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1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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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知道流放的全部类型和情况，因为我们的消息只是来自一些偶然的谈话或信件。假如没有A·M·阿勒。夫的来信，读者恐怕就不会知道下面这个故事了。一九四三年，维亚特卡地区的某村里突然接到一份通知；该村的农庄庄员科茹林，一个正在前线作战的普通步兵，似乎是已被送入惩戒营，或者就是已经被枪毙了。于是，执行人员（读者已经对这个词有所了解；它是刽子手的雅号）马上来到科茹林妻子的住处（她有六个孩子，最大的十岁，最小的六个月。还有两个大姑子也住在一起，都是年近五十的老处女。），立即把她一家九日赶出家门，装上雪橇，只允许带一点点东西，在严寒中赶到六十公里外的维亚特卡省基洛夫市去了。只有天知道，这九个人怎么会没有冻死在路上。在基洛夫市的递解监狱里关了他们一个半月，后来又押到乌赫塔附近的窑场。两个大姑子每天只有到泔水池里捞东西吃，后因神经错乱倒毙街头。母亲带着几个孩子靠周围当地人们的帮助（是无思想性的、非爱国主义的、甚至很可能是反苏维埃的人们的帮助）总算没有饿死。后来几个孩子长大了，都到军队服役，而且成了所谓“政治思想和战斗训练全优的优秀战士”。一九六0年母亲回到了家乡，可她家的房子早已无影无踪，连一根木头、一块炉砖也没找到。
把这样一个情节编进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花环中去有什么不好呢？不，他们不要。因为这没有典型性。
那么，对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残废者的流放又应该编进什么花环里去呢7这应该再哪一类流放呢？关于这种流放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确实很少有人知道）。可是，请读者回忆一下，战争末期在我们的集市茶馆旁和电车里曾有多少并不年老的残废人在游荡啊！后来，不知不觉间，这些人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也曾形成一个洪流，也是在一个运动中被流放到北方的某个小岛上去了，因为他们不该为了祖国的荣誉而在战争中使自己的样子变得那么难看。这也是为了使我们这个民族——在各种田径赛和球类比赛中都取得辉煌胜利的民族——显得更加健美嘛！这些在战争中不走运的英雄们现在生活在某个无名小岛上，当然，无权和广阔的外界大陆通信（但毕竟还有极少数的信件送出来了，所以我们才知道），他们自己的生活自然是比较“简朴”的，因为他们凭自己的劳动所得是不可能富裕的。
这些人似乎今天仍旧在那里度过自己的余年。
处于苏联和古拉格群岛之间的这个巨大的污秽地，这个流放的王国。既包括大小城镇，也包括偏僻的乡村和荒野。流刑犯都尽量争取到城市里去，人们坚信城市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更好过些，尤其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那里的生活也比较像人的生活。
卡拉干达市可说是流放王国的首府，至少是它的一颗明珠。我是一九五五年，在大规模流放结束之前，看到这个城市的。（警备司令部批准我这个流放者到卡拉干达吉些日子，因为我准备到那里去结婚，未婚妻也是被流放的。）当时，它还是个饥饿的城市，一进它的大门，离工棚般低矮的火车站不远，就有一所颇有象征性的砖房：它的墙壁用许多木头柱子戳住，以免倒塌。有轨电车当时并不开到车站旁边，（因为地底下到处是坑道，怕塌下去。）新市区中心的一面石墙上刻着大字。广煤炭就是（工业的）粮食！”这里的商店里确实每天卖黑面包，流放到城市就有这点优越性。这里还可以找到当壮工的工作，还有比当壮工更好的工作。至于其它食品，货架上通常是空空的。也有集市货摊，但价钱之高使人不敢问津。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三，至少三分之二，是没有居民证的、在警备司令部备了案的人。走在街上常会遇见从前劳改营里的囚犯同我打招呼，特别是从埃克巴斯图兹营出来的人。这里的流放者的生活又怎样呢？他们在工作上受欺压，工资是被压低了的，因为人们在走过逮捕一监狱一劳改营这段灾难的历程之后，并不是都可能表现出自己应有的知识水平的，要论资历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有时就像不能同白人同工同酬的黑人一样。不高兴吗？你可以不干！居住条件非常糟糕：流放者大都租赁人家的没有隔墙的走廊角落、黑暗的小板棚或旧仓库住。房租很贵，因为是私人房。一些在劳改营里被糟踏得不像样子的、装着假牙的中年妇女日夜梦想着能有一件“出门穿的”线呢短上衣或一双“出门穿的”鞋。
卡拉干达市面积很大，人们住得往往离工作地点很远。有轨电车从市中心到城郊工厂区要咯吱咯吱响上一小时。有一次，我坐在电车里，对面是一位疲惫不堪的妇女，穿着一条脏裙子和一双破凉鞋，抱着一个婴儿，孩子的包布也很脏。她不住的打瞌睡，孩子便从她无力的双手滑落到腿上，眼看要掉下去。旁边的人对她减：“孩子掉了！”她急忙睁开眼抓住孩子，但没过几分钟又瞌睡了。她在抽水站上夜班，今天白天是在城里跑了一天想买双鞋，可是没有买到。
卡拉干达的流放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据我所知，江布尔市比卡拉干达好得多，它位于哈萨克斯坦富饶的南方地带，物价很便宜。可是城市越小，越不容易找到工作。
还有叶尼塞斯克市。一九四八年，格·斯·米特罗维奇等一批人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递解站被送到这里。负责押送的中尉对囚犯们提出的问题给了很肯定的回答。“会有工作吗？”“会有！”“有住处吗？”“会有！”
押解士兵把囚犯交给警备司令部，自己轻松地回去了。而流放者却不得不钻到河边翻过来的小船底下或集市的敞棚下去睡觉。他们无法买到面包，因为面包按户口卡片配售，新来的人没有住处，落不了户；而要找到住处，则需要先付租金。米特罗维奇这时已成残废，他原先是个畜牧专家，所以他请求警备司令部按他的专业管他安排工作。警备司令向明情况后立即想出了一个主意，他马上挂电话给区地政局：
“喂，给我送瓶好酒来吧，我给你们分配去一个畜牧专家！”
在这里，“对怠工者要按第五十八条第14分条论处，重新送回劳改营！”这一条对任何流放者都不能成为威胁，谁也不怕。九五二年叶尼塞斯克发生了一件事：定期登记的日子到了，绝望的流放者们来登记时一致要求警备司令重新逮捕并把他们送回劳改营。这些成年人们在这里靠劳动养活不了自己！警备司令把他们驱散了；“内务部不是你们的职业介绍所！”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距坎斯克二百五十公里的塔谢耶沃更加荒凉。流放到这里的是日耳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以及刑满的囚犯。这里不是新开辟的，也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地点，它距离曾以制作镣铐闻名的罕达拉村不远。但有一点是新的：整个镇子全是土房，屋里全是土地。一九四九年押来一批第二次被判刑的人。火车是傍晚到达的。下车后把他们领到一所小学校里。晚间，一个委员会到学校来接收“劳动力”，有内务部区分局局长、林业公司代表和几个集体农庄主席在场。可是，站在委员会面前的都是在劳改营经过十年折磨的老弱病残，多数是妇女。噢，英明的政府就是把这些人从危险的城市送到这严酷的地区来开发原始森林的呀！来人一致拒绝接收这种“劳动力”。内务部只得强行分配。把一些最不中用的、干瘦得快死的人留给那个没有派代表来参加分配的盐厂（其实那个代表是来迟了）。盐厂位于马索尔加河上的特洛伊茨克村（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流放地，早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就曾把一些旧教徒流放到这里）。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这里的制盐技术水平仍然是：马拉水车把卤水提到铁盘上，然后熬盐。烧柴从森林里取。新来的老太婆们就是去干这种活的。有一位知名的造船专家也被分配在这一批里，倒是给他安排了一个接近他的专业的工作：把盐打包装箱。
有一个叫科尼亚泽夫的六十岁的船工，科洛姆纳人，他已经不能工作，只好乞讨度日。遇到好人便让他在屋里睡一夜，通常是睡在大街上。残废收容所不收他，医院也不留他。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他爬到党的，即工人阶级政党的区委会的台阶上，冻死在那里了。
把释放的囚犯从劳改营押送到泰加森林流放地时，囚犯确实不明白这种“释放”有什么意义。而且是怎样押送来的呢？是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坐着敞篷卡车，穿着释放时发的！日衣服和破旧的布鞋。押送士兵们则穿着短皮大衣和毡靴。在劳改营时，还有升了人的工棚可住，而这里住的却是代木工的土房，入冬以来就没有升过火。劳改营里有嗡嗡叫的油锯，这里也有。两处都是只有使用这种油锯才能挣到你的一份夹生面包。
因此，一九五三年，当林业公司副经理列博维奇来到叶尼塞河沿岸苏和布吉姆区的库泽耶沃时，新来的流放者们犯了一个错误。当健康、英俊、穿得干干净净的副经理到来时，流放者望着他那皮面大衣和养得又白又胖的面孔，一面行礼、一面说：
“您好！首长公民！”
而副经理却不以为然的摇着头说：
“不，不！为什么叫我‘公民’呢？咱们现在都是同志，你们已经不是囚犯了！”
副经理把流放者召集到唯一的一间土屋里，在瑟瑟抖动的小油灯的微弱光线下开始训话。他的话每个字都像一颗钉在人们棺材上的钉子：
“你们在这里不要抱！临时态度，要作长久打算。你们确实是得永远住在这里。所以，你们应该尽快地投入工作！有家属的可以把家属接来，没有的应该在你们中间找人结婚，不要等待了。安排生活吧！生儿育女吧！也可以申请贷款盖房子，买奶牛。同志们，要投入工作，要开始劳动！国家需要我们提供木材！”
这位同志坐小汽车走了。
这里允许结婚，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优待。而据雷特茨回忆说，在科雷马河沿岸的荒僻的村落，例如在雅戈特诺耶村，虽然也有未被放回大陆的妇女，可是内务部不许人们结婚，因为结婚便需要给他们分配单独的住房。
但是，有时也可以说不允许结婚倒是一种照顾。因为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间北哈萨克斯坦某些地方的警备司令们是强迫流放者结婚的。他们为了把新来的人拴住，便向流放者提出条件：限令两周内结婚，否则就送往更偏僻的地区或草原地带！
有趣的是，许多流放地也使用“一般劳动”这个劳改营用词。因为这里的劳动和劳改营的劳动没有任何不同：同样疲惫不堪、有害健康、无法躲避、不干不行。不错，流放者如今已经是自由人了，劳动时间可以比劳改犯短些，但是到矿山或林场去的路上要花两小时，回来又要两小时，加起来也就等于劳改营的劳动时间标准了。
老工人别列佐夫斯基二十年代曾是工会运动的领袖，从一九三八年起被判十年流放，而在一九四九年又加判十年劳改营。我亲眼看见他领到劳改营的一份口粮时有多么高兴、多么感动。当时他亲吻着面包对我说：进了劳改营就好了，这里规定给面包吃，可在流放地你拿着钱到铺子里去，眼看着货架上放着大圆面包，可售货员硬是瞪着眼对你说；没有面包！同时却把面包秤给当地人。买烧柴也是这样。
一位彼得堡的老工人齐维尔科也谈到了类似情况。（到处都是冷冰冰的人！）他说，经过流放生活之后，他（一九五一年）进了特种苦役营倒觉得自己像个人了：这里只要干完你十二小时的活，就可以回到生活区去。在流放地则不然，任何一个自由人都有权支配你去无偿地替他干活（齐维尔科当时是会计），不管是晚上，还是星期天，叫你去替他个人做什么，你都得去。流放者是不敢拒绝的，否则第二天就会丢掉工作。
甚至那些当上“杂役”的流放者们日子也并不轻松。米特罗维奇后来被调到江布尔州的科克切列克去，让他在区农业科里专管畜牧。（他在那里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给他和另一位同志分配的住处是一间驴棚，没有窗户，里面全是驴粪。他们扫开驴粪，铺了些蒿草，就睡下了。）米特罗维奇在新工作岗位上决心诚实认真地工作。但他却立即触怒了一位自由人党员领导。区里的一位领导用两头小牛偷换了集体农庄的两头怀了初胎的母牛，并要求米特罗维奇把这两头两岁口的牛登记成四岁。米特罗维奇认真一检查，又发现农庄庄员放牧和饲养的好几群牲畜并不属于集体农庄，原来这些畜群是区委第一书记、区执委会主席。财政局长和警察局长私人的。（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就是这样机敏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告诉米特罗维奇：“这些你不必登记！”但他却都登记入账了。不仅如此，他还敢于抗议区执委会主席擅自取走一张羔羊皮的行为，表现了一个流放囚犯罕见的、维护苏维埃法制的精神。但是，他为此被解雇了。（这还仅仅是他们之间的战争的开始。）
无论如何，区中心城市不能算是最坏的流放地。流放地的苦难最为深重的是那些连个自由村庄的影子都没有的、沾不到一点文明边的地方。
这个齐维尔科自一九三七年以后曾住在哈萨克斯坦州西部的“新生活”农庄，他谈到了那里的情况。在成批流放者到来之前，农业机器站政治部就已经教育当地居民提高警惕了：近几天就要押来一批托洛茨基分子，反革命分子！当地居民吓得连盐也不敢借一点给流放者，生怕和人民敌人发生瓜葛！战争期间流放者没有粮食供应卡片。齐维尔科在农庄的铁匠坊里干了八个月才挣到了一普特“黍子。这些原粮还得自己用锯开的哈萨克石碑做成的磨盘磨成粉。人们向内务部的机关提出要求：要么把我们再关进监狱，要么就允许我们到区中心去！（有人会问：当地居民怎么能生活呢？他们是有办法的……他们也习惯了……再说，他们总有只羊或有头牛，有蒙古包，有些家具，这些都用得上。）
如果是在集体农庄，到处都一样：不发给流放着公家的服装，也不按劳改营标准发给口粮。集体农庄是最可怕的流放地，它们好像在进行某种比赛：比比到底哪里的生活更苦，是劳改营还是集体农庄？
也发生过卖人的情况。化学家C·A·利普希茨就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递解站被卖掉的一个。买主要买一个木匠，递解站回答说：如果同意搭配一名法学家和一名化学家（即利普希茨），我们就分配给你一名木匠，另外还要捎带几个有病的老年妇女。成交了。随后就用敞篷卡车在零下二十五度的算是比较轻微的严寒中把他们几个人送到一个只有三十来户的偏僻农村。法学家和化学家在这里能干什么呢？先领预付工资吧；一口袋土豆，还有些洋葱和面粉（这还算不错！），现款要到明年才给，你能挣到才有。眼前的活计是把被雪压住的大麻弄出来。睡的地方只铺些干草，想找条麻袋把草装起来做成垫子？没有！人们十分不满：“不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