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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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绝不是还斤斤于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作为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蒋先生自己干的好。为此，我们又把吴忠信、张治中和王宠惠找来。王是我国法界老前辈，时任司法院院长。他对宪法程序的解释，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王宠惠看过文告后也说：“蒋总统此一下野文告应该有‘身先引退’等字样，否则与宪法程序不合。”后来CC分子为使“代总统”的“代”字合法化，曾故意在外捏造王宠惠的谈话，说代总统是因为总统辞职，尚未经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的继任，也未得国民大会追认，所以只好“代”云云。其实，宪法上根本未规定总统辞职要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继任要国民大会追认。王宠惠也根本未说过这话。所以根据王院长对宪法程序的解释，我认为总统退职文告，如不经修正，不可发表。
张群见我意志坚决，乃和我商量打电话给蒋先生请示。是时蒋先生住在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内。电话接通之后，张群便把我的意思报告蒋先生。蒋先生竟在电话内满口承诺，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至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当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将文告依我的意思加以修正，然后交中央社发表。孰知次日早晨，各报所登蒋先生的文告和我自己的文告竟然还是修改前的旧稿。这时我从报上才看到蒋先生替我代拟文告的内容。全文如后：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唯有黽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从副总统到代总统（5）
细读此两项文告，以及蒋先生已允修改而中央社仍照原稿发表之各项安排，我觉得蒋先生之为人，至此危急存亡之关头仍不忘权诈，一意要把我作木偶任他玩弄。最令人气愤的是1月21日晚间，吴忠信竟以国民政府秘书长的名义，照上两项文告的原意，通令全国各级军政和民意机关知照。此项通令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我这位总统竟一无所知。
我看到该通令后，便立即把吴忠信叫来，气愤地说：“礼卿兄（吴忠信），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
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我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
吴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
我说：“礼卿兄，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事情发展至此，我才了解，一切都已由蒋先生安排好了。前晚的电话挂掉之后，他可能又另外打电话给张群和吴忠信，自食前言，重新安排，做到木已成舟再说。他知道我为人忠厚，不愿为此事闹伤大体。他对我显然是“欺以其方”，谅我必会为大局而让步的。
但是我当时认为他欺人太甚，遂声称，名不正，便不就职。吴忠信不得已，竟威胁我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吴的话也是实情，不过我并未被他吓倒。我仍然坚持不就职的老态度。下午，我又把吴忠信、张治中、邱昌渭找来。我把这事的原委向张、邱二人重述一遍。他二人也认为蒋先生这样做太过分了。张治中本以为蒋先生下野，和局有望，至此也强调说：“可惜‘美中不足’，能否请礼卿兄设法稍为更正一下？”邱昌渭亦竭力附和。不意吴忠信竟大发雷霆，把张、邱二人臭骂一顿，说国事至此，你们还幸灾乐祸，说什么“美中不足”。张文白也不甘示弱，闹得不可开交，我反而做起和事佬来，才把他们调处开了。
这件事很快就传了出去。许多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都为我不平，他们纷纷到我住宅来请愿，要我“速正大位”，不要做“代理”总统。入夜，白崇禧也打长途电话来询问经过。我把详情告诉了他之后，白崇禧就说出刘邦告诉韩信的老话来：“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
当时民营各报尤为我不平，群情激昂，议论纷纷。张群、吴忠信等不得已，又打电话给蒋先生，蒋先生又满口承诺“修改”、“更正”。但正在大家愈闹愈激烈之时，我本人反而泄气了。我想国家都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闹得太凶了，人民是不能谅解我们的。我如能聊补时艰，拯人民出水火于万一，私愿已足。吴忠信又乘机来苦劝。于是，我反而劝为我抱不平的国代、立委等顾全大局。大家见我如此，也只有叹息而退。
蒋先生退休之日是星期五，这一个周末，我虽尚未就职，而军国大事已纷纷压到我身上。我从一位闲散的副总统于一夕之间变成“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
1月24日，星期一，国府举行总理纪念周。由居正担任监誓，我便在纪念周上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就任代总统。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收拾不了的烂摊子（1）
第六十六章收拾不了的烂摊子
一
我当总统之初，有三种任务紧迫眉睫。其一，为着结束内战，我不得不诚心同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以求和解。其二，我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同时，我还必须巩固内部的团结，实行民主改革，以便重得民众之支持。其三，我必得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因通货膨胀实在比共产党之威胁尤大。
自蒋氏离南京不久，我就致电孙中山夫人、李济深、民盟领袖张澜、章伯钧、张东荪，还有其他一些人等，他们都代表一些小派，其中多数人过去都曾反共。但是抗战胜利后，他们都变成反对国民党而赞成共产党，究其原因，固然是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之妙用，另一方面也实是蒋先生一派所迫成的。但是这些人对我还友好，似乎不怀恶感。我若得他们的支持，定能造成第三种力量，以制造反共之舆论。这样共产党就不得不放弃毫无意义的把内战打到底的目的。
然而事实证明，所有这些都只是我的如意算盘。因为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民主人士就不愿意回到国民党冷冷清清的屋里来了。而正当此时，共产党“统战”人士尤其活跃，就如李济深，因受亲共同事之包围，业已离香港往北平出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去了。
为着试探共产党对我的和平呼吁的反应，我组织了一批在上海公众组织和教育界中的知名人士，由他们组成一个“人民代表团”并坐飞机往北平，华中“剿匪”总部参议刘仲华和立法委员被邀同往。此事经我同意，后来报界传这两人是我私人代表，并非事实。
1949年1月27日，我正式致电毛泽东，倡议和解。该电文如下：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三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弭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弟于22日所发出之声明，及所致任潮、衡山、伯钧、东荪诸先生之电，计均已早邀亮察。国家今日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园城市之摧毁，无辜人民之死伤，不可胜计，而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复随处皆是，此悉由于战争所招致。以往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曾共同致力中国革命，不幸现因政见分歧，阋墙斗起，致使国家人民，遭此惨祸，抚今追昔，能不痛心。吾人果认为革命之目的，在于增进人民与国家之利益；革命之动机，基于大多数人民之意旨，则无论国共两党所持之主张与政见，如何不同，在今日之情势下，绝无继续诉诸武力，互相砍杀，以加重人民与国家痛苦之理由。除遵循全国民意，弭战谋和，从事政治解决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循。否则吾人之罪，诚将百身莫赎。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愿意寻求和平解决。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伪。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战争能早一日停止，即保存万千之国民生命，减少万千之孤儿寡妇。果能共体时艰，开诚相见，一切当可获得解决。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之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不能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加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抑尤有进者，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显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弟自抗战迄今，对外政策，夙主亲仁善邻，无所轩轾，凡有助于我国之和平建设，均应与之密切合作。今后亦唯有循此原则，以确保东亚和平，与我国家之独立自主。先生明达，当引为然。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为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绝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祥和，俾得早卸仔肩，还我初服，固所时刻馨香祷祝者。掬诚布悃，希卓裁见复为幸！
弟李宗仁子感京秘印
其间，我派甘介侯博士作为我的私人代表前往上海与颜惠庆、章士钊、雷震、江庸等社会名流磋商，希望他们作为中间人士前往北平，帮助在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搭桥。其后，1月31日，我又和邵力子同往上海亲访他们。
我还邀请陈光甫加入这个前往北平的代表团，但遭拒绝。陈氏是有名的银行家，我多年老友，1928年蒋先生有意让他担任行政院的部长，但陈氏谢绝了。当我劝他接受时，陈氏笑道：“将来，老兄当了一国之元首时，无论你叫我干什么，我一定接受。”而今在上海，我重提往时的请求和他的诺言时，陈氏却说：“大势已去，只好取消前言了。”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收拾不了的烂摊子（2）
我回南京后不久，那个人民代表团在北平和共产党首领磋商后回到了南京，刘仲华向我报告说，共产党权威人士表示只要我断绝同美国人的联系并协同消灭蒋介石派残余势力，他们就愿意和我合作。显然，这是共产党要使蒋先生和我不和。至于我和美国人的联系，我尚未接到过任何美国援助，美国政府就是提供了经济帮助给予中国政府，那也是和原先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提供的贷款全然不同的。我们绝不会以主权和美国金钱来做交易。基于这个理由，我起草了五点回答给共产党。叫刘把它带往上海，以便第二个人民代表团把它交给共产党首领。下面就是我提出的五个要点：
一、政府同意通过政治方法解决一切国家问题。
二、各方指派一正式代表团，立即恢复和谈。
三、和谈时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四、今后国家重建工作按下列原则进行，即组成民主政府，平均分配财富，军队国有化，全体人民自由生活。
五、今后与外国的事务，按照民族平等、互相有利的原则进行。
第二个人民代表团于2月14日飞往北平。在此期间，长江下游的战斗实际上已经停止，因为共产党人正在休整军队。我们也有几十艘炮舰在长江上巡逻，看来足够阻止共军渡江。这样宁沪地区的紧张也就趋于缓和。乐观的气氛看来重新在这两个市的街上出现。所有的人都期待着北平的好消息。但是就在这个时期，行政院在孙科率领下，突然从南京迁往广州。非常明显，此举旨在抵制我的和平努力。
二
在我取得总统职位之初，我曾试图改变蒋先生之zhuanzhi做法，建立真正的宪法政府，使其行政权力归于行政院院长（内阁总理），而不给予总统。然而不幸，行政院院长孙科博士正是我以前在副总统竞选运动中的敌手，他在1948年12月中接任了翁文灏博士的行政院院长。
多年来，我和孙科博士的私人关系颇好，但在副总统竞选活动中，我的支持者，特别是黄绍竑做得过分，竟至揭露孙博士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阴私，黄氏用假名发表了几篇文章，重提旧日的桃色事件——“敝眷蓝妮”。蓝妮是一个颇有姿色的交际花，曾有个时期是孙博士的情妇。后来，她还叫两个女儿称孙氏为父亲。抗战时期，蓝妮一直留住上海，并且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不明来历的财产。日本投降后，所有伪官员的财产都由政府没收，其中也包括蓝妮小姐的。于是，当她以前的情人回到南京当了立法院院长时，她便拼命向他求救，试图取回被没收的财产。孙氏便给上海负责官员去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把蓝妮称作“敝眷”。那时蓝妮小姐也颇有名声，照片也常出现在中外文报纸的头版新闻上。所以，孙氏此信便成了轰动一时的笑谈了。而“敝眷”二字更是好久都用大体字排印出来。
1948年4月，孙科作为蒋先生的“黑马”，参加副总统竞选活动。黄绍竑很有文学天才，便在这时改了一下前次的题目，发表了另一篇儿女风情纪事的文章。这使得孙博士尴尬万分，并认为我手段恶劣。选举失败，他或许可以忘掉了，而黄氏重提蓝妮之事，则恐怕是不能忘怀的。现在正是他进行报复的好机会了。
我还得对付CC系的其他反对者。CC系那班人都心胸狭隘，他们从不知道我之接任总统乃是克服政府危机的必要步骤。他们简单地认为，中央政府中权力变动为“桂系”争权的“最终胜利”，无论什么场合，他们都抵制我。所以，在蒋氏幕后指挥之下，孙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