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畅销书]经济思维-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被抛弃，人们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而已。

我个人坚信在利害越重大的决策中，个人的情感因素将越是让位于理性。买一件数十元、数百元的物件，很可能只是随意或冲动的结果；但购买数十万元的物品（比如住房、轿车等），我很难相信人们是随意或冲动购买。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想也可以从行为的收益和代价来给予解释。

首先，任何决策都是有代价的（至少得花费时间、耗费脑细胞）；其次，决策的代价与决策的收益并没有正向关系，也就是说，承担的决策成本越高（或低）并不意味着收益也越高（或低）；结果，对于那些决策成本较高而收益却不高的决策，人们便宁愿进行随意选择或者凭经验选择，而不是进行辛苦的算计。

对上述观点形成支持的一个思想是：博弈论中近年提出了一个定性纳什均衡概念，其基本思想就是假设人们在选择中会犯错（偏离最优），但对收益越重大的决策犯错的概率越小（即深思熟虑得更周详）；有意思的是，实验经济学家们发现用定性纳什均衡可以近乎完美地解释博弈实验所得到的数据。这说明人们在真实世界中的行为确实跟定性纳什均衡的描述是一样的，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反推定性纳什均衡所依赖的假设是得到现实支持的，而认为人们确实在重大决策上更接近理性人呢？这是不是也说明，越是事关重大收益的决策，就越适用理性分析框架呢？我个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比如我们容易感受到国家政策层面的决策就比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决策更具理性；个人在决定重大购买项目时比决定去哪家餐馆吃晚饭要理性得多。这意味着理性人的分析框架对于我们生活中的决策确实是有现实价值的，但是也不能过于滥用，特别是滥用于一些毫不重要以至于不必浪费理性计算能力的场合之中。

第一章　经济思维（4）
理性人假设具有现实意义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人类的某些行为虽然并非理性选择的结果，但其效果跟理性选择无异。既然我们关注于结果，那假设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假设推导出的结果能够经得起现实经验的检验，这也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主张。我们用空气动力学研究鸟儿的飞行，就假设鸟儿“好像”懂得空气动力学一样，当然事实上鸟儿连“空气”是什么都不知道，更谈不上懂得空气动力学了；但假设它好像懂得空气动力学对研究有助，对结果无碍，因而是可以接受的假设。同样，经济学假设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排除某些企业家连“利润”两字怎么写都不知道，也不排除某些企业家确实在脑袋里并没有想着利润最大化，更谈不上懂得经济学中的利润最大化理论了，但是成功的企业家其行为一定是暗合利润最大化原理的。这就是即使有些企业家不知道利润最大化，但我们还是坚持用利润最大化来分析企业行为的原因。

喜欢追问的读者也许还会提出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什么有些看来未经过“理性”选择的行为，其结果与理性计算的结果会一样呢？我在经济学著作中没有看到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答案也许要从生物进化中寻找。我想，原因可能在于人类大脑的进化过程。在生活中，我们会犯错，我相信每个人小时候都打碎过饭碗，都曾经把盐当作糖……（完全理性的人不会犯这些错误），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我们的行为模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不会犯一些低级错误。也就是说，不合理性的行为是随着岁月流逝而不断被淘汰的，而合乎理性的行为却得以保留。另外，人类某些经验程序可以通过基因而得到遗传，并最终成为脑神经的一部分，由此将某些行为转化为本能的行动而无须在选择行动时经过计算。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当我们打乒乓球时，应当如何挥舞球拍才是最佳的？这完全可以用一套物理学的知识来算计并加以选择。但是，我们也看到，技术高超的乒乓球手，并不需要物理学的知识。他们的行为看来是本能的，而不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实际上，正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苦训练，在不断的试验中获得了与精心算计一样的挥拍技巧，经验行为的程序被驻留在大脑的神经中，才可以不假思索就决定如何挥拍。

自然给予人类的最大恩赐，就是给予了人类一个可记忆和学习的聪明大脑。许多的选择，我们从大脑的进化中本能地获取到了，而不需要经过精心算计。当一辆车迎面驶来，我们无需计算即可本能地避开。但是，对于另外一些复杂的情况，一些我们未能在进化中获得其选择能力的情形，理性思考是有其功用的。要说朋友的交往、团队的合作、集团的斗争、国家的冲突等诸多严肃问题中人们会漫不经心地随意选择，这令人难以置信。在这些选择中，尽管由于知识有限人们仍难以做到完全理性的选择，但理性显然仍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明显地看到，即使是这样的一些重要选择，经验仍是指导个人走向成功的保证之一。

人们会对制度激励做出反应

制度型构人类行为

人是理性的，他们自利自爱，总是试图增进自身的利益。在逐利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冲突，那么人们又怎样协调彼此的冲突呢？答案是依靠游戏规则，即制度。好的制度，激发善行；坏的制度，激发恶行。想必不少读者曾听过一个分粥的例子。两人意欲公平分粥，一人掌勺，如何保证掌勺者能尽量做到公平呢？一个有效的规则是：掌勺者应放弃优先权，让对方先选择取走哪一份粥。掌勺者难免有想给自己多分一点的机会主义行为，但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规则就杜绝了他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第一章　经济思维（5）
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常常认为个人行为是由制度来型构的。虽然，如同一些演化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尺度上，制度无疑是人们相互博弈的结果，即正是人们的行为互动，型构了社会的制度。但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尺度上，比如给定任何一个时刻，个人行为对于型构制度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反而是制度构成了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即，制度型构了个人行为。因此，在判断和推测个人行为时，必须注意到个人行为的制度背景。由此开始的制度分析还有一个实用意义：我们常常可以通过改变制度来达到重塑个人行为的目的。

制度为什么能型构个人行为？因为，个人选择其行为时最关键的考量是其行为的收益和代价。而制度环境，就是决定特定行为之收益和代价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制度下所获的收益和所付的代价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同的制度就会激发不同的人类行为，甚至某些看来匪夷所思的行为，一旦考虑其制度环境所提供的激励，所有的疑惑皆可迎刃而解。

莫斯科的怪现象

20世纪90年代初的莫斯科街头，政府提供了诸多设备良好的商铺，却没有商贩去租用，商贩们宁愿在寒冷的冬天沿街叫卖，也不愿搬到温暖的商铺中去。何也？来自耶鲁大学的法学家赫勒发现了此奇怪现象的制度根源：那些商铺的所有权安排很分散，通常的情况是：对于一家商铺来说，六个政府机构共享出售权、五个机构有权得到售款，或者三个机构有权出租店铺、五个机构有权收取租金，因此要获得商铺的经营权就需要各路打点，实非易事，而街头叫卖就容易多了，最多给工商局交点税费，再给黑手党交点保护费就可以了。

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导致什么样的人类行为。好制度鼓励人们行善，坏制度鼓励人们从恶，荒唐的制度带来荒唐的行为。苏联的出租车司机和灯具生产工人是经常被举到的例子。出租车司机的激励是根据行车里程来进行的，灯具生产工人的报酬是根据灯具重量来计算的。结果是，出租车司机驾着空车在莫斯科郊外的高速公路上飞奔；灯具厂工人生产出全世界最重的灯具，我还记得曾看过一份资料说这个国家中房屋的天花板经常被沉重的吊灯拉下来，不知是否真的如此。

犯人船

制度一旦发生变化，人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18世纪英国对澳洲的殖民对此提供了一个经典例子。

1770年，库克船长带领船队来到澳洲，随即英国宣布澳洲为它的领地，开发澳洲的事业开始了。为了开发蛮荒的澳洲，政府决定将已经判刑的囚犯运往澳洲，这样既可解决英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又可给澳洲送去丰富的劳动力。开始时英国私人船主向澳洲运送罪犯的条件非常恶劣，船上拥挤不堪，营养与卫生条件极差，死亡率很高。据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写的《犯人船》一书记载，1790―1792年，私人船主运送犯人到澳洲的26艘船共4082个犯人，死亡498人，平均死亡率为12％。其中一艘名为海神号的船，424个犯人死了158人，死亡率高达百分之37％。如此高的死亡率不仅在经济上损失巨大，而且在道义上引起了社会强烈的谴责。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政府是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向私人船主付费的；此制度下船主便拼命多装犯人，而且不给罪犯吃饱，把省下来的食物在澳洲卖掉再赚一笔，至于有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与船主无关。

第一章　经济思维（6）
1793年，政府对付费的制度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调整，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和罪犯健康状况向船主付费，对于成效良好的船主甚至还有奖金，此制度实行后，罪犯的死亡率立即下降到1％～1．5％。

没有对船主进行政治和道德说教，没有立法管制船主，只是改变一下报酬制度，就实现了政府和社会所希望的目标。这就制度的力量，制度改变个人行为的巨大力量！这也正是经济学家强调制度的原因。

行为创造性与制度设计的困难性

制度对于激励个人行为是重要的。但是设计制度和政策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任何个人都不会像棋子一样任由制度设计者摆布，他们会针对制度的潜在缺陷，创造性地做出最有利于其个人利益的行为反应。若制度设计者未能充分考虑到个人行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及策略性的反应，制度就可能遭致失败。

杀毒软件公司令人沮丧的激励计划

看一个例子。一家软件公司经理想要更快地发现和杀灭病毒，他设计了一项激励计划，对于质量检验人员，每发现一种病毒就给付20美元；而对于程序人员，每杀灭一种病毒也给付20美元。对于制造病毒同时也杀病毒的人，他们对这一计划做出的反应就是在软件中制造出更多的病毒。这种反应使得该计划的成本迅速上升，因为有了更多的病毒需要发现和杀灭。该计划只推行了一个星期就取消了。但在这一个星期中，有的员工已经赚到了1700美元的奖金。

林肯公司失败的激励政策

事实上，即便是很有经验的制度设计者也容易犯错误。林肯电气公司，一个以奖励系统闻名的企业，就在奖励政策上栽过跟头。20世纪80年代，它曾经对打印员按照打印的字数来进行激励――为此，公司在打印机上装了计数器。但这项政策实施不到三个月就取消了，因为经理人员发现，打印小姐在午休时通过打印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来增加打印字数。

事与愿违的香港租务条例

在经济和社会政策层面，决策者似乎更容易忽略个人行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导致政策的效果适得其反。譬如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项很有名的研究《露宿街头还是有屋可住？――租务条例宣称的意图与实际效果》，他发现，20世纪20年代以来香港政府为了帮助穷人租得起房屋而对房屋租金进行管制的政策，结果反而导致了更多人无房可租、无房可住而流落街头。何也？因为租金管制导致业主没有动力维护房屋，故既有房屋损坏较快；而人们也没有动力购买用于出租的房屋作为投资，故房地产市场需求裹足不前，开发商也就很少开发新的房屋。既有房屋快速损坏和新房屋供给增长停滞意味着长期中住房供给变少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反而无房可租（住）。

女性保护对女性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很多善意的政策其结果恰好事与愿违。比如政府对女性就业规定了一系列保护政策，看起来对女性群体有利，但结果却导致企业提高了女性进入企业的门槛，保护女性就业的规定反而使女性更难找到工作，也更难在职业上有更好的发展。有研究发现，英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对妇女就业的保护远甚于美国，而欧洲的妇女就业却难于美国，欧洲妇女能够在组织中担任高级职位的比率也远低于美国。又如，政府为了保护工人而制定最低工资，恰恰使得一些边际上的工人求职更加困难。

第一章　经济思维（7）
制度设计需考虑行为互动

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意味着要注意到人们对制度和政策的创造性反应及其后果，应当把关于行为的推理向前更深地推进几层再来理解最终的后果，而不是简单地进行单一层次的考虑。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与一般大众在思考政策问题时的最大区别。

譬如，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一般大众往往要求政府承担部分医疗费用（尤其是穷人的医疗费）；而经济学家却认识到，政府负担部分医疗费用将导致医生和医院收费更高，而政府为了承担医疗费用也不得不增加税收。一般大众往往要求政府管制住房租金以便穷人可以租得起房，而经济学家却认识到，租金管制下过低的租金会使得房东吝于房屋维护，长期来看用于出租房的建设投入减少，反而使得穷人更难以租到房屋。一般大众支持对高档娱乐场所征收高额消费税，然后用这笔税收救济穷人，但经济学家却认识到这只会导致富人减少去高档娱乐场所的次数或者寻求替代的娱乐消费（比如到不征此税的城市去消费，或者去消费征税较低的项目），很可能不少高档娱乐场所将关门大吉，结果不但此笔税收难以征到，反而使得原来在高档娱乐场所就业的人们失去工作。

坏事不一定是坏人干的，也许恰恰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道德的精英所干下的。60多年前，经济学家哈耶克曾如此感慨。的确，恶意的“恶法”，很容易被人们反对；但许多善意的“恶法”，却常常被人们从道义上热烈追捧而不知其“恶”。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也意味着，从结果上判断政策的好坏比从道义上判断政策的好坏更明智。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政策所宣称的目的与其实际效果并非水到渠成的关系：出自良好愿望的制度设计并非得到良好结果的充分条件，制度设计必须重视个人行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将其纳入考虑。

其实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公认的现代经济学开创者）就已经在《道德情操论》中告诫政策制定者：“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实施这个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碍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