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2-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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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了孔子的另一番事业。孔子因此而成为“儒学教主”、“万世师表”。这一点，不仅阳虎没想到，恐怕连孔子本人也未曾料及。
三、政见不同
阳虎是一位我行我素、口无遮拦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要与当权者或有势力的人发生冲突，为后者所不齿。
被史料记载下来的阳虎言论远不及孔子的多，可谓雪泥鸿爪。不过，从这些流传下来的、少得可怜的阳虎言论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阳虎不失为一位语言大师。在前面提到的阳虎与孔子的对话中，阳虎所说的“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一句，就极富哲理味道。以致有人认为，孔子答应出来做官，就是被阳虎这句话感动所致。因为，在这次对话中，阳虎一共提了三个问题。前两个问题，阳虎是自问自答，孔子是站在一旁默不作声。只有阳虎在提出第三个问题“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时，孔子才回答：“诺，吾将仕矣。”孔子后来所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4〕，也是受了阳虎的启发。不管是否如此，我认为，阳虎的语言天赋、哲理思维决不在孔子之下。他的“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完全可以与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相媲美，有异曲同工之妙，难分伯仲。但是，阳虎有些话，确实是说过了头，过于绝对化，没留丝毫的回旋余地。
阳虎有一句千古名言——“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15〕也许，阳虎这句话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感而发的，并且恰如其分。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个农业社会，轻商重农，实行的是专制统治，敛财或者发家致富的手段不外乎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显然，这些手段都是不仁的。然而，从纯立论的角度言之，阳虎的这句话就存在着硬伤，容易遭人非难，被人驳倒。因为，“富”与“仁”，应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完全可以做到“为富且仁”。两千多年以来，阳虎这句话一直被作为靶子，遭到人们的批评和鄙弃，甚至有人认为，阳虎就属于“亲富不亲仁”之辈〔16〕，将“为富不仁”的粪盆子扣在阳虎的头上。在专制社会的中国，不管是哪一朝哪一代，富人几乎都是当权者或者有势力的人。按阳虎的说法，他们都是“为富不仁”者。很显然，这是他们不能承认和接受的。
而孔子则不一样。从现有的史料看，孔子并没有直接谈到“富”与“仁”的关系问题，而只谈到“利”与“义”的关系。在利益面前，孔子强调“义以为上”，义是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17〕。由此可见，孔子将“利”与“义”并没有绝对地对立起来。他的这种观点，尽管模糊，但对当权者或者有势力的人来说，还是能够接受的。
阳虎还有一句话：“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试之。”〔18〕对此，郭沫若十分欣赏。他认为，“这确实是含有些革命的精神在里面的”〔19〕。不过，当权者可不容许属下像阳虎所说的这么干，让自己的性命丢掉。而在这一点上，孔子的观点则要温和得多，他主张“以道事君”。他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20〕他所说的“止”，是辞职，或另投明君。不管君如何昏聩荒淫，孔子都不主张推翻，更不主张杀掉。两者相较，阳虎走的是极端，孔子走的是“中庸”。阳虎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如“执囚桓子”即是其例〔21〕。他的这种不“安分守己”的行为，破坏了官场上的游戏规则。后来，扣在他头上的“乱臣贼子”帽子也由此而来。
由于阳虎的不慎言论和极端做法，为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所不容。所以，二千多年以来，对阳虎的谩骂，不论是官骂，还是民骂，统治者都是睁一眼闭一眼，放任自流。这也是对阳虎的骂声二千多年来一直不绝的重要原因。
结 语
其实，阳虎“勇猛过人，智谋百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孔子及其徒子徒孙骂他，是因为政见不同和私人恩怨。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容许人们随意谩骂阳虎、丑化阳虎，是因为阳虎的一些言行，不利于他们的统治或有损于他们自我称榜的“仁德”形象。今人对阳虎，应作客观评价，公正对待，不可不分就里，鹦鹉学舌似的乱骂一通。孔子固然可敬，但阳虎也不致落骂。对阳虎的骂声应该休矣。
注释：
〔1〕〔2〕〔21〕《史记·孔子世家》。
〔3〕〔18〕《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4〕《论衡·讲瑞》。
〔5〕《论语·述而》。
〔6〕李启谦：《孔子弟子研究》。
〔7〕《论语·子张》。
〔8〕《孟子·公孙丑上》。
〔9〕《孟子·万章下》。
〔10〕《叹鲁二首》。
〔11〕《杂歌》。
〔12〕《医医十病》。
〔13〕《少年行》。
〔14〕《论语·子罕》。
〔15〕《孟子·滕文公上》。
〔16〕《左传·定公》。
〔17〕〔20〕《论语·宪问》。
〔19〕《十批判书》。
鸿雁传书及其他
？ 眭达明
引 言
关于通信，古代流传着许多生动的故事和传说，其中最有名的是“鸿雁传书”的典故。
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长期拘留，关押在北海（今贝加尔湖）苦寒地带多年。后来，汉朝派使者要求匈奴释放苏武，匈奴单于却谎称苏武已死。与苏武一同出使匈奴的常惠秘密地见到了汉使者，告诉苏武并没有死，并让他对单于说：汉天子在上林苑打猎，射到一只鸿雁，雁足上系着一块帛书，上面说苏武在一大泽中。这样，匈奴单于再也无法诡称苏武已死，只得把他放归汉朝。民间还流传一个故事是：唐朝薛平贵远征在外，王宝钏苦守寒窑十数年矢志不移。一日，王宝钏正挑野菜，忽闻空中鸿雁连声呼唤，遂请求代为传书于平贵夫郎，然一时难寻笔墨，情急之下，撕下罗裙，咬破指尖，写下血泪书信，倾诉对爱情忠贞和盼望夫妻团圆的心情。由于这些故事的流传并成为千古佳话，因此，鸿雁也就成了邮使的美称。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青鸟传书”的神话。据说西方女神西王母曾给汉武帝写信，而传书的使者是一只青鸟。它把信一直送到汉宫承华殿前。从此，青鸟也成为通信使者的另一代称。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后两句就借“青鸟传书”的典故，寄托自己希望与亲人通信和见面的心情：“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还有一个“鲤鱼传书”的故事，也发生在汉朝。有一首汉乐府诗是这样写的：“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长相思，下言加餐饭。”意思是说，有远方来客，送给诗人一对鲤鱼，叫儿子剖开鲤鱼烹食，却发现鱼腹中有一尺长的帛书。书信上讲的是劝对方多加餐饭，同时作者也表达了长久思念之情。这就是“鲤鱼传书”的典故。其实，这故事的源流还更久远。早在商朝末年，当姜太公在渭水边垂钓的时候，他就曾捕获一条鲤鱼，鱼肚里有一封信，信中预告他以后将被封在某地。后来他辅助周武王打天下成功，果真被封在那里。
此外，古代还有过家犬传递书信的记载，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黄耳传书”。
据《晋书·陆机传》载：晋初大诗人陆机养了一只狗，名叫黄耳，甚受主人喜爱。陆机久寓京师洛阳，十分想念江南的家乡，有一天便对黄耳开玩笑说：我很久不能和家里通信，你能帮忙传递消息吗？不想这只狗竟摇着尾巴，连连发出声音，似乎表示答应。陆机大为惊诧，立即写了一封信，装入竹筒，绑在黄耳的颈上，放它出门。黄耳不仅把信送到了陆机的家里，还把家人的回信带了回来。后来，黄耳就经常在南北两地奔跑，为陆机传递书信，成了狗信使。
与普通百姓通信十分困难相比，古代官府的公文信息传递相对来说要先进和方便得多。早在奴隶社会，我国就已建立了驿传制度。到了唐宋时期，这套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通信设施建设便已相当完备和发达了。现在，我们从文学作品和影视剧里，经常可以看到古人擂鼓传信、烽火告急、飞奔报佳音、驿马递文书等场景，这些都是当时官府信息和公文传递既具体又生动的反映。本文在这里摘录历史上几则与公文传递有关的趣闻轶事，以飨读者。
木鹅载表
隋将尧君素守河东，上遣吕绍宗、韦义节、独孤怀恩相继攻之，俱不下。时外围严急，君素为木鹅，置表于颈，具论事势，浮之于河；河阳守者得之，达于东都。皇泰主见而叹息，拜君素金紫光禄大夫。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六
在隋末农民起义军的大力扫荡下，隋朝的统治很快土崩瓦解，至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隋皇朝所能控制的，只剩下东都洛阳、行都江都等几座孤城了。许多地方官吏和贵族地主，见隋朝大势已去，为了保存自己，并企图在乱世中扩张势力，纷纷宣布脱离隋朝，自行称王称帝。然而，隋朝河东通守尧君素，却是其中的一个异数。在隋朝的统治被推翻和隋炀帝被杀后，他还坚守河东（今山西永济，旧称蒲坂）半年多，始终不肯投降。
尧君素原来只是河东的一员部将。617年9月，李渊带兵攻打河东，一时攻不下，便听从儿子李世民的意见，改为进攻长安。李渊西行后，河东主将屈突通即率主力部队救援长安，临时任命鹰扬郎将尧君素为河东通守，代替他守城。尧君素是一个非常讲究信义节操的人。隋炀帝还是晋王时，尧君素就在他手下工作，受到赏识。为了报答隋炀帝的知遇之恩，尧君素临危受命后，便决心坚守此城。唐军行军总管赵慈景是李渊的女婿，被尧君素俘虏，尧君素杀了他，把头挂在城外，以示对隋忠贞不渝，决不向唐军投降。李渊先后派大将吕绍宗、韦义节、独孤怀恩攻打河东，都没有攻克。唐军死伤惨重。
这样，硬攻不下，唐军只好改变策略，派出多名隋朝降将前去做说服工作。尧君素不为所动。唐军又答应给尧君素发放免死牌，保证不杀他，也不起作用。再请出他的妻子来劝降，并对他说：“隋朝已经灭亡了，你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尧君素说：“天下事，非妇人所知！”说完，一箭射过去，把妻子射倒。屈突通被唐军俘虏后，李渊又派他去做尧君素的工作，两人见面后都感慨流泪。屈突通说：“我已战败投降，义旗所到之处都纷纷响应，形势已这样，您也早点投降吧！”尧君素说：“你是国家大臣，身负重任，怎么可以叛国投降，还替人家当说客？连你骑的马，都是代王送的，你还有什么脸面骑它呢？”屈突通一脸通红，辩白说：“咳，君素，我已经尽过全力了！是没办法才投降啊！”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我还有力量可尽啊！你就不要再说了！”屈突通只得满脸羞愧地退了回去。
尧君素一面加强防守工作，一面积极与外面取得联系。当时河东城被唐军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每天战斗不断，信使根本无法出入。尧君素便制作了一只木鹅，把写好的表章放在鹅的颈项里。表章详细叙述了河东的形势，表明了自己坚守的决心。然后把木鹅放入黄河，让其漂流而下。下游的卫卒得到木鹅，送到东都，皇泰主见了叹息不已，便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
此时，尧君素虽然知道了隋炀帝已经被杀，也明白自己最终守不住河东城，但是他志在一死；每当说到隋朝，他没有不流泪哭泣的。他平时善于控制和管理部下，军纪严明，手下的人因此没有一人敢背叛他。时间长了，城中的粮食吃光了，只好人吃人。618年二月初六日，尧君素终被部下杀害，坚守了一年零几个月的河东城，才落入唐军之手。
按照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尧君素无疑是隋朝的忠臣。正是要做一个忠臣的信念，才使他丧失人性地把妻子射杀，让无数无辜的将士陷入绝境并失去生命，真是太可怕了。其实在古代，对忠臣的理解也是有多种多样的，并非只认定一味愚忠的人才算忠臣。比如屈突通力竭投降后，又为唐朝打天下立下殊功。天下大定后，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列第十二位。唐朝上上下下都认为他忠心可靠，因而非常敬服他。这说明，在当时人的眼里，屈突通也是忠臣。屈突通和尧君素，这两个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走了两条不同道路的人，最后却殊途同归，都得到了忠臣的认定和评价，真是太有意思了。
竹筒传书
素遣总管史万岁帅众二千，自婺州别道逾岭越海，攻破溪洞，不可胜数。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寂无声问者十旬，远近皆以万岁为没。万岁置书竹筒中，浮之于水，汲者得之，言于素。素上其事，上嗟叹，赐万岁家钱十万。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
与尧君素木鹅载表相类似的，还有隋朝大将史万岁的“竹筒传书”。所不同的是，尧君素是坚守孤城，史万岁是流动作战；尧君素是积极向外取得联系，史万岁是设法向上级报告工作。
史万岁利用竹筒传书的故事发生在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0年）。这一年十一月，也就是隋灭陈一年多后，南方各地群起叛乱，隋文帝下诏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军前去讨伐。
自从东晋以来，江南地区刑法宽大，执行不严，世家大族一直欺压寒门庶族。隋灭陈以后，将地方官吏全部撤换了，并改变了以往的政策，对他们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从而引起了南方士族豪强的强烈不满。当时民间又纷纷传说隋朝要把江南人全都迁到关中地区去，引起一片恐慌。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汪文进、越州（今浙江绍兴）人高智慧等都起兵造反，各自称天子，设置百官。还有许多人自称大都督，起兵攻陷隋朝州县。在陈朝原来管辖的境内，几乎都发生了叛乱，势力大的有数万人，小的有几千人，他们互相声援，残杀隋朝官吏。
杨素率领水军渡江进入江南后，先后打败了好几股敌人，收复了京口、无锡等地。接着又攻破了高智慧的大本营，纵火焚烧敌军营垒。叛军溃败，高智慧逃入海中。尔后，杨素率主力部队跟踪追击，直达海边。
杨素初败高智慧后，派遣行军总管史万岁率领军队两千人，从婺州走小路去进攻叛军。史万岁行军不畏艰险，先翻山越岭，然后又漂洋过海，到达叛军背后，发动进攻。他率部转战千余里，前后打了七百多仗，攻破了叛军盘踞的许多山洞，收复了大片失地。为了与上级取得联系，汇报战况，史万岁想了很多办法，但由于水陆交通阻绝，信使不通，因而都没有结果。隋军指挥部有一百多天没有得到史万岁的任何消息，人们都认为史万岁已经全军覆没。
史万岁虽是以勇猛善战而著称的武将，但这个人的脑子很灵活，头脑里常常会冒出一些新主意。他看到南方的山上有许多竹子，于是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妙法：截了一节竹子，把早已写好的报告封进竹筒里，然后放在水中，任其顺流而下。数天后，有一个挑水的人拾到了这个竹筒，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