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5-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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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没说一句话。我没有直接回寝室，而是到办公室对孙辅导员说，我听了五分钟，老师讲错了三处。我一一细说，老师是怎么说的，错在何处，请她向老师本人和其他同学去核实。我告诉孙辅导员，这课我不能听。我非常无知，只能确知这三个地方老师讲错了。但这样一来，老师讲的其他话我也不知道是否讲错，我也不敢听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自学更好，为此我现在不能为了这种错误连篇的搞笑式讲课而误了我的睡觉。我才刚睡下去一个小时，不睡足四个小时，我下午和晚上就不能效率很高地自学。最后我对孙辅导员说，除非哪个老师讲课不是这样错误百出，以后她不必再来叫醒我。我感谢她的好意，但请她允许我在被学校开除前按自己的计划自学。当然，我认为学校没有理由开除我，因为我的考试都通过了。但如果非开除不可，我愿意接受。孙辅导员哑口无言，她知道我说的一定是实话，不必去核实。从此她再也不来叫我去上课。随后我就回寝室睡觉，折腾了一大会儿，依然不影响我一碰枕头立刻睡着。
后来我又受过一次处分，但因为考试都通过了，我终于没被开除，而且拿到了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不久前我去母校拜访孙辅导员，我对她说：“你当年曾经对我说，我迟早会为一意孤行的旷课而后悔。你说对了，我现在确实后悔了。”孙辅导员兴奋地说：“是吗？我没说错吧！”我说：“我后悔的是，第一学期的课就不该上，那样我就能读更多的书了。”
四、成长的事故
我父母是半文盲，我的幼年生活是一片文化的真空。当我长大后，我深切地感到，尽管生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但我幼年的文化环境停留在（或者倒退到了）两千年以前——甚至还不如，两千年前一个寒门子弟也有可能成为孔子的弟子。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进步，对幼年的我来说完全不存在。最荒谬的是，甚至本民族的灿烂文明，对我来说也完全不存在。我不仅无缘接触《几何原本》，也无缘接触《庄子》。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它们。
从三岁开始，我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拿一张小板凳，整天坐在弄堂口，什么也不玩，什么也不想。许多人都认为我看起来有点弱智，因为没有一个正常的孩子能够安静一小会儿。但我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坐着。
七岁进小学，但功课对我没什么吸引力，因为都太简单。我非常轻松地每门课都考第一——当然我从未得过奖学金，因为那时没有奖学金。如果有奖学金，那就意味着知识宝库的大门没有关闭，我就不会干坐着度过我的最佳求学时期。功课只花掉我十分之一的精力，我完全是精力过剩，但我无事可干，只能继续在弄堂口坐着。
老师们当然知道我并不弱智，于是美术老师指导我学习书法和绘画，音乐老师指导我学习声乐和器乐——然而在当时的时代困境下，所有的艺术都被政治化和庸俗化到了极度乏味的地步。因此我虽然幸运地被选拔出来学习这些伪艺术，然而它们根本无法满足我的精神需要。我还是有许多时间多出来，只能依然在弄堂口坐着。
中学的数学课程，似乎让我的过剩精力找到了出路。然而课本上的内容太浅了，我不得不主动找难题来解。当时惟一能找到的是《数理化自学丛书》，我跳过所有的普通题，专找打一星的难题和打二星的超级难题来解。我喜欢做有难度的事，我喜欢智力的挑战。然而把所有找得到的难题都解完后，我又没事可干了。我只能依然在弄堂口坐着。我有机会上学，固然比失学儿童幸运得多。然而当年的教育体制无法让我感到满足。没有人知道，我干坐了十多年，内心有多么痛苦。我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我的生命正在白白流逝，死亡在一步一步逼近。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理解，我在那些年里心如死灰的深重悲哀。我实在不热爱那样的生活。
总算命运待我不薄，我中学毕业时已经恢复了高考，我可以上大学了。但是误以为数学（其实只是粗浅的中学数学）无法满足我的精神饥渴，使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误以为哲学是比数学难的专业，因此我选择了文科。进大学时我理所当然地打算读到博士，但没等读完本科，我就知道文科根本没有数学式的难度。我相信，读到文科博士我还是一个傻瓜，所以我放弃了继续“深造”。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中学教员。工作很轻松，也许是太轻松了，我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和精力多出来，无事可做，只能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坐着——坐在办公室和集体宿舍里，读各种各样的书。直到这时，我才从书里了解到，数学的未知领域是如此富于挑战性。直到这时，我才刚刚听说中国人发明的一种博大精深的古老艺术叫围棋。然而所有做出真正创造的专业数学家和专业围棋手都是在十岁以前被攫住的，一切都太晚了。我已经没有机会选择做数学家，或者选择做大棋士。我只能做一个看热闹的门外汉。我只能阅读数学普及读物和围棋高手的棋谱，然而我已经看不太懂了，我确实已经变得很弱智。当年我看起来有点弱智的时候，我并不弱智。现在我看起来不太弱智，但我其实很弱智。当年我看起来不正常的时候，我确实是不正常的。然而现在，我已经变得很正常了。
文化沙漠般的时代环境毁了我的一生——也毁了我的无数同代人。个人遗憾是无法弥补的，时代悲剧是没有补偿的。时代捉弄我，使我的智力无法充分发展，上帝惩罚我，让我阴差阳错地成了一个很弱智的中国当代作家。身为作家，我惟一的写作主题是：我不希望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重演我幼年的时代悲剧，我不希望未来中国的孩子品尝我的幼年痛苦。我希望未来中国的每个孩子都能够得到完善的教育，我更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得到与其才能相称的培养。我愿意反复重申：人永远不是政治的手段和权力的工具，人是文化的惟一目的，成就人是文明的最高目标。对个人来说，浪费才能是最大的愚蠢；对社会来说，毁灭有才能的人是最大的犯罪。
五、教参的事故
我从小喜欢读书，但从未喜欢过语文课，连带着也从未尊敬过任何一位语文教员。但我决非不热爱文学，我只是不喜欢当时（1970—1980）的中小学里那种毫无文学色彩的语文课。相反倒可以说，正因为我太热爱文学了，才会对当年的语文课产生强烈的失望。因此一九八○年我考入了大学文学系，而且在一九八四年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员。当然，我竭尽全力希望不让热爱文学的学生失望，我想做一个让学生尊敬的语文教员。
一走上教学岗位，我立刻找到了我不喜欢语文课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教材编得粗陋低劣，这是做学生时就知道的），我发现所有的语文教员在统编教材之外，人手一册统编教学参考书。而且我发现，当年的中小学教员之所以把已经非常枯燥的语文教材讲解得更加乏味，是因为他们一律是照本宣科地按教参书在讲课。如果说教材不好，只能打五十分，那么教参书更差，顶多只能打三十分。也就是说，当时最优秀的语文教员的讲课（假设他充分备课，吃透教参书），也只能打三十分。如果教员敷衍塞责，那么讲课效果必然更惨。比如有的教员事先不备课，也不钻研教参，上课时把教参书摊在讲台上，手上装模作样拿着课本，讲课时眼睛眄着讲台上的教参，如果他是近视眼，甚至会明目张胆地俯身到讲台上看教参。这样的教员，当然不可能赢得学生的尊敬。而这样的讲课想引起学生的兴趣，当然是缘木求鱼。
更何况，我做学生的七十年代，教参是教员的秘密武器，教员讲解知识难点时，不知情的学生很容易对教员肃然起敬，以为教员知识渊博，无所不知。但我做教员的八、九十年代，教材市场已放开，教材虽然依旧仅有统编的一种，但教参除了统编的一种，还有各种渠道编写的许多种，学生可以在书店里买到多种教参，而教员却仅有发下来的一种教参。不少学生拥有的教参都不止一种，当然也包括教员手上的那一种。所以教员讲解知识难点时，即便讲得不错，学生也知道教员是从统编教参书上批发下来的。何况统编教参常有谬误，教员照着错的讲，学生会当场提出疑问，说他们预习时已经对比各种教参书热烈讨论过了，他们认为非统编教参讲得更有道理。目瞪口呆的教员当然威信扫地，知识权威的形象发生动摇。如果教员还要文过饰非，替自己和统编教参做力不从心的狡辩，那么他的人格也将遭到学生鄙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独立思考能力更强的八、九十年代学生，会比六、七十年代的学生更不喜欢语文课，更不尊敬语文教员。
我备课从来不看教参书，而是按自己的真实理解讲课。有的学生会提出疑问，说我讲的与他手头的统编教参不一样。但立刻就有更多的学生赞成我的讲解，因为他们手上的某些非统编教参与我讲的比较一致。当然，更多的时候，我的讲课远远超出了所有教参的刻板范围。最后学生对我信赖到这种程度：只要我的观点与教参（不管是否统编）不一致，他们都倾向于相信我的观点。不过我从未忘记提醒他们，切勿迷信我的观点，我决非无所不知，更不可能永远正确，他们应该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认真辨析，知所取舍，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
九十年代初的某个学期，由于换了新教材，统编教参来不及编印，开学时语文教员没有拿到统编教参，而学生倒有不少其他渠道赶印出来的非统编教参。于是我的同事们怨声载道，纷纷说不知如何讲课了。直到学期过半，统编教参才发到教员手里。但后来上海市教育局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前半学期学生们对语文课的兴趣普遍超过此前未发生“无教参事故”的“正常”学期，原因是有责任心的优秀教员，由于摆脱了教参的规定思路的束缚，反而能够进行自由备课，讲课也就格外生动有趣。但等到后半学期统编教参发到教员手里以后，教员们的讲课再次落入搬运工的老套，学生们再次对语文课失去了兴趣和热情。
据我所知，通过这一“事故”，上海市教育局正在考虑取消语文教参书，解放语文教员的思想，给语文教学松绑。可惜我赶不上这样的好时光了。因为在现有的教员评价体系中，我是一个不合格的语文教员。我教了十一年书，深受学生爱戴，而且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居全校之冠，但却连中级职称也评不上。而与我同龄的其他教员全都评上了，甚至比我年轻的许多教员也评上了。尊敬我的同事们安慰我说，这叫“去掉一个最高分”，这说明公道自在人心。一九九五年，我带着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保持同步的初级职称，离开了教学岗位，成了一名自由作家。颇为反讽的是，一九九六年，在我离职之后不久，我的作品却被选进了上海市中学生的课外读物。我的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同事们，却在课堂上讲解我这个初级职称者的作品。这或许意味着，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了。
爱与正义
？ 李 猛
亲爱的格老孔，这场斗争是重大的。其重要性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它是决定一个人善恶的关键。
韩石山著《徐志摩传》
？ 李国涛
读了韩石山先生的新著《徐志摩传》，很是欣赏。我不得不赞之曰：文辞清丽，考核精详；体例新颖，析事入情。且容在下慢慢道来。
先说“文辞清丽”。近几年只知道韩先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但没读过他的大著。他的报刊短文偶尔读到。说实话，我对他的文风不大喜欢，也就是以为有点油滑。后来想也许是我少见多怪，现今的时髦文风就是这样。前几天得到《徐志摩传》，我知道这是他近几年的心血所在，立即就读了。一读，可就被吸住。吸住我的，首先就是那里面的文章好。作者在《序》里，忍不住对他自己的文字略有自夸。我想，也正值得夸一夸。不油滑，不，一点也不了。文风如何能一下就改了呢？我想，这有原因。夫报刊小文，与人论辩，唇枪舌剑，各逞意气，毛病就来了。写正经学术著作，一板一眼，无从油滑。而他的文章本来就好，这就只见好处，掩去瑕疵。我读过不少当代人写的作家传记。也说实话：文辞太差。因此大都枯燥，而少趣味。传记有它的难处，只是个叙事，怎得生动？这部书可是好，不单生动，且清丽可诵。清，且丽，不易。比如，叙及张幼仪在离婚几十年重返欧洲旧游之地时的感情，那是很动情的（虽然有张氏的《小脚与西服》作底本）。书的三○二页：“一九二五年春节期间，王赓得知徐陆相恋，不准徐陆往来，遂有志摩赴欧之举。”这就清。王赓在东北作官，乃以陆小曼托与好友照顾。有信引证。下面作者说：“看了这封信，我们只能感叹这位王先生实在是太忠厚了，胡适之、张歆海之流，哪里是可以托付娇妻的人选。”这就丽。谈到孙伏园当年编《晨报副刊》，欲发鲁迅《我的失恋》，而突被上司刘勉己抽下一事。引孙老先生原话，三十年代文中说，“一举手就要打他的嘴巴”，可是刘跑了。同一文章在解放后再印出时，改成“就顺手打了他一嘴巴”，打上了。作者说，“随着鲁迅声望的越来越大，孙先生的手掌离刘勉己的脸颊越来越近，而离诚实越来越远了”。这也波俏可爱。不过也就微沾油滑了。
第二点，考核精详。作者是勤奋的。他的参考书目达九十六种，目前在海内外可找到的，大都齐备，且有与某些知情人的函件；他以三年之力于材料的梳理。于是在全书中我们就处处可见其考核之功。他在不少地方纠正回忆录之类文章的误记或躲避。比如说，陆小曼回忆她与徐志摩相识的时间，这一般说来不会错。但是作者说不。又如蒋复璁回忆自己编徐的诗集时将某诗置于卷首，作者说错了，是卷末。这些地方，不仔细的人，一般是相信事主本人的话的。即如徐陆相识的时间、逾过“礼教大防”的时间，作者都能给他们一一考实。从后来的信里，从当年的诗里，从隐喻和暗语里推出并坐实，时间有了，地点也有了。老狱断案，煞是好看（见此书170—172页）。书里连沈从文当初受徐志摩提携，在《新月》上发出作品的目录也详查出来。因此他就可以下一断语云：美国学者金介甫名著《沈从文传》里说沈“不依附任何作家团体”的话并不确切。空口无凭，材料是证。所以我说，此书的资料使用，甚有可观。
第三，说到体例新颖。这是作者在《序》里说过的。他说他用了过去中国史书惯用的纪传体。二十四史都是用这种体例。用一个个人物的传记，连贯成一个时代的历史。比如，《史记》、《汉书》里汉高祖的《本纪》记出那一段的主要史事。要读得丰富一点，再读萧何、韩信等人的《世家》或《列传》。在这部《徐志摩传》里，分家庭、本传、交游三个部分。本传是传主的主要事迹；家庭人物算是世家吧；交游诸人算是列传人物。我看家庭成员的记事也是各种传记所不可少的。只有交游一部分，占全书五百五十页里的二百二十页，共收与之交游的人物四十名。我最喜读的是这一部分。这实际上是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