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79-一个法国人的一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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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三部分苏格兰古人的既定原理（1）
然而，快乐的时期里也有1975年11月20日的这个裂痕。我从《体育画报》回来时，在汽车的收音机里，听到佛朗哥死了的消息。我兴奋极了。我记得遇到一队流亡者在卡尔诺林阴道上驶过，挥动着红黑相间的旗帜，高兴地按响喇叭。我到西班牙领事馆那儿转了一下，在它前面，欢腾的人群拍着手呼应着卡塔鲁西亚音乐。三十多年了，在这个城市里，数以万计的共和党人和难民们就等待着这一时刻。
安娜一进家门，我见到她便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向她宣布这个消息：
“你知道吗？佛朗哥死了。”
“那又怎样？”
我感觉自己悬在了半空中，在一根每一秒都可能断裂、把我打发到与军事首领佛朗哥的幽灵相会的线上摇摆。她只是说“那又怎样？”，而这足以令一个世界崩塌。艾利亚也能回答同样的东西。艾利亚和所有那些在他的住所里出没的人。“那又怎样？”我突然一下子明白了，那把我与安娜结合起来的情感和肉体的联系，实际上掩盖了一桩深刻的社会地位不般配的婚姻。我们各自属于彼此平行的世界。我们没有呼吸一样的空气，也没有分享同样的境遇。我自鸣得意于左翼的神学，而她却把政治看作是和流苏花边差不多的技巧。我那在西班牙尽头的可怜的八十平米，每夜都折磨着我的意识，而她的家庭企业用它们的水池，恬不知耻地，淹没了布拉瓦海岸最漂亮的宅邸。我总是阅读有关革命的理论家著作，而她则习惯于《拓展》月刊的各种专栏。
仅仅是一个2。8平米的床能够消除这种分歧，缓和这种差距。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平面上，我们任由身体来关照形势的控制。它们总是完美地履行其职责，在比武的时刻结合，而后任随每个人在退潮的安宁中，留心品味一个资产阶级女子和一个进步分子彼此口交的比较价值。但是，2。8平米的高浓度乳汁，代表一个底座，一个足以希望建立一种爱情关系的空间？尽管我的姿态无拘无束，我在那时却深切地渴求稳定，希望爱一个惟一的女人，尽可能长久地爱。对这个理想的伴侣，我甚至有一种非常清晰的想法： 一个女孩，长得像西尼卡，而思想像我的哥哥樊尚，她将能爱我，震撼我；而且，当我走错路的时候，和她能一起游戏，一起干零活，一起吸大麻，一起在外过夜；对她我能讲述神圣的豪华马车的故事，谈论那令人诅咒的套房；而在她身边，从此以后，我再也感觉不到人生的沉重负担，也没有独自死去的恐惧。
但是就这样，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就足以让我的梦想幻灭，让我明白实际上我爱的是一个吉斯卡尔分子，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一个自私的经济学家，或许有着惊人的美丽，不过对于她，格尔尼卡永远只不过是一个比斯开地区的城市，因它建造在曼达卡谷地的铸造厂而著名。
我不认为那天晚上安娜觉察到我的烦恼。况且她怎么能够觉察呢？“那又怎样？”无论如何，在她看来，那是一个合适的反应。
“你知道，我的汽车有点出毛病了”，她接起了对话，“我加速时稍微使劲儿大了一点，发动机就熄火，就好像没油了似的。”
“我下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现在？”
我抓住这个机会逃离了这个房间，让我专心于其他事情，忘掉刚刚在令人头昏的碳氢化合物雾气中发生的事情。我在黑暗和寒冷中呆了足足一小时去鼓捣铂触点，移动它们，甚至还给这个挡泥板和底部已开始被锈蚀逐渐毁坏的莫里斯加了油。当我重新回来时，看见安娜正躺在长沙发上读着一本亚当·斯密的传记。
借口这个经济学家1765年是在图卢兹开始写作他著名的《国富论》，她把这个自由主义之父当作了某种宗教导师，掩蔽在他身后来评判一切现代资本主义的过分行为。同样，她赞美这个苏格兰人的乐观立场，对他来说，由于供求关系的天然平衡作用，市场调节是自动实现的。
“如果你想要理解斯密”，她反复对我说，“你就得接受他的理论，根据它，给予个人利益以特权没有任何坏处，因为或迟或早，它们最终总是要朝向普遍利益汇聚。”
依照这个距今两个多世纪的苏格兰古人的既定原理，安娜·维朗德勒，和她的父亲一样，准备努力让自己的口袋鼓起来，并因而——她无论如何对此是真诚信服的——也装满国家的钱箱。
第二天，在社里，没有一个人提到佛朗哥的消逝。惟一例外是路易·拉加什，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和我展开了这个话题。
“您见过吧，朋友，这个小个子西班牙国王在政治的打斗中有多么敏捷？这些贵族政客是一些难以置信的人。甚至是无法改变的。他们让我想到被突然冷却的历史冻结的细菌，休眠中的螺旋体，一旦环境略有升温，就能重新复活起来。”
“螺旋体是什么？”
“如果我对您说腕足纲，也差不多无助于让我们走得更远。这么说吧，当我们切断原生动物化石时，它的臂状支柱就是螺旋形的。来回到我们的话题，您读过那篇令人难忘的文章么，里边讲到佛朗哥先生有一种癖好，他把全部指甲屑保存在一个小小的银匣子里？人们熟悉这个古怪暴君的才干，而现在，在他死后的第二天，人们发现这个粗鲁的人还是一个咬指甲爱好者……您笑了，但什么也没说。有时您让我烦恼，尤其是当您显露出这种嘲笑人们可能跟您叙说的一切的细微神情。这会儿，真是很难说出您在想些什么。无论如何，朋友，我不认为刚才我说的这些能够让您不快。对于去爱独裁者和尊重国王，您是太年轻而且头发也太长了。”
“您知道吗，在这个报社里，您是惟一不以你来称呼我的人？”
“我一向讨厌职业场合的以你相称，这种粘糊糊的亲近想要使同一个团体中的成员以我不明白的什么同事之情，超越起码的尊敬。”
“刚好我想起来了，是您选了那场本该我去采访的比赛么，在星期天？”
“当您去看日程表时，就会看到，星期日您将留在这里。您将负责汇总并修改有关橄榄球的文字。这使您从那些足球的鸡奸者那儿变换一下。而且您会暖暖和和地度过那个白天。”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三部分苏格兰古人的既定原理（2）
自从我和他的女儿同居，维朗德勒就回避见我。他不再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说有关艾利亚的笑话，给我讲更衣室里的最新逸闻，问我对拉加什的看法，而且了解我是否全部理解他对我说的话。这两个男人维持着一种奇特的关系，其中混合着迷恋、蔑视、嫉妒和一种非常雄性的友情。维朗德勒拥有财产，但是面对他这个雇员的学识渊博和他运用的丰富词汇，他觉得自己很贫穷。而如果说，那个人可以巧妙地使用语言，相反，他没有一文钱，所以只能经常被迫参加那个给人羞辱感的“小钱箱”仪式。骄傲地固守自尊，但是在许多年里他已经对这个仪式没有了感觉。而且，由日常需求和无法节制的赛马爱好推动，他最终和其他人做的一样，伸出手，并说：“谢谢，维朗德勒先生。”
“小钱箱”是一个不起眼的葡萄酒包装匣，一个白色的塞满了五百法郎纸币的木盒子， 藏在密封于老板秘书办公室墙上的报社保险箱里。
每周在他的体面的客厅里，维朗德勒集齐《体育画报》的七位部门主管。然后他请他的助理马里安娜拿来那个小宝库。于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劳绩，他送给他的“七个雇工”，像他叫他们那样，一笔一贯的每周津贴。货币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传递。这对每个受赠者都是一个尴尬的时刻。他们完成了什么值得这种回报？什么是优秀的标准？根据什么他们不是那报酬最低的人？那些参加这个弥撒的人们已经很久不再问自己这种问题。他们满足于掩盖自己的不舒服，接过钱，而且感谢这个非同寻常、奇特而慷慨的老板，他总是设法在到月底时让所有的受益者收到差不多同等的奖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统一地正式提高这些主管的工资呢？这种透明当然无疑会简化会计的工作，但是也大大地损伤了管理者的自我，它总是在那儿，永远骄傲地存在着。
当他在办公场所见到我时，维朗德勒以随意的手势跟我招呼一下。安娜错误地到社里来找过我两三次。这已足够让编辑部所有的人把我看作“那个—跟—老板—的—女儿—上床—的”。我明白尽管维朗德勒有粗俗的方面，他还是不忘固守一种符合一般性社交礼仪的观念。也许他已认定，他作为好心业主的形象在与一个被估计好色的小伙计的频繁交往中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每个人都推测这个小伙计是靠了魔杖的功力才在编辑部得到一个位置。因此，对走廊流言敏感的维朗德勒，没有任何理由在我的身边招摇。
一次奇特的晚餐将在我们之间重建一种较少别扭的关系。安娜的父母亲在元旦那天邀请我们，主人的脸上还明显留着前一天熬夜的痕迹。他们模糊的神色，漂浮的眼神，笼罩着性、酒精或者其他物质的作用，马蒂娜和让·维朗德勒给人还在微微的沉醉中的印象，好像人们处在迟迟不去的药物反应中那样。他们只是稍微吃了一点儿半生的鹅肝，一种牡蛎和一块烤箭鱼。晚饭接近结束时，或许由于碘的作用，让·维朗德勒显得热情起来，甚至把手放在我的肩上，以争取我在他激烈批评我前任的过程中作他的同谋：
“告诉我，保尔，安娜和您谈论很多亚当·斯密吗？”
“很少。”
“这是好兆头。当我女儿对谁感到厌烦的时候，她就跟这个家伙不停地说亚当·斯密。我注意到了这个，不是吗，马蒂娜？跟艾利亚最后一段，简直就是斯密从早到晚。”
“爸爸……”
“怎么，不是真的么？当你们来这里的时候，我听到的只是这个，斯密东，斯密西……另一方面，要知道，跟格雷古瓦话题的选择是有限的，那个家伙是真正的灾难。”
“爸爸，行了，别说了好不好。”
“你知道当她宣布要和他约会的时候，我跟她妈妈说什么？艾利亚！三次艾利亚！雅克·古德很了解他的家庭，他告诉我，艾利亚比他父亲还要更白痴，而他父亲已经有绝妙卡钳的名声。”
“爸爸……”
“不过，还是保尔给这个驴子下过最好的定义。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问过他觉得艾利亚怎么样。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的吗？您还记得吗，保尔？‘一个冬天玩滑雪夏天玩帆板的家伙。’我的女儿，哪一天你得跟我解释解释，在这么一个蠢家伙那儿你都能找到什么。”
“让，你变得粗俗透了。”
这是马蒂娜·维朗德勒。充满倦怠的嗓音。一支卷烟夹在涂了色的指甲尖上。额发不规则地垂落如雨。黑色连衣裙的吊带陷在圆润的肩上。她难以置信地撩人心乱。或许她是我所能够有机会认识的最色情的女人。满是倦态，皱纹优雅地浮现，稍有一点丰满，马蒂娜·维朗德勒遮蔽了小她25岁的女儿的纯洁完美的光彩。这个女人散发着一种与新切割过的草地的气味一样可感知、一样强烈的刺激性欲的力量。在这个元旦变幻无常的晚上，我希望的只是一件事： 但愿那父亲带走他的女儿，但愿他们一起离开，而留下我一个人和那母亲。于是我会看着她吸完了卷烟。在她的嘴里，我会尝到湿潮的烟草味。然后将没有什么好说的。她会从我身边走开，一直走进浴室，而让门大开着。她脱掉短裤，坐在便盆上，稀稀拉拉的水流。听着这种瀑布的细微声响，我或许会闭上眼睛。带着朝圣般的虔诚，我双膝跪地，让手像钩子一样合拢在她腿上的空间。就这样刺穿她，抱着她的腰，一切变得更加流畅。彼此的舌进入一切空洞，舔舐它们。那时再也没有前和后之分，没有正与侧之别。嘴将是满的，肚子也是一样，还有手，还有喉咙。在躯体的压力下，皮肤绷紧、拉长、起皱，像是异教的排水管，各种液体沿着内壁流出来。言语也会来助阵，钻入耳朵眼里，蠕动。她会喃喃地说：“我吮吸的是我女儿偏爱的宝贝。”于是空气里会有这种亵渎神灵的辐射，这种满足于不无所得地背叛的感情。此后将变得无法在人的和狗的姿势之间做出区别。从这种肉体的喧响，将升起生命之海的气味。撞击的浪花润滑了最后的开口。牙齿咬啮皮肤。他完全沉没，挖好了自己的墓坑，而她引导他直到死亡之门。既然已完成这全部的路途，他将在腻滑的深渊中摇摆，而在那儿，许多其他人，在他之前已经遇难。
在最后，只要擦掉一些记忆的痕迹就足够了。
而且，这一切都将未曾存在。
“您在报社愉快么？”
显然，马蒂娜·维朗德勒并不在意我的回答和我在《体育画报》卷入的程度。在过度消耗的次日，她只不过是要装作对她女儿的新男朋友感兴趣，而她的胃则要努力适应恶心的翻腾。甚至没给我留下回答她的时间，她就转到另一边，朝她的丈夫说：
“你甚至还没有送给孩子们他们的礼物。”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三部分苏格兰古人的既定原理（3）
“什么礼物？”
“让，你真让人受不了。那些放在柜橱上的，在门口。”
“这是给他们的？”
没有一点儿独创。一支价钱不菲的钢笔给我，一双极其昂贵的靴子和一张与之相称的支票给安娜。
“祝你们新年快乐。”
马蒂娜·维朗德勒不露感情地拥抱了我们，以三次动作解决了问题。然后，就像香槟酒瓶塞喷射出来一样，在谈话中没有给出一点儿预兆，让·维朗德勒对吉斯卡尔派，这个“德·拉·图尔丰迪家族变质的支脉”的普遍无能说起了俏皮话。
“永远得提防那些从窗户击毙十字军参加者的家伙……您想过没有，在20世纪，人们由一个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管理，而且我强调法兰西共和国这个词，这个人娶了一个叫安娜爱莫尼·索瓦日·德·勃朗特的女人，给他的女儿们起名叫瓦莱里安娜和雅森泰？所以，不必吃惊，如果有一天，这个国家投票赞成左翼。”
没有人觉得自己有权对这种突然的公民愤慨加以评论。让·维朗德勒给自己倒了一杯产于柏美洛的波尔多醇酒，闭着眼睛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我们还交换了一些平庸的谈话，然后，很快，所有人都决定去睡觉了。母亲和父亲，女儿和我。
我长久地被我感到的安娜母亲的肉体吸引力所搅扰和困窘。每一次在她面前，我都接收到她的性电波，它有一种特殊性能与我自己的产生共振。但是，一件大事在1976年夏天突然降临，搅乱了我的强迫症的波频。
当安娜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