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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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中权力变动为“桂系”争权的“最终胜利”，无论什么场合，他们都抵制我。所以，在蒋氏幕后指挥之下，孙科派和CC系就联合一致，共同来陷害我。其第一步就是把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　　　　
　　　　值此关键时刻，国民政府不能从南京迁走。类似任何轻率举动都定然会予共产党人以足够的借口来拒绝进行和平谈判。其次，政府方面的任何举动都会影响民众的心理和士气。我虽反对，然则蒋先生自南京引退后不久，孙科就把行政院及其所属各部迁往广州。立法院的CC系分子步其后尘。南京城空了一半。幸好，立法院大部分委员却情愿和我留在南京。　　　　
　　　　因之立法院分裂，两派公开彼此弹劾，乱七八糟。我深感为难，以致不知所措。我在南京处理了大批政府事务之后，正等着共产党的答复。2月22日，我飞往华南，表面上是去华南视察，孙科和陈立夫两人都到飞机场见我。当晚我和孙科作了长谈。我镇静但坚定地要求他把行政院迁回南京。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收拾不了的烂摊子（3）

　　　　起初，他说：“在敌炮火轰鸣之下，我们怎能处理政务呢？”我说：“哲生兄啊，在八年抗战中，有哪一天不是在敌炮火轰鸣下过去的？”因为我竭诚力劝，孙氏最后乃同意回返南京。我经桂林、汉口于2月25日飞回南京。孙氏跟着于2月28日回抵南京。政府的所有人员都回到南京来了。这样总统和行政院之间的争执乃告结束。只有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在CC系控制下，仍留在广州。　　　　
　　　　在和我不和期间，孙院长显然错了。他的不计后果的举动在立法院引起了普遍不满（他原是立法院院长）。立法委员们动议对他投不信任票，他狼狈之极，向我提出辞职书，但我私下又交还给他，叫他不要泄气，而应和我协调一致，共同克服政府之危机。3月7日，孙氏复来见我，要求我解脱其职责。既然大多数立法委员都觉得在当时孙氏不是能肩负责任者，最后我只好接受他的辞呈。　　　　
　　　　选择他的继承人是个新难题，经过相当的考虑以后，我决定把他的职位让何应钦继任，何刚辞掉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职务从纽约回来。白崇禧和吴忠信到上海把我的亲笔信交给何，但是何断然拒绝了。3月9日我亲自拜访他，他仍然拒绝接受，但是我还是设法引他谈起了二十几年前的一些历史事实，就在蒋先生于1927年8月第一次辞职以后，我和何在南京合作。我诚恳地说：“敬之老弟，历史正在重演，蒋先生又辞职了，南京再度垂危，当你以前的同事孤独的时候你能无动于衷吗？”何将军看上去受了感动，表示愿意帮忙，但是他说没有蒋先生的赞许他不敢做任何事情。我立即叫吴忠信打电话到溪口，向退休的总统报告何将任新职的事情。蒋回答说：“让德邻弟自己安排一切，我是退休的人，能说什么呢？”何听到蒋这客气的回答不寒而栗，请求我允许他远离政界。　　　　
　　　　我接着派吴忠信到溪口请求蒋给何说几句话。蒋先生给何打电话，相当冷淡地说：“既然德邻想让你担任那个职务，接受下来吧。”何应钦到溪口从“退休老人”那里取得更详细的指示以后，最后接受了我的任命。　　　　
　　　　我和何应钦要克服无数困难才能组成新政府。我们不容易找到适当的人才来填补政府各部的空额，特别是财政部。前部长徐堪已辞职，不愿意再回来。我们打算把这个职位给陈光甫或者张公权，他们都是上海有名的银行家，但是他们两人都婉言谢绝了。我们让他们推荐一个，他们看中了中央银行的总裁刘攻芸，他是蒋先生完全信任的人。我没有见过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但是何很了解他，接着何便接受了这个人。　　　　
　　　　我一回到南京，又面临了一项辞职，这次是总统侍从室秘书长吴忠信。我本来想让翁文灏博士填补这个空缺，但我犹豫不决，因为翁以前是行政院院长。根据中国官场传统，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对于前行政院院长来说是太低下了。但是我决定无论如何要试一下，结果出我意料，翁立即接受了这项任务。他说：“我能为国为民做什么事情，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去做，国家濒临灭亡，我怎么可以把这个职位看作是对我个人的侮辱呢？”　　　　
　　　　刘和翁两人都得到我最大的尊敬，因为在那个时期没有人想卷入政界，完全是爱国心使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的利益。但是，翁一接受任命，蒋立即派了一个代表去秘密见他，翁遭到了一顿辱骂。那个代表让他记得他是靠委员长发家的，并责问他怎么会无耻到原先的主子一退休就向“桂系”投降的地步。翁给说得心烦意乱，后来他一从法国回来就投向共党，可能就是因为他对蒋心地狭窄的反感。　　　　
　　　　后来刘攻芸也受到了蒋先生同样的辱骂。1950年初，刘在香港的时候，向台北“外交部”申请要一个护照。“外交部”很谨慎，不敢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允许的情况下给他发这样一个重要的护照。他们把收到刘的申请的事向蒋先生报告的时候，蒋先生非常生气。我从可靠人士那里得知消息，蒋用手捶了一下桌子说：“刘攻芸是已经投降桂系的反动派。”这样，刘的申请被拒绝了。　　　　
　　　　1949年3月12日，我把新政府的名单交给立法院批准，投票结果是二百零九票对三十票，这样就正式成立了新政府。政府成员名单，现记起的如下：　　　　
　　　　行政院院长何应钦　　　　
　　　　副院长贾景德　　　　
　　　　政务委员张群、莫德惠、张治中、朱家骅　　　　
　　　　秘书长黄少谷　　　　
　　　　内政部部长李汉魂　　　　
　　　　外交部部长傅秉常（叶公超代理）　　　　
　　　　财政部部长刘攻芸　　　　
　　　　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兼）　　　　
　　　　参谋总长顾祝同　　　　
　　　　经济部部长孙越崎　　　　
　　　　交通部部长端木杰　　　　
　　　　教育部部长杭立武　　　　
　　　　司法行政部部长张知本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　　　　
　　　　主计处主计长庞松舟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收拾不了的烂摊子（4）

　　　　新政府面临两项紧急任务：第一，要指定一个正式代表团和共产党谈判。第二，必须取得内部团结，以便迅速进行政治改革。释放政治犯，制止通货膨胀，准备长江的防守工作。第二部分的问题下一章再谈。这一段主要谈谈与共产党的问题。　　　　
　　　　1949年2月14日，由颜惠庆率领的第二批人民代表团到北平以后，共产党派林彪、董必武和叶剑英和他们谈判。共产党电台正式宣布说，他们愿意和政府和谈。2月25日，我一从广州回到南京就召集了所有在南京的领导人开会。会上我们采纳了以下三点，作为将来谈判的基本指导原则：　　　　
　　　　一、和谈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绝对不能让共产党以胜利者自居，强迫我们接受不体面的条件。　　　　
　　　　二、鉴于铁幕后面的附属国形势混乱，我们不能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党的联合政府。我们应该建议立即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　　　　
　　　　三、我们不能全部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　　　　
　　　　我完全清楚，即使这个建议被接受，共产党也不会和我们谈成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能阻止他们过长江，他们就别无他法，只得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是不是能守住长江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组成新政府以后授权行政院院长组织一个正式代表团，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和共产党谈判。何应钦通过电话和蒋先生商洽以后，指定张治中、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和李蒸组成政府代表团，以张治中为团长。当行政院何院长把名单交给我批准的时候，我加上了刘斐将军的名字。接着张治中将军到溪口去取得蒋的批准，然后，我们就给共产党打电报，把名单通知他们。3月26日，北平共产党当局指定了一个包括周恩来、林祖涵、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和聂荣臻的正式代表团，他们建议把4月1日作为在北平开始和谈的日子。　　　　
　　　　我们代表团启程的前夕，我把居正、阎锡山、白崇禧、张治中和别的一些领导人叫来开了个会，会上我建议组织一个指导委员会来监督即将到来的与共产党的谈判。接着，除我以外还有十人被选进了这个委员会，他们是：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吴铁城、孙科、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和董显光。实际上孙科已经离开南京，我们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选他作委员。4月6日，何应钦乘飞机到广州把这个委员会的名单交给国民党常务委员会正式批准，希望政府和执政党能进行更全面的合作。　　　　
　　　　三　　　　
　　　　当政府忙于作和平安排的时候，我加紧了我们的外交活动。我当总统以后，我就立即召见苏联大使罗申，我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可能和苏联人作一些安排来停止中国的内战。我听说蒋先生已经早在1944年或者1945年就为同一目的和苏联人接触过。1945年底，委员长的大儿子蒋经国已经到过莫斯科，斯大林告诉他，在苏联帮助中国政府以前，中国和苏联之间必须签订一项中立协定，在中国必须组织一个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蒋先生拒绝了苏联的这项建议。　　　　
　　　　1946年，蒋先生告诉在南京的苏联大使，他准备考虑斯大林的建议，并表示希望访问苏联。斯大林随即派了一架专机到新疆省会乌鲁木齐，以便蒋去莫斯科访问，他指示在南京的苏联大使馆和蒋做好去莫斯科的安排。罗申告诉我他就是负责这一个计划的。飞机到了以后，罗申想约见蒋先生，但蒋先生却拒绝接见他，罗申有些绝望了，便设法和蒋经国联系，在以前的许多安排中，他已经和蒋经国有过接触了，但蒋经国这次为了避免见他而到上海去了。罗申跟着到了上海，但却无法在那大城市里找到蒋经国。这样，这一切都没有能够成为现实，苏联在乌鲁木齐的飞机只好飞回去了。机上没有接到贵宾。　　　　
　　　　［附注］上面的这个关于斯大林派飞机到乌鲁木齐的故事，是根据模糊的记忆写成的。这个故事是罗申亲自告诉我的，没有文件证据。因此，要查对中国和苏联的档案材料，才能进一步证实。　　　　
　　　　对于蒋的背信，斯大林非常生气，他命令苏联在中国的所有外交官和领事都采取与中国政府不合作的政策。东北给共产党占领以后，蒋先生又重新向苏联大使要求访问苏联，他埋怨儿子以前的安排没有成功。罗申打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莫斯科的时候，他从斯大林元帅那里得到一个简单的答复，斯大林元帅说既然蒋介石是个不诚实的人，罗申可以不理睬蒋的请求。因此，当我召见罗申的时候，他说：“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亲爱的总统先生，中国永远也不会断绝同美国的联系，苏联能为它做些什么呢？”由于他的话这样挖苦，我没有就这个问题继续谈下去，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已经知道苏联在过去三年中真正想得到的是中国保证在一旦苏联卷入战争的时候保持中立，我指示甘介侯博士再度和苏联大使商谈这件事。但是苏联的价钱大大提高了，斯大林不再满足于一个中立协定，他坚持要中国和苏联建立真正合作的关系。苏联人建议，中国为了表示诚意，应尽量驱逐在中国的美国人。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收拾不了的烂摊子（5）

　　　　甘博士向我请求进一步的指示的时候，我说不可能接受苏联的条件。我叫甘氏通知苏联人，我们和所有友好邻国诚恳相待，中国不想歧视任何国家。苏联大使粗率地回答说，他们的政府和我们政府之间进一步的谈判要以接受他的建议为条件。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派甘博士把目前的情况告诉了美国大使，并且请他发表支持的声明。这本来可以增加我们的旨在取得苏联势力以迫使中国共产党与我求得和平解决的谈判本钱的，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这件事被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作了错误的报道。白皮书是这样写的：　　　　
　　　　1949年1月23日，代总统的代表要求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转告美国公开发表表示支持的声明，这位代表说李将军已和苏使馆取得联系，并且拟好了一项中苏间试探性的三点协议草案。这项草案于数日前由苏联驻华大使带到莫斯科，这三点是：（1）在将来的任何国际冲突中，中国保持严格的中立；（2）尽可能地驱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3）建立中国和苏联之间真正合作的基础。李将军已经原则上同意这三点，并且觉得如果得到美国支持的声明的话他在就这三点进行的谈判中可以增加本钱。（见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华关系》，1949年8月，第293页）　　　　
　　　　这错误的陈述可能是由于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员太敏感，也可能是由于有些中国人散布谣言想迫使美国人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据我回忆，我和苏联人的所有接触仅仅限于和罗申的简短谈话。在1949年我们根本没有和苏联人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谈判。　　　　
　　　　由于无法和苏联人和解，我们这段时期的外交活动集中在美国人身上。我们经常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博士接触，司徒雷登博士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直相处很好。我在北平工作时，经常和他共餐，他也请我去燕京大学以答谢我的盛意。我还认识了傅泾波先生，而此后，在我留在北平的时候，他成了我的行辕中的常客。　　　　
　　　　就是在早期，我就与司徒雷登讨论过了美援问题，但是这位未来的驻华大使总是批评中国政府的腐败。蒋氏引退后，我和他在南京又有接触，我正式请求他敦促美国政府借给中国十亿美元，或者至少五亿，以帮助制止通货膨胀。我强调地请他注意蒋引退后中国政局已完全改变的事实，并向他保证今后将有效地使用美援。如果美国现在拒绝帮助中国来阻止世界共产主义的扩张，今后他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花百亿美元，而且不会有什么效果，还使美国青年不得不流血。我提醒美国大使说，如美国不愿在现在采取行动，而愿在今后采取行动，他们只能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头衔。但大使很顽固，拒绝了我们的请求，说由于蒋先生仍在幕后控制着政府，中国的局面没有改变，美国对远东外交政策已定，现在绝不能改变。　　　　
　　　　我和美国外交家的接触在和谈进行时达到（禁止）。虽然我知道取得美援是不可能的，但我仍希望美国至少会给我们道义支持。在4月中和司徒雷登大使的一次长谈中，我建议他以大使名义为我举行茶会，邀请英、法大使出席。承蒙司徒雷登大使好意，按我建议的那样做了。在茶会上，我应大使的请求发表了讲话，英、法外交使节也在场。　　　　
　　　　［附注］由于大部分文件都已丢失，已记不清此次聚会的准确日期。但根据司徒雷登博士的回忆录，聚会是在4月17日，英、澳、加大使应邀参加了。加拿大大使未能准时到，没有迹象表明法国大使也邀请了。参看司徒雷登著，《在中国的五十年》，第231页（纽约雷腾出版公司，1954年版）。　　　　
　　　　首先我说看到中国人民的苦难。中国政府一直诚心诚意地争取继续和共产党的和谈。我们希望共产党和政府达成协议，以便我们能一起为中国的民主重建而努力。我强调说十月革命后一开始，西方的民主国家力图阻止国际共产主义的扩张。但二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