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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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家”开始时，敌人采用先驱赶群众修“部落”然后搬家的做法；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他们便先驱赶群众搬家后修“部落”。在强迫群众进入“部落”时，日寇及其爪牙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有因抗日工作需要或家里有病人、怜惜财产不肯搬家者，敌人先是组织“镐头队”扒拆房屋，后来干脆以火焚之；有的在房屋被扒被烧后，仍不肯搬进“部落”，又在原房框子里或到深山里搭起马架房居住。敌人对这样的人除用打骂手段强迫他们搬入“人圈”外，则以“通匪”罪名将他们抓捕入狱或打死。
“部落”的围墙，一般4米多高、1米多宽，也有15米宽的。围墙基础用石块，上面有用泥和秫秸垛的，也有用土打的，也有下层用土打，上面用泥垛的，互不一致。围子门最多开4个，也有开1个的，也有开1个大门再开1个小轿门的，不尽一致。
围子门旁设岗楼（也称警卫室），四角设炮楼。在门口附近搭高架子设瞭望台，上面有鼓、钟之类的报警设备。围墙四周都有泄水的阳沟。最大的围子占地近百亩，一般的五六十亩，最小的也占地二三十亩。
二
“集家并村”后，敌人对“部落”的统治是非常严密和残酷的。一般的“部落”设警长一名、警察十四五名（部落警），负责“部落”内的治安。“部落”内重编甲牌，户口重新登记，15岁以上的人发给《证明书》（良民证）。《证明书》必须随身携带，对查无《证明书》的人，便拘留审查。围子的大门，整日有人站岗，日出开门，日落关门，不许早出和晚归。夜不归宿者，必须请假。未经批准，夜不归宿者以“通匪”论处。岗楼上日夜有人守卫，设有流动岗哨。还把“部落”内18—40岁的男女都组织起来，有的发给一根镐把（群众叫“棒子队”），有的什么也不发，只要一有情况，以敲鼓或打锣为号，都得持械而出，有镐把的拿镐把，没镐把的拿棍棒，还有的什么得劲拿什么，如烧火的拿掏火耙，捞饭的拿笊篱，切莱的拿菜刀等。按照部落警的指挥去围追八路军或抗日工作人员。为了检验群众是否听从指挥，敌人经常搞这样的演习，不出动者或不持械者，皆以反满抗日论处。有时，敌人假冒八路军去叫门，如果开了门，他们就说私通八路军，非抓即打。后来人们摸清了敌人的规律，敌人冒充八路军来，就狠狠地揍他们一顿，还会受到表扬。
在“部落”里，敌人安插很多特务秘密监视人民群众的行动。夜间，如有两三个人在一起唠嗑就被逮捕审讯。在谁家里发现茶缸、手电筒、小铁锅、灰色或黄色衣服之类的东西，就按“嫌疑犯”论处。若在谁家发现枪支弹药、八路军的粮票等，均按“国事犯”严惩。八里罕南厂子辛家窝铺“部落”，由于特务张凤山侦察报告，于1943年腊月三十夜间，我地下工作人员李华，伤员李万以及掩护他们的代云宽、朱俊德、张均、米俊富、李清河、二老吴、王老二、姜连朋的父亲等10人被押往承德，其中除有4人在途中侥幸逃跑外，其余6人全部被杀害了；又如四道沟姜廷怀、姜鹤令（姜廷怀长子）、杜永安、安彬、田士坤、于德明、于增、郐文合、朱德福等人于1944年正月初六早晨因与八路军有联系，被以“国事犯”罪名逮捕入狱；于增当场被打死。姜廷怀在阜新监狱被折磨致死，其余的人被判刑，刑满后释放；还有八里罕北厂子李文奎因给八路军送过信，在1943年9月被宪兵侦知，逮捕后即遭毒打，不到半月死去。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日军在宁城制造的“无人区”（2）
三
“集家并村”后，几个村甚至几十个村的群众搬进一个村子。少数有亲戚关系的可以寄人篱下；部分有条件的搭个马架棚居住；大部分，特别是那些房屋被烧掉的只能弄点榛柴围个圈栏住，不论男女老少，是病是娩都合住在一起。牛棚、碾房、场院屋、街头墙角都是住宿的地方。夏天，任凭雨淋日晒；冬天，任凭雪打风吹。
“部落”里的老百姓，不仅住处困难，而且更缺吃的。原来的大部分土地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不准耕种；租种点土地，打的粮食大部分要交给地主，即使这样，还要交“出荷粮”（粮干）。种大烟要交“烟干”（种大烟的交烟土除去水分，老百姓叫“烟干”）。有土地的交亩捐，有牲畜的交牲畜税，有车的要交车牌税，各家都要交门牌税。除此之外，地方上还摊派保甲费，供自卫团开支。生活必需品布、盐、火柴等奇缺，市上根本没有卖的，只靠官方“配给”，还多数被地方爪牙克扣，有的十八九岁的姑娘没有裤子穿。西泉哈拉卜荷沟的杨福及其母亲并到李家营子，因没房子住冻死在炮楼下；西泉土豹沟的李树才，也并到李家营子，因为衣食无着，父亲冻饿而死，后来把妻子卖掉，数九寒天趴在猪身上取暖；四道沟二道梁子路文明一家三口，妻子没衣穿，腰中只围条破麻袋片，全家一条被子也没有，一间破马架房，还被烧掉，只好用榛柴搭个小窝铺，铺点莜麦秸，乞讨度日。一天夜间，寒冷、饥饿、疾病就夺去了全家三口人的生命；八里罕南厂子一个姓张的给姓秦的富农扛活，1944年秋由于劳累饥寒而染重病，一天晚上，秦家把他抬到围子外的炮台根丢下，还没断气，就被狼狗吞噬。当时他的儿子才13岁，也给秦家放羊，哭喊着要到围子外看他的父亲，自卫团不许，还毒打了他一顿；马架子北台子的贺功，并村到娘娘庙，住在徐瑞希的场院屋，他的大儿子叫大丫头，二儿子叫跟丫头，跟丫头傻点但能干活。因为生活无着，他们夫妻认为都活着也是一起受罪，死一个少个累赘。在全家痛哭声中，叫大丫头用石头将跟丫头砸死。后来，贺功饿死在家里，贺功老婆到四十家子乞讨，大丫头逃荒远去，不知下落……
夏季“部落”里遍地泥泞，污水粪便到处皆是。苍蝇、蚊子等害虫恣意肆虐，伤寒、霍乱、痢疾流行。每至传染病高发季节，“人圈”里天天都得往外抬死人。
当时的“人圈”，就是人间地狱。
四
日寇随着“集家并村”政策的实施，在我县黑里河山区、存金沟沟脑、八里罕南北厂子、马架子、巴素台等地划了“大伪满洲国无住禁作地带”——“无人区”，“无人区”一般是被“集家”者的土地和山林，这里以黑里河的“无人区”最为典型。南至光头山，北到王营子沟里，东到西打鹿沟，西至承德围场境内，纵横百里之外。“无人区”内：一不准耕作；二不准放牧；三不准砍柴；四不准夜宿。日伪岗哨在瞭望台上日夜监视，还有大批日军和讨伐队巡逻。凡遇人畜进入打死勿论，凡有烟火升起之处，就是日伪军攻击的目标。
划归“无人区”后，所有的东西统统被视为违禁物，房子被烧掉，牲畜、粮食衣物被抢走，人遭枪杀。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1万多间房屋被烧或扒掉；5万多亩耕地荒芜；上万头大牲畜被敌人抢去杀死吃肉或死掉，粮食及其他物品的损失无法统计。“无人区”内，从“集家并村”到日寇投降共有4000多口人被打死、病死、冻死或饿死，其中有200多户死绝。西泉打鹿沟未“集家”前有260户、1600口人、1100间房子、2872亩耕地、34匹骡马、510头牛、120头驴、1400只羊。1945年日寇投降后，仅剩183户、720口人、360间房屋、75亩耕地、44头牛、18头驴、200只羊。减少的107户有20户死绝，减少的879口人有420口死掉，其余逃往他乡。据建国初期调查资料记载，大营子的道须沟、上拐、西泉的范杖子、东打鹿沟四个村烧毁或拆除的民房为1127间，被抢走或打死的牛271头、骡马17匹、羊764只、驴41头、小鸡6麻袋，杀、病、冻、饿死者799人。
八里罕南厂子辛长河一家6口人，辛长海一家3口人，赵宏歧一家7口人，齐五一家3口人，赵春祥一家两口人，辛长春一家4口人，齐六一家1口人，共7户26口人死绝。
大营子道须沟的任富有、郎福才因为誓死不进“人圈”被活活打死；大营子道须沟三道沟门刘金贵是“部落长”，因修不上围子被打死；巴素台长胜村孙占武，因一间房没拆掉被怀疑为“通匪”，被抓到宁城（小城子）警察署严刑拷打，释放后回家一看家里3口人死光。西泉郭杖子一天死过32人，打鹿沟门1943年一冬天就冻死82人。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青龙“无人区”考略（1）
中共青龙县委党史研究室
侵华日军在青龙推行“无人区”政策的罪行罄竹难书，其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程度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一）野蛮的“三光”政策
当时，青龙全县共有1686个村庄，其中1219个村庄被确定为“无住”与“禁作”地带，勒令拆迁。对这些地方明确规定：不准住人，不准存放物资，房子必须彻底拆除，特别是其中300个村庄、1000多平方公里面积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除不准住人外，还规定不准种庄稼，不准进入人畜，如发现人畜，格杀勿论。
日伪为推行这一惨无人道的政策，曾组建和派驻大批反动武装，其中日本守备队750多人，伪满军一个旅2000多人，日本宪兵队30多人，警察讨伐队13个大队2000多人。此外，还有协和会青年行动队、警察署、警察分驻所武装警察、武装自卫团等共7000余人。这些反动武装，根据日本关东军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部命令，对“无住禁作地带”，三天一讨伐，五天一扫荡，用枪弹、刺刀、烈火强迫百姓迁居、拆房，清室空野，穷凶极恶地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1烧光
当时全县共有各种房屋96 096间，其中绝大部分因为坐落于“无住禁作地带”，被强令拆迁。然而，世代居住的家园，怎忍轻离！可是日本法西斯命令军政警宪统一行动，带着汽油与火种，分赴各地，进行全县性的大焚烧。凡是被划作“无住”与“禁作”的地方，村村火光起，处处浓烟滚，结果一个个美丽村庄，几天内变成了废墟，有的村庄一次没烧净，又烧第二次，有的烧了三四次、十多次。新城沟乡花果山村，不仅一次烧掉房屋400多间，还将数十户存放柜、缸、锅、杂物的一条山沟点燃，火光冲天，山石直响，大火一直着了数日，至今焦土可见。1943年9月18日，日伪军纠集5000余人，分10路进入花厂峪扫荡，山头、谷口处处设卡，11里长沟处处有兵，连续焚烧、扫荡17个昼夜，数百间房子烧得一间未剩，牲畜、物资多成灰烬，一位60多岁老人也丧身于火海。
1944年1月12日，数百日伪军扑向沙河，驱赶群众，焚烧房屋。全村3个庄600多间房，一夜之间化为火光与青烟，其中损失驴49头、猪200多口、羊300多只、粮食15万多斤。从此，一条七八里的长沟变成荒沟，三个自然村变成了三片焦土。
据统计，在日军的“三光”政策中，全县共拆烧房屋87 096间（占总房屋的90％），烧掉粮食1000多万斤，烧掉其他物资无计其数。
2杀光
日本关东军曾明确规定：凡进入“无人区”者，不问任何理由，一律枪毙。所以吸血成性的日本侵略军在“无人区”讨伐时，更是穷凶极恶，杀人不眨眼。
1942年冬，日伪军在二道沟讨伐时，就用刺刀挑死农民周起祥，用汽油烧死曾好。1943年秋，日伪军数百人再次进入二道沟，刀挑潘玉清、潘玉来，枪杀张玉海、桑利、张万海，抓捕刘青云、李海、李贵于他处杀害。连年过八旬的赵云才老奶奶、柴印的老母，都做了日军远射的活靶子，当场毙命。
1943年初秋，日伪军400多人在崖丈子扫荡时，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杀，在田里射杀农民崔景旺，刀砍李福全及不满10岁的儿子——秃头，用刺刀扎死崔连山的哑巴妻子，将农民崔胜荣、潘老二抓到北马道挑开胸膛。仅这一天，就在崖丈子杀了7人。
1943年夏季一天，日伪军数十人去花厂峪讨伐，在五道岭一个叫水泉洼的地方，发现农民吴永富父子在耪地，日伪军多人将其围住，不问青红皂白，就用刺刀将吴永富的儿子刺死，当吴永富试图逃跑时，被日伪军的枪弹打中而丧命。在五道岭发现刘全友一家人藏在房克郎里，日军将全家1男4女皆抓走，除刘全友1人跳崖逃脱外，其余4人（全友妻、2个女儿、1个侄女）全遭杀害。
1943年夏，日伪军数百人到集家区杨丈子扫荡时，首先将群众包围起来，然后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用刺刀将农民陈学文挑死后，以火焚尸；将农民夏永生、陈海架在两火盆中间活活烤死；杨贵、杨启、郭来头钻进地窖，被日军用烟熏死；梁顺刚进门的妻子，被日军抬至避人处，遭到轮奸。
1943年8月，日伪军2000多人，在花果山扫荡，用刺刀挑死年近八旬的老人张堂和农民樊克增、樊和。将74岁的韩国清从一丈五尺多高的墙上推下活活摔死，将吴全伶兄弟5人抓到土胡同活埋。
据统计，全县在敌扫荡中被杀者达7200多人，仅花厂峪就死了83人。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青龙“无人区”考略（2）
3抢光
在“无人区”除了烧、杀之外，凡是有用之物一律被抢光，粮食、牲畜、衣被、木料、金银……都是被抢掠的对象。1943年，驻牛心坨的日伪军在讨伐时，从“无人区”抢掠大批牲畜、粮食、木材、鸡、猪与瓜菜等物资。牛心坨警察署竟将小蔡峪民房拆掉，用拆下的木料盖了警察署的营房，留下了日伪抢掠的铁证。
1943年秋，日伪军在花果山讨伐时，其中一次就抢走物资1000多驮，赶走绵羊1000多只。日伪军随意宰杀食用，瘦小的绵羊又以每只80元伪币出卖，中饱私囊。
除了粮食、衣被、牲畜之外，成熟的庄稼、瓜菜也大肆抢掠。据调查，1943年一年日伪军就从花果山割走庄稼1500余驮，仅农民蒋安一家一个山洼的谷子就能收10石。日伪当时的原则是：能拿则拿，不能拿则烧，不能烧的则砸。凡是在“无住禁作地带”发现的一切物资，如锅、缸、柜、柴草、木料，一点不留，甚至连碾子、磨、石槽等都要破坏掉，水井也要填进石头。
据统计，在日伪扫荡中，全县被抢走牲畜122万余头，抢走衣被等物资折小米54万多斤。
日军在青龙“无住禁作地带”不仅烧、杀、抢，而且蹂躏妇女、凌辱老少、践踏中华民族之文明传统，其罪行实在令人发指。
1943年秋，数千日伪军在花果山扫荡时，从山上搜出7名青年妇女和一些儿童，凶狠毒打之后，将他们的衣服扒得精光，其中一名19岁的妇女，仅有一兜肚遮羞，还被扯下；一刚结婚的青年妇女，因脚上一只袜子未脱，就被打得翻滚。这些一丝不挂的妇女和孩子们，被数百日伪军围在中间，一会儿强迫站、一会儿强迫跪、一会儿强迫扭，百般凌辱，而这群野兽般的日伪军却在四周狂笑。
1943年农历五月初四，日伪军在“无人区”石门子、下窝铺、荞麦岭一带农田里围住正在干活的40余名男女农民，先是将青年农民张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