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2-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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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可能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一种特殊“身份”。它大概是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打伙捏造出来的一种“应世之道”。儒家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家对政治的蔑弃，以及“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的故事宣扬；“全生避害”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悉天下以奉一身，不取也”的人生说教，都为“隐士”之道，做出了一些精神规范。不过，儒家道家所说的那些道理，从历史事实来看，却还有一点不好懂，那就是：为什么从古至今，只有“隐士”朝朝代代都有，似乎一脉相传；而“隐农”、“隐工”、“隐商”却非常少见呢？也许与孔子同时的“长沮、桀溺耦而耕”，是古代的“隐农”，魏晋时竹林七贤的“嵇康蜡屐”，可以算得上“隐工”，那么，战国时“陶朱公泛舟五湖”，应该算是“隐商”吧。为什么这“隐农”、“隐工”、“隐商”后来都几乎并没有再出现过，只有“隐士”才不断线地流传下来呢？这多半是因为“农、工、商”就是那么一个行当，无所谓隐与不隐，只有“士”，才有一个“隐与不隐”（即做官还是不做官）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社会里，“士”原本就是官僚的预备队。“士”和“仕”是同音字，“士”的出路就是“仕”（做官）。“士”的社会地位，其所以在“农、工、商”之上，也就因为它是统治者的官僚预备队。对“士”来说，这种“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俗话所谓“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特殊地位，应该是很值得珍惜的，却为什么会有人不愿做官呢﹖这一方面固然与儒家、道家的文化精神教养有关，另一方面，却大概是由于“士”所处的社会地位，即风险太大。历史传说中的“卫巫止谤”、“黄鸟歼良”，杀的是不是“士”，或是“文士”还是“武士”，由于时代过于悬远，弄不清楚，暂且撇开不说，但秦始皇“焚书坑儒”，则是比较明白地为成批的“杀士”开了个头。从那以后，“士”不仅可杀，可成批的杀，而且，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和争权窃位的封建政治集团，也越来越把“杀士”当成了树立专制权威的一种手段。东汉的“党锢之祸”，被杀、被禁锢终身的一二百人，都是当时名士。株连被杀、被流、被禁的家属、朋友、亲族、邻里等，多到六七百人。甚至为追捕一个“望门投止”的张俭，株连收禁拷问的人“布遍天下”（《资治通鉴》上是这样写的）。后来，三国时的曹操杀孔融、杨修，唐朝时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白居易等著名诗人的遭罪被贬，宋朝时的“新旧党争”，明朝时的“东林党祸”，以及清朝时的一连串文字狱，几乎历朝历代的每一次政治风波，都有许多“士子”遭难或被杀。所以，“隐士”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可以说，主要是由于士子中许多人被杀怕了，不能不考虑“全生远祸”。同时，由于历史把士子也教聪明了些，他们中有些人看透了封建朝廷和官僚贵族的荒淫腐败、卑鄙险恶，不愿同流合污，所以，宁可不做官，放弃仕途，“高蹈远举”。在古代，所谓“全生远祸”与“高蹈远举”之法，无非就是“遁迹山林”去做“隐士”。这种“隐遁”现象，特别是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和改朝换代的时候，出现得最多。其中，有些人是从没有做过官或立志不做官的，谓之“处士”；有些人则是做了一阵官，心灰意冷才“弃官归隐”的“归隐之士”；也有一些，则是由于改朝换代，为了保持个人气节而决心不再做官的“节义之士”；还有一些，是由于修仙慕道或醉心艺术、怡情山水，想超世脱俗的“高士”。所以，“隐士”里面，其“隐”虽同，其志则不一，其中还混杂了一些“以隐求名、以隐求官”的“假隐士”。以致弄到后来，“隐士”之中，鱼龙混杂，真中有假，半真半假，假戏真做，弄假成真，各种情况都有，旁人就不容易分得清了。
“隐士”这个名词，原本是属于古代士子的，对现代知识分子已经不合适了。那么所谓“隐遁”之路，今后是不是也会因少有人走而长上青苔呢？这倒也不可以说得过于绝对。因为，和古代士子比较起来，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士子有更多的安全感。古代“杀士”，至多不过数百；而现代杀起来，可以成千累万。现代知识分子由于较多独立自由而较少依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就更不稳定，更多波折。他们知识面较广，长于思索，敏于感受，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也就更大。他们对前途的希望愈美好，失望就愈沉重。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心愈强，语言行动就不免于激烈，甚至失控。有时，横逆之来，超乎想象，人也就不免于会有灰心绝望的时候。特别是生活在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其遭遇的苦难之绵延不绝，心中积累的巨痛深悲、重愁永恨，又往往有“人间无处诉烦冤”之过度压抑。激愤深慨，难于宣泄，因而萌生出“遁世”思想的人，也是很不少的。然而，为什么有很多人出家当和尚，却并没有多少人进山去当隐士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当和尚很简单，而作隐士却可能是件麻烦事。因为，出家当和尚是皈依宗教，皈依以后，过的就纯然是宗教世界的生活：佛灯香火，持斋诵咒，无牵无挂，无喜无忧，等于回到了古代。而如果要想当隐士，则仍然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麻烦很多。比如说，你要买块地来种，得拉关系、签合同。要修房子，还得基层批准。你必须把土地经营好，除去税费负担还能够支付个人或家庭的生活开支。那么，你是自己种、雇人种或是与人打伙种，你用什么种子、肥料，你的产品如何卖出去？都不能不有经营计划，不能不打听市场行情。就这些，你就免不了要和许多人来来往往地打交道，你又如何能“隐”得安生呢？何况，做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即使你不上互联网聊天，要做到不看报、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也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做“隐士”的条件，似乎已经在纷纷攘攘的世事中无影无形地消失了。
那么，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是不是就绝对的不能“隐”了呢﹖依我看，生活上的“隐”是几乎不可能“隐”得住了，但精神上的“隐”则仍然是可能的。现在，有一些醉心艺术的人，打伙在北京郊区建了个小村子，成天只是埋头作画，靠卖画生活。由于要卖画，他们得迎合市场需要，难于避俗。生活上是“隐”不住的。但他们成天只是聚精会神地作画，可以说，精神是完全“隐”入艺术世界里去了。可见，现代知识分子如果要想“隐遁”，惟一可能的方式是，在生活上“和光同尘”、“含光混世”，和普通人一样过，精神上则守护着自己内心的自由天地。这是一种特殊的“隐”，别人看不出的“隐”，即所谓“隐于不隐，不隐而隐”。与古人所谓“大隐隐于市”的意思有相近之处。
李青松的“隐遁系列”作品，写的全都是诗，把自己的心灵全部隐入诗歌艺术的自由天地，这可能是比作画更有普遍性的精神隐遁方式。不过，我觉得，李青松自己似乎还没有很确切的意识到，诗歌艺术本身就是精神隐遁的自由天地，无须有其他的挪用和假借。他在《悟道与逍遥》一集中写了许多禅言道语的诗，结果是使诗的艺术天地被禅道的皮毛角屑挤塞得非常局促，只有“逍遥”的词语，不见“逍遥”的精神。这可能是拘执于“皈依宗教才能遁世”的旧观念，反而束缚了自己心灵的自由。《清庐随笔》也掺杂了许多与诗歌艺术不相融会的人生哲理，似乎只是运用诗的语言形式去说一些虚悬于生活之外的玄理。作者心中浮荡的不平之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就诗来说，只有把哲理和心情全都涵蕴在诗境的艺术表现中，才有可能获得心心相印的艺术效应。不然，读者为什么要读诗而不去直接读哲学原著呢？恕我直言，“遁入空门”是失败者的精神自杀；“隐于玄理”是梦游者的精神自欺，两者也都非诗道。诗道是人间正道，诗情诗理都来自人心中的真情真理，不涉玄虚，不崇奥义。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东晋玄言，湮没无闻；隋唐佛偈，不存诗苑。郭璞游仙之诗，不过是借游仙以抒愤；李白寻仙之句，也只是夸山水的神奇。如果现在的人，仍然想在禅机佛学中去参悟人生哲理，恐怕虚耗一生，也只能全无着落。历代好禅好佛的诗，多半是野狐外道，若真拿去质之禅门佛子，恐也将为禅佛所笑。故作诗的人，尽可游心天外，想入非非，却应以“野狐”之空言为戒。
我认为，在作者的诗集中，《重温亲人》一集写得较好。虽然不能说每首都是佳作，但诗中天真之情，天然之境，都颇有动人之处。其中尤以《残秋》、《鸽哨》两首，境象逼真而涵蕴深远，意超言外，可谓深得作诗之三昧。如《残秋》，只有八行：这是秋天最后一盘棋一盘不见分晓的残局冷雨无意地数点着雪瓣做翔舞之姿 隐蔽着没有结局的遗憾等待对弈者以春天的名义做出裁决这诗，仿佛是从太空中俯瞰地面，看到这“一盘不见分晓的残局”，“冷雨”、“雪瓣”，隐蔽着“没有结局的遗憾”——诗情何等沉重！境象何等森严！但是，因为诗人站得高，看得远，知道“这是秋天最后一盘棋”，一切都了然于心中，没有悲秋的嗟叹与哀伤，冷静而清醒地看着这“残局”，“等待对弈者／以春天的名义／做出裁决”。诗的结尾三行，乐观而沉着的心境，揭出一片新春的希望。这样的诗，其境象的深层涵蕴，牵系着面对“残秋”的一切人的心情。而诗中对人的启示与抚慰，只用了结尾三行，短短的十五个字。这十五个字，岂不胜于一卷《金刚经》的佛语，胜于一部《五灯会元》的禅偈吗？所以，我以为，在诗家来说，知禅者不言禅，知佛者不言佛，才是诗之正道。不言禅而禅在诗中，不言佛而佛存诗境，岂不证明：在现代，诗与文学艺术的自由天地，正是能代替宗教为人们提供庇护与安慰的精神避难所，正是能启示人们安然地泛过孽海直登彼岸的普度慈航吗？
末了，我想引述海德格尔谈诗的一句话，为这篇文章作结：思与诗的对话，旨在把语言之本质召唤出来，以便终有一死的人能重新学会在语言中栖居。
（李青松的“归隐系列”作品共三部：《我之歌》、《悟道与道遥》、《清庐随笔》，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高陶事件”启示录
——读《“高陶事件”始末》？ 耿 法1940年1月发生的“高陶事件”，即高宗武、陶希圣在中国历史紧要关头幡然醒悟，毅然脱离汪精卫集团，将汪精卫集团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在媒体向世人公布，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给汪精卫卖国逆流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中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以往虽然也读到过有关此事件的一些文字，但大多是一鳞半爪，简略带过，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详尽经过不甚了解。最近，读了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撰写的《“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史料翔实可信，叙述不加掩饰，使我不仅对事件本身有了详细了解，而且对高、陶二位先生尤其是陶希圣的心路历程有了较深的理解，启示良多。
一、实事求是，不为亲者、尊者讳作者在书中做到了不为亲者、尊者讳，没有讳言高、陶二人一度已经上了汪精卫叛逃投敌的贼船，落入日寇设下的陷阱已经很深的史实，同时也明确否认陶希圣去上海是作为重庆政府的间谍“卧底”之说。
抗战前陶希圣是北大教授、法学院政治系主任。七七事变后，他应邀到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牯岭茶话会”，之后加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工作，又被选为国民参议员，从此弃学从政，进入政坛。抗战初期，陶希圣对抗战前途忧心忡忡，甚为悲观，参与了“低调俱乐部”，追随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鞍前马后，出力不少。尤其是1938年12月19日，陶希圣追随汪精卫从昆明飞往安南（今越南）河内机场，铸成大错，在歧途上越走越远。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第三次声明，引起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愤怒声讨。重庆当局随即将汪精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后又派刺客潜入河内汪精卫住宅行刺，结果误杀曾仲敏。事后，陶希圣在香港为《南华日报》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