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实生活里结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那便是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亲情，一起为这个家付出呕心沥血的努力。
50年代末努力沪剧团划归长宁区委，团址离我家很远；加上底楼客厅住进了一户人家，人多嘈杂，影响了母亲的休息。区委考虑母亲的身体和工作方便，建议我们搬家。她选中了延安西路949弄15号，弄堂深处新盖的一幢独立小楼，共三层，我们占中间一层。小楼带一个绿草如茵的花园和曲曲弯弯的小径。那时候全上海完成了私房改造运动，我们交出星村十号，迁入新居。
门铃声扯断了我的思绪，绿衣人送来我朝思暮想的入学通知书。我等不及上楼，倚在门边，撕开信封，北京大学！四个字赫然入目，我疑疑惑惑揉揉眼睛再看，一字一顿地念：北京大学。始料不及的喜悦像湖水从脚踵涌向头顶，我顾不得多想，挥舞着通知书，连蹦带跳直冲上楼，向母亲去报告。
楼梯拐弯处正是二楼厨房，房门口闪出小阿婆瘦小的身影，她拦住我的去路，横眉立目地斥责：“侬是走楼梯还是敲铜锣，你娘还在睡觉。”
她总是这样对我，我懒得理她，也不情愿让她第一个知道喜讯。我就侧转身紧贴扶栏，像条泥鳅一滑而过，小阿婆碎步急追，一不小心，滑倒在光溜溜的打蜡地板上，顺手拽住我的裙子角，拧疼了我的小腿。小阿婆大约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我也跌坐在地板上，一老一少对坐于昏暗的甬道，互视出起伏的波涛。我俯看小腿，腿上一团青紫淤结成块。这两年，小阿婆大约觉得我已是大姑娘、好学生，不再动辄打骂，但这一次下手这么重，这么狠，勾起我积郁的气恼。我抬起头射出怨愤，却遭遇上两道火焰一样的目光。终究是小阿婆厉害，那目光威严地舔红了我双颊上的愧疚。我一骨碌起身去搀扶小阿婆，小阿婆倚老卖老，靠在我的臂弯里，压低嗓音说：“讲话轻点，扶我回厨房。”
当小阿婆问清原由，核桃皮似的脸绽开了，宛如一朵盛开的墨菊。她要我把“北京大学”四个字指给她看，用干枯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抚摸，仿佛这四个字有温度有生命，口里喃喃：“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解门里出了状元，出了个女状元。”
莫名其妙！是我辛辛苦苦考大学，与菩萨有啥关系？小阿婆真是迷信。但小阿婆不知我的腹诽，又像鸡啄米似的乱啄。先啄北京天气冷，会冻掉鼻子冻掉耳朵，后啄女孩远行，家人提心吊胆，归结为若是星儿考上就阿弥陀佛了。听得我心里直起毛，这时，我听见了楼上房门开启的声音，响起了母亲拖鞋的趿拉声。
啊哈，母亲起床了！我腾地直起身，裙子又被拽住了，小阿婆问：“事先跟你娘商量过？”
见我摇头，就示意我坐下，我好不耐烦，倔倔地说：“姆妈在台上扮龙女，是要跨海去解放台湾，北京大学在北京，比台湾近多了。有啥好商量？”
小阿婆语塞，手掌松弛无力地垂下，脸上的表情像五色迷雾，只有一句话黏上了我的后背：“跟你娘不要直拨拨地讲。”
我冲上楼，撞开盥洗室，见母亲正在刷牙，我急不可待地报喜：“姆妈，我考上了，考上了北京大学。”
母亲猛回首，唇边的牙膏泡沫垂挂成一串长长的惊愕。
我以为她没听清，又重复了一遍。
啪，母亲手中的漱口杯猝然落地。清水四溅，溅湿了她的睡裤。她弯腰去拾了半天，抓不起牙杯的弯把。
轮到我变成泥塑木雕了。考上北大，是喜？是忧？忽觉得后背有轻轻的蠕动，看见小阿婆又努嘴又挥手，示意我前去帮忙。我急急上前帮母亲捡起杯子，抬头时遇上了母亲一双含泪的眼睛。泪光点点，织成一张网，罩住我的心。我依稀觉出自己的粗疏和鲁莽。
母亲身世飘零，亲朋稀落，痼疾缠身，女儿初初长成，稍可相依相伴却偏偏要远走高飞，她怎么舍得？母亲匆匆抹了一把脸，接过通知书走回卧室，在小圆桌边坐下，一遍又一遍地看，一串热泪滴落于纸，洇湿一片。她赶忙起身，去找一条小丝帕轻轻地吸去水，复又步出阳台，展开通知书，等待阳光和微风把纸晒干吹干，那神情极专注极虔诚。我在母亲的身后跟进跟出，忐忑不安，一遍遍说：“姆妈，对不起。”
母亲叠好通知书，交还给我，牵拉着我的手，泪眼婆娑中展开一朵凄美的微笑，说：“党挑了侬，姆妈不怪侬。”
在母亲的心里，党是最沉最重的分量。在那个年代，人们就是真心诚意地“把一生交给党安排”，因为党是力量，党是意志，党代表神圣，党代表方向。
这代表理性的思考，党员不可能与党去讲条件。我只能希望母亲在不远的将来能实现她的第三大愿望，来北京，演戏给毛主席看，同时也来看女儿。
要去北京了。母亲带着我去买卡其布毛绒长大衣，小阿婆抖擞精神地亲手赶制簇簇新的棉被，父亲带着我把喜讯送到了大阿婆的床边，把点心和赡养费送到大阿婆的手里。大阿婆喜极而泣一迭声地叹息：“阿波囡考中了状元，我穷得没东西送给侬，哪能好呢？”
从大阿婆家里出来，我和父亲走上了南京路。我故意落后几步，习惯地将视线绕在父亲的藤拎包上。藤条编成的提手早已破裂断损，由许多布条缠绕连接，里面会有一只小热水瓶、一副象棋和一只饭盒。以往他拎着旧藤包，游走于公园和朋友处，找人下棋。渴了，他喝一口水；饥了，摊头上吃碗面，余下的倒入饭盒，下顿再吃。父亲就是这样地节俭。在这只包里，有时也会有牛肉干、话梅和糖果，那是为我和弟弟买的，有时还会有半只熏鸡或一碟盐水鸡，几块熏鱼，那是为我母亲和小阿婆买的。此时，藤包轻轻地晃着，想来里面缺少沉甸甸的食物。忽然我的目光被父亲的人造棉裤子吸引，靠近藤包的臀部沾了一点白色的杂物，我伸手去摘。父亲捉住了我的手，悄声道：“不要摘。那是一块橡皮膏。裤子上有洞，我贴在上面的。”
第四部分第16章 枯树凋零去亦奇（2）
我心里猛地酸酸的。在我记忆里，父亲哪是这个样子的？白西装，打领带；要么就是一身网球运动装。全身勃发出活力。但现在实行薪金制，钱自然是比从前少多了。每月要付我们生活费，还要赡养大阿婆，丁是娥也不是个省钱的主。一个人的工资要供这么多人花，唯一可以对不起的大约就只有他自己了。看起来，丁阿姨也不怎么关心他，用橡皮膏补破洞只有那些没有女人的单身汉才会做。父亲啊父亲，多么无可奈何的人生！ 父亲把我带入上海市床上用品公司，挑选了一条最贵的白底绿花纯羊毛毯，没二话就付了五十元钱。那个年代，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也只有四十多元！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条毛毯虽然有蛀洞，有破损，但依然敦厚，温暖。每当长夜无眠时抚摸着这条压在棉被上的旧毛毯，我的眼前就会出现父亲穿着粘橡皮膏的裤子、拎着旧藤包的身影。 我是上海第十一女中唯一考上北大的学生，学校的老师分享了我的快乐和喜悦。长宁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孙绍策也登门祝贺，他送我一枝钢笔，并教我如何把被褥打成方方正正的行军背包。只可惜，小阿婆亲手缝制的被褥实在太厚了，怎么使劲都打不成解放军的行军背包。 等我到了燕园，还没来得及欣赏湖光塔影，就和同学们一起去了北京郊外群山皱褶中的分水岭秋收。继之又去十三陵的北大工地修铁路，手磨破了，肩压肿了，吃的却是棒粥，玉米窝窝头也硌痛了我病根未净的肠胃。渐渐的校园里的伙食露出粮食短缺的狰狞，要求学生自动减少粮食定量，每天只能从池水中捞起绿色深深的小球藻作粮食的添加物，粥越来越看不见米粒。个个食不果腹。但只要我稍稍有一点流露江南的情愫，“上海小姐”的雅号就当空落下。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好称号，它与“资产阶级小姐”的意思等同。这样就让我更怀念家中的温馨。 好不容易盼来了寒假，年级党支部却号召同学不要回家，以免增加春运的困难。我心中一急，热泪夺眶而出。支部书记看见我的窘态，体念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网开一面准许我探家。我坐上火车，心里一个劲地盼： 家，我亲爱的家！ “阿姐回来了！”院门口弟弟大声地吼着，上来抢我的背包。 才半年不见，小阿婆站立在灶间门口，显得更小更瘦了，我大声地喊：“小阿婆！” “阿波囡瘦啦，黑了！”小阿婆说着就滚落了一串热泪，不知为啥，泪从小阿婆脸上落下，却在我的心河里激起了浪花，那浪花是酸酸的，有点隐隐的刺痛。 母亲细细地打量我，心疼的表情赤裸裸地写在脸上。 第一次从北京回来，记忆最深刻的是“吃”。没有人帮小阿婆，我自告奋勇晨起买菜。她告诉我上海市民的肉票已经连降了几次，现在由三两降到二两了，肉真正成为生活中的奢望之物。第一顿饭，饭桌上有炒肉丝，还有一小碟红烧鱼块。显然这是接风宴。小阿婆推说早已用过，不肯同桌吃饭，母亲只把肉和鱼往我的碗里夹。等我和母亲离桌，弟弟才上桌大包大揽、有滋有味地品尝剩余的肉丝鱼屑，把盘碟舔得精光，看得我直掉泪。他吃完，利索地抹桌、洗碗和扫地。我觉得我的弟弟长大了，变得勤快和懂事。但我的心里也是酸酸的。自我离家，弟弟搬进我的房间，此时，坚持要给我腾房，我不肯。因为假期不长，我决意陪小阿婆去菜场买菜，所以想和小阿婆同住一屋。 两周同住，我发现了小阿婆的许多秘密。 那只曾经在大阿婆房间的绿色大衣柜依然故我，穿衣镜只剩下一半，已照不出完整的影像。我记得是搬家时撞碎的，小阿婆一言不发，小心翼翼地拔下一小片一小片碎玻璃，留下了这半面残镜。三年多了，她始终不肯更换镜面。以前很少走进她的屋子，也从不问她的起居事项。这次我问她原因，她说：“一家子都散脱了，还要好镜子作啥？啥辰光合家团圆，再换也来得及。” 我怀疑我的耳朵出了问题，因为父母离异十载，丁、解姻缘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可小阿婆却依然心存梦想。正月初一的夜里，母亲由弟弟陪同去红都戏院演《好管家》，我在家陪小阿婆。月牙儿的清辉洒入窗棂时，小阿婆从衣柜深处请出一尊观音大士。这是我熟悉的洁白似玉的观音大士。她净手焚香，默默祷告。我惊讶地痴坐于床沿，静静地观看。礼佛结束，她淡淡地说：“初一、十五我要烧香，年纪大，身体不好，去不了玉佛寺、静安寺，就在家里拜一拜，尽尽心。” 我心里怪她迷信，却也不好意思张口，拐着弯问：“姆妈晓得不？” “晓得。她看见我拜菩萨，没讲啥。” “那侬为啥不在外头拜？” 小阿婆听问，眯细起眼睛，笑意从鱼尾纹处泻出，流至胸前跳成一团红红绿绿的山花。刹那间，我又找到了从前那个狡黠的小阿婆。她跷起兰花指，食指戳痛我的额角，带着些嘲谑的意味：“这么聪明的小囡，考得上北京，当得了女状元，这点事情反倒拎不清。你娘是共产党的人，区里干部常常来，万一撞进我房间，给他们看见，你娘可要坍台？” 她把偷偷摸摸烧香礼佛说得那么理直气壮，那么替母亲着想，噎得我无词对答。转而我小声问她：“侬求点啥啊？” 小阿婆脸上的狡黠之态一扫而空，肃穆地说：“求侬读书好，求你娘身体好，求你娘和你爹破镜重圆。” 破镜重圆？破镜重圆！可能吗？但千真万确地字字入耳。整整十年，破镜重圆的愿望深埋在她心底，虔诚而又坚执。我问：“可能吗？” 我的怀疑亵渎了她，她重现啄木鸟的语调，急促而嘹亮地说：“有啥不可能？此地有这么好的媳妇，这么好的囡、儿子，那边有啥，很好的小孩，弄到那边去，连中学也读不出。” 我知道她说谁。但不想她诋毁儿时的玩伴，便切断她的话，逗她：“既然有可能，侬为啥不在当中拉一拉？” 小阿婆的眼睛亮晶晶地亢奋起来：“你娘有三个愿望，现在两个成功了，还有一个。我是想等她去北京以后，功德圆满再同她提出来。只要你娘同意，儿子是我生出来的，我晓得他心思，没问题。” 真难为她了。居然还晓得母亲有三大心愿，居然还懂得要支持儿媳遂愿。我想一定是敏感到儿子与新妻之间与日俱增的芥蒂和不和谐，才使她异想天开。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在 1953 年她对何慢伯伯那么冷淡，母亲的任何动静她都会支起耳朵。这份良苦用心和善良愿望感天动地。我对小阿婆前所未有的好感，却不知如何表达，一时跌入了沉默。另有一件事直到现在依然深深地触痛我的心襟。 那一年，母亲的《赵一曼》演出成功，何慢伯伯立了大功，他们俩在交往中显得心心相印。大约彼此也只是一层窗户纸未曾捅破吧，也或许只要母亲同意，何慢伯伯绝不会不同意。有一天夜里在母亲的房间里，她问过我：“何慢伯伯好吗？”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好。” 母亲看了看我，脸上露出欣喜，又问：“让何慢伯伯走进我们家里来，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好！” 我想都不想一连说了三“不好”，一下子扑到母亲怀里。 母亲的脸暗淡了，许久，她缓缓地说：“好，不来不来……” 如果不是我反对，也许何慢伯伯早已走进我们的家，那母亲的精神就有了依靠，也许身体还会慢慢好起来。那么，我离沪北上，母亲也不会太孤单。当年少不更事的我做了一件什么样的蠢事？现在一切都晚了，何慢伯伯找了一个演员结婚了。母亲终有一天会像小阿婆一样老起来，我们也会像当年的父亲母亲一样有自己的家，谁能最终陪伴她呢？连珊珊也早在 1956 年结婚成家，离母亲而去了。我只觉得心直往下沉。年轻啊有勇气，年轻啊也会做错事，有些错事的结果，让你一生都无法安宁。 小阿婆还在说：“不晓得我等不等得到这样的日子？”声音凄凉哀怨，像喃喃自语，让人心疼。 人是群居的动物，需要朋友和友情，需要交流。小阿婆有一个忘年交是过房女儿豆芽阿毛，平常会过来看她，两人在灶披间说话会说到天黑，饿得我和弟弟喊肚子饿才发现米还没淘。搬来新居后，相距远了，阿毛不能常来看她，小阿婆一双半大的脚走不了远路，她只能窝缩于太师椅上听凭入骨的清冷和孤寂。时光抽干她的肌肤，成为一只悬于风中的柚子，越来越萎黄和干瘪。
第四部分第16章 枯树凋零去亦奇（3）
有一天子夜时分，我从梦中惊醒，借着月光，看见小阿婆半倚半靠在枕头上，手合放在胸口，嘴微微张开，眼似闭非闭，苍白得如同一尊石膏像。那样子吓得我披衣爬到她的床上，伸手去探她的鼻息。小阿婆徐徐睁眼，气息微弱地说：“没啥，没啥。”我追问她何处有病，她回答：“平躺透不过气来。这样靠着好一点，没毛病。”
我站起来想去告诉母亲，她猛地睁大眼，恶狠狠地说：“不要侬多管闲事！”
我猛一哆嗦，滑下床跌坐于地板上。小阿婆不理不睬，闭上眼睛养神，这才轻轻地说：“不要吵你娘，你娘身体不好。”
我怏怏回到自己床上，钻进被窝。正想躺下去，小阿婆自言自语的声音又响了：“快二十年了，婆媳之间没争过吵过，不容易。她把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