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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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被逮捕的有3人，被杀的有十几人（李边想边说出这些人的名字），那些被捕的人后来都押送到承德和锦州去了。
我们全家七八口人只有两条棉被，讨伐队来了说是太奢侈了，便拿走了一条。后来，我弟弟去讨伐队把那条被子要了回来。但不久，讨伐队再来时，用木棒把我弟弟打了一顿，连人带棉被都给弄走了。我们到讨伐队驻地去了几次，他们大门紧闭。第二天，家里人再去找时才发现，他已冻死在那里了。当然，棉被也没要回来。
二道河村“人圈”遗址（回忆往日的悲伤，老人潸然泪下。）
那时没棉被，没衣服，也没吃的，人们只好吃野菜、野果充饥。根本就没有学校，也谈不上孩子受教育的事。1947年这里才有了小学校，那时是私立学校，是我请来的教书先生。刚解放时，我们这个村一多半以上是妇女。
那儿的住房是个低矮的小草棚，一天，有户人家母亲到外面去了一小会儿，哪知灶中的火冒了出来，一下子把小草棚点着了，炕上躺着个3岁的孩子也被活活烧死了。那时，一般都是3米见方的草房，里面住着七八个人，也没厕所，卫生条件极差。
天已经完全黑了，我起身向主人告辞。此时，杨长兰执意挽留我吃饭，但我谢绝了。惜别时她对我说：“真没想到今天能把过去的事讲给日本人听啊。”
这一带曾发生瘟疫一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为此，翌年之春，我再次访问了二道河。
采访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８日
李秀起的口述之二：
当时死于瘟疫的有50多口人。主要症状是高烧、头疼、全身疼痛、四肢无力和起不来炕。吐血、流鼻血，由于皮下出血，脸部和脖子以及胸部变红。另外，最明显的是浑身浮肿。一至两天或两至三天就死人，所以老百姓都把它叫做瘟疫。
患这种病死的有张海泉的母亲和她二姐，李荣全的父母，李长真夫妇……“人圈”中５０多口人都是这么死的。
“我丈夫也得了这病，但后来治好了。”杨长兰插话说。
没有药，只好躺在炕上等死。如果把坏血都吐出来的话，还有救。我琢磨这或许是病情较轻，得这种病的人很少有活过来的。
驻守的讨伐队就没人得这种病？“那还不是因为他们有医生有药啊！”杨长兰在厨房大声地回应着。
二道河村里就只有一口井，在河边附近，井水清澈干净。村民、警察和讨伐队都使用这口井，可为什么仅村民得病呢？是老鼠？那时老鼠成群，到处乱窜。
日军没在二道河驻过，但经常来这里。来的都是山下大队的，其中也有宪兵。杀人的都是日本兵和日本宪兵。不知山下现在是否还活着？
当谈到瘟疫的话题时，李秀起认为其卫生状态恶劣得都难以描述。无论采访哪个“人圈”，每当触及到瘟疫及卫生状况这一话题时，听到的大都是这句话。我想这是解放后，当地人接受过卫生指导后，才彻底地明白了卫生状况的真正含义。然而，对有关当年流行瘟疫的起因，我却另有所思。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9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朱家沟——“无人区”的枪声
雾灵山、五指山、狗背岭这三小块抗日根据地，就是插在热河敌占区内的三把尖刀。狗背岭经将军关与平谷县相连。从五道河向南行，便可看到相连的座座险峰屹立，而朱家沟则是进入狗背岭根据地的北部入口。
马君起当年曾担任过民兵班长，当我前去采访时，他正忙着挖土、搬石、砌窑的内墙，据说他要建一个贮量大的苹果窑。他家的房子也是新盖的，看上去挺气派。
马君起（67岁）的口述：
马君起这里是从1941年到1942年期间开始实行集家并屯的。那时，敌人让我们都去五道河“人圈”，但全村谁也不动。1943年正月二十九日，敌人来了后，一把火将全村都烧光了。那可真是彻底的“三光”政策呀！烧光、抢光、杀光，连鸡和孩子都不放过。因此，村里成立了抗日自卫武装。那是5月的一天，六道河的警察和日军山下大队的十多个士兵，一起来到花石沟，在那里竖了一块写有“此地为无人地带”的牌子。随后，他们来到朱家沟附近的池塘，就在他们下水洗澡之际，站岗的民兵突然向他们开枪，敌人立即仓皇逃去。逃跑之中，还把自己费力竖起的牌子给撞倒了。
从1943年入秋开始，日军不断地派讨伐队来朱家沟一带清剿和割庄稼。为了自卫，朱家沟的民兵在沟门数十丈的陡壁悬崖上，找到了一个洞穴，决定在那里设瞭望哨，每三人一组执勤。
12月19日，日军山下大队率领300余人的警察讨伐队向朱家沟扑来。三个民兵当即在洞内进行阻击。在战斗中，日军死伤18人，伪军死伤20多人。战斗持续了一昼夜。我方的三个民兵也都负了重伤，李秀峰4处受伤，王玉祥3处，杨长起7处受伤。直至第二天早晨日军摸进山洞后才发现，洞中一个人影也没有。原来，在半夜时，他三人已被别的民兵救走了，马君起就曾参加了这次救护行动。
当时，坚决不去“人圈”的有150多人，他们都住在这一带的山上。到日军投降后，活着的仅剩下八九十人了，其中妇女、孩子有30多人。死亡六七十人，都是冻死、饿死和病死的。
这一带的山洞都住满了村民，为了遮挡风雨，人们在洞口上竖起石板。为了不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大人只好强捂住孩子的嘴，有两位母亲就这样活生生地憋死了自己的孩子。史瑞成两岁的孩子是冻死在山上的。当时，人们吃的食物是野菜、草根、苞米、蚕豆和红薯等等。
民兵不仅在朱家沟活动，也去密云县、平谷县及兴隆县一带开展打游击、割电线、破坏公路及埋地雷等活动。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8日
马君起从15岁起便开始站岗放哨，17岁当民兵，1945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个农民，但他同时又是一个为保卫家乡、保卫民族而进行不屈抗争的典型中国农民。
在返回的途中，马君起让我稍等片刻，说罢便返身而去，很快身影就消失不见了。正当我四下寻找时，只见他的头一下子冒出了地面，身子轻轻一纵，就站了起来。他笑眯眯地走过来，像变魔术似的从左右口袋里掏出十几个苹果，捧着递到了我的手中。啊，原来这里也有他的苹果窖呀！
小黄崖川行——“无人区”的生活
小黄崖川一带的村子如今叫上石洞乡，但当年这一带却属于六道河村的一部分。从六道河方向来看，上石洞乡恰好处于朱家沟相反方向的北部山区。小黄崖川的水从小好地开始向西流，而其北侧，以北双洞为起点向西流的则是大黄崖川，这里也是北双洞村的所在地。大小黄崖川的水向西过了长城后，便在营房汇合，一起注入密云水库，再往下游去就变成了潮白河。虽然它们的水源不同，却都发源于兴隆县的深山里，因此也都是潮白河的上游。这里是雾灵山的西麓，当年，雾灵山抗日根据地也是从这里创建起来的。由于夏季洪水泛滥，冲毁了公路，故汽车只得从二道河出发，过小关门长城驶入密云县，然后再从营房逆小黄崖川北上才抵达山神庙。应该说山神庙一带确实还很荒凉。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山神庙
夏福民（76岁）、夏顺清（81岁）、夏方清（69岁）的口述：
夏福民夏顺清夏方清当时这里是“无人区”。1942年1月16日，八路军和日军在此地打了一仗。当时，村民死了两个、伤了两个，另有5名妇女被敌人抓走了，不久又逃了回来。从那以后，日军又来把房子都烧了。由界牌峪到清水湖和栅子沟，共烧了22个村子。它们是后申峪、小后申峪、烟筒沟、杨树沟、栅子沟、苇子坑、东石湖、大石湖、灰窖子、营东峪、营南峪、清水湖、黄土山、石门山、山神庙、椴茂台、界牌峪、米铺、菜场、桃园和窝龙山，当时只剩下这座山神庙没烧，可如今也没庙了。
当时，山神庙村共有60户人家。警察到村后，让村民们迁到五道河“人圈”去，但谁也不去。妇女和孩子们也都背起装满锅瓢碗筷的筐子，到深山老峪里住进了山洞。因没粮食吃，人们便下山掰些苞米，或把整个南瓜烤熟，切去蒂部，往里撒点盐大家分着吃。当庄稼收获前，日军突然闯来，把苞米地和菜地全毁了，以后又来毁了三四次。即使这样，大家仍坚持不下山。老年人和孩子们都送到长城对面的亲戚家中寄养，那里也是我们中国的地盘啊。1942年日军共来这里四五次。每次烧过房后，人们又重新搭起草窝棚，而且窝铺一次比一次小。一般的规律是，太阳一出日军便可能进山，所以人们在这之前就躲藏起来，到了夜晚才返回。乡亲们就这样躲躲藏藏地一直到第二年的“大扫荡”。
1943年正月，日军开始实行连续扫荡。为了寻找食物，夏福民和其叔叔夏齐清两人下山途中，在山洞中被捕。敌人把他二人带到大黄崖川的苗儿洞严加拷问。敌人说他俩是八路，但夏福民摇头否认，说我们是庄稼人。敌人不相信，便将夏齐清的衣服扒光后，吊在树干上像杀鸭子似地用木棒狠狠地打。不一会儿，夏齐清便被活活打死了。夏福民当年18岁，他趁敌人不注意时悄悄地溜了，在亲戚家躲了几天后又逃回了山中。
1944年5月1日，夏福民参加了八路军，并在部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夏顺清在1942年至1943年期间，曾任村干部。是1942年在村里加入共产党的。1938年，宋时轮部队撤走时，曾留下一批干部创建根据地，为将来建立政权打下了基础。1942年末，承（德）兴（隆）密（云）第三区抗日政府在小黄崖成立，经第三区区委会书记张敬之的介绍，夏顺清成为党员。
我发现在谈话过程中，夏顺清总是静静地听着他二人的叙述，偶尔才插上一两句。
我（夏方清）也当过民兵。日军来后，不光杀人，连鸡、猪什么的也都抢走了。当民兵那年我17岁，组织上派我站岗放哨。站在山上能看清日军的行动，所以人们都把放哨的叫做“活电杆”。那时我常在六道河山顶上放哨，一看到日军出动了，就立即冲着下一个山头的人高喊：“羊来啦！”下一个山头的人也依次向别的山头传递下去，不一会儿，消息就传到了小黄崖。羊和洋是同音，而洋人指的是外国人——日本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鬼子来了”的意思。再后来，这种“活电杆”又换成了“消息树”的形式。人们只要看见山顶上的树被放倒，就马上隐蔽起来，东西也都“坚壁清野”起来。我说的“坚壁清野”是指一点儿东西也不让敌人抢去或烧毁，全都藏起来，等日后我们回来再拿出来用。
夏方清曾当过儿童团长。当年村里也有过妇救会。如今，这里已成为有200户计772口人的村庄。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9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栅子沟
离开山神庙后，汽车沿着小黄崖川边的土路，向其上游的栅子沟驶去。途中还路过了清水湖村。据介绍，当年日军把山神庙村和清水湖村同时烧毁了。因村民们坚决不去“人圈”，并始终住在山上，故而村里被杀害的人也很多。1943年一月二十二日（阴历），300多人的讨伐队突然袭击了清水湖村。当敌人发现扑空后，便顺着雪地上的足迹追到了南沟。他们在山顶上架起机枪，向躲藏在沟里的人群扫射。人们接连倒下，连怀抱婴儿的妇女也未能幸免。据统计，包括米铺村民的10人在内，南沟牺牲者为22人，其中还有8名儿童。1944年又有十几名村民被害。小小的清水湖共有126口人，先后被杀害的就达46人。
刘云（76岁）口述：
刘云1938年，日军开始实行小规模集家并屯时，把沿小黄崖川的山神庙村、栅子沟村、大好地子村的村民都集中到栅子沟，以便在这里建一个“人圈”，但谁也不愿意去“人圈”。
栅子沟正好处于距五道河30里（15公里）、距三道河28里、距大好地子村24里的交界处。所以，这里就成为通往抗日根据地的入口。但是，1942年村子被烧毁后，这里也就变成“无人区”了。当年，日军和讨伐队曾在这里驻守，还杀了20个妇女、两个男的和两个孩子。现在，栅子沟是个自然村，户数是100户，而行政村则应是500户。当年，包括杨树沟、东石湖、灰窑子、营南峪、营西峪、营东峪和苇子坑在内，被敌人杀害最多的是苇子坑的村民。
1943年1月23日，驻守六道河的刘其讨伐队，驻守三道河的宋庆讨伐队以及驻守北双洞的石振讨伐队，突然包围了栅子沟的南大门——苇子坑，一次就杀了60人。整个苇子坑村不过70多人，全家灭户的就有5户。1943年冬天，敌人把躲在栅子沟南山中的20多名老人、妇女和孩子抓下山来，然后从人群中拉出村干部的父亲佟文荣、干部家属夏全清和老师崔善亭，把他们绑在大树上毒打，让他们说出自己的儿子在哪儿？三人闭口不语，恼羞成怒的敌人点燃了放在他们脚下的柴堆。佟老人的胸口挨了7刺刀后，被敌人投到火堆里烧死了。尽管夏老人在烈火中已不省人事，但还是被敌人抛到巨石上摔死了。而崔老师则是在被带到三道梁那里用刀刺死的。妇女和孩子们被敌人押到山上的破庙里，趁敌人不注意时，她们全都逃了出来。1944年敌人在杨树沟又杀了十几人。当时，朱玉山的母亲有病不能走动，只好把她放在一个挖好的坑里，哪知还是让敌人拖出来给杀害了，同时耳朵也被削去了。
1943年时，这片山上曾住过100多人。那时游击队带领民兵，曾给“人圈”的百姓送过粮食。要说“无人区”的生活那可真算是“野食穴居”、“背篓家庭”呀！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9日
山中的窝铺一半地上，一半地下，低矮狭窄，地面的落叶厚6尺（2米），人们能在这里居住，并吃着用石板烧熟的饭。当听到这些描述后，我不禁感慨万分——在那样残酷条件下的“无人区”内，他们竟然有着如此惊人的生存能力！
横河上游行——瘟疫状况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大水泉
离开兴隆县城向北，过了土城头再折向东行驶，便来到了獐猖山北边的大水泉乡。当地有一股从庆丰一带流淌出来的潺潺泉水，在这里与獐猖山南部而来的横河相汇。
乡政府前面有一个自由市场，乡下人来这里出售农产品，城里人在这里摆上卖服装的摊点，商品充足，人声鼎沸。
这是我的第三次兴隆之行。此次的采访重点，是要了解当地人所说的瘟疫究竟是什么样的传染病。陈平的《千里“无人区”》中称：因鼠疫所致，大水泉死亡人数为400多人。陈平：《千里“无人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而兴隆县编写的《十万骸骨的碑记》则记载为：1943年，因伤寒等瘟疫流行，全县死亡者达6000余人。见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24页。为此，我想实地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