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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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是开元天宝时期即盛唐时期诗人的代表，李白于天宝元年（七四二年）入长安，被任为翰林供奉。王维于开元九年（七二一年）进士及第，成名在李白前二十余年。李白居长安前后不过三年，即彼放还山林，王维始终在朝作官，与贵官交按往来，文名极盛。当时李白未来长安，杜甫未成大名，文苑霸主只有王维一人。唐代宗《批答王缙进集表手敕》中说“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时论归美，诵于人口”。《旧府书·王维传》说，唐代宗问王维弟宰相王缙：“你的兄长，天宝中诗名盖世，我经常在诸王座上听到他的乐章。现在还留存多少，可将文集送进来。”王维在开元天宝时期，被公认为文宗。他擅长音乐，尤能弹琵琶，进士及第后，即任太乐丞，正是用其所长。王维所作五七言绝句，与李白同为唐人绝唱。二人都擅长音乐，制成绝句，容易合乐，因之传播既广，享名亦大。《太平广记》载王维与亲王贵主往来，甚得尊重，他曾扮成琵琶乐工往见贵主奏技，大蒙称赏。贵主读王维所献诗卷，惊骇地说，这些都是我平时诵习的诗篇，以为是古人佳作，不料出在你的手里。小说家言未必全可信，但王维在十九岁以前（九岁起即作文章），诗名已经很高，却是事实。他是禅宗南宗神会掸师（即禅宗所谓七祖）的弟子，但并不真信一切皆空的禅学，他上唐玄宗《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满纸荒唐，居然是个道教徒。其实，他不是禅也不是道，只是要官做，他与弟王缙都能巧妙地用佛教做掩护，表示清高不恋世俗事。王缙后来做宰相，是个十足的官僚。王维王缙的品质一样恶劣，所以都是做官能手。王维得宋之间蓝田别墅，是著名的大庄园。他仕途颇顺，又身为大地主，享尽隐居闲适的乐趣。他是唐朝著名的大画家，尤善于画山水，创南派水墨画法，世称为文人画，区别于画工但求形似的画法。他作诗自赞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他擅长的技艺很多，如书法、音乐也都是高品，他最自负的还是诗画二艺。宋人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或者说，他诗是有声的画，他画是无声的诗。诗画统一，任意用来表达白己的想象，如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莲花同画一景，这是作者兴之所至，摆脱拘束，随手抹成，比作诗更显得自由。他作诗却极精致。王维诗有一部分谈佛理，腐朽可厌，其余诗篇学陶潜和谢灵运。陶潜隐居田园，绝意仕迸，风神恬淡，寄兴高远，描写田园风物，往往体会入微。王维是大地主，生活安适到无可再安适，所以他的诗恬淡闲适，有与陶潜相似处。不过陶潜诗恬淡中有时偶然流露出刚强不平的豪侠气概，王维诗中没有这种气概。王维是大画家，善于摄取自然风景最美的一点入画，或摄入诗中。杜甫待称王维为高人王右丞，高人是指他能作隐逸诗，又称“最传秀句寰区满”，秀句是指他能作风景诗。自然，隐逸诗与山水风景诗总是结合在一体，可分开也不可分开。从可分开的方面说，王维写隐居生活，不及陶潜的真实，因为陶潜说穷是真穷，王维说贫穷就全不可信。王维写山水风景，比谢灵运还要高些。因为谢诗雕琢工甚大，不及王维的自然生成。王维诗兼陶潜谢灵运之所长，因之他不只是盛唐时期的一大家，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一大家。
王维近体诗，谨守声律，却怠态萧散，闲适无碍。《辆川集》五绝二十首，和其他风景诗情景并胜，实是集中精华所在。假如王维有风景画真迹流传到现在，无疑将举世珍视，那末，他的风景诗为什么要加以贬抑呢？王维五七言绝句，最为歌者所采用，不只因为这些诗容易合乐，更重要的是开元天宝时期，朝廷穷兵黩武，文武官员求立边功取重赏，如《少年行》四首，就是迎合当时风气的作品，并非王维自身有求边功的野心。另一种是叙离别的诗，也是适合出使异域或远游边塞等人的心情。范掳《云谿友议》说“李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唱‘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岁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辞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范掳是唐懿宗时人，唐末梨园还相沿唱王维绝句，足见影响之深远。诗话家说“诗以神行，使人得其意于言之外，若远若近，若无若有，若云之于天，月之于水，心得而会之，口不得而言之，斯诗之神者也。而五七言绝句尤贵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李白一人，盖非王维王昌龄之所及”。李白固然是唐代高手，但王维五绝，王昌龄七绝，也并未示弱，说只有李白一人独擅五七言绝，未免抑扬过甚。
王维是佛教禅宗在文学上的代表人，地位相当于道教的李白。凡是宗教徒都有一种共同心理，王维诗所谓“植福祠迦叶，求仁笑孔丘”，只要能得到个人的福利，什么是仁，他们是不在意的，杀身成仁更是看作笑谈。李白附从李璘，王维投降安禄山，都不免身败名裂。李璘安禄山失败后，李白王维都犯了死罪，幸而诗名甚大，并有人营救，得从宽发落。李白被放逐，不承认自己有罪过，王维还自知有罪。他在《责躬荐弟表》说“顷又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李白和王维，失身以后，都理展气馁，所作诗篇较前大减，不久又都死去。两个代表开元天宝时期的大诗人，因为信奉道教佛教，一个是“求仁笑孔丘”，一个是“凤歌笑孔丘”（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到了生死关头，都被死吓倒，只好让孔丘嗤笑了。
杜甫年辈比李白王维略后（杜甫：七一二年，唐睿宗先天元年生——七七○年，唐代宗大历五年死。李白：七○一年生——七六二年死。王维：七○一年生——七六一年死），文学活动主要在唐肃宗唐代宗两朝，也比李王二人略后。杖甫是代表儒家思想的大诗人。他自称少年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加有神”。从杜
杜甫书金华山诗石刻（拓本）甫诗中用事的精致来看，熟读万卷书，确是事实，并非自夸。杜甫同李白一样，对政治的看法，也是十分天真，甚至比李白更天真。他自比稷与契，希望因自己文学出众，“立登要路津”。他做大官的目的，倒不是为富贵享受，而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李林甫、杨国忠擅权的年代里，这样设想是完全不合实际的。他有不合实际的大抱负，不能实现这个抱负，自然对朝政心有不满，但儒家思想使他“不忍便永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对朝廷还是绝对忠诚的，这是与李白王维根本不同处。他也曾陷身贼中，但不曾为贼所污辱，《述怀诗》“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他逃出贼窟，经历着很大的艰危，《北征》诗“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述怀》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这种困苦狼狈的情况，李白王维是不能忍受的，因而屈服于李璘、安禄山。杜甫对君忠诚，在家天下的封建国家里，君是国的代表人，忠君实际就是爱国。他又自比稷、契，有致君尧舜上的大抱负，他的现实生活却是流离失所，不仅做不到大官，连微小的谏官也因言事被斥革。大抱负与穷困生活这个矛盾，是杜甫诗丰富内容的源泉，他的主导思想是儒家学说，也多少掺杂一些道教佛教（禅宗）思想，他师事董姓道士，称为董先生董炼师，又诗云“余亦师粲可”。慧可僧粲是禅宗两个祖师名。有些诗中表现消极的意境，如醉时歌“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这一类诗是受道教影响。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这一类诗是受禅宗的影响。不过，比起李白王维的道佛思想，那是相差太远了。道佛思想在杜诗中只是偶见，远不如儒家思想占有主要地位。
杜甫做诗的功夫，在《宗武（杜甫的次子，小名骥子，有诗“骥子好男儿”）生日》，《又示宗武》两篇中说得很清楚，可说是传授诗决。“熟精《文选》理”和“应须饱经术”两句即杜家诗诀，所谓“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足见他期望宗武继承家学也作诗人。初学的步骤是“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作近体诗必须先知诗律，还必须用事准确，摊书满床，事事核实，不单凭记忆，这也是诗诀，不过不象精《文选》、饱经术两句属于根本诗诀。杜诗中又有偶论作诗法的句子，如“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都是说要用苦功锻炼诗句，与韩愈论作文法“唯陈言之务去”，同一意思。这里所说惊人新句，绝不是造出奇怪语，而是体物深刻，见人之所不能见，说出来却很平常自然，不使人感到雕琢刻削的痕迹。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体会物情，细入毫厘，即属于这一类。李王杜三家诗中，多有此类佳句，盛唐诗人与晚唐诗人大有区别，句法就是标准之一。杜甫作诗，不仅是取法于儒经，即《偶题篇》所谓“法自儒家有”；就是对齐梁诗人，也采取认真态度，学他们的长处，如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他学古人清词丽句，不废齐梁人，如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自称“颇学阴（铿）何（逊）苦用心”。庾信自是梁末大家，阴何在齐梁并不算上乘，杜甫虽然恐与齐梁作后尘，但并不抹煞它们的长处，他称颂李白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又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对庾信阴何确实是看作师范，毫无轻视的意思。他择善而从，无所不学，所以成为兼备众体，集古今诗人之大成的伟大诗人。元稹（音诊zhěn）作《杜甫墓志铭》，评李杜优劣，说“余观其（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杜甫字）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这里指出杜的特长，是恰当的，由此抑李过甚，那就不当了。大抵可以扬杜却不可抑李，犹之可以扬李却不可抑杜。韩愈是反佛老的健者，李白一家人都信道教，“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韩愈并不因反道教贬损李白诗应得的崇高地位，足见他的地位是不可撼摇的。
安史乱后，肃代两代，唐朝国势由极盛突然损坏，由上升急剧下降，以李白王维为首的盛唐诗人，几乎全部停止了创作。其中如“清诗句句尽堪传”（杜甫诗）的隐居诗人孟浩然，早在开元末年死去。其余如写边塞情景的诗人岑参和高适，也很著名。他们写边塞诗是在天宝年间，这时候唐玄宗好大喜功，轻启边衅，天宝时候对外战争，一般是侵略性战争，伟大的军事家王忠嗣宁愿失官不愿服从朝廷乱命，可以想见战争是什么性质了。高、岑以肯定的态度歌颂这些战争，论者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诗人，对外侵略怎么能说是爱国呢！二人都活到唐代宗时，高适还做过节度使。他们的诗，都没有真切地反映安史乱后的社会情形，足见边塞诸作，只是迎合唐玄宗时发动战争，开边境立武功的风气。杜甫《兵车行》、《前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等作，对朝廷贪边功行暴政采取明显的反对态度，岑、高诗自有擅长不可贬损之处，但政治上不及杜甫较有见解。岑、高以外，王昌龄也是著名诗人，他尤长七绝，内容多是征夫闺妇的乡恩离愁，最宜于当时歌唱者的采用，诗篇与王维李白同样传播在乐人间，因之诗名甚盛。天宝年间，形式上唐国势还在上升，实际已是腐朽之极，濒临崩溃，一般诗人多歌诵升平，很少有人能预见危机。元结不同众人，在天宝六载，作二风诗（《治风诗》、《乱风诗》各五篇），《乱风诗》中有《至惑》一篇，序云“古有惑王，用奸臣以虐外，宠妖女以乱内，内外用乱，至于崩亡”。《至惑篇》显然是指斥唐玄宗。元结又作《系乐府》十二首，其中如《贫妇词》、《去乡悲》、《农臣怨》等篇，也是代贫苦人发出愁怨的呼声，特别是《闵荒诗》一首，以隋炀帝比唐玄宗，说“天国正凶忍，为我万姓仇”，同情人民的立场非常明确。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