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时代-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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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中国分别向法国和英国派出了20名学习法语和16名学习英语的留学生，以及数名到日本学习日语的留学生。像后来担当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的龙永图就是其中的幸运儿。
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以后，向外派遣留学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部分。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尽快缩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这位曾经在法国勤工俭学、又在前苏联学习过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出了恢复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重大决策。
1978年3月，中国政府选拨了23名“尖子”，于同年五六月间将他们派往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学习。这一年底，又派出了首批赴美的50名留学生，赶在中美建交之前前往美国。从此，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留学大潮。
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在文革之后推动与设计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始自19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续。从洋务运动发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虽然历尽艰难曲折，但却始终如黄河入海，生生不息。而留学生大潮实际上充当了现代化进程的晴雨表，其潮起潮落始终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坎坎坷坷。新时期留学大潮的兴起，既源自伟人顺应时代潮流而做出的英明之举，也是现代化进程重新走向正轨的必然要求。事实证明，新时期留学生不仅继承和发扬了留学报国的优良传统，更充当了改革开放的急先锋。留学生给中国带来了更加理性与开放的心态，成为推动中国进步的一股重要力量，加速了中国融入国际文明的脚步，正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替代的生力军。
改革开放后的百万中国留学大军清华谈话，邓小平一言九鼎
1978年，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出国留学工作也在这一年开始起步。
据前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献研究室李琦先生回忆中国当时向美国谈判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的情形，邓小平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华谈话，邓小平一言九鼎
1978年初，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人们的思想还受到左的束缚。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育战线，因为得到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已经打破徘徊局面，恢复了高考制度，加快了整顿步伐。
1978年6月23日，小平同志在听取清华大学主要负责人工作汇报时，作了著名的扩大派遣留学生的讲话。他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留学生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要那么死。……怕同社会接触，这样不利于学好外文，也不利于了解社会。跟人家搞到一块才能学到东西。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当时有幸聆听小平同志这段著名讲话的有方毅、蒋南翔、刘西尧、刘达等。讲话首先在教育界激起强烈反响，大家认为小平同志的讲话高瞻远瞩，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当时商定先向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西欧派遣留学生。
重谈留美，周培源美国谈判艰苦
由于中美还处在互派联络处的阶段，赴美谈判代表团便以民间面貌出现。团长是周培源先生，对外只用中国科协代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名义。顾问由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担任，用中国教育协会副会长名义。代表团于当年78年10月11日抵达华盛顿，从12日起正式谈判。美方以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为首，成员有国际交流署署长和白宫、国务院、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有关人员组成。美国总统科技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雷斯参加了首次会谈并致欢迎词。中方打算经过商谈，落实1978～1979学年中美互派留学生的方案，争取把中方留学生进人学习的单位、专业、人数基本定下来，对有关派遣的政策性或具体问题达成协议。
二战时，周培源先生曾留学加州，此次赴美，可谓旧地重游。但由于预料谈判不会一帆风顺，周老没有一般人旧地重游时的轻松心情。
周培源在首次谈判时，作了基调发言。他说：“从本学年开始，我们将派遣大批科技人员和留学生出国进修和学习。派我们所需，学你们所长。派遣来美国的学生是以进修人员和研究生为主，还有部分大学本本科生。学习专业以自然科学为主，还有少量学习社会科学和语言的学生。1978～1979年派遣的总数500名。1978～1979学年，如果两国关系正常化，派遣人数将会有更大幅增长。”
一场艰苦的谈判开始了，双方意见不同，甚至有较大距离。由于谈判一度出现僵持局面，最后双方达成口头谅解。中国教育代表团是上海公报发表后中国派出的第一个谈判代表团，当时中美还没有建交，各种形势错综复杂。经过双方努力，终于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双方逐字逐句，共同核对了文字记录。在这个口头谅解中，明确了“在1978～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学习费用由派出一方支付，但对于可能提供的奖学金，双方均可充分利用”；“派出人员应遵守接受国的法律和规定，并尊重其风俗习惯”。还议定“为了每年确定交换的学生和学者数及讨论计划的进展，双方将在必要时会晤。重要问题也可通过两国政府协商”。在口头谅解中还特别明确了“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等。
邓小平率团1979年初访问美国，并在与美国总统卡特所签的协议中，将1978年中国同美方谈判的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加以签署，从而载入了史册。就这样，中国文革后第一批派赴美国的52名访问学者在邓小平访美后不久的79年12月26日终于启程了。今天，中美两国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交流渠道之多，数量规模之大，影响作用之深，都是二十几年前不可想象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扩大，出国留学日益发展成为巨大的洪流。抚今追昔，人们永远怀念曾为中国改革开放、为中国留学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代伟人邓小平。
改革开放后的百万中国留学大军深谋远虑，留学生充当开放先锋
今天，重温邓小平同志在２6年前关于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讲话，反映了和凝聚了他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考。
首先，邓小平关于派遣留学生的英明决策源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邓小平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以他深邃的洞察力对世界形势作出的正确判断，是他大力倡导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重要国际背景。因为没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大批向外派遣留学人员是不可能的。
其次，邓小平意识到要搞建设离不开人才。邓小平说：“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他明显地看到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而造成的当时人才匮乏的现状，因而他大力倡导向外大批派遣留学人员。
再次，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对外开放的理论。邓小平认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在蓬勃发展。”“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邓小平在反复强调对外开放重要性的同时，强调要把派遣留学人员作为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因为只有派人出国留学，才能真正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今天，当我们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和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讲话２6周年的时候，我更深刻地领略到他伟大的胸襟、胆识，更加感到邓小平大力倡导派遣留学人员的正确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历史不会忘记
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开启了中国留学历史的一个全新的时代。大门一开，被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断和抑制了20多年的走向世界的渴望迸发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潮。
这次出国留学潮，上可追溯到150多年前，那是1847容闳等人赴美学习，代表了中华民族近代出国留学之起始；下可放眼21世纪前半叶50年内外，那时必将是一个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上世界各国留学教育兴盛之极的伟大时代。对中华民族来说，不仅有成千上万的炎黄子孙在世界各地学习和研究，也有成千上万的外国学子在中国各地校园里学习和研究，而且在中国国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神州学人”，且无论其归国的还是依然滞留他国的，必定都为之显示出了巨大的创造力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换句话说，倘若我们站在2050年的日历上，来回眸20世纪的最后20年由邓小平同志亲自制定的中国出国留学政策与实践，那么，人们一定可以更清楚而又更骄傲地发现，它虽然是一出长剧的序幕但将依然闪烁着非凡预见与非凡决策的不灭光芒。古人曾云：“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又说：“得时者昌”。面对新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浪潮，面对扑面而来的知识经济，面对新世纪的人才战略，中华民族出国留学在21世纪必将顺势逐浪，迎来更大发展的新时代。
改革开放后的百万中国留学大军4个阶段——从公费到自费
实际上，这次史无前例的出国大潮可以由四个发展阶段所组成。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派遣留学生工作的恢复和重新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力图走出“文革”期间闭关锁国所造成的孤立状况，因而留学工作的方针是“广开渠道，力争多派”。这一阶段出国的留学生基本上还都是公派的留学生。他们主要是中国各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一些年纪较大、思想可靠的业务骨干，多以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的身份被派往欧美各国。这一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西方的对立还严重存在，留学生大多是经过严格挑选后派出的，而且留学生派出的渠道尚未完全打开，因而这一阶段基本上没有留学生滞留不归的现象。这一阶段派出的留学生（约有6000人）回国服务的情况同后来相比是最好的。他们的回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在“文革”后人才断层的危机。
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中国逐步放开了自费留学的政策以及出国留学的多种渠道（如校际交流、地方集资、部门公派和自行联系等），导致了“出国热”在全国迅速升温，这一阶段首先形成的是“留美热”。从1984年以后，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去美国留学的。这一阶段，出国攻读研究生以上学位的人数开始大幅度增加，留学人员的年龄开始偏小。由于在国外攻读学位所需时间少则四五年，多则八九年，因而这期间派出留学生的回归情况在当时难以明了。但中国政府也开始注意到了留学生的回国问题。如1985年，中国接受李政道教授的建议，在全国试行博士后制度，即是以吸收和安置留学生回国为出发点的。
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出国热”继续升温，自费和单位公派留学的规模迅速扩大。“留美热”方兴未艾，“留日热”，“留加热”，“留澳热”和“留英热”等又相继形成。这一阶段的出国留学人员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自费留学成为不少人出国打工挣钱或移民定居它国的捷径，一些单位也出现了“轮流派遣”、“照顾出国”等不正常现象。这期间，1989年的“六？四”风波后，中国大陆留学生中的大部分人获得了所在西方国家的长期或永久居留权。
1992年至今为第四个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南巡讲话”，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信息。中国对在外留学人员获取“六？四绿卡”的现实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对他们护照的延期和更换、退出中国国籍、出入境手续、家属探亲和回国工作等提供了一系列的方便，并由此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留学工作方针，同时提出了吸引在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的口号，受到了广大留学人员的普遍欢迎。这一阶段，中国还对自费和公派出国的留学政策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总的趋势是趋于更为平稳、宽松和公平、合理。不仅国家对留学工作的调控走出了在一定程度上盲目和无序的误区，而且一般老百姓也由对出国留学的狂热和盲从，恢复到了平静和理智的心态。近年来，留学生年龄进一步趋于低龄化，“留学”也更多地回到“求学和深造”的本意，打工挣钱和移民定居正逐渐成为退居其次的追求。
改革开放后的百万中国留学大军初到异国的心灵震撼
我还记得我刚出国留学时的感受。初到北美（包括在纽约转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节奏一下子快了许多。一切都是那么高效率地运转着，就连出租车的速度也比国内快得多。人们忙忙碌碌都在干自己的事，社会环境优美而宁静。再有就是所谓的“文化冲击”（CULTURESHOCK）。这从我一下飞机，开始自己料理自己的一切时就强烈地感受到了。在国内时“组织”是真正的，甚至是唯一的主体。个人不须多费脑筋，凡事都找组织，一切都听从组织安排；似乎缺了组织，每天就不知干什么了。人们从小就很少有自我的感觉。如果自我意识太强，不仅会被别人视为异类，而且自己也会有寸步难行的孤立感。人人都是公家的人，都是集体中的一颗螺丝钉。在这样的环境和传统中长大，对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和把握自己的命运是十分不利的。在国外则完全不同，一切都得靠你自己。“组织”一下没有了。开始时我不免有一种空荡荡之感：我的大脑意识到了我的自由，但我的身心尚不足以承受这种自由。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一切得从零开始，得从另一个崭新的传统开始；我必须迅速改变自己，否则很难立足。出国之前，我已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自然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当一个人在一种单一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生活久了之后，会对周围的很多事习以为常，而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