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上的文明:宋辽夏金的另类史-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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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若狂”四字，一语道出了中国特有的政治生态，只有上层喜好某事，必定会引至群体效应，一发不可收拾。
封禅祭天，下一步，当然就要去汾阴祀后土。群臣锦上添花，陕州官员进奏说：“黄河清”，大词人晏殊也凑热闹，献《河清颂》。“黄河清，圣人出”，中国这句古话，完全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神话。当然，人定胜天，三门峡水库确实让黄河清了一小阵儿，很快淤积成灾，黄河泛滥便从河南推移至陕西。不过，并非朝中所有大臣都阿谀取容，龙图阁侍制孙姡Ь蜕涎越桑芯俸何涞邸⑻菩凇翱涫竞笫馈薄ⅰ俺缟行槊钡那凹徽爰赋觯撼妓淙弧奥式猿坪兀硕狗嵌孕φ撸缺冉允恰薄！暗壑渲叶荒艽印！�
宋真宗君臣的“天书降神”（3）
北宋皇帝倒有一个好传统，即从不因大臣沮议而滥杀滥罚，仅仅是“不听”、“不从”而已。
大中祥符四年（公元011年），真宗又带大帮人到汾阴祭祀后土，耗费一百多万贯。所有这些造神浩劫，大率是由时称“五鬼”的王钦若、丁谓、陈彭年、刘承珪、林特等人牵头操办。特别是王钦若，其人短小丑陋，脖子上还有个大肉瘤，但“性倾巧，敢为矫诞，智数过人”，真宗皇帝特别喜爱此人，一日不见，惘然若失。
由于真宗皇帝喜欢天书祥瑞此类事情，宋朝道教达至繁盛，各地建起道观无数。同时，为安放“天书”，宋真宗还在丁谓建议下批准修建昭应宫，极侈土木，规模宏大。
有群臣谏劝，丁谓对真宗皇帝说：“陛下富有四海，建一宫崇奉上帝（道家神灵），有何不可。您现在还未有皇嗣，于宫城内乾地营宫，正可以祈福。如再有大臣谏阻，以此谕之，谅他们不敢再多言。”
昭应宫按计划要十五年才能建成，但丁谓等人不计财用，勒令工匠加班加点，七年就盖成了这组巨大的皇家道观群，有房屋近三千间，穷极壮丽，诚为宋朝装点门面的“国家大剧院”。修建过程中，尽善尽美，“小不中程，虽金碧已具，必毁而更造，有司不敢计其费。”如此巨大的工程，基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当然，屋子建得很好看，倒不是稀奇古怪像鸡旦。奇特的是，丁谓让人用上等好玉重刻天书内容立于昭应宫的宝符阁内，还刻雕宋真宗塑像“侍立”，皇帝金像“站岗”，历史上真不多见。
太中实符五年（公元1012年），宋真宗又对群臣讲：“我梦见神人传玉皇旨意，告诉我授天书的人是我们赵家先祖赵玄朗。转天，我在延思殿设道场，亲自拜见了先祖。先祖告之我们赵家乃轩辕皇帝之后，还尽述发家历史。然后，先祖乘五色祥云离去。”真宗皇帝此时真是走火入魔，谎话赵撒越大。从前还都是梦中相见，现在，他连清醒时都能和“圣祖”座谈了。于是，群臣“再拜称贺”，下诏天下避“玄朗”之讳。所以，“杨六郎”，原名杨延朗，因此才改名杨延昭。而且，宋朝人皆以“元”代“玄”。
皆大欢喜之间，也有“不和谐”之事。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的八弟荣王赵元俨的王宫起火，大火绵延，把皇宫内的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都烧成白地，此次火灾损失亿巨，左藏库内金帛无数，秘阁内广聚天下珍异及图书，连宋真宗本人跺地嗟叹：“两朝所积，一朝殆尽，诚可惜也！”不久，经过“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大火竟然是荣王赵元俨的侍婢韩氏所为，这个姑娘人小鬼大，从王宫中偷盗金器，又怕主人点数事发，索性放起一把火毁灭证据，结果，惹成如此天大的灾祸。“劳动人民”贪图几个金镯子，竟然毁焚了几亿个金镯子的财物，上下大怒，依法，“诏断韩氏手足，令众三日，凌迟死”，阴间地狱里，这位韩姑娘也再载不了金镯子了。在“阶级分析”的年代，“工农兵”知识分子可能不读古书，没有发现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多么好的素材啊，劳动人民子女，苦出身，做丫鬟，编剧大可以把这个宫女贪心偷金镯子衍变成为了卖钱支援“表哥们”的起义或者秘密活动。至于一把大火，当然不是毁灭罪证，导演们可以编成是革命小姑娘义愤填膺，对封资修的痛恨使得她要烧毁一切害人物。笔者估计，当时如果有编剧想出这个题材，肯定就不是八出样板戏，而是九出样板戏了。特别是烧毁的左藏库和秘阁，一个是真金白银，数量可能够支付辽朝岁币几十年；一个是绝世藏书，中国文化的精髓，肯定因之焚毁不少，毕竟是皇家藏书，全是稀世珍本。
其实，出事的荣王赵元俨为人“寡嗜饮，惟好隶书，好为文词”，且为人至孝，神情端严，“严毅不可犯，天下崇惮之，名闻外夷”，挺好的宗室干部。家门不幸，出此逆婢，连累得这位爷被削去节度，王爵也被降封，改为端王。
众臣惟惟之间，大臣孙姡б恢绷Τ址炊砸饧桓鼍⑸鲜槿摆桑蕴泼骰饰菜敝谅磲捅洳排湮颍谥藜埃钊罢孀诨实畚鸬父舱蕖Ｋ握孀谥巧滩坏停似繁砸彩羯屏迹鬃哉偌飱＇ ，做说服工作：“封禅祀地，并非始于唐明皇。即使现在的礼仪，也应袭当时的《开元礼》，不能以天宝之乱就否定一切。秦朝以暴虐著名，但现在的官名、诏令、郡县之法，皆是沿用秦朝旧制，万万不能因人废言！”见说服不了老孙，宋真宗夜间又达旦不寐，亲自写作，著《解疑论》以示群臣。“真宗皇帝听断之暇，唯务观书。每观一书毕，即有篇咏，命近臣赓和，可谓好文之主也。”（《庚溪诗话》）估计演戏到最后，真宗皇帝本人入戏太深，连他自己都觉天书祥瑞什么的皆是真实存在。如此精神状态下，众臣附和，真宗本人文笔不错，估计《解疑论》写得也是“白马非马”，让人云里雾里。观宋真宗自己作的诗文《励学篇》，很感这位帝王不失好玩和厚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此诗意境虽不高，语意平实，实际上从根本上反映出宋代对士人的宽容，也显示出整个社会文质彬彬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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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君臣的“天书降神”（4）
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宰相王旦病死。临终，他对儿子说：“我一生没有大过错，惟恨不谏皇帝纳‘天书’。我死之后，当削发披缁以敛。”老头子数年来每逢天书“大神”把戏开演，他身居首辅，自然要领头表演，“常悒悒不乐”。为此，懊悔得不行，临死还要求以僧礼入葬。
由于王旦临终极力推荐，寇准又被召回京中。寇准外放多年，他女婿王曙在内阁当郎官，与太监周怀政关系很好，先前寇准也希旨，报说所在郡治也有天书，很是“识趣”，由是被复召入朝中。此时，他的门生就劝说：“你一到河阳，马上称病坚持要外补为官，此为上策；如果入见，也可揭发天书之事皆是伪造的祥瑞，此为中策；最下策则是再入中书省视事，如此则平生威望尽损。”寇准不听。入朝不久，最终果然不得好报，南贬蛮荒，死于穷途。
乾兴元年开着（公元1022年），宋真宗崩，时年五十五，在位二十六年。其子宋仁宗继位，史臣称“（宋）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此话也是不知就里，宋仁宗继位时是个十三岁的少年，万事由真宗皇后刘氏做主，娘俩是知道“先帝”酷爱天书才把这些东西陪葬，如同以王羲之真迹陪葬唐太宗一样，而并非是想为宋真宗“遮丑”。
又过七年，宏丽的昭应宫因被雷电击中，燃起大火，连烧几天几夜，成为一堆灰烬。刘太后本想再建，大臣范雍等人立谏，以“天”说事，认为这是上天示警，不能再惮民力重建。“（刘）太后与帝（仁宗）感悟。”任由这座北宋的“国家大剧院”自生自灭。其实，昭应宫如果不被烧毁， 到今天也应该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可以当宫殿，当博物馆，即使宋代以后改朝换代，仍可充为实用。假如耗银亿万只为形象工程盖成个大圆罩子，势必会成为千秋万世之羞。而且，土木结构还好拆用改建，亮玻璃大柱梁水泥礅，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现代垃圾。
“天书封禅”千百年来虽广为人诟病，主要是宋真宗君臣妄诞不经，劳民伤财。但是，从实际情况讲，天书降神浩劫和祭祀活动也算“拉动内需”，伤财未动筋，劳民未伤骨。而且，“天书降神”，从某种意义主进，在外交政治上于北宋而方还有“积极”意义。这一点，为元朝撰编宋、辽、金史的儒生早就有所发现：
“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后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
所以，针对辽朝上层好神信鬼的习气，宋真宗君臣搞这些大把戏，确实也让辽朝使臣看得眼花缭乱，并数次派人来观礼，实生羡慕感叹之情。宋朝在当时代表“先进文化”，大臣们虽然绝大多数附和，积极参与“表演”，但基本上没人相信，连给宋真宗首先出坏主意的王钦若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是“以神道设教”，是高级愚民术。但是，相对于笃信萨满类原始宗教的契丹人，他们对“天书”、“天神”、“祥瑞”之事，宁可信其有，绝不信其无。已是友好邻邦的大宋国天书频降，符瑞遍地，皆是使臣亲眼所见，回国后一经渲染，说不定还对辽国君臣起到了一定意义的震慑作用。宋辽百年之好，可能“天书封祀”还真有一定的作用！
狼子野心的西夏“开国者”们（1）
中国历史，总以“正朔”为原则。公元十三世纪，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由于他们自己是“夷狄”，所以，元朝的史家们奉命同时修《宋史》、《辽史》、《金史》，给人一种三朝皆是“正朔”的感觉。后来，到了满清，这帮大辫子哥们虽然也是“夷狄”，可自康熙起，清朝皇帝的汉化已经到了骨子里。他们对“夷狄”、“胡”等字眼十分敏感，然而对于宋朝的历史还是很“客观”。特别是乾隆，大兴文字狱之余，也认为宋朝在当时才是正朔。更难能“可贵”的是，满清本身是以金朝的后裔继承人自居。
无论如何，绕来绕去，当时、后世的历史学家对于与辽、宋、金同时代存在的一个西北政权西夏，似乎都有意无意忽略或弱化这个割据政权的存在。事实上，蒙古人修史，也没把西夏当成一个正朔“国家”来修（当然，可能由于成吉思汗正是在出征西夏时病死，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细究史书可以发现，西夏盛时，方圆两万多里，疆域比辽朝还要大一倍，其“领土”包括今天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以及内蒙古的一些地区。人口成份也十分丰富，有党项（党项羌）、汉族、吐蕃、回鹘、鞑靼、吐谷浑、契丹等族。从唐末拓跋思恭拥有夏州之地算起，至最后被蒙古所灭，西夏立国长达347年，与之相比，宋朝（南北宋）为320年，辽朝为210年，金朝才120年。
西夏，以当时的“政治地理”来讲，确是一方胜国，它北有狼山、阴山、西有贺兰山，东南有六盘山、西南有祁连山；滔滔黄河，直贯国中；都城兴庆（银川）更是险河依山，形胜地固。西夏，乃宋朝对它的称呼。元昊建国称他的“国家”为大夏，承袭自五胡乱华时代的匈奴大王赫连勃勃，当时这位爷在今天的宁夏及周边地区建立过一个“大夏”政权。可笑的是，西夏主体民族是党项羌，但元昊一族出自拓跋鲜卑，与北魏同源。拂拭历史的尘埃，可以发现，赫连勃勃天王的煌煌“大夏”，当年正是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灭。时隔600余年，拓跋氏后裔又在相同地点复活了与昔日敌国国名相同的“大夏”，是意外的巧合，还是一个历史的黑色幽默呢。
鄂尔多斯大草原的主人――党项羌早期的“奋斗史”
党项，据考是羌族的一个支系，《隋书》上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岩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估计是体健爱跑喜欢爬树什么的。西晋时期，羌族被整治得厉害，“或臣（于）中国（中原王朝），或窜于山野”，跑得远一点的就归附了吐谷浑。唐朝太宗时期，由于吐谷浑为吐蕃所灭，缺怙少依的党项羌请求内附，被大唐徙于松州（今四川松潘）安置。渐渐地，这些党项羌人形成数个最大的部落族种，有拓跋氏，野利氏，米擒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细封氏等等，其中的“盟主”，就首推拓跋氏，他们的地盘，大概占有今天的青海以北、甘肃以南地区。
唐朝开元年间，居于今天青海和甘肃南部的一些党项羌非常恐惧那些嗷嗷乱叫四处劫杀的吐蕃军队，向唐玄宗求救，被集中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安史乱起，各地胡人蠢蠢欲动。大英雄郭子仪怕这些异族豺狼聚合在一起搅大事，就建议唐代宗把当时在庆州的拓跋朝光部党项人迁至银州以北和夏州以东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鄂尔多斯的东南，这一地区正是是南北朝时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大夏”国旧地，当时称平夏，所以这一部拓跋所统率的党项羌就称平夏部。日后西夏皇族，正是源出这一部党项。当时，唐朝还迁另一个部落首领拓跋乞梅于庆州，这一部党项羌就称“东山部”（因为他们所居的庆州在六盘山以东）。唐僖宗时，平夏的酋长拓跋思恭被朝廷封为夏州节度使。由于赶上唐末大乱，拓跋思恭追随沙陀人李克用，曾一度帮助唐王朝“收复”长安，因功被封为夏国公，并赐皇族姓“李”，夏州地区的党项武装也被称为“定难军”，总括夏、绥、宥、银四州。由此，以夏州为中心，鄂尔多斯以南的广大地区皆成为拓跋部的私人领地。拓跋氏一直争取“保境固守，伺机发展”的策划，完全是墙头草，谁硬就倒向谁，谁称帝就向谁称臣，只要承认他们在夏州一带广大地区的统治地位即可。五代之始，陕西北部被平夏部拓跋氏纳入版土，又添盐州和延州之地。
五代的后梁时期，平夏部酋长李思谏（即拓跋思谏，此时已经以“皇唐”的国姓自称）向朱温称臣。后唐灭后梁，当时的平夏部头人李仁福又马上“归顺”，得封朔方王，仍旧在原来的地界为霸一方。后来，李仁福病死，其子李彝超继任。后唐趁人之丧，想借机拔掉这个“钉子”，派大军突袭夏州，结果反被早已有准备的平夏部党项人打得大败，悻悻而归。按理，后唐是沙陀种，也被唐王朝赐姓李，一笔写不出两个“李”，曾经还是老战友。利欲熏心，当时的这些野蛮部落惟利是图，彼此没有任何信义可言。
后晋、后汉、后周几个政权在中原地区走马灯一样换，平夏部党项羌人任谁称皇帝，皆“俯首”称臣，换来的是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无上地位和大笔大笔的金银财宝等等“赏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