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丁文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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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国家落后状况的艰难和艰巨，没有人才不行，培育一个人才谈何容易？
所以他特别地爱护人才，为了一个大目标，把中外老少的地质人才，都团结
在一起，为祖国的建设积极地工作。
丁文江还十分重视人才的质量和节约，批评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浪费。他
说：“中国政府从前花了很多钱，聘了许多外国专家顾问，各部都有高薪顾
问。但是各部的首领官都没有专门的学识，不曾知道哪些外国人是饭桶，哪
些人是真正的专家、学者。所以，他们部里就是养着头等的专门人才，也都
变成废物，不能给中国出力做点事。就像安特生，他是农商部的高薪顾问，
从来没有人去利用他这样的专家。后来我们的地质调查所成立了，安特生自
己愿意来帮我们工作，我们充分调动他做矿产地质调查。他在调查地质的旅
行中，发现了很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物，深知其重要性，又因自己不是史
前期的考古学家而不敢乱动，所以他回来做了一年的考古学研究，然后回到
老地方去，才敢做有系统的采集和发掘。结果是我们地质调查所不但是成了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研究中心，而且因此获得了瑞典王国太子和政府的合作和
帮助，还因此获得全世界的学术界人士的更大注意和重视。”这就是当时的
丁文江和他领导创建的地质调查所，他除领导和训练了许多中国青年地质学
家之外，还对充分认识和充分利用外国专家学者作出了重大贡献。
认识人才是使用人才的前提。丁文江说：“梭尔格原是柏林大学的助教，
在京师大学 （即现在的北京大学）的地质科教了3年书。所有他的中国同事
都说他脾气不好，而且根本看不起中国人。我和他谈了几次，看见他在山西
的工作，觉得他是一位很可敬的学者，就力排众议，请了他来（在地质所帮
忙）。这一次（1913年11月，12月）和他旅行了40多天，我很虚心地请教
他，他极热心地指导我，我们成了好朋友。可见外国专家不能与中国人合作，
不一定是外国人的过失。”
1913年11月13日，丁文江来到冈头村的井陉矿务局时，梭尔格已到微
水去调查，在矿上的是代理工程师戈尔登堡先生，他很佩服梭尔格的工作。
他说：“若是我们在中国的德国人都像他那样肯工作，那就为我们争了气了。”
接着他又问丁文江，“还有一个德国人，也在北京大学教矿物，认不认识？”
丁文江告诉他：“这位先生听说我请了梭尔格，就来自荐，说他刚从井陉工
作回来。但是我看他拿来的一张井陉煤矿的地质图，好像是用李希霍芬的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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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放大的，所以我没有理他。”戈尔登堡先生拍着桌子叫道：“丁先生，你
的眼力真不差！我们因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停办，这位同乡失业了，请他来
这里工作，预备给他找一个位置。哪里知道他到矿三个星期，一天也不肯下
去，来后又偷偷找土娼来胡闹。我没法子，只好请他走了。临走的时候，我
看见他把李希霍芬的旧图放大，不知他有何用处，原来他是拿去骗你的！”
这件事说明丁文江能识人才，当他回忆这事和戈尔登堡话语时说：“我于是
又知道所谓外国专家，不是可以随便乱聘的。”
丁文江任地质调查所所长不到6年，1921年辞去了所长之职，由翁文灏
继任。此后，他仅是地调所不支薪的顾问了，继续和地调所保持着关系，继
续担任 《中国古生物志》的主编。为此葛利普先生说：“丁先生之意欲使此
刊物较之其他国家之同类出版物有过之而无逊色。杂志分甲、乙、丙、丁四
种：甲种专载植物化石，乙种记载无脊椎动物化石，丙种专述脊椎动物化石，
丁种则专论中国猿人。第一册出版，距今（1936年）不及15年，而今日之
各种类别专集已近100余册之多。此种成绩斐然，实非他国所能表现。”
丁文江和他的同事们所创立的地质调查所，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了一个世
界知名的纯科学中心，不仅在纯科学研究领域，建立了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
学，还领导了史前期的考古学研究，成为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研究的中
心。北京周口店系统的发掘，以及在1927年后陆续发现的“北京猿人”40
多具遗骨，也是地调所领导的科学一大成就。因为周口店发现的材料太多，
太重要，需要专门研究，所以地调所和北平协和医科学院的解剖系合作，取
得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基金资助，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专作中国
新生代脊椎动物化石及人类化石的研究。该室主任是步达生先生，但对该室
的成立，丁文江是最出力的一个。
除了科学研究之外，地调所还兼顾国家和社会的矿业，如石油、土壤等
实用方面的研究工作。丁文江个人还参与了龙烟铁矿厂的设计，北票煤矿的
开办。地调所还兼办了妙峰山鹫峰寺的地震台以及燃料研究室（由浙江金权
初兄弟捐助所建）和土壤调查所等。这些工作，都是在那时政局动荡不安的
情况下，在薪水低微和时常领不到，以及实地调查经费完全依靠私人或基金
会捐助的极为困难情况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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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丁文江与北票煤矿公司
丁文江26岁那年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在上海教书，从此他开始取得个人收
入，并立即担负起赡养父母和教育兄弟的义务。一直到他生命的终止，全家
的重心都在他身上，家庭的经济负担也都压在他的身上。当时除了劳动报酬
之外，他没有任何额外收入，要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相当不容易。何况他
的四弟丁文渊正在德国留学，经济完全靠他负担。这样大的家庭负担，使他
不得不离开地调所。
丁文江的四弟丁文渊先是在瑞士楚里西大学，后来到德国学医。在瑞士
的时候，丁文江的同学好友曹梁厦先生任留欧学生监督处的秘书，主动对丁
文渊说：“你的令兄不是有钱的人，不应当让他独自担负你的学费。照你的
学历，你可以申请官费。现在教育部和江苏省的官费都有空额，你不妨写信
给文江，要他设法给你办官费。他和留学生监督沈步洲、教育部次长袁希涛、
高等教育司司长秦汾都是老朋友，你又具备资格，你申请一定会被核准的。”
丁文渊深知哥哥担负他留学经费的困难，故把曹先生的好意致信其兄丁文
江，要他去设法办理官费留学。
然而丁文江却回信告诉四弟说：“照你的学历和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
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知道，在中国，比你更聪明、更用功、更贫
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能替他们担负学费，他
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
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有请求官费的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
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为
此事费心。我既然答应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的事，你只要
安心用功读书就行了。”
丁文江的负担实在是超过了他的收入，况且那时政府官员的薪水时常发
不出来，往往一拖就是几个月，即使发了也是打了折扣的中国和交通两银行
的纸币。丁文江原有一所小房子，是他省吃俭用盖起来的，后来卖了6000
元，作了他四弟丁文渊留德的学费。最后实在没法负担这一家人的经济生活
费用，便决定辞去他经过千辛万苦亲手创建起来的地质调查所所长这一职
务，而到收入较高的北票煤矿公司去工作。
北票煤矿在热河省 （今河北省）的朝阳县北部，是京奉铁路局经营的一
个矿，投资了50万元，还未见效。交通部曾经请丁文江去调查过那一带的矿
产地质，因而他对这煤矿情况很了解。他的报告说北票的煤矿是很有希望的，
值得经营。于是他原在农商部做了三个月次长的朋友刘厚生先生与京奉铁路
局商谈，成立官商合办的北票煤矿公司。官商四六合股。公司成立时，刘厚
生任董事长，丁文江当总经理。
丁文江经营北票煤矿公司5年，使原煤日产量提高到了2000吨，变成一
个效益很不错的新式煤矿公司。但那时军阀势力割据，东北的铁路在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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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势力控制下，丁文江每两三个月必须到沈阳去和军方商谈铁路运军的事
情。这就使他不得不涉步政治了。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张学良，也研究了奉系
的军事组织和内幕情况。
政治本应是保护经济，为经济开辟道路，促使经济发展的。但是在另一
种情况下，又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和破坏力。丁文江既然不得不涉足政治，
他就要使政治为经济服务，打破政治对于经济的障碍，使经济得以发展。为
此，他和胡适之他们一起发起了一个政治评论性的刊物——《努力周报》，
他是这个刊物的最热心的发起人。
丁文江发起的《努力周报》，当初经费是由发起人每月从工资中拿出5
％集成的。集了半年的时间，出版了第一期。当时也不支稿费，直到收支持
平才停止集资。在这个政治评论的刊物上，丁文江开展了“科学与人生观”
的讨论，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次大论战。他发表了很多政治评论文章
和政治文章，对当时的社会进步和政治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他说：“我们中国政治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
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 ‘少数人’没有责任心和没有负
责任的能力。”
他说：“只要有几个人有百折不挠的决心，有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
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此种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
他还说：“……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
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丁文江特别在《努力周报》上针对胡适之在《新青年》杂志撰文主张“二
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思想，加以评论说：“要认定了政治是
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改良政
治要从教育实业着手。” （《努力周报》第六十七期）
丁文江在与朋友谈话时，经常提醒“不要上胡适之的当”，并说：“改
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着手”。
丁文江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期间，把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了政治上。
因为那时政治混乱，内战迭起，人心恐慌，无法安心生产。他主张“从自我
做起”。他在 《努力周报》第六和第七期上答复关于其“政治主张”的讨论
文章时，批评那些对现世不满又一味指责别人，自己什么都不作的人说：
“第一是要保存我们‘好人’的资格。消极的讲，就是‘不作无益’；
积极的讲，是躬行克己，把责备人家的事从我们自己做起。”
工文江任北票煤矿公司5年，《努力周报》维持了一年半，从1922年5
月出版，到1923年12月停刊，共出了75期。后来因为胡适之病了，北京大
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同流合污之苟安，不愿与干
涉司法独立和蹂躏人权之当局发生关系而辞了职，以及国会选举贿赂成风，
10月“选”了曹锟当总统，12月《努力周报》便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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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与大上海计划
丁文江为了祖国的利益，于1926年2月辞去了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这一
肥缺，进入了“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工作。
“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是庚子赔款中国对英国赔款的咨询机构。根据
辛丑条约，原定对十三国赔款的比率，英国是第四位，占全数的11％；俄国
第一，占29％；德国第二，占20％；法国第三，占16％；日本第五，占7。73
％；美国第六，占7。32％。原定分39年付清，年息4厘。1922年12月1
日，英国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表示从这年12月1日起应付的庚款，英国政府
决定用到对中英两国都有利的地方，并规定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考虑
何种用途对中英两国最有利。从此，这部分款项列入特别款项，不再作常例
预算。从那天起，这部分款到四五年后付清时止，是700万英镑，加上历年
利息400多万镑，合计是1118万余英镑。按当时的汇率，约合5500万美元。
这个顾问委员会由11人组成。中国3人是丁文江，王景春，胡适。
顾问委员会的英国委员1925年在伦敦开会决议，指定三个英国委员和三
个中国委员组成中国访问团，以惠灵敦子爵为团长，在中国会集，到各地征
求各界的意见，然后商讨一个初步方案，交全体委员会最后决定。
访问团访问了上海、汉口、南京、杭州、北京、天津。5月25日，惠灵
敦在天津发表书面谈话，总结在各地听取的意见，提出报告书，访问团一致
主张设立一个“中英庚款董事会”，全权管理英国退还的庚款。
在中国方面，5月5日，孙传芳在上海总商会发表“大上海”计划的演
说。这个演说是丁文江起草的。“大上海”计划是要建立一个行政总机构，
把租界以外的中国地区，包括市南、闸北、沪西、浦东、吴淞等一向没有统
一的行政管理，都统一于这个行政总机构之下。这个总机构叫“淞沪商埠督
办公署”，由江苏省政府设立，受省政府领导，管理上海的市政计划是使之
成为将来收回租界的基础。
以前也有过类似的计划，但是都失败了。原因就是行政权属的矛盾。原
来市南是省府直辖的，闸北归上海道尹管辖，以后都统一于这个总机构，矛
盾就不存在了。
孙传芳亲自任商埠督办，他请了丁文江全权代表他做督办公署的总办，
把上海的交涉使、上海道尹、警察局长等都作为督办公署各局的当然首领，
都受督办指导。
丁文江只任期8个月就深悉政界人士的自私，借着一次车祸身伤，辞职
回到地质学中去了。就是在这8个月的时间里，丁文江为祖国从战胜方外国
人那里争回了很多重大权力，为祖国的形像增了光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收
回了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最后在文件上签字的中国江苏省的代表是丁文江
和交涉使许沅。据傅孟真说，“丁文江争回这些权力，不以势力，不以手段，
只以公道。交出这些权力的外国人，反而能够真诚的佩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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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还为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丁文江在上海就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