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2-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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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风暴核心的近史所所长郭廷以，也一样难过至极。当时身兼“救国团”主任等数项要职的李焕，是郭廷以过去的学生。他给这位当朝新贵的门生写了一封信，稍稍透露了自己被攻击的事情。李焕立即回信安慰老师，并谓他已向蒋经国报告郭廷以的处境。蒋说“不加理会为宜”。然而，郭廷以还是难能释怀，决定“乘桴浮于海”，放弃了他一手经营十余年的近代史研究所，于1969年秋天前往美国，一去不回，最后于1975年客死异乡。
1961年春天，肯尼迪就任总统后不久，曾向幕僚表示，他希望在任完成三个心愿：一是给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平反（J。Robert
Oppenheimer）；二是给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戴维斯平反（John
Davis）；三是给世界著名幽默大师卓别林平反（Charlie Chaplin）。因为这三名不同领域的超卓之士，都是“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都是冷战年代“白色恐怖”下的牺牲品。肯尼迪希望在“麦卡锡主义”的狰狞面目已完全被揭发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重新肯定这三位精英的贡献。遗憾的是，肯尼迪遇刺猝逝，未能落实他的三个心愿，而由继任的约翰逊总统代其完成。只是，迫害知识分子这一页丑陋的历史，是再怎样也洗刷不掉了。
注释：
〔1〕参见：《傅斯年档案》，档号：IV：39；原件将柳诒征误书为柳贻征，径改之。
〔2〕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大陆杂志社1952年版，第8页。
〔3〕马良春、伊滕虎丸主编：《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277页；郭沫若的其他相关著作亦拟寄赠给董作宾，不详述。
〔4〕傅斯年：《中国上古史与考古学》，《傅斯年档案》，档号I：807；原件将是书误称为《古代社会研究》。
〔5〕《胡福林致傅斯年（1942年5月18日）》，《傅斯年档案》，档号III：833。
〔6〕《夏鼐致傅斯年（1947年10月20日）》，《傅斯年档案》，档号III：535。
〔7〕夏鼐：《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观察》周刊，第5卷第14期，1948年11月27日。
阳虎的恶名
？ 陈仁华
阳虎，又名阳货，生卒之年，无从考定，仅知他与孔子是同时代（春秋时期）的鲁国人氏，且年龄略长于孔子。
有趣的是，阳虎与孔子俩人长得还极像。按《史记》上的说法，“孔子状类阳虎”。而孔子“生而首上圩项”、“长九尺有六寸”。坊间野史对孔子的体貌特征描写得更为细致，称他“牛唇虎拳，鸳肩龟背，海口辅喉，顶门状如反宇”。依今天的标准衡量，阳虎与孔子面相怪异，谈不上“帅哥”、“美男子”，但因体形高大，谓为“酷哥”，大体上说得过去。
阳虎和孔子，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然则，孔子留的是清名，被后人推崇为“圣人”，而阳虎留的却是浊名，被人斥之为“恶人”。二人是一正一邪，一善一恶，形成鲜明之对比。与古人相比，今人骂阳虎，有过之而无不及。骂得无稽，骂得下流，骂得猛烈。最近，我浏览了一下网上几篇有关阳虎的文章，都是骂阳虎的，或骂之为“浑人”、“大傻蛋”；或骂之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恶人。若举办恶之十项全能比赛，冠军奖杯，非阳虎莫属。更有甚者，有人将阳虎之别名阳货，视为“男人那话儿”的代名词，历史典故“孔子见阳货”被新解为“孔子自窥其老二”，可谓恶毒之至，荒唐之极，令人作呕。
那么，阳虎之恶名从何而来？二千多年以来，为什么骂阳虎之声不绝于耳？
一、得罪孔子
《列子》一书中对孔子一生所遭受的磨难概括为四：“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其中两难（围于陈蔡和见辱于阳虎）与阳虎有着直接的关联，另两难亦或多或少与阳虎有一定的关系。
阳虎得罪孔子的事例，据史料记载有三：
侮辱孔子。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35年。传说，孔子年轻时嘴馋，尤爱吃乳猪肉。一旦有吃的机会，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一次鲁国季氏宴请士一级人士，孔子亦欣然前往。但到了季氏家门口，时为季氏家臣的阳虎却不让他进去，并对孔子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1〕无奈之下，孔子只得返回。时年，孔子十七岁。阳虎之所言所行，无疑给这位少年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阳虎，他不过是照规矩办事罢了。但“非敢飨子也”一句中之“敢”字，在语气上确有浓厚的轻蔑色彩。后人以此作为孔子“见辱于阳虎”的证据，似乎也不无道理。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版本，见诸《孔子家语》，其文字记载如是：“孔子有母之丧，既练，阳虎吊焉，私于孔子曰：‘今季氏大飨境内之士，子闻诸？’孔子答曰：‘丘弗闻也。若闻之，虽在衰纟至，亦欲舆？’阳虎曰：‘子谓不然乎，季氏飨士，不及子也。’”从这段文字分析，阳虎的恶意是明显的，诱之于先，辱之于后。如此，那就是他阳虎的不是了。
戏弄孔子。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04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孔子日渐成熟，在社会上的声名亦与日俱隆。为此，阳虎想请孔子出来，封他个一官半职，为季氏做事，亦可借此笼络人心。但由于政见不同，加之二人间又有过节，所以孔子一直隐而不见。无奈之下，阳虎只得用计，逼孔子出来。对此，《论语·阳货》中有记载：“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这个故事，充分说明阳虎的计策是成功的，循序渐进，环环相扣，滴水不漏，逼得孔子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最后没了退路，只好答应出来做官。在此，顺便提一句，今之有人认为，这个故事是用来褒扬孔子的，反映了孔子的为人处世之道，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乃方圆之策。余以为，这种说法，不免牵强，有往孔子脸上贴金之嫌。如果不是阳虎后来失势，“奔于齐”，不知孔子会否践诺。如果践诺，则表明“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观点不能成立；如果不践诺，则说明孔子言而无信，这又与孔子的“言必行，行必果”的做人准则相悖。好在孔子运气不错，“阳虎败走”，使这个让孔子尴尬之极的故事没有继续往下演。可以说，这次智斗，阳虎是大获全胜，孔子败得是一塌糊涂。这无疑让孔子对阳虎的恶感进一步加深了。孔学之徒宋人苏轼诗云：“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所指即是这件事，颇为孔子鸣不平。
貌似孔子。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497年。“围于陈蔡”一说即缘于此。由于阳虎貌似孔子，这一回差点让孔子丢了性命。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阳虎曾经未打招呼，擅自带兵过匡人之境去郑，因而得罪了匡人。孔子周游列国至匡（即陈蔡）时，被匡人误为阳虎，“拘焉五日”。后经人再三解释，消除误会，孔子才“得去”。这次事件，孔子及其徒子徒孙们一直耿耿于怀，将账算在阳虎身上。清人所著《隔帘花影》中有两诗句，即“曾参投抒疑慈母，阳虎招尤误圣人”，可谓二千多年以来拥孔者对阳虎怨愤之情的生动写照。
以上三个故事，在时间跨度上有三十余年，说明阳虎与孔子的矛盾由来已久，积怨之深，不难想象。谓阳虎为孔子一生中最憎恨之人，一点也不为过。从史料来看，骂阳虎为恶者，始于孔子。公元前502年，孔子大骂阳虎“陪臣执国命”〔2〕，晚年作《春秋》，大骂阳虎为“盗”，明显掺杂了个人成见，借以报复阳虎，让其遗臭万年。孔子骂阳虎，有些明显属于乱骂、昏骂，可为历史之笑柄。公元前501年，孔子得知阳虎奔晋投赵简子，即放言“赵氏其世有乱乎！”结果晋国不仅没有“乱”，反而在阳虎“善事简主，兴主之强”的情况下“几至于霸也”〔3〕。到春秋末期，晋国之强，排在一百二十余个诸侯国之首。其实，能证明孔子心胸狭窄的事例尚不只此，他诛少正卯就是一例。少正卯与孔子也是同时代的人，操教授之业，其影响一度盖过孔子，弄得孔子学堂是“三盈三虚”〔4〕，使其丢尽了颜面。后来，孔子当上鲁国司寇仅七天，即给少正卯罗织了五项罪名（心达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大骂少正卯“小人之桀雄，不可以不诛也”。他杀了少正卯嫌不解恨，还让其尸体示众三日。孔子诛少正卯的这一行为，谓之为公报私仇、假公济私或许不当，但谓之为公私兼顾，则于理成焉。满口仁义道德的孔子杀起人来，同样不眨眼，同样干净利索。古往今来，文人杀人，又岂止孔子一人！
二、不善树人
孔子在教书育人方面的确很有一套，是开我国私学之先河者之一。《史记》称，孔门弟子三千，其中贤者七十有二，可谓“桃李满天下。”而且弟子承继师业，再传弟子层出不穷，绵延不断，孟子就是受业于孔子弟子子思之门人。孔子弟子原宪、公晳哀“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这还只是司马迁修《史记》前之境况。
孔子授业极具专业性，所授内容亦极规范、系统，包括“文，行，忠，信”等四个方面〔5〕。其中“忠”、“信”是孔子特别强调的，而且教学效果极佳。在孔子众多弟子中，后来背叛孔子的据说只有公伯寮一人。而史学界对此人是否为叛徒，尚有争议〔6〕。孔子死后，其弟子集体为其守墓三年，子贡又三年，哭尽哀而去，敬之如父。
作为孔子的徒子徒孙，自然都尊崇孔子，想方设法将孔子的思想不断发扬光大。孔子死后，其弟子分述与孔子的对话内容，结集成《论语》，以寄托对老师的哀思，让老师思想流传百世。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孔子的思想，几乎都是通过其弟子或再传弟子的著述体现出来的。与其说《论语》是孔子的个人思想，不如说是孔子及孔门弟子集体智慧的结晶。
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不仅对孔子毕恭毕敬，而且顶礼膜拜，捧之至极。其弟子子贡将他比之“日月也”，“其生也荣，其死也哀”，若天之不可及〔7〕。其再传弟子孟子称赞孔子“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8〕。孔子是出类拔萃的“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9〕。竭尽溢美之词。对于毁孔的言行，其弟子则是不依不饶，奋起而反击。如叔孙武叔毁孔子，子贡就很气愤，大声嚷嚷：“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
对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来说，老师的好恶，自然是自己的好恶。老师讨厌阳虎，唾骂阳虎，学生自然要效仿之。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几乎都是孔学之徒。这些人在修史时都不忘骂他阳虎一回。司马迁在《史记》中骂阳虎为“贼”。班固在《汉书》中骂阳虎为“盗”，并将阳虎列为三类九等人物之末。欧阳修在《新唐书》中骂阳虎为“盗”时，还添油加醋，言阳虎除窃了鲁国之“大弓、宝玉”外，还盗了“《春秋》书”，骂出了新意。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骂阳虎为“祸根”。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历朝的文人骚客也有不少加入骂者行列的。唐朝诗人白居易诗云：“季桓心岂忠，其富过周公。阳货道岂正，其权执国命。”〔10〕视阳虎为犯上作乱之徒。同为唐代诗人的李端亦诗曰：“乐生东去终居赵，阳虎北辕翻适楚。世间反复不易陈，缄此贻君泪如雨。”〔11〕视阳虎为本性游移、随时叛主的小人。清代诗人魏源在《江南吟》第十章的《阿芙蓉》中亦骂过阳虎：“儒臣鹦鹉巧学舌，康臣阳虎能窃弓。”不只如此，一些相书、医书作者也不失时机地大骂阳虎。古之相书《神像全编》的作者认为，看人应看其心性，“孔子河目而阳虎类之，一圣一狂，天渊之悬，是不可不辨”，大骂阳虎为狂徒。清代名医吴楚天士在比较药理时说：“如阳虎貌似孔子，若徒取其貌之似，则阳虎亦大圣人矣！孰知其为大奸大恶也乎？药之似对症而实与症相反者，亦犹是也。”〔12〕官骂与民骂上下呼应，连成一片，声势浩大，正所谓墙倒众人推。
相比之下，阳虎在培养门人方面则做得极差，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败笔。阳虎是个实干家，在刀光剑影的伴随下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他没有时间以通过办班的形式招收门徒，以系统地传授自己的思想，扎实地培养自己的忠实信徒，而只能采用速成的办法，将一些人收之门下，安排职位，借以加强和巩固自己在官场的势力。事实表明，他的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犯的不是一般的错，而是大错特错。他的门人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忠信可言。阳虎在鲁国未能最后站稳脚跟，奔齐后又被逐，亡命天涯，几乎无栖身之地，与他门下弟子背叛有很大的关系。对此，阳虎亦不否认。《韩非·外储说左下》有一段阳虎与赵简子的对话，即是明证。阳虎逃到赵国后，有一次，“简主问曰：‘吾闻子善树人。’虎曰：‘臣居鲁，树三人，皆为令尹。及虎抵罪于鲁，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齐，荐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为县令，一人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见臣，县令者迎臣执缚，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树人。”可见，阳虎的弟子，不是一个、两个叛变，而是大批的叛变；不仅不捧他、吹他，反而要抓他，要他的老命。不难想见，阳虎在与赵简子对话时，其心境一定是悲凉到了极点。唐朝大诗人李白诗曰：“赤心用尽为知己，黄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来几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13〕其中，“栽桃李”用的就是阳虎不善树人的典故。可见，诗人对阳虎的遭遇也是唏嘘不已。
孔子一生也有做官的政治抱负，其周游列国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推销自己，希望有人赏识，借以进入仕途。不客气地讲，孔子想做官，曾一度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差点做出了傻事来。公山不狃亦是春秋时期的一大“恶人”。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由此可见，若不是子路爱惜老师的名誉，力劝孔子放弃糊涂的想法，孔子或许真的会与公山不狃同流合污。这样一来，孔子的历史恐怕就要改写，其脸谱也要另描了。孔子在鲁国做过“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前后约有四年时间（即公元前501年到公元前497年）。但在其他年龄段，则一直不顺：要么无人赏识没得做，要么与人政见有异不愿做。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被迫潜心学问，专心授业。正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孔子“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没想到，歪打正着，官未做成，倒成就了孔子的另一番事业。孔子因此而成为“儒学教主”、“万世师表”。这一点，不仅阳虎没想到，恐怕连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