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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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韩只能小心翼翼地推延，即使是拒绝。她唯一可能依靠的是时间，而时间辜负了她的信任。她以教师身份俯视的男孩始终如此迷惘和柔弱，这些因她的魅力而生又为传统排斥酌情感所派生的迷惘和柔弱，一旦呈现在她的面前，就将她置于必须回应的位置。正韩最后对苏勇的允诺成为对苏勇爱情焦虑的答疑解惑，而且是最无能为力的一种，她已经在苏勇的狂热想象中被透支一空。
梦寐以求的答案也不过如此而已，苏勇显然也无法重新开始。他选择了死亡，像他很早以前的朋友那样，死掉了。
也许正韩的许可正是导向苏勇死亡的重要因素。正韩长久地作为苏勇不可触及的想象存在，而当“两人的距离消失”这种令苏勇狂喜甚至昏迷的想象，终于在他不断的倾诉和追寻下得以实现，正韩向他展开了自己的身体的时候，这个敞开的身体却仿佛只是一个终于开放的关隘。对于苏勇，冲过关隘之后不知道还能向往什么；难以如第二天告别时候正韩所说的，忘记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对于正韩，则昭示着她终于被卷入了实质上表现了年轻人无助无奈的“潮流”，不同之处仅在于年轻人是因为无所适从而随意处置自己的身体，她则到最后仍不免被他人愿望支配。
故事并不是从正韩的角度来叙述的，这件事情究竟对正韩造成什么后果，从故事里是不得而知的。在性的问题障碍下年轻人力图通过身体进行的自我认同，以一种几乎强制的方式变成正韩的责任：她被苏勇在源源不断的信里所描述的矛盾和痛苦所迷惑，那些产生于苏勇心中的完全不能够由她来负责的想象，不断地通过文字对她迫近要求她的回应。欲望在苏勇心中并没有像她所期望的那样在新的环境新的生活里慢慢淡去，而是不断增长。最后她和杰游类似，都被他人的欲望所捕获。
但是，即使她许可了苏勇经历她的身体，对于事件结局仍然无济于事。她并无保持自己在无意中造成的幻象能力，她不是这幻象，只是幻象起始的缘由。当社会不再对性的问题施加传统社会那样严厉的管理的时候，开放的空间突然宽大得使性失去了方向。她如何能够知道这一夜对于苏勇来说，竟然会是想象抵达了终点以后没有出路的结束呢？
娜 茉
女护士娜茉拿着针管出场的时候就预告了对于杰游来说，她是一种有效的处方药剂。她拍拍杰游的臀部，一边注射一边告诉他，直到他后悔，性病才会彻底结束。
娜茉在泌尿科工作，熟悉男性身体。杰游感染的性病看起来不严重，一番规则治疗之后症状消失，娜茉说他好了，接着要求和他做爱。一如何娜与杰游选择的温室，这个简陋的房间也是非常简陋不安全的空间。娜茉用床单裹住自己的身体，问杰游男生第一次是否也紧张？杰游漫不经心地解开床单，没有回答。但是杰游告诉苏勇，他终于不再想起何娜了。
娜茉从自己的身体开始她的爱情，似乎非常坦然。从她的行为看，似乎做爱已经不再是爱情的一个重要阶段，不再是亲密关系的慢慢落实，而是一个轻浮的启动程序，弥漫在他们情感发展的始终，独立于情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情感。与何娜相当相似，娜茉也有一个单身母亲，和母亲住在一起；对待杰游也很主动。只是娜茉遇到杰游的时候，杰游既不再担心上大学，还不再对性有神秘感。所以她和何娜相似的行为最后获得不同的结果。娜茉仿佛是何娜的一个更为纯净的版本，执着，但方式较为温柔。娜茉必然要替代何娜获得幸福，从而证实爱与性之间，仍然存在从前那种为人们所信任的相互关系，虽然童贞已经不再是爱情的举足轻重的保证。
单纯的娜茉还怀着美好的爱情的愿望，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不断地遭受杰游的伤害。在苏勇死去之后，杰游在彻底变得孤单的时候，仿佛才真正明白过来娜茉对他不同于他人的重要意义，他呼唤她，犹如找到了更早之前就应该找到的方向。
从前苏勇短暂离开，杰游无法忍受独自一人，去找娜茉，请她收留他；现在，娜茉成为他唯一的支撑。娜茉的爱是可以被信任的爱，并不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人，而只是因为她到来的特别的时机。在那些所有一开始就无比混乱的尝试中，只有娜茉，使他原来不敢放下的情感获得了落实。苏勇的葬礼之后，杰游在车站往自己的住所打电话，他知道在那里能够找到娜茉；娜茉听见电话铃响醒过来，她握住没有声音的电话，让杰游说话，她知道他在那头；沉默了许久，杰游慢慢说出他的想念和需要，他的声音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清楚，他说，我要看见你，现在就要。
——镜头慢慢推远，焦点离开正在打电话的杰游，一个长途汽车站的全景展现出来，等待出发的汽车静静排列。那个在喻示流动的画面当中似乎找到归宿的人，他的经历，不过是来来往往的人生场景中大同小异的片断；他的问题，不过是青春时期此起彼伏最后殊途同归的情绪。
非常世 非常人 非常史
■ 张远山
《非常道》一书新近出版，封面明署“余世存编”，而非“编著”，足见编者之诚实。编者又在跋语中坦承：“虽然花了四五年时间编写这本书，但文字并不全然出于我手，原作者们的才情、识见、语感常让我有偏爱不舍之处，故摘编时多尽量保留，文字不能完全统一，是需要告罪读者的。”
不知哪个环节发生了技术故障，王康先生所撰之序《走向历史破晓时分》（以下简称王序）和余世存先生所撰之跋《关于类人孩语》（以下简称余跋）均未能付印。王序、余跋的刊落，产生了一利一弊。其利在于，此书因此变成了更为纯粹的“述而不作”，读者有了不被暗示催眠、不受编者牢笼的广阔理解空间。其弊在于，全书有可能变成一串断线珍珠，令读者产生珠玉在前、旨无所归的困惑。而我以为，其弊远大于其利。
《非常道》体例近于《世说新语》，编者从近人著作中搜罗摘编、汰选厘定了 1840年至今的史迹片玉千余则，分为“史景”、“政事”、“文林”、“武运”等三十二目，文人、武人、士人、商人、畸人、异人、狂者、狷者，烈士、刺客、遗民、汉奸、军阀、政客、特务、流氓，各色人等，出没其间，吉光片羽，神光离合。其《命运第二十二》首则曰：“第一个提倡‘自改革’的是龚自珍。他的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大约不曾预见这个历史的悖论：‘去其史’者最积极的，竟是中国人自己。”准此而论，《非常道》不妨视为记录非常世之非常人的一部非常史，所以余跋说：“《非常道》不同于《世说新语》，读者自会明见。”
然而“读者自会明见”的良苦用心很有可能落空。即便王序、余跋未被刊落，恐怕还是会被众多读者视为奇闻轶事，当成饭后谈资，何况来能付印。更可虑者，是编者宗旨：“不可得而闻”之后，必会发生李代桃僵韵尴尬——编者搜罗的纷繁事典，将成为诸多卖文者的撰文之助。这原本也无可厚非，恰如余跋所说：“在今天每个人都想把个性发扬凌厉的市场时代，这本书的每一则故事或话语都可以生发长长的议论；这么做，可以让我写上几年上千篇的‘作文’，却非跟读者进行交流的正当有效方式。”但编者以为不正当而不欲为之事，必定有人不以为不正当而必为。那些腹笥不富、浏览不广而又好奇猎异、苦无素材的卖文者，必借此书提供的素材，大发其凿空之论，而所阐义理却与编者宗旨大相乖违。我不愿看到编者的苦心孤诣尽付流水，故撮引未刊序跋之精要，参以观感己意，略解是书大旨。
一
王序开头，即劈空道断曰：“中国正在临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这个时分曾一再被谬解被误待，一再被坎陷被截断，甚至一再被歧引被反拨，但这个时分还是以世所罕见的坚韧、悲怆和善意不可阻遏地走来，——它是东方睽违已久企望多时的正色寅时，破译中国命运的倒计时，我们的历史黎明。”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解说，可视为解读《非常道》一书，乃至解读一百多年中国近代史的无上密钥。从“万古如长夜”走向尸历史破晓时分”当然需要一个漫长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恰如唐德刚先生所说：“中国走出历史三峡，需要两百年 （1840…2040）。”一百六十五年已经过去，破晓时分已呼之欲出——提前、押后的可能同样存在，历史的变数无时不有。
王序认为，自从西方文明强行进入闭目塞听的中国文化固有视域，也就是中国被西方文明强行带入近代史以后，“中国的全部时空和环境和整体命运从此全然改观了。一切已不可更改地重塑了中国。1840年以来，这一变局的狂烈深巨，其震撼所及，今代中国人不仅可感可闻，而且依然身置其中。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进程，开始领略一种新的天意。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的视界坚持带给中国一个‘好消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长期革命并没有失败。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此中最紧要之处则是刻下大隧道即将走穿，前面已见曙光。他不赞成对中国近代史‘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所有的屈辱、冤情、苦楚、流血、灭绝，所有的努力、奋斗、希望、爱和牺牲，都围绕着一条历史的中轴线——走向真正的历史破晓——而被赋予人类精神的自我实现和‘人是创造世界的最终目的’这一永恒的意义。”
有此极具大局观的闳深把握，《非常道》才不会被当成等闲之书。《非常道》既不是读者茶前饭后的言谈之资，也不是写家好奇猎异的撰文之助，而是一部标明中国“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行动之书。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把时代列车抵达我们脚下之前所费的人力、物力视为投资——赢利前的必要投资，为了最终的赢利，必须义无反顾地不断追加投资，不惜倾家荡产，生死以之。王序告诉那些因缺乏远见而气沮神伤的人们：巨大的投资不会白费，高额的赢利必能兑现。《非常道》之所以不同于《世说新语》，就在于《世说新语》无助于中国摆脱不断瓦解、不断重建的改朝换代和周而复始的治乱兴亡，而《非常道》却无可置疑地昭示着：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可望摆脱两千年来的循环史观和历史定命。
就此而言，坐而论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起而行道，所以编者认为，把锥心之痛的历史片断铺陈稀释为斗方时文，是不正当的。唯一正当的是行动？走向个人的成熟，从类人孩成长为现代公民。易言之，国人不能仅仅是历史日出的等待者和观望者，而必须是历史日出的助产士和拉拉队员。倘若像《红楼梦》诗句所言：“天上一轮谁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那就会如编者旧文“类人孩们尽朝晖”所示，即使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促其喷薄而出的“历史破晓时分”如期而至，类人孩依然是类人孩，“难见真的人”。
二
余跋说：“2002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词：类人孩，我像回到故乡的丁令威二样，认识到我和我的同胞乡亲离文明仍然遥远，我们是无知、于权利、权利不得保证、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类人孩。对那些先贤、前辈，我有着物伤其类的同情；阅读他们不能返乡的人生，了解他们无能获得文明的成人理性或说现代公民人格的悲惨遇合，感知他们的肝胆忠义，英雄末路，狂狷意志，我的心情难以言喻。我至今记得，无数个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静静地流泪。现在这些卡片妁一部分，就成为《非常道》的来源。”
“类人孩”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命名，编者此前已有多文述及，但一直未曾深入展开，此书或可视为实证陛展开的一种努力。余世存认为，即使到了王康眼中的历史破晓前夜，在低水准参照系中抵达相对较高境界并取得相对较高成就的那些人，依然不脱类人孩的基本特征。余跋中特意点到如下这些名字：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胡适、梁漱溟、陶行知、郭沫若、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李慎之，认为其中的至高者依然是“有着圣贤君子人格的类人孩”。落实到具体人物身上，一定见仁见智，易起纷争，且看余跋对“类人孩”是怎样描述的：
“类人孩跟孩子一样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现代文明社会里个体公民的生存常识在类人孩们那里分布得极为不均、稀薄，知识的污染蒙蔽了他们，知识的碎片教唆了他们，也切割了他们，使他们往往彼此对立，无能交流、调和、妥协、共处。人当然不能等认识到位了才开始生活，否则人们一生都要准备着生活，这不是人类的经验现实；但人也不能永远在罪错里或在‘历史的误会’里过活，否则人生失去意义，他永远长不大，永远无知于‘人生妁灿烂’，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今天那些还未跨入现代门槛的民族国家及其子民如此。类人孩状态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话。说到底，无论做坏孩子还做好孩子乖。孩子，还是做老小孩老顽童，都是一种非成人状态。”
纵观《非常道》呈现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世相纷纭、国运轮替，“长不大”确为怵目惊心的核心事实。在中国固有文化中，普遍的童稚化被视为常态，欲长大成人的极少数例外反被视为非常态，故无一不被目为异人、畸人。而此类异人、畸人，在非童稚化的域外文化中，必可成长为大师巨子，但在普遍童稚化的中国文化中却不得不强行扭曲乃至自我矮化，因而欲长大成人的极少数异人、畸人，最终仍不免成为异化之人、畸型之人。
王序也提及“长不大”之义：“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点：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第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
从“类人孩”的角度，可以重新审视向来被国人竭力推祟，即使在砸烂一切的“五四”和“文革”时期也未遭非难的所谓“童心”说。对已经长大成熟的人而言，可贵的“童心”确能有助于超越名利俗谛，但对深陷名利俗谛而永远长不大的类人孩而言，“童心”说就会加重其溺。
我认为“忠孝文化”是两千年来中国固有文化下的臣民、子民永远“长不大”，永远不能顺利成长为公民的根本原因。为省篇幅，各举一例。
“忠臣文化”使臣民长不大。对不听话的大臣动辄扯掉裤子打屁股，虽有“廷杖”雅名，其实质依然是对待总角童子的体罚方式。“孝子文化”也使子民长不大。收人《二十四孝》的“老莱娱亲”，证明即便七老八十，依然是类人孩，更遑论五六十岁、三四十岁。
世有老莱子即老聃的传说。五代不倒翁冯道有一老仆，读《老子》之时，因仆讳主名而把“道”易为“不敢说”，故读《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曰：“不敢说，可不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