亲自督导，他把最初规划做好、审查制度设计好，本人就可以抽身了。所以诸葛亮也在年底回了一趟雒阳，明年有必要再外放北巡不迟。
留在幽冀前沿的最高级别官员，暂时只剩下工部尚书国渊。
新年元日，一直到上元节，刘备都邀请了开国六公爵中在京的四人，每日同乐，顺便展望讨论一下国家大计、长远方阵。
鲁肃、诸葛瑾、刘巴这些负责民政财政的高层，也及时把这三年多里大兴土木、大规模用兵遗留下的财政问题，跟刘备交了个底。
还别说，打仗是真的花钱，这次算打得尽量干净利落了，不过还是开支巨大。
想当年汉武帝对付匈奴，最后给将士们的赏赐、抚恤，就累计花掉了近二百亿钱，相当于汉武帝时朝廷六七年的全部财政收入——
关键是朝廷也不可能所有钱都拿来打仗，还有日常维持统治的其他开销，要养那么多官员小吏、搞那么多工程呢，每年能省出三分之一的钱攒下来打仗，就很不错了。
所以灭一个北方游牧外族，花掉汉朝朝廷二三十年财政结余，在汉人官僚看来，都是正常现象。
刘备这次把战争时间和粮草损耗都尽量压缩了，但因为装备更先进，靠的一定技术代差换来的这个成绩，所以在武器装备和耗材方面的开支，还是比前人高不少的。
七算八算下来，那么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最后花了八十多亿钱，直接军费和赏赐、抚恤全加上，也接近二百亿（汉武帝时那二百亿没算军饷和日常开销，仅仅只是对死伤的抚恤和对立功人员的奖赏）。
最后扫清大漠以南的草原地区、加上建设幽冀基础设施，三年多里累计背上了二百六十亿的财政开支！
全国每年的农业税和人头税、非河北地区的其他州的徭役，还是要用来维持朝廷正常运转的。所以能拿来结余还债和打仗搞建设的，基本上也就是相当于国家的工商税部分。
而国家的工商税总额，之前一直是七八十亿左右每年。原本和平种田的话，这几年能接近百亿。
但因为河北地区被战乱一定程度破坏，加上之前为了减免国债而发放过一些永久免税权，所以这部分增幅也被暂时吞噬了。
扶桑的佐渡金矿虽然已经是发现后的第三年了，但是开发还是比较缓慢的。
主要李素和诸葛亮离开扶桑时，只是发现了金矿，但当地基础设施是几乎没有的，佐渡岛还几乎是无人区，“越山县”也是210年才被扶桑开化移民刚刚定居，之前都是虾夷野人住的地方。
这样的地区要开矿，你还得先往里投钱把交通环境建设好，铺路造港口码头、修船船坞、建设城镇开荒农田。所以前三年基本上是赔钱的，还在开荒期。扶桑的黄金，也就暂时补贴不到朝廷财政。
至于石见银山，比佐渡金山发现还晚，现在还处在摸索期，完全没进行开矿呢。
林林总总算下来，朝廷在开战前还有五十多亿国债没还清。这三年里花出去两百六、工商税填补两百，就又是六十亿赤字。
李素也建议刘备缓一缓，不要用民过重，掌握好与民休息的节奏。这次要真心轻徭薄赋、不搞事情，等到这一百二十亿彻底还清，也好更好地建立政府信用，给百姓一个信心，让他们意识到朝廷并不是“总想搞事情，一有钱就花光还欠债”。
刘备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从章武十八年开始（213），一直到章武二十年（215），这三年里好好休养生息。
按照现在的节奏平衡，只要不遇到大的天灾，一百二十亿的国债赤字，两年多就能还清了，三年的话还能略有盈余，到时候国库里能剩下三四十亿储备零花。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建立在不要再发生任何大的天灾前提下的，而事实上以210年代的自然环境、后来的历史记录，李素也知道这基本不可能。
天下太平后，最多瘟疫流行能稍稍控制一下，毕竟打仗少、批量屠杀尸体处理不过来的情况变少，瘟疫也会减少。
而水旱蝗灾这三大件，是不以人类活动形势为转移的。所以原本汉末三四年一大灾，现在能压低到五六年一个大灾就不错了。
这一点其实早在司马迁写《史记》时、讨论天文历法部分，也有过朴素总结了，算是对天时的一个周期归纳。在农业时代，也是存在天灾导致的“经济周期”的，只是古人总结不出原理，只能是凭经验估个数。
正月的最初半个月，刘备就跟群臣讨论好了这些还债休息的规划，随后他想起一个事儿，问手下重臣、是不是能趁着正月里，讨论一下今年是不是该换个年号，别用章武十八年了。
刘备内心的想法，显然是“之前你们说灭了袁曹之后不立刻换年号，是为了彰显大汉从未断绝，中间只能算是来了场持续二十年的‘张董袁曹之乱’，不希望以曹操的覆灭为改年号的契机”。
那现在比曹操死的时候、又拖了整整十年了。十年里励精图治，搞了那么多整合全国的建设，把公孙度、高干这些袁曹余孽也彻底灭了。
还平了公孙度背后的三韩、扶桑，灭了高干背后的鲜卑、乌桓。这个武功也算是把高祖、武帝、光武时的巅峰都做到了，这总该改革年号、表示一下朝廷从此转入垂拱而治的文治、富民阶段吧？
对于刘备的这个心思，猜得最透的当然是法正，其次是鲁肃。所以法正第一个跳出来，鼓吹确实该改年号了。
上元节朝贺之日，法正如是奏议：“陛下文治武功，俱超古人。章武之号，是为了向天下彰显陛下武功，却难免让后人忽视文治。
如今鲜卑可汗授首，改一个也恰是时机，好让臣民领略将来新政气象，提振人心士气。”
刘备对法正的拍马屁很是受用，再问丞相李素。
李素想了想，反对道：“陛下，改元以明德，此法起于武帝，至今三百余年，以至天下已经习惯，也不曾深想其中内涵。光武中兴时，也就沿用了。
但究其本源，武帝行‘一世多元’的年号之法，乃是因为尊崇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觉得天数有变、神器更易，人君便该改个年号，以顺应天命。如今我朝已经罢黜董仲舒邪说，所以这个旧制，实在值得商榷。”
番外第59章 黄金五年
刘备听了李素的阐述，一时间觉得似乎颇有代理，给他指出了一条他从未想过的道路，不由陷入沉吟。
李素便继续侃侃而谈、详细阐述：“陛下，武帝之前，自秦始皇至孝景皇帝，都无年号。秦始皇纪年至三十六，自其为秦王时便算起，并不以称帝为限。高祖践祚之前，太史公本纪年事，也以‘汉元年’至‘汉七年’纪录。
陛下如今已罢黜‘天人感应’邪说，改尊《殿兴有福》，则天象灾变，与人君德行已无联系。不如就此废除频繁改年号之法，也算得上是正本清源。
何况，陛下乃孝景皇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中山靖王初为武帝之兄，陛下既不出于武帝一脉，又不用如光武、明帝一般忌惮‘天人感应’，直接改回高祖至孝景皇帝旧制，有何不可？”
刘备听得一愣一愣的，随后觉得还挺有道理。
年号又不是自古有之，是跟随着汉武帝使用儒术、天人感应才有的。
现在天人感应都没了，不再改也很对啊！这样还能顺带破除很多神鬼迷信、压缩妖言惑众搞祥瑞图谶的生存空间。
不过，刘备很快想到，他都已经用过“章武”这个年号了，当时天下还没统一，事急从权也不便做太多没意义的标新立异事情。李素当时求稳，也没提，现在却来提，也不好再把章武这个年号不用啊。
刘备思忖再三，虚心求教：“丞相学冠天人，在纲常大义上自然是精通的。不过此事具体当如何处置呢？年号总还是要的吧？”
李素奏道：“故臣以为，事已至此，有那么多历史遗留的疑难。则年号不便废，但也不便改。人君之德，只与人君本人有关，与天数无关。将来的年号，只是给人的，不是给天的。一个君主，一世一元即可。
臣建议，以后纪年，恢复《史记》最初时的纪法，如‘汉元年’至‘汉七年’那段，同时，再纪录今上年号年数。
如今年是章武十八年，以后就纪为‘汉四百二十年、章武十八年’，以此类推。”
刘备想了想，点头许可：“此法甚善，不过，其中原理，还要丞相详加阐述，好让天下读书人明白其中道理、正本清源。免得无知之人以为朕是学识浅薄、不知道怎么改年号呢！”
刘备可以不改年号，但话必须说清楚，道理要宣传透彻。
这是正本清源、直接继承秦始皇汉高祖到汉景帝时的优点，改良汉武帝开始被邪说蛊惑带偏的那部分缺陷。
李素少不得又得为他的多嘴付出代价，写点书论证了。
好在他已经是丞相，提纲挈领给出学术思想就行，具体文笔措辞修饰，让他老婆代写。
至于李素借机阐述出这个理论，倒也没费他多少脑子。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前世他学正统论课程时学过的基础知识，跟“殿兴有福”是绑定的，他掌握得太牢固了，几十年后还能记得。
很多人都知道，从汉武帝到宋朝，中间一千多年，中原王朝的皇帝是经常改年号的。
而到了明清两朝，就变成“一世一元制”了，也就是一个皇帝一辈子就一个年号。
这才有了后人用年号指代皇帝的称呼方式，有了“永乐皇帝”、“嘉靖皇帝”、“崇祯皇帝”、“乾隆皇帝”这种说法。
但绝大多数没学过正统论的人，对于“一世一元制”的出现，只是记了个结论。
哪怕历史系考生，考试也就考这么一个概念和事实，没去细究过其中的正统哲学原理。
事实上，“一世一元制”在朱元璋的时候刚出现，就是跟“殿兴有福”高度捆绑的。
毕竟历史上“殿兴有福论”就是刘基宋濂方孝孺这仨弄出来的，一世一元也是他仨弄的。
一世一元这种制度，就代表年号从“天人感应”时代的对天负责，改为对人负责。
因为对人负责，所以人没换年号就不换，跟从此是否“天数有变、神器更易”无关了。
很多无知之人还小看“殿兴有福论”，说什么“也就明朝用用，到了清朝怎么没见中央朝廷大张旗鼓宣扬‘殿兴有福’？”
其实有些东西哪用刻意全面宣传，毕竟你宣扬那些明朝的学者个人的地位，对清的统治者也没直接利益，那当然是借对他最有价值的部分来用了。
皇帝又不是做慈善发福利的，把好处拿走就行，又不一定要对恩人感恩戴德。
清朝继承了一世一元制，就是借鉴继承了“承认殿兴有福，反对天人感应”的好处。
所以，读历史书千万不能随便只读个结论和事件。
宋濂方孝孺这些人当时的贡献，是远比后人觉得的大的，至少他们极大削弱了从刘彻到朱元璋、中间一千四百多年的“神鬼天意迷信”对国家的束缚力度。
不能因为朱棣后来把他们的家族灭门了，就因为粉朱棣、便抹杀死者在正统论哲学上的功绩。
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对错，不存在“好人的敌人就一定是坏人”。朱棣即使有武功，不代表他杀的人都是坏的。
更不能因为后世人对儒家的普遍坏印象、网上一片骂“世家大族”的流量密码，就把读书人当中那些试图做出改良优化的人的努力，也统统无视。
而李素作为这个世界的《殿兴有福》缔造者，当然在这种大是大非的纲常正统上不能含糊，必须坚决建议刘备也搞一世一元制。
否则要是把这事儿疏忽漏过去了，将来等其他后人钻研学术、琢磨明白其中道理、再打着他的旗号提出、那他李素可丢不起这个人呐。
李圣作为《殿兴有福》的缔造者和集大成者，怎么可以犯这种低级错误？一个人的学术体系得逻辑自洽，这是封圣的基本要求。
……
此后一段时间，李素便投入到了这个学术体系的完善建设中，跟老婆商量如何把文章揣摩严密了。
然后上交给刘备过目，又跟其他一些学术官员切磋一番，明发天下。
算是为大汉朝从此开始确立一世一元制度、并同时使用“汉多少年”和“年号多少年”这套双轨并行纪年法，正式奠定了法条依据。
借着这个契机，大汉的治理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扫除外患之后、重新休养生息的和平发展期。
此后两三年中，果然也是一切垂拱而治，没发生什么大事。只不过国债还款的速度，比预期地稍稍慢了一点点，一直拖到章武二十一年底（216），才算彻底还清。
其中的曲折，也属于意料之中的正常调整：那几年里，又发生了几场天灾。并州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蝗虫和旱灾，让一州之地绝收了一整年还不止。
好在并州人口不多，靠缓过气来的冀州和关中补贴，还能撑过去，只是花点钱粮，免税两年。
后来又是荆州再次水灾、地震。
这些开支，加上关羽最后肃清阶段也得在北疆保持两万人左右的作战部队、始终处于出击状态，有持续的军事行动，也要开支。
这两项加起来，可不得多耗费了一年的财政结余。
不过，这几个休养生息的年份里，朝廷官方虽然没有大兴土木、乱搞建设，但民间的工商业开拓发展和自发投资，却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期。
之前运河网络和大江大河河海转运网络的完善，让整个国家进入了第一次统一大市场的黄金期。
百姓变得愈发富足、藏富于民，各种社会分工也愈发细化。
之前只在长安雒阳和邺城三地附近的“大城市周边百姓不再种粮食，而是全力种难以长途运输的易腐蔬菜供应都市、自己再买外地运来的粮食吃”现象，经过多年的发展、民间自发取经学习先进致富经验，已经扩散到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州治级城市。
也就是成都、金陵（建业改名改回来了）、武昌、襄阳、宛城、蓟县、下邳、襄平、济南，都或多或少出现了这样的经济形态。
这样的民间经济自发成长、社会分工深化，也反过来进一步反哺了“租庸调输”法的贯彻落实。
因为“租庸调输”法和之前版本的“租庸调”法，差距最关键就在于一个“输”字，把运输成本折入官价税赋计算体系，拼命鼓励民间自发想办法降低运输成本，给降低运输成本的人让利，扩大工商业流通。
现在每个州最富庶的大城市周边、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