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1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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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撇呐┟衤穑咳嗣窃诹阆挛迨鹊难虾凶≡谡逝窭铮墒窃谝痪湃�0年就已经向国家提供了第一批出口木材！
被剥夺财产的农民住在自己的特种移民村，就像囚犯住在加强管制的劳改营一样。虽然村子周围没有划定不准靠近的禁区，但是每个村里通常都驻有一名步兵，他在这里掌握着生杀大权：他有权独自无条件地处死任何敢于违抗命令的人。
他们属于很强壮的人种，竟然有人能从那种村庄里逃出来。库边斯克附近的加丽娜·奥西波夫娜·里亚博孔从沃洛格达州这样一座移民村里带出了一小股庄稼人（她走在前面，唱着歌，好像是去摘单薄）。她来到在哈尔科夫市给人当女仆的表姐那里。她的主人问一个大首长要不要一个好保姆。那家给她办了证件，要下了，而且对她很满意，她日子过得很开心。但是一九三七年那家人家被捕了，加丽娜忍不住要穿着铬鞣皮靴戴着丝绸头巾回到自己村子里去显摆显摆。她当然被抓起来，第二次流放。但她竟第二次逃跑了。
这些特种移民村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它们同古拉格群岛的血肉关系，很容易利用连通器的法则来解释：每当沃尔库塔劳改营感到劳动力不足时，就从移民村调来些特种移民（甚至无须重新判刑或改换名称！）到劳改营劳动。而他们也就在劳改营里老老实实地生活，到营区去劳动，吃囚犯们吃的烂菜汤。只是他们吃饭要从自己的工资中付款。（除买饭票外，还要付工棚费、保卫捐。）可是这些移民却没有一点想不通的表现。
这些与家属失去联系的特种农民就这样从一个村庄被转送到另一村庄，像囚犯从一个劳改点被转押到另一劳改点一样。
我国的立法常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摇摆。一九三一年七月三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决议，准许在五年之后可以给那些“一直从事（当然是在管制的移民区里！）社会有益劳动并对苏维埃政权表现出忠顺态度（当然是指曾对村里的士兵、警备队长和行动人员有所帮助）的被剥夺的富农恢复公民权。”但是，这个十分荒唐的决议显然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且，这五年期满时正是古拉格群岛越来越变得严酷无情的时候。
何况这些年代也不允许这个制度稍有削弱：基洛夫刚刚被暗杀，接着是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欧洲又开始战争，一九四一年苏联本国进入战争状态。倒是应该办另外一件事，这事也确实是办了：从一九三七年起又根据刑法第五十八条对许多倒霉的“富农分子”及其子女判了罪，把他们从特种移民村押进了劳改营。
不错，战争年代，当前线缺少勇猛的俄罗斯人力时，又想起了这些富农分子：他们作为俄罗斯人的良心应该高于其富农本性嘛！于是到处向这些人提出建议，要他们从特种移民村和劳改营直接奔赴前线，保卫神圣的祖国。
人们也真的奔去了……
也不是全愿意去。例如H·赫…
夫就没有去。我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丘林就是以这个人前半生经历为原型的，但我当时却没有勇气采用他后半生的经历。劳改营内许多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员那时争先恐后地报名去“保卫祖国”，都遭到拒绝，可是劳改营当局却主动要这个赫…夫去。不料赫…夫对劳改营登记分配处断然地说：“是你们的祖国，就请你们去保卫吧！无产者是没有祖国的！！”
这话似乎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理论，况且劳改营里的囚犯确实比无产者还要贫苦、低微和无权呀！可是劳改营管理处根本没有这样去理解他，而是宣布：判处H·赫…夫枪决！H·赫…夫作为死因在岗楼下面赔了两个星期，根本没想请求赦免，因为他恨透了这些人。后来还是管理处自己给他改判为……你判十年劳改。
有时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把被剥夺的富农们带进了冻土地带或者泰加森林，放开以后就把他们忘在那儿了：带到那儿去本来就是要他们死的，干嘛要记住？那地方又荒凉又偏远，所以连一个当兵的也不留给他们。这个被英明领导撒手不管了的，没有马，没有犁，没有渔具，没有猎枪的勤劳而顽强的部族，也许只靠几把斧头，几把铁锹，在比石器时代略好的条件下，为了生存而开始了毫无希望的斗争。但与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背道而驰，这些村落不但活下来了，而且巩固了，富了。
布罗夫就是在这样一个村子里长大的。这个村庄位于鄂毕河的一条不能通航的小支流上游，布罗夫是小时候跟随大人来到这里的。他说，还在战争之前就曾有一艘小艇经过他们村子附近，发现了他们这个村子。原来那是区首长坐的小艇。他向明了这些人从何处来，是些什么人，什么时候来的。区首长对于这里人们的富裕和美好生活感到惊奇，这是同他那个区的集体农庄不能相比的。首长回去了。过了几天便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带着冲锋枪手来了。于是又像闹“瘟疫”那年一样，命令他们在一小时内扔掉积攒起来的一切，扔掉温暖的乡村，只带一个小小的包袱上路。他们又被押送到更遥远的冻土带去。
通过这个故事难道还不理解“富农”和“剥夺富农财产”的实质吗？
假如能让这样的人民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发展，谁又能奈何得了他们呢！！！
是旧教徒，是永远受迫害、被流放的旧教徒们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看清了“首长们”的凶恶实质。一九五O年，有一架飞机在波德卡缅纳亚一通古斯卡上空练习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国的空军学校的训练大大完善了，因此这位尽心尽力的飞行员从飞机上看到了二十年来没有人看到过的东西：在泰加原始森林中间似乎有一个小小的居民点。他拍了照片，报告了上级。尽管十分偏僻遥远，但对于内务部来说没有办不到的事，半年之后他们进入了这个地方。原来这里住着一些从雅鲁耶沃迁来的旧教徒。当人们盼望已久的那个伟大瘟疫——农业集体化到来时，这些人便全村一起逃离了这种“幸福”，逃到原始森林里来了。人们住在这里，从不出去，只是偶尔让村长一人到雅鲁耶沃去购买盐、渔具、猎具上的金属部件和工具上的铁片，其余物品一概自给自足。他们没有钱，村长可能是带着贵重毛皮之类进城的。办完事情之后，他就像一个受到通缉的犯人一样躲躲闪闪地离开市场。雅鲁耶沃的旧教徒们就是这样赢得了二十年的生活——二十年与野兽为伍的、但却是自由的人间生活，避免了集体农庄的二十年的沮丧苦闷。他nl全穿上布衣服，自制皮靴，一个个身体显得特别强壮。
现在他们作为农业集体化战线上的可恶逃兵全被逮捕了，而且“依法”判了刑。您猜猜是依据哪一条法律条文？和世界资产阶级有联系？破坏活动？不，根据第五十八条第10分条的“反苏鼓动”（！？！？）和第五十八条第11分条的“反苏组织”。（其中许多人后来被押解到斯捷普拉格的杰兹卡兹甘分部，因此这个消息才透露出来。）
一九四六年还曾把另一批旧教徒放在木排上沿叶尼塞河流放走。这些人是那些英勇的苏军战士们从某个偏僻的寺院里赶出来的。（这时已经使用上迫击炮，已经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但是，那些坚强不屈的俘虏们在斯大林时代，也和在彼得大帝时代一样，从木筏上跳进汹涌的叶尼塞河的洪流，而我们的冲锋枪手则随即把他们枪杀在水里。
苏军战士们！可要不断地加强战斗准备呀！
不，这个注定要灭亡的人种并没有死绝！在流放地他们又有孩子降生并且世袭地依附于自己的特种移民村。（您可记得“儿子不为父亲负责”那句话？）外面的姑娘嫁给特种移民，就算加入了农奴阶层，就失去了公民权。外面人娶这类人做媳妇，自己就变成了流放者。女儿从外面来看爸爸，就被写进特种移民名册，以纠正以前漏划的错误。因转入劳改营而造成的人口损失，靠这些来源得到补充。
卡拉干达一带的特种移民是非常显眼的，人数很多。他们的先人曾被永远固定在乌拉尔和阿尔泰的工厂，现在他们是被永远固定在卡拉干达矿井里。他们该劳动多长时间，该付给他们多少钱，矿井的主人在这些问题上根本无须客气。据说这些特种移民反而很羡慕从事农业劳动的劳改犯。
五十年代之前，有些地方则是直到斯大林死之前，不发给特种移民身份证。在伊加尔地区只是从战争开始之后才实行北极地区的工资补贴办法。
现在，这些经过二十年瘟疫般的流放生活后从警备队监督下解放出来的、取得了“值得自豪的”我国身份证的人们，是怎样的人呢？他们的内心和外表是怎样的呢？瞧吧！都是我国的标准公民？是的。他们也同那些在工人村、在工会会议上、在苏军部队中培养出来的标准公民完全一样！他们也同样把没有用完的体力和勇气全部倾注在摔打多米诺骨牌上（当然不是旧教徒），同样朝着电视屏上闪过的每一个镜头频频点头称赞，而在必要时也以同样的愤怒谴责南非共和国，或者同样为了帮助古巴而把自己仅有的几文小钱捐献出来。
所以，我们怎能不在那位“伟大的屠夫”面前低垂下自己惭愧的头呢？！怎能不为他没下的智力谜语所折服、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呢！？既然如此，他不是作对了吗？他这个深知人心的人搅起了这一场可怕的血腥的大旋涡，并且年复一年地不停地翻动它，结果不是表明他作对了吗？！
他作对了，道义上他是正确的：并没有人责怪他嘛！老百姓说，他在世时“比赫鲁晓夫的时候”要好一些，因为每逢四月一日“愚人节”时香烟总要减价一戈比，小百货不是还减价十戈比吗？直到他死前，对他的颂诗和赞歌不绝于耳，而且直到今天也还不允许我们揭穿他呀：你想揭穿？那么不仅是任何一个书刊检查员会使你立即停笔，而且站在商店里或坐在火车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急急忙忙堵住你这张胡言乱语的嘴。
是的，因为我们一向习惯于尊重那些大恶棍，我们一向就崇拜那些大刽子手嘛！
他做对了，尤其是从国家角度看，他是正确的：是他用这鲜血焊接成了驯服柔顺的集体农庄。至于说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农村会贫困到一无所有，而人民群众会在道德上蜕化堕落，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要知道，我们的火箭可将要飞向宇宙空间，进步的、文化高度发达的西方可将要在我们这强大的国家面前俯首听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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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流放地日趋茂密
像流放农民那样凶残的流放，把人们赶到荒山僻野公然置于死地，这样的事从前没有过，以后也没有再发生。但是，我国的流放地却通过其它方式并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一年比一年更加“茂密”：流放的人数越来越多，流放地的人口密度越来越大，流放制度越来越严酷无情。
大致可以划分以下几个时期。二十年代的流放似乎是设置劳改营之前的过渡阶段，或者叫预备阶段；那个时期很少有人最后以流放了事，几乎所有的人后来都被扣进了劳改营。
从三十年代末起，不知是否由于流放人数太多的缘故，流放这种行之有效的限制与隔离形式开始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了。战争年代和战后，流放同劳改营并列，规模日益扩大，地位日益巩固。流放有优越性：不需要投资修建工棚和营区，不需要警卫开支，而且它可以一次处理大批人，尤其是妇女儿童。（各个较大的递解站里都备有经常性的母子牢房，关押带孩子的妇女，这些牢房从来没有空过。）流放还可以保证在短期间内可靠而永远地清洗宗主国本土的任何一个重要地区。这样，流放制度的地位就巩固下来了；而且从一九四八年起它开始发挥新的全国性作用，即作为垃圾场和储存池的作用：可以把古拉格群岛处理下来的残渣废料扔到这里，让这些东西永远不会再登上宗主国的本土。一九四八年春，对劳改营下达了一项指令：犯第五十八条的罪犯刑满之后，除少数例外，一律“释放”到流放地去。也就是说，不能轻率地把这些人释放到不属于他们的“宗主国”里去，而应当把每个人从劳改营的岗楼下押送到流放移民村的警备队部去，从一个笼子移进另一个笼子。由于流放地区是有严格划定的，所以这些地区总起来又似乎构成了苏联（“宗主国”）与古拉格群岛之间的某个单独的（虽然层次互相交错）国家。与其说流放地是洗净罪恶的“炼狱”，毋宁说它是一个沾染罪恶的污秽池，从这里只能进入古拉格群岛，而绝不能进入“宗主国”本土。
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流放地补充了大批人员，那是从解放了的德军占领区押来的。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又从西面的几个共和国押来许多人。这些流放者的洪流加在一起（甚至不必包括流放的农民在内）远远超过五十万这个数字的几倍，甚至几十倍！须知，曾被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的沙皇俄国在整个十九世纪中流放的人数总共是大约五十万人。
那么，究竟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我国公民因为什么罪行遭到流放（或曰“强制迁移”）呢？（“流放”与“强制迁移”之间的区别尽管不是一直被遵守，至少是时常提及的，这大概是因为这种区别可以给某些人带来行政上的乐趣吧。米·伊·布罗多夫斯基因信仰宗教受到迫害，他对于未经法院判决就流放他感到震惊。可是，伊万诺夫中校却郑重其事地对他解释说：“正因为这不是流放，而是强制迁移，所以无须经过法院。我们并不认为您是罪犯，所以并没有剥夺您的选举权呀I”也就是说，没有剥夺他的公民自由权利中这最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嘛！……）
可以举出几条最常见的可判处流放的罪状：
l）属于有罪的民族（详情请看下一章）；
2）已在劳改营服满刑期；
3）居住在有罪的环境中（诸如；叛逆的列宁格勒、西部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之类游击队运动活跃的地区等）。
此外，本书开始时提到的各种人的水流中也有些支流溢出来，没有流入劳改营，而是进入了流放地。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断地被抛到流放地来。是些什么人？一般说来，是劳改犯人的家属。但他们的家属也并非全被流放，流放的也不仅仅是他们的家属。要想说明流体的流动问题，就要有流体力学方面的各种知识，否则只好放弃这个想法而单纯地去观看那毫无意义地汹涌翻滚的波涛。在这个问题上也一样：我们没有可能透彻地研究和描写各式各样的动机和原因，来说明为什么在不同的年代把各种不同的人忽而送进劳改营，忽而又流放。我们只能观察，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由各种移民混成的五色缤纷的图画，这里有从满洲来的移民；有孤零零的外国公民（这些人即使在流放中也不能同周围的流放者结婚，这是苏联法律所不允许的，因为对方即使也是流刑犯，但还是苏联人嘛！）；有高加索人（但谁也不记得遇见过格鲁吉亚人）；也有中亚地区的人——这些人虽然当了俘虏，却没有被判十年劳改，而只判六年强制迁移；甚至还有一些当过俘虏的西伯利亚人被送回老家来，这些人在故乡西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