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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映城志-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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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兜为了去马尔代夫发高烧,梦见全香港的重型机器变成大头针管,自己变成渺小的红十字架躺在大厦尽头。麦太不忍心伤儿子的心,决定带他去“马尔代夫”。麦兜给小朋友打电话:“我今天早上就要去马尔代夫了……什么?飞机餐很难吃?那也没有办法呀,难道自己带东西到飞机上吃吗?”“妈妈,要不要带出生纸?”“要的。”“妈妈,不要弄丢哦,弄丢就没有了!” 
  麦太把出生纸小心翼翼放在行李箱里,母子俩高高兴兴地出门,麦太却带着麦兜登上了香港缆车总站—海洋公园。“妈妈说,要早机去,晚机返,这样才合算。”麦兜回忆道:“那是我生命里最美好的一天。” 
  李小龙、黄飞鸿、吴镇宇、周润发……和香港底层市民以及所有的童年一样,相信梦想,相信民粹主义,相信在充满挫折感和刻板呆滞的生活中,只要有梦想,只要努力实现,人人机会平等,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于是,麦太受奥运会金牌得主李丽珊的感召,让麦兜赴长洲向李丽珊的外公拜师学习帆船技术。麦兜长跪不起,终于感动了李丽珊的外公,但不是教他帆船技术,而是要将失传多年的“抢包山”(即抢白包子堆积的“山”)传授给麦兜。麦兜在麻将桌旁的书柜上艰难地爬上爬下,麦太则为了此项运动能够成为奥运项目,儿子能够成为奥运冠军,对着英文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写了一封给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英文信: 
  亲爱的主席……你有孩子吗?我有一个孩子,我希望他能够抢劫包山,成为冠军……你忠实的麦太。多谢合作。 
  长大以后的麦兜说:“其实,我始终对抢包山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是我爱我的妈妈……” 
  荒谬吗?世界最荒谬的事情不是抢包山,而是像爱包山那样爱一个人。当这种美好的荒谬遗失之后,包山和所有的一切就已经开始发酵变酸了。 
  海洋公园永远不是马尔代夫,抢包山也永远不会成为奥运项目。20世纪80年代经济磅礴的香港今日经济低靡,失业率上涨,周星弛的无厘头小市民童话逐渐变成幻影英雄,曾经是好莱坞般的香港影业也在另谋出路。那首改编自世界名曲的歌(麦兜故事经典曲目之一),唱出失落和惆怅: 
  昨晚,食了六个餐包,可惜我依然觉得仍未十分饱。 
  昨晚,食了磅半方包,可叹是我依然觉饿,不够顶肚。 
  傍晚,食了六个叉包,可惜我依然觉得仍未十分饱。 
  傍晚,食了十个鸡包,可惜是我依然觉饿,不够顶瘾。 
  年少,练了六套脚法,可惜我依然未觉够用。 
  年晚,又培育了珊珊! 
  可惜我依然未觉……但我依然未觉…… 
  昨晚,食了六个餐包,可惜我依然觉得仍未十分饱。 
  昨晚,梦见下榻包山! 
  可叹是我只含住个包,无力挽。 
  曾经为一只圣诞夜火鸡欣喜若狂半年的麦兜,在影片结束后说道:“其实,一只火鸡最让人心动的时刻,就是从橱窗里面看见到吃第一口为止。剩下的就是吃下去和吃完的区别……”   
  英雄的城市   
  14日,不是情人节,是《英雄》在北京的首映式。200张门票,全国数百家媒体,疯狂抢购,分一杯羹,颇为悲壮。 
  这场中国电影界盛况空前的“英雄会”,在美国却车少人稀。米拉迈克斯公司承诺的全力宣传,因为自己的《纽约黑帮》和《芝加哥》忙不过来,把《英雄》推迟公映。其实,《英雄》失去角逐奥斯卡最佳影片及各单项奖的资格,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看一个导演作品的兴衰演变史,不难得出一些简单的规律。比如10年前的吴宇森。在美国人的眼里,不过是录影带和一张周润发的电影海报。不出名,不奥斯卡,更不好莱坞。但那个时候的吴氏电影,却是真正的巅峰时刻,飞鸽、双枪、子弹、周润发、狄龙、梁朝伟,义无反顾,死而后已。那些《辣手神探》、《纵横四海》、《英雄本色》的岁月把我们和我们上铺的兄弟感动得一塌糊涂。接下来,吴宇森到了西人多多的地方,约翰·特拉沃尔塔、尼古拉斯·凯奇、史莱特、汤姆·克鲁斯……当他将我们熟悉的飞鸽、两个男人的热拥等—简单有效的刺激国人泪腺的方式,转换成先进的美式炮弹并试图攻克好莱坞的时候,他的巅峰时刻就已然结束了。当然,时代的鸟枪换炮、口味变更是一个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他并不适合美国或者好莱坞。他可能还是没有明白这一点,你看,他在继《失忆大道》、《失忆》、《穆赫兰道》之后,又再讲失忆故事了。 
  再比如,另一个导演吕克·贝松,在他像其他法国导演那样,热中于自编自导自制“作家电影”的盛年时代,他的《这个杀手不太冷》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但后来,这个说一生只拍10部电影的“法国的斯皮尔伯格”(我是多么讨厌这种类型的称谓),到了《第五元素》时,他本来让人羡慕的“自成体系”终于和好莱坞苟合,花了很多的钱,制作了一堆未来的城市建筑、未来的宇宙生物、未来的格斗场面,企图讨好爱看大场面的美国人民,但却不如《星球大战》或者《未来水世界》给人印象深刻。1999年的《圣女贞德》,更是一部平庸匠气之作,又是好莱坞的大场面和情节设置,又是准确无误的高新技术,又是甜腻的史诗和色光影……那个独孤一帜、浪漫忧伤的杀手吕克,就这样渐渐消失了。 
  值得感叹的是,吕克·贝松仍旧深感电影界缺乏合作,并设想在电影界建立一个联合国度: 分享彼此的银幕技术和经验,集合全球的最理想演员阵容,统一调配全球放映计划。他建立了一个组织—“Europa Corp”,开始全球化的制作、发行和宣传工作。 
  啊,全球化!大制作!美国!这听上去多么类似今天的《英雄》。   
  电影院的城市   
  我们这群人,对学院有眷恋情结,不是留恋补考时被美女挺身相救的时光,而是留恋大学里的电影院。所以毕业以后,都心照不宣地住在附近。附近,指的是美术学院和中山大学。这两所大学,在广州的河南,牵手走路,从美术学院电影播放厅散场,8:30分。穿过地铁口、7/11超市、百佳、学而优书店,以及一堵百拆不朽的红砖围墙,就是古老的中山大学。 
  15分钟的路程,两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一路傻笑,总是毫无知觉地就到了。学院保安每 
  天见惯了各种颜色的皮肤,看到是人,都不足为奇,通通放进去。所以,有时候还可以在中大电影院里看到住在康乐村的民工。康乐村在中大对面,住着留学生、妓女、小贩、大盗、警察……是这个城市著名的村庄之一。 
  我们通常都要先进村,吃一碗地道的桂林米粉。有时候,边吃边偷听后面那个黑人和马来西亚女友的对话(估计他们想离开中文系私奔),接着再看完17岁的四川女孩饭后化妆全套,估计电影也快要开始了。 
  电影快要开始的时刻,也是这个城市的夜生活冉冉升起的时刻,这一刻足以和罗兰·巴特的“西南方向的光亮”媲美。 
  道路两旁种着一棵棵千层白,也不尽然—两棵千层白中间夹一棵棕榈。地上是长着毛须青苔的水泥格子路。往前跳一格,是夏天,再往后跳一格,便是秋天了。即使是跑着或者追赶着去电影院,运气好的话,还是可以在路上拣到链子断掉的卡通狗或者Kitty。 
  售票厅在一片孤单的草地尽头,远离电影院。我喜欢把它看成怪癖,一所大学应该有很多怪癖,不是吗?售票厅的阿姨永远不冷不热,接过五元钱,撕下一张票,从老式饭厅般的拱形窗口递给你。窗台上有油墨印的中大电影院的网站介绍,网站很简单,不是电影论坛BBS,而是放映通知。放映通知,简单得只有故事简介。没有先入为主的概念,比如英国最大电影网站Empire Online放眼未来三年,选出十二部必看影片等等。 
  放映厅不大,可以容纳四五百人,门口有小卖部,门上有红色金丝绒。窗两旁是高高悬下来的黑色帷幔。走进去,人头攒动,灯火辉煌,小孩子在玩捉迷藏。也许还来得及吸一口烟?突然,一片黑暗,两道隧道般的白光射出来。老式的电影座仍在哐啷作响,半截红润的烟头依然明亮,音乐却已然恢弘地响起了。   
  2046的城市   
  《阿飞正传》宣传海报 
  我去过苏州河,在河边上,抱着三包香烟四瓶啤酒和两听可乐。我的手里面有一张烟纸,上面写着一个秘密地址,我想找某个人。虽然苏州河很稠密,像黄药师的销魂水。 
  我找的人呢,当然不是牡丹。她叫慕容,大隐于市,可以三日不食肉味,也没有香火。1996年6月14日,我们探讨过生育问题,她猛吸了一口烟问:“你知道一条狗的寿命是多长吗?” 
  “十年。” 
  “对了,十年,而一个人的寿命可能是狗的五又三分之二倍,我不想活过35岁,那么我死了以后,我的孩子怎么办?剩下的那五又三分之二的光阴,我的孩子会不会很孤独?” 
  “你为什么不可以活过35岁?” 
  我在苏州河边上没有找到慕容,所以对那条河的记忆就变得深刻起来。一个人之所以对事物有坚强的记忆,不是因为得到,而是因为失去。 
  但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会过期。就像凤梨罐头。1998年纪念涅乐队,1999年纪念Joy Division,2000年纪念The Doors,还有一些没有被太多纪念的人,比如在阿姆斯特丹的旧旅馆坠楼身亡的Chet Baker,比如那个叫米兰的女人。 
  我们曾经一起寻找莫斯科餐厅,找到了烫金的牌匾,却没有找到那个台阶,马小军,我是金毛玲,你在哪里?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天,阳光很灿烂。 
  我是NO。1,你是NO。5,我要跨越NO。2、3、4才能见到你。也许录音机里放着My Way,也许是《南海姑娘》,也许是《甜蜜蜜》。总之,是除了我手中的拖把之外,我以为可以打动你的东西。当时我们之间距离0。01cm,我甚至可以扯下你的空姐徽章,但是我没有。 
  “那个人是不是有病?” 
  “他是有病,他每天拿着菜刀守在店门口,逼每一个路过的人吃蜡烛冰激凌。” 
  其实,当你无法得到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一直记着她,但是他却不小心忘了。 
  我从苏州河回来以后,就爱上了烟花。 
  烟花到底是圆的,还是椭圆的? 
  如果不是碰到水下的瓷砖,我会不会赢? 
  如果我赢的话,是不是就掌握了烟花的秘密? 
  我又像平常那样去菜市场,这里的菜市场有雨篷、围墙、保安、铝合金闸门、停车场。 
  那个卖臭豆腐的阿姨,总是敞开胸脯。最畅销的一种物品,不是菜市场的菜,而是直径30cm的蓝色微型风扇。每个菜场都有它的游戏规则,不论是正杀还是误杀,都不可以杀张太的鸡。 
  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分裂的城市   
  前段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看《无间道》,说一个人的角色转换问题。角色转换现在有一个词叫“分裂”。而“分裂”几乎是现代生活的最常态—人们像某种化学元素,温度适合、湿度足够,就可以迅速而灵敏地与周围环境发生反应。反应的过程就是分裂的过程。比如一个癫狂的杀手,平时不杀人就去送外卖,每每拎着空饭篮回来,脸上总是带着诗意而忧郁的表情,途经海滩,总是要停下来看孩子们嬉戏;杀人之后,每每还要在逃跑前给室内的鲜花或者鱼缸换一换水等等,这就属于比较完美的分裂,通常取决于70%的天赋和30%的后天努 
  力。 
  黄秋生,对,就是《无间道》里的那个黄Sir,在我看来,就是分裂大师。对于他,我有三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在许鞍华的《千言万语》里面的神父,为了帮助岸上的船夫上岸(在港督时代,居住在港口的船民,娶了大陆的女人,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证,不能上岸接送孩子上学,甚至不能到超市买东西,时刻有着被遣返回乡的危险),他独自一人在街头绝食静坐,固执,坚决,笑容博爱宽厚仁慈。代表着一种香港人特有的反抗特征,和他在接受《音乐殖民地》访问时的态度,如出一辙。1995年独立时代发行了他的专辑《支离疏》,1996年滚石唱片发行了他的《地痞摇滚》,在这两张专辑里,他是如此言论自由,以至于使香港“粗口歌”成为“草根市民”的心声,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后来的LMF(大懒堂乐队);另一个是他在一部极烂的电影(连名字我都记不住了,总之比他早年在《虐妻》)中的变态者造型还糟)演一个游泳教练,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慵懒猥琐颓废无能,完全廉颇已不能饭。这一形象使很多人叫黄秋生“一条烂塌”。即,烂而无能的意思。不禁为香港的电影世道和艺人的命运感到唏嘘—当年曾经风靡乐坛的刘以达,也经常以在烂片里跑跑龙套维持,所演者无不是出现了几个镜头的猥琐咸湿之人。 
  第三个印象是他的温情脉脉,他喜欢苏联民歌、日本大鼓、波希米亚音乐、JAZZ。他曾经说他要做Folk Song(民谣),现在我的耳边正在播放他翻唱的Folky《幸福摩天轮》。这首歌绵绵软软,柔情如温泥一滩,单听就可以使我有如沐浴维多利亚港海风,高高低低,上旋下转,好像一对恋人,大风大雨忽略不计,就当是坐幸福摩天轮。   
  失控的城市   
  皇马新闻,拍卖行上,一位父亲正抱着一摞毛巾情绪激动地站在镜头面前,对记者说,我已经打电话告诉女儿了,她一定很高兴!在他的身后,是一幅国产贝克汉姆的肖像画。做一个简单的蒙太奇联想,毛巾一定是小贝的啦!这一父亲的正面,让我联想起罗中立时代的那个《父亲》,虽然小农变作中产阶级,但憨厚诚恳犹存;这一父亲的背面,让我联想起朱自清的《背影》,虽然手中拿的不是橘子,而是一摞酒店洗漱用品。 
  我为能够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动,同时也深深地理解,为什么今年在渥太华一家由联邦资助的现代美术馆名为“粪便大全”的粪便,虽然有媒体指责这些人花纳税人的钱花到失控,但是还是有粪便被成功卖出,比如一名比利时艺术家最近售罄了他的冷冻干燥、真空包装、完全符合生物学标准的粪便作品,每袋还卖了1500美元。 
  戈达尔说:如果粪便都值钱的话,那么穷人将失去屁眼。 
  现在的问题是,有人花纳税人的钱花到失控,但还是有人(不知道包不包括那些失去屁眼的穷人)如醉如痴地爱上失控。哎,连我所热爱的那个在《喜宴》里看起来还没有什么问题的李安,一但可以指使美国人出动国防部海陆空全线武装(直升机、战斗机、坦克齐齐上),就失控啦! 
  李安用他的绿巨人加上高科技加上悟空再加上一个希腊悲剧的孽种,上天入海打得天昏地暗。这背后的心血,比如对着亲自做表情将人脑输入电脑,让电脑中的绿巨人倾情模仿啦,比如穿上黑色“潜水衣”为绿巨人做武术指导啦,为了接拍此片放弃了华纳夏令大片《终结者3》的邀请甚至放弃奥斯卡颁奖礼的机会啦等等全世界都知道。而且据李安所说,有的东东还是他原创的,这个我大致也能明白。你看那个“粪便大全”的展览,展的虽然是“三十年来现代艺术中的粪便”,但还是可以从三十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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