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区大谜案-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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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问弓区谜案是不是一种痛苦的先生的名字不能被泄漏。更有意义的是“达格尼”的评论，如果他是那些郁闷的陪审员之一的话，可能他要被逼得去“自杀”了。一个职业的悖论商得意洋洋地指出这情况同《莫格街谋杀案》（译注，第一部密室推理小说，凶手是一只猴子）有些相象，他说大自然又开始剽窃了——就像那只猴子——他建议艾伦·坡的出版商去申请一个禁止令。
　　更为严肃地，坡的解答被一名“忠实读者”作为一种新想法再次提了出来。他认为一个手风琴艺人的小猴子可能带着它主人的剃刀从烟囱进去，接着在试着为床上的人刮胡子后，又原路返回。这个想法引起了不少反响，但是一个名字后面拖了一大串字母的回复者指出，小得足以通过这么窄的烟道的猴子不会有力气造成这么深的伤口。另一个人对此又提出反驳，关于猴子肌肉力量的争论如此激烈以致大家几乎要同意罪犯就是猴子。这个泡沫被一个笔名为“理智”的人捅碎了，他简要地说明没有烟灰和血的痕迹在地上、睡衣或是床单上被发现。
　　《手术刀》（译注：可能是一种医学杂志）对谜案的社论引起了兴趣。它上面说：“我们不会同别人一样对死因裁决官的总结进行称赞。这再一次显示了任用死因裁决官而不是医学人士造成的不幸。他没能充分领会医学证据的重要性。他当然应该引导陪审团根据医学证据作出谋杀的裁定。他看不出伤口有什么办法是被别人造成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应该由警方来找出这是如何办到的。那个不幸的青年不可能自己造成那样的伤口，再有足够的力量和意志去把凶器藏起来并完美地除去他为此离开床的痕迹，这就足够了。”
　　业余侦探们的理论不胜枚举，而苏格兰场则保持沉默。最终对这个事件的讨论被限定在几份收到了最优秀来信的报纸。那些收不到有意思的来信的报纸结束了通信并对那些能得到的报刊的“哗众取宠”嗤之以鼻。在大量的奇思妙想中，有不少引人注目的解答，它们就像冒充恒星的火箭那样华丽地失败了。其中之一是在浓雾掩护下，罪犯用梯子从人行道登上卧室的窗户。他用一块钻石切掉了一块玻璃，从孔隙中进入。离开的时候把玻璃重新装上（或者装他带来的一块新的）这样就能保持房间的闩和锁不动了。在被指出窗格太小时，第三个回复者证明这不是问题，只需要把手伸进去开锁，整扇窗就能被打开了，凶手离开时只要把这个过程反过来就行。这番关于玻璃的妙论被一个装玻璃的工人砸得粉碎，他写道一块玻璃是不太可能只从一边安上的，那样碰一下就会掉下来。而且无论如何湿的接合用油灰是不会不被发现的。又有人提出一块门板被切下来再装回去，格罗弗街11号被当作中世纪城堡那样，被认为有很多暗门和秘道。
　　另一个聪明的设想是在警察来的时候，凶手也一直在房间里——藏在衣柜里，或者他在格罗德曼闯进来时躲在门后面，因而由于发现尸体带来的激动而没有被发现，然后趁格罗德曼和达顿普太太检查窗户的时候带着凶器逃走。
　　也有人试着科学地解释犯人如何从外面把门上锁和上闩。强力磁铁被用来转动钥匙和插入门闩。装备了磁铁的凶手像新的细菌一样出现在公众的想象中。这个天才的理论只有一个缺陷——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一个生理学家想起吞剑的杂技——通过咽喉的特殊解剖学结构——声称死者可能在割了自己喉咙后把凶器吞了进去。但公众可不会接受这样的理论。那些认为一把小刀，刀片或者一小片钢在死者自杀后被埋入伤口的想法即便引用雪莱的诗句：——“造成这样一个伤口，刀消失在里面，”也不能让它们有一刻被人接受。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伤口由被做得像剑一样的烛台（或者其他无害的卧室用具）。这一类的理论使得一个幽默作家解释道死者把剃刀藏进了他的牙洞里！一些马斯基林和库克的朋友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完成这事，没有别的人能从一个上锁的密室里出来。但可能，在这些谬误的火花中最聪明的是一封滑稽，然而可能是半认真的信，它被登在《混乱报》上，题为弓区大谜案被解决了。

　　先生，——你应该记得在当白教堂谋杀案（译注：即著名的开膛手杰克案）令人们不安时，我提出地区死因裁决官是凶手。我的话遭到漠视。那个死因裁决官现在还逍遥法外，而白教堂谋杀案的凶手也一样。可能这提示性的巧合会使当局这一次给我更多的关注。问题似乎是这样的。死者不可能割伤自己的喉咙。死者也不可能被别人割开喉咙。鉴于两者之一必然发生了，这些明显就是胡话。因为这些明显是胡话，我就有理由不相信它。因为这些明显的胡话主要源于达顿普太太和格罗德曼先生，我就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简而言之，先生，我们如何保证整个事件不是两个首先发现尸体的人编造出的荒唐故事呢？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事不是那些人自己干的，然后再在叫来警察之前砸了门，弄破了门锁和门闩，再锁上所有的窗户？——我附寄了我的名片，我是，先生，您真诚的通过自己的眼镜观察的人

　　“我们的通信者的理论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具有创造力。他是不是通过那些坚持说白教堂案的凶手总是发现尸体的警察的人的眼镜在观察呢？总得有人去发现尸体，如果它们能够被发现的话。——编辑。P。M。P”

　　这位编辑有理由为他刊登了这封信感到高兴，因为它引出了接下来这篇大侦探本人的有趣的通讯：

　　——弓区大谜案被解决了！

　　先生，——我不同意你说，你的通信者的理论缺乏创造力。相反，我认为它非常有令人喜欢的创新性。实际上它给我带来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什么我还不打算公布，但如果‘通过自己的眼镜观察的人’能够告诉我他的真实姓名，地址，我会很高兴在其他人之前早一点告诉他，他的种子是否结出了果实。我觉得他和我是一类人，借这个机会我要公开说，我对那份令人不满的裁决感到失望。
　　这是一起很明显的谋杀，一个毫无结论的裁定会使苏格兰场放松努力。我希望我不会被指控不合礼仪，或者抒发个人意见。我要说，这个部门最近有很多臭名昭著的失败。它不再像从前那样了。犯罪变得越来越过分了。可以说，它不再清楚自己的位置了。它滥用以前弃置不用的刑罚。我重复一遍，我这么说只是为了法律和秩序。我从没有相信过亚瑟·康斯坦特杀了他自己，如果苏格兰场对自杀的解释满意，而翻个身去睡觉，那么，先生，一个世纪以来最邪恶最恐怖的犯罪就会逃脱惩罚了。
　　我只是最近才认识死者；但是，我仍然对这个人有足够的了解以确认（我希望我见过和了解其他足够多的人来作这样的判断）他是一个本质上无法使用任何暴力的人，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他人。如同谚语所说，他连一只苍蝇不会去伤害。那类和善的人总是缺乏自杀所需的能量。他是一个应得到特别尊重的人，我为能说他把我当成一个朋友而感到骄傲。我已经不是能穿上铠甲去战斗的年龄了；但是，先生，在犯下这恶行的罪犯被发现之前，我是不可能有一日安枕的。我已经和被害者家属取得了联系，很高兴地说，他们相信我，并指望我去清除他们可怜的亲戚可能自杀的污名。
　　我希望任何同我一样不相信当局的人，或是有关于这件可怕谜案的任何线索或者能任何可能的建议的人，或者简单来说，任何‘通过自己的眼镜观察的人’能和我联系。如果要我指出怎样才能找到有用的线索，我会说，首先，任何将帮助我们去拼凑出这个人在东伦敦复杂活动的画卷的事情都是有价值的。他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同很多人的生活有交集；他真的没有任何敌人吗？出于好心，一个人也可能造成伤害和冒犯；他的干预可能遭到怨恨；他可能遭到嫉妒。一个像死去的康斯坦特先生这样的年轻人不可能拥有像他的善意那么多的实践智慧。他惹怒了谁？对于他生命最后几个月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就对他的死了解得更多。事先感谢你在你宝贵的栏目里发表这封信，我是，先生，你真诚的——

　　乔治·格罗德曼
　　弓区，格罗弗街46号。

　　P。S。——当我写下了以上这些的时候，我从好心的布兰特小姐那里得到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可能是那不幸的先生写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的日期是12月3号星期一，正是谋杀前的晚上，信是寄到佛罗伦萨给她，现在，在经过一些延误之后，又随着因突如其来的凶报赶回来的她一起被带回伦敦。这是一封措辞整体而言充满希望的信，里面讲述了他计划的许多细节。当然里面有些不适于公之于众的部分，但转录一些重要的章节应该没什么坏处——

　　“你似乎被灌输了东伦敦是一种受难地的思想，可能让你产生这种思想的书籍都被仔细标上了‘小说’。就像我们把耶稣所说‘黑暗时代’。按字面理解为没有阳光，我想民众和你一样，亲爱的，把“东伦敦”当成一个混合了困难、痛苦和谋杀的地方。那为什么我不用走超过5分钟就能找到前后都有花园的美丽房子，里面有上好的家具和优秀的住户？我很多大学里的朋友如果知道一些在高道路的店主的收入的话都会流口水。”　　　　　　　
　　“这里的富人可能不像肯辛通或者贝斯沃特那里的人那么时尚，但是他们同样愚蠢以及物质主义。我不否认，露西，有些时候我也会低落，有时候我会渴望离开这一切而前往无忧无虑的世界。但是，总而言之，我忙得连做梦的时间都没有。真正让我感到忧虑的是我是否在做出贡献。但总体上，我的良心告诉我，我是的。如果一个人无力对全体大众作多少事，至少可以通过帮助一些个体来得到宽慰。不管怎么说，能够对一个或两个人产生有益的影响难道还不够吗？这里的人有很多品性很好——特别是女性——不仅乐于奉献，而且情感细腻。能够认识这样的人，能够为一两个这样的人服务——这样的回报还不够吗？我没法去圣詹姆斯会堂去听你朋友在汉斯切尔音乐会上的交响乐。我正在读布拉瓦斯基女士最新的书，并开始对神秘的哲学感兴趣。不幸地是我得在床上看书，而这本书并不像大部分新书一样有催眠效果。神智学像牙疼一样让人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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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区大谜案被解决了！——
　　先生，——我不知道是否有别人和我一样被你们上一期中格罗德曼先生信件的不可思议的糟糕品味所震惊。他，作为该部门的一个前雇员，竟然公开对这个机构进行诋毁，这大概只能好心地被解释成他犯老糊涂了。至于那封信，死者的亲属有理由把私人文件交给他托管吗？当然，他可以好心地为一个他势利地称为朋友的人去报仇；但是，总的来看，他的信难道不更应该题为‘弓区大谜案被搁置了’”才对吗？我附上我的名片，我是，先生，您忠实的公仆——苏格兰场。”

　　乔治·格罗德曼气恼地读了这封信，他把信揉成一团，讥讽地咕哝道：“爱德华·温普！”　

第五章

　　“是的，但是美会变得怎么样？”丹泽尔·堪特考特说。
　　“让美见鬼去吧！”　彼得·克劳说，好像他正在学术委员会发言一样，“请给我真实。”
　　丹泽尔没有这样做。他恰好没有这样东西。
　　丹泽尔·堪特考特站在房东店里抽着烟，喷吐出独特而宜人的气味。克劳在补鞋子，在同他的房客说话时，眼睛也不抬一下。他是个小个子，大脑袋，气色不好的人，穿着一身油腻的围裙。
　　丹泽尔穿着带皮领的厚重的外套。在冬天他总是穿着这个出去，私下里他脱掉它而穿着衬衫。克劳是一个思想家，或者说自以为他是——至少这已经体现了创造性思维。他顶上的头发已经越来越少了，就仿佛他的脑子在试图同真实离得更近一样。他为自己没什么不良嗜好而自豪。很少有人没有任何怪癖或者爱好；克劳有时甚至为自己的优越性感到有点孤独。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共和主义者，一个禁烟人士。肉食是一种不良嗜好。饮酒是一种不良嗜好。宗教是一种不良嗜好。君主制是一种不良嗜好。烟草是一种不良嗜好。
　　克劳曾经说：“一个像我一样的普通人，可以过没有不良嗜好的生活。”　
　　“一个普通人。”是克劳的口头禅。当星期天早上他站在他店对面的小高地上向人们宣传国王、牧师以及羊肉的罪恶时，这句“普通人”像交响乐的主旋律一样抑扬顿挫。“我是个普通人而我想知道。”这个短语像剑一样刺穿了精美的逻辑编织成的蛛网，把它们嘲讽地挑起来。
　　当克劳在星期天去维多利亚公园娱乐的时候，这个短语让他把那些超自然主义者弄得溃不成军。克劳对圣经的理解比大多数牧师还要深，他总是随身在口袋里带着一本迷你版，在文中相互矛盾的地方都作了折角。耶利米书的第二章说了一件事；柯林斯书的第一章说了另一件。两个矛盾的叙述“可能”都是对的，但“我是个普通人而我想知道”。
　　克劳花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令这些词句相互矛盾。斗鸡给予其热衷者的快乐也比不上让两段话自相矛盾给克劳带来的快感。克劳有一种哲学上的天才，令他在星期天早上的信徒们疯狂地崇拜，而让他的对手则沮丧地哑口无言。
　　比如说，他发现了神是无法运动的，因为它已经充满了整个空间。他也是首先发现一个令神职人员困惑的重要事件，当一个圣人在伦敦和另一个圣人在和他相对的地方同时死去时，他们都应该往天堂上飞，但是却是走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无论多久他们也遇不上。这样，他们中谁才能上天堂呢？或者真有这样的地方吗？
　　“我是个普通人而我想知道。”
　　我们总会为自己留一些想象空间；它们的存在证明了人性对未知的东西和被误解的东西无法遏制的兴趣。甚至哈里都能集中5分钟的注意力在毫无实用性的神学上，如果哈里特不是太着急的话。（译注：哈里和哈里特是英国著名木偶剧的主角。）
　　彼得·克劳并不为有丹泽尔·堪特考特这样的房客感到遗憾，尽管丹泽尔会干很多事，但他似乎毫无希望地对天底下任何事的理解都是错的。只有在一点上彼得·克劳同意丹泽尔·堪特考特——他暗地里钦佩丹泽尔·堪特考特。当他向他要求真实——平均差不多每天要有两次——他并不真的期待从他那里得到它。他知道丹泽尔是一个诗人。　　　　　　　
　　“美，”他接着说，“是只有你这样的人才感兴趣的东西。而所有人都向往真实。大部分人都能拥有前者。那样你们诗人就得靠边站啦。真实和有用的东西——那才是我们想要的。社会利益是评价事物的唯一标准。任何东西是好是坏都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
　　“社会的利益！”丹泽尔讥讽地回应道，“社会的利益是什么？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大众必须为伟大人物作出牺牲。不然，伟大人物就要为大众牺牲了。没有伟大的人就不会有艺术。没有艺术生活就会一片空白。”
　　“啊，但我们会用面包和黄油把它填上的，”　彼得·克劳说。
　　“是的，就是面包和黄油把美扼杀了，”丹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