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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厮劳稣叽�6000余人。见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24页。为此，我想实地调查一下它的真正病因。
李合（89岁）、管瑞枝（68岁）、孟庆宽（70岁）三人的口述：
日军是从1940年开始“扫荡”这里的，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村里死了很多人。
右起：李合、管瑞枝、孟庆宽我家（管瑞枝）有3口人被杀害，死的是我母亲和我的两个哥哥。
我（李合）家共8口人，死了两人，伤了两人。被日军杀害的是我母亲和我的大哥。我大哥叫李永，是在白马川被敌人杀死的。敌人还取走了大哥的心脏，煮熟后当了他们的下酒菜。二哥李贵的身上溅上了别人的血后倒下不动，没被敌人发现，才免于一死。
大水泉“人圈”是1943年2月建成的，里面住着300户2000多口人。到日本投降时，圈内人口是700多人，死于瘟疫的有600多人，被日军杀死的有700多人。那时，西北沟门就有个死人堆。这里一直驻守的是满州国军。
日军投降时是八路军来接收这里的，大家都跑离“人圈”返回各自的家里。
瘟疫最厉害的是1943年4～５月，每天都死2～３人。一直持续到9月前后。仅孟庆宽一家就死了15口人呐。
这种病的症状是头昏、意识不清、呕吐、泻肚、不能进食、发疹。有的患病后当日就死了，也有的过2～３日，或5～６日死的，再长一点儿的也过不去10天。凡是死去的人，身上都出红斑点，中医说这叫“羊毛疔”。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王玉兰究竟是什么病？我也弄不明白，便决定一个月后再采访一次。我想，人们所说的瘟疫，大概是把几种病都混在一起了吧。这回我不问病名，只打听病状。
现将第二次采访管瑞枝、孟庆宽、王玉兰（77岁）的口述整理如下：
A所谓“羊毛疔”的病症是呕吐、高烧、全身疼痛、无力、食欲不振，身上出红点，患病后1～２天死亡。据当地中医诊断，原因是卫生条件恶劣，受心理性压迫所致。其治疗方法为用银针刺胃，用吸球，或是用火罐拔淤血。轻者可治愈，重者根本无效。
B高烧、呕吐、泻肚、脓血便（当地人称为红白痢疾）。
C发烧、出疹、脸部、脖子、眼睛均呈红色。此症儿童居多，也有少数大人起痘疮。
采访日期：1995年4月21日
厂沟
曹德安（66岁）、曹德恒（58岁，支部书记）的口述：曹德安曹德恒1943年集家并屯后，到了第二年的3～6月，这里闹起了瘟疫。症状是红白痢疾引起发烧，浑身无力。那时生活条件极差，凡是得上这种病的人几乎都死了。从发病到死也就两三天吧，总共死了200多口人（记载是265人）。见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24页。这个村集家后是200户，1000多人。每家都挤住着4～５户。曹德安的父亲和曹亮、曹德林都是患红白痢疾死的，这一家就死了3口。另外，曹德恒的爷爷和大伯则死于瘟疫。除红白痢疾外，这里还发生过疟疾，打摆子，一阵一阵发高烧。
日军从双庙和白马川调兵到半壁山，然后便开始向“无人区”进攻。
仅在厂沟，三年间就有23人被杀害，其中有的是被拉到石庙村后枪杀的。讨伐队驻在鹰手营子，那儿离厂沟约50里，每隔4～５天就过来几个讨伐队的人。那是1944年的秋天，由于这里没盐吃，有4个人搭伙到遵化买盐去了，没想到走到半道上，就被讨伐队抓着给枪毙了。唉！只要进了“无人区”，被抓着就得死。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双庙
燕青（74岁）的口述：
燕青这里之所以叫双庙村，是因为村里有两座庙。1942年时，曾有100多人的日军驻在这里，其中有3～４个宪兵。
日军撤走后，1943年时，村里又开来了伪满洲国军。在双庙驻了两个连，在万人求驻了一个连，大水泉驻了一个连。仅那一年里，双庙村就住着200多人的伪满洲国军。到了1944年，邢昌盛的讨伐队又来了，其中还有一个日本人。在伪满洲国军驻守之前，讨伐队也经常来。不过这里没有打过仗。
双庙村的“人圈”是1943年春天建立的，共200多户1000多人住里边。村民和驻军吃的都是河水。
1943年开始流行瘟疫，1944年瘟疫闹得最凶，前后共死了200多口人。没听说日满军得这种病，兴许他们有医生也有药品吧。
当地的大夫把它叫做伤寒病。一般是2～３天就死。我的儿子和我哥哥都是由于拉肚，不到7天就都死了，而我的女儿当天就死了。人一得上伤寒病，就头晕，意识不清，恶心，不能进食，浑身无力。后来连猪也得上这种病了，猪身上到处都是一个个的小坑。当地的大夫说这叫家畜伤寒（有关伤寒和疟疾的症状，请参阅笔者的附记调查）。
那年，由于白马川警察派出所的警长刘贵财被游击队枪毙了，因此，大批日军和警察包围了白马川村，当场把从南岭抓来的20多名村民杀死，并在场院上摆设刘贵财的祭坛。随后又抓走了三四百人。集家并屯后，被日军杀害的都是外村人，没有双庙村的。日本投降时“人圈”里只剩下七八百人了。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4月份，当我再次到双庙村采访燕青老人时，才得知他因病已住进了兴隆县医院，采访之事只好作罢。正巧遇上有位老人在道边给马蹄子换掌，便向他打听了此事，又到河对岸的村子里找了几位村民采访，其结果如下。
王振生（82岁）的口述：
部落里人多拥挤，卫生条件也差，所以流行了传染病。这里也没厕所，人们随处方便，整日臭味熏天。每天都有死人拉出去，前后大约死了50多人吧。讨伐队也住在部落（“人圈”）里，但不知他们的人数是多少。不过我记得日本投降那天，他们也都跟着逃了。
王占红（83岁）、高久荣（74岁，王妻）的口述：
因为房子被警察烧了，只好搬到双庙来，当时花200元买了一间小屋。日本投降后，我们马上过河回到自己的家里。
传染病的症状是什么也不想吃，净呕吐，全身疼，昏迷，身上出红点子。拉的是淘米水似的稀便，不发烧也不便血。当时得这种病的人不少，也有很多人发病当天就死了。
另一种病是发烧，身上出红点子，手不敢挠，一挠就流黄水，然后皮就烂了。人和猪都得这种病，猪身上也有很多小坑坑，而且也死了很多。记得那时还死了一匹马呢。“人圈”里基本上没有牛马之类的大牲口，因为都被日军拉走了。1944年瘟疫传染得最厉害，记得是大搜捕后才开始传染起瘟疫的。
王振生王占红（左）高久荣夫妻杨合杨合（74岁）的口述：
小集家（并屯）时，“人圈”在河东。大集家时，人们都集中到了双庙村。
1944年时瘟疫传染得最厉害，主要是泻肚、出花，当时猪也出花。一天平均死2～３人，大概死了七八十人吧。当时村里驻着日军，但没有杀过本村的人。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万人求
白庆余（85岁）、王贵稳（78岁）的口述：
白庆余王贵稳集家后，白马川成了有80户、400多口人的部落。这里是进山的入口，所以驻有警察，但他们不在部落里，而是驻在如今的学校附近，一共有四五十名警察，其中还有两个日本人。
那年，部落里流行瘟疫，不少村民都病了，但警察里却没有一人得病。症状是呕吐，拉白色的稀便，病死的人很多。
那时，许多山里的村民和本村的村民，都因“通八路”的罪名被警察毙了。记得在半壁山曾住着一个叫中川的日军军官，但不知他是什么级别。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3日
有关白马川惨案的经过，我已在双庙村采访时了解过了。
周彦存（72岁）、吕瑞清（77岁，吕风池之子）、孟宽仁（68岁）、周彦柱（71岁）的口述：
万人求如今叫河北庄。一百多年前，有个姓孟的在这里发了一笔财。此后，人们便到这里来求财。所以，万人求这个地名也就叫响了（抗战中，当地又称为万人仇，即仇恨日军的意思）。当年，村内共有20户140人，但日军集家并屯后，一下子变成了110户1000多人的村子。周彦存孟宽仁吕瑞清周彦柱1943年时，村里得病的人不多。但到了1944年，由于流行瘟疫，很快就死了300多口人。有的是全家灭户，也有的是一家死了2～３口人。死亡率高达30％，等于全村每3人死1人。死得连放牧的人都没有了，尸体堆了一片，臭味难闻。这种病传染的速度很快，孟宽仁当年就得过这种病，那时大概是十五六岁。病的症状是泻肚，便里有脓血，发烧，不能进食，以前从未见过这种病。也有的人经中医扎针治好了，但究竟是什么病，谁也不清楚。也有的人满身都起小红点子，一般是两个一对，粒也不太大，也有的认为是出天花。从1944年4月至7月，瘟疫逐渐厉害起来，有的一家竟死了3～５口人。然而，在兴隆县城里就没人得这种病。
当时部落里有两口井，而且日军和警察也都住在部落的中间地带。
大水泉村驻扎的是伪满洲国军第五联队的一个中队，双庙村驻着伪满洲国军第二、四联队的两个中队，万人求村驻的是伪满洲国军第六联队的一个中队。到了1943年，讨伐队前来替换伪满洲国军队。但从未听说讨伐队的人传染上瘟疫，因为他们有大夫也有药品。
万人求村“人圈”遗址
1942年末，敌人抓走了9人，除了一人逃回来外，其余的8人都被杀害了。从本村被带走后再也没回来的有60多人。在外面被杀害的有8人，另有6人被抓去运完弹药后，又让敌人给杀了，饿死在外面的还有9人。
那时，当地曾有这样一首民谣：“‘人圈’大得真惊人，出入只有一个门；半夜警察来敲门，发现生人杀满门。”一到夜里，警察常来查点人数，通常是一间屋子里住着3户人家，若原有10人，清查时变成11人，那么多出的一人就被当做八路，连带全屋的人都得被杀头。另外，外出不带村长开的介绍信也要被杀头。
本村的李明远当时曾是村里的办事员，他负责给八路军送粮食、鞋和袜子。现在村里周支书的母亲曾担任过八路军的妇救会主任。吕瑞清那时住在兴隆，集家时不在这里。
万人求是两面村，既给日伪军办事，也给八路军办事，所以村长也是个两面人。周彦存的父亲当村长时，就给伪军和八路军都筹过粮食。有一次，吕风迟带领村民给八路军送去了11包粮食，返回途中被伪军发现了。吕风迟就让其余的人先回去，只身一人跟敌人去了。后来多亏他儿子吕瑞清八方打点，敌人才释放了吕风迟。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刘杖子
熊斌（83岁）的口述：
熊斌（熊斌是万人求的人，万人求和刘杖子属同一行政区。）
1938年八路军路过村里时曾到过我家，这样从1939年起，我就秘密给八路军做联络员。主要是传递情报，当时传递过鸡毛信和长短火柴杆（一种暗号）。1938年曾当过万人求的村长，1939年当过村办事员，1940年又当村长，1941年又改为办事员，后来便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这里从1943年开始集家并屯，在万人求修建了4个炮楼，“人圈”大门有站岗的把守，出入必须有许可证。
仅1944年上半年，万人求村就死了200多人，多数是从外村被集家到这里的人。经常是一户死2～３口。开始时，人们还举行吹喇叭的葬礼，但后来死的人多了，而且每天都死人，所以葬礼也就取消了，到后来连掩埋的地方都没有。要不是遇着解放，恐怕连大人带孩子还不全村都死绝喽！到现在也不知道那时得的是什么病。
1943年冬天，日军和讨伐队在东水泉杀了70人。1944年12月27日和29日，又在成功北沟杀害了30多人，同时在西沟的姜家又杀了6人。当时，我在山上打游击，当我们赶到后，一切都晚了。我们是摸着黑进的屋，踩了满脚血。那时，成功北沟村的民兵只有5支长枪，连子弹都没有，所以无力抵抗。
民兵杨景民曾听人讲过地雷的事，但未见地雷是什么样。但他还是领了些炸药，在自己家里试制地雷。把拉火索接在手榴弹上就成了地雷，往石头里填上炸药就制成了石雷，什么办法都用上了。当年，我们这里曾有称为“四虎”的人，虎山李青，虎义是我，还有虎命和虎春，当然这些都是代号。
1943年冬季，这里曾住着40多户村民，第二年减少到29户，日本投降时只剩下四五户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日军杀害了，也有的迁进了部落（“人圈”）。一进去能得到部落长的保护，也免得在外面遭到任意杀害。这一带都归吕风迟管辖，他也就此保护了很多村民。离这不远处有个鸡冠砬石洞，里面能容纳三四十人，我们一家在洞里一直生活到日本投降那天。
1944年，日军搞了个对投共家属大搜捕行动。我哥嫂被敌人抓住后都送到北票去了，当年嫂子廿多岁正有身孕。在北票，让男的去当劳工，女人则强逼着再嫁人。后来，我哥逃了回来，5岁的侄女被敌人抓走后下落不明，我母亲和我弟妹也不知去向。我的大女儿只好随我奶奶去了“人圈”。我和妻子带着两个小女儿逃到了山里。到了1946年全家人才陆续团圆，但我嫂子至今未归。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黑河行——“无人区”与“人圈”
万人求是孟副县长的家乡，双庙则是其夫人的故里。我们一行人乘车先来到孟副县长之弟夫妻二人开的旅馆白马川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穿过万人求和刘杖子村，向深山里的成功村进发。巍巍群山，深沟险壑，突然汽车向左一拐驶离公路，又向对面的山谷疾驶，远处那隐隐约约的小山庄便是成功村。从前，这一带曾是青龙县，以后又划归兴隆。成功村是通向五指山抗日根据地的西大门，恰巧又处于五凤楼山的南侧。这里又是黑河的源头，它由这里流向五指山的北部，然后折转向西，从五指山的东侧出现后再南下而去。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成功村
刘玉德（73岁）、傅长功（61岁）、陈宗喜（68岁）、贾有英（60岁）的口述：
陈宗喜1942年八月十二日（阴历），敌人进村后就开始放火，第二天把刘玉德的房子也点着了。当时，因为大家都躲到山沟里去了，所以死的人不多。但到了1944年，村里死的人就多起来了。那年的春节前，即腊月二十九日，日军率领500多人的讨伐队突然包围了成功村。在西沟抓住了33名村民后，令这些人脱去衣服，光着身子往雪山顶上爬。到山顶后敌人开始下毒手，挑心脏，挖眼睛，割生殖器，最后将33人全部杀害。
当时，贾有英的爷爷被两只狼狗咬伤后倒在地上，敌人上前用刺刀把他扎死了。贾有英当时也在西沟，但他逃得快才幸免一死。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