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七卷林海音评传 作者:周玉宁-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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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家的客厅之所以常常高朋满座而且经年不衰，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她善于交友而且会交友，性格外向善谈，对朋友有凝聚力；另一方面也与她多年在文学上的贡献，所从事的编辑出版人工作有关，在吃饭谈天中很多稿子就拉来了、很多事情就决定了，比如，《纯文学月刊》的出版就是在林家小院中决定的：
五十五年（指1966年。引者注）九月的一天晚上，台北一栋日式房子的后院，有几个人在围坐闲谈。其时正在中秋前后，暑气并未全消，夜晚已经爽适。小院子里有一个窄窄的花坛，上面种了几棵草茉莉。这种花到了夜晚就有精神，开得香气袭人，提高露坐的人的兴致。
几个人置身藤椅上，腿伸得长长的，在充分地放松，尽量地自在。一天辛苦的工作过去了，尽管明天可能更忙碌，现在先搁下来，不谈，不想，因为明天是另外的一天。每人面前摆着一杯苦茶，可以解渴，提神，亦助谈锋，善莫大焉！
当这几个人在小院里消磨一个闲适的夜晚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观点大同而小异，他们能够如西谚所说的，“同意其不同意处”，谋求其所同，尊重其所异。他们虽然各有职业，但是却觉得仍有余力再做一件自己的事情。他们虽然帮旁人编报刊，却也希望自己出杂志。他们看到若干中意的刊物，却觉得可以编一个更合自己理想的。何况他们都在工作的金色年代，人生的经验有了，经济比较稳定，如日方中，正是可以做一些自己爱做的事情的时候。
于是群谋佥同，欢声洋溢，决定合办一个文学杂志。谈到工作分配，有人自觉可以拉稿，有人愿意筹措经费，有人喜欢编辑实务，更有抱奋勇办庶务、找广告的，因之班儿组织起来，分头开始工作。林海音：《芸窗夜读？做自己事出一臂力》，（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10月版，第65、66页。
何凡在为女儿夏祖丽写的《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作的“后记”《岁月如流，人生已无忧》中这样说：“在海音主编“联副”及主持纯文学出版社期间，我们家中常有文友聚会。吃饭谈天兼拉稿子，文艺与休闲合而为一，可谓公私两便。”林海音是一个把工作与生活结合得很好的典型，她有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于热闹繁华中见真追求，把自己对文学事业的追求与交友吃饭谈天结合起来，生活事业化、事业生活化，很符合女性的生存特性，这说明林海音是一个有智慧的女性。林家客厅是志同道合者的聚会天堂。
第三章 台北生活
第四节 业余生活及晚年
林海音在台北的工作与生活除了与文学相关，也涉及其他社会圈，比如，她曾被聘为电影评审和“中国小姐”的评审。这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了一般人难以得到的生活体验，夏祖丽曾有如下一段回忆：
大概是1958年左右，有一段时期，每个星期天，母亲会带我和姐姐去看台语片。那时《征信新闻》（即后来的《中国时报》）主办了一个台语片影展，母亲被聘为评审委员，其他的评审还有画家蓝荫鼎、影评人吕诉上等本省籍艺文人士；每星期天在西门町一栋小楼上的试片室里放映。《林投姐》、《疯女十八年》、《邱罔舍》、《基隆情杀案》……那些参展的片子，我们都看过。那时的台语片多半是哭啼悲惨的，好像这样的人生才值得拍成电影似的。记得有一次当红的悲旦小艳秋饰演一个受尽苦难的养女，一位评审委员在黑暗中忍不住用台语说：“伊真会哭呢！”
中间休息时间，工作人员会发给每人一盒小美冰淇淋吃。生平第一次吃冰淇淋，就在那个小小黑黑的试片室里，我用小木匙，一匙匙珍惜地舀着吃，那香香软软的香草冰淇淋，这一生再也没吃到过了。
有一次，一位家在南部开电影院的朋友说起早年的台语片，我知道的比他还多，我甚至记得那年台语片的最佳女主角是柯月霞。他惊讶得想不透，像我这样一个台语说得不道地的都市孩子，怎么会看过那么多台语片。
上了初中以后，台湾开始有“中国小姐”选拔。当时主办单位是《大华晚报》，母亲一连几年受邀担任评审委员。那时民风保守，报名“中国小姐”是件严肃的大事，有许多女孩是由父兄、母亲或一家人陪着来报名的。“中国小姐选拔委员会”就设在中山北路的“美而廉”内，那是台湾最早、最知名的西餐厅。“美而廉”的侍者都是穿着浆洗得白白硬硬制服的中年上海人。到“美而廉”吃西餐是件大事。
那时报名小姐要先经过严格审核才有资格参加。母亲和几位评审常常要工作一整天，她总把我们三姐妹也带去，安排我们坐在别张桌子，远远地欣赏来报名的准中姐。中午，母亲会为我们叫火腿蛋炒饭和橘子汁。后来，我长大后，吃过各种西餐馆，就是找不回那年在“美而廉”吃的火腿蛋炒饭。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328页。
夏祖丽还写道：
林海音也兴趣广泛，阅读、旅行、搜集小玩意儿（剪纸、手帕、大象、钱币等）、听戏、看电影、看电视、看表演、做手工、打打小牌……不分东方西方，不论现代古典，她都能接受。她平日工作要接触许多书稿，还要开会、讲话，因此日常生活中尽量让自己轻松，电视节目中的日本相扑、女子体操、布袋戏、地方戏，她也都有兴趣。
早年她学缝纫、学打毛衣，学英文、日文、书法，之后又学开车、画画、电子琴……她不是随便学学玩玩，她认真地去上课，回家还练习。早年学缝纫时，她为几个女儿设计缝制了好些件漂亮别致的小花裙。常常一穿上身，引起巷子里其他小女孩羡慕的目光，回家要妈妈也照做一件。早年刚到台湾她学缝纫不只是为兴趣，为省掉买衣服的钱，还为了贴补家用，她从洋裁学校带工作回家做，赚点外快。
有一次她想学摄影，特别请朋友在日本买了单眼照相机，还配备了三个镜头。在她那个年龄，很少人愿意学这种麻烦的换装镜头的照相机，她很认真地向摄影家请教，还做笔记，她用那个单眼相机拍了不少照片。后来连摄像机都买了。晚年如果不是生病，她一定会买电脑或玩数码相机的。
曾有朋友看她拍照时换装镜头，就说：“海音你不嫌麻烦啊！”她说：“好玩嘛！”她觉得这样生活才有趣味，这也是一种动手动脑的乐趣。
对于新的产品、新的发明她都有兴趣尝试，从最早的电唱机刚“传入”台湾，到后来洗衣机、洗碗机、微波炉、吸尘器、除湿机，她一样也没错过，都高高兴兴地率先使用。她说：“我非常感谢发明电器的人让我节省下做家务的时间来写作、看书、交朋友。我常常摁了钮看机器操作，打心底地赞美感谢，就像信教的人感谢主一样。”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387页。
林海音的兴趣广泛，她的兴趣与文学交往又是连在一起的，她曾写有一篇《看象》的文章，介绍了自己的这一爱好与朋友们的凑趣：
我家里收藏着大大小小有上千头的象，大家不要误会，以为那是真的象，不是的，它们只是各种质料做成的摆饰品。许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收集象？动物里特别喜欢象吗？
说起我收集象的由来和经过，是一桩很偶然和有趣的事——
十几年前我们搬到新的家。一切弄停当了以后，我就想着该把众纸箱打开，弄点儿摆设出来摆摆咧！没想到一下子竟掏出几十只象来！它们比任何瓶瓶罐罐、小猫小兔的摆设品都多，一边回忆着：这是弟弟到泰国工作时带回来的，这是我到美国在加州大学街上地摊买来的……一边就手往玻璃橱里摆，摆了一层不够摆两层，这几十只象就笼总自成一家地成了象园了。
自此以后，我在出国闲逛时，有意无意地看见了象，就会挑选收集带回来。所以我的千头象大部分是舶来品哪！不过我要说明有一半以上的象是亲友所赠；甚至是他们亲手所制，真使我感动啊！
有些事可以记入我的象的札记，表示难忘。
有一天，再兴中学校长朱秀荣带了两只象送给我，我一看是檀香木雕刻的，“呀！檀香木是很贵重的，怎好接受？”“不，”她说，“在我家摆着不起眼，放在你这儿才显眼！”
有一年作家彭歌到欧洲参加国际笔会，给我带来了两只象，木制和瓷釉的。他说有一天下午是自由活动，他便一个人去逛街，不想遇见了张心漪和张兰熙两位会员也来逛街，互问之下才知道都是为了“看看有什么好看的象买回去给海音！”说完彼此大笑，就把买象的任务交给彭歌，她们另去逛女人市场了。所以这两只象是他们三人合送的。
有一年张兰熙又到什么地方去开笔会，飞机迟误，她待在印度机场等转机，就在那儿的免税商店看到了象牙象，雕刻的是白象全身披挂，象背上是轿子，里面坐着两位缠着头巾的贵族（或许是皇帝），象脖子上坐着赶象的人。刻工十分精致，这象当然又进了我的象园。
大陆30年代著名的剧作家《雷雨》和《原野》的作者曹禺，那年受邀到美国，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也是文评家夏志清见面，送给夏志清一头北京出品的玉象。夏志清后来请一位要回台湾的学生带给我，所以，曹禺的象现在是摆在林海音的橱里。
有一天作家兼国中老师郭晋秀兴致勃勃地来到我家，大胖子气喘喘打开手中的纸包，里面是三四只木制彩漆的象，大概是印尼产品。原来她到专栏作家丹扉家去，看见这几只象便抄了来，“送给海音去。”我好难为情，便说：“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她说：“她留这干吗！”
书法家董阳孜开书法展，有一幅她写的“大象”二字，别提多潇洒有劲，我便把它请到我家悬于壁上随时欣赏。我发现她那大笔挥毫下，象字的笔画疏散中，竟显出几头小象来，我后来对她说，她看了也很惊喜，因为这都是她不自觉中写出的。阳孜逛街时，看见破树枝自然造型的象，也给我买回来。
郭良蕙是古物搜集和鉴赏家，有一天她给了我一小粒“红豆生南国”的红豆，红豆上是一个小象牙盖子，打开盖子从红豆里倒出一群比芝麻还扁小的白粒：“喏，一颗红豆里有三十六只象牙象！”我先以为没听明白哪！肉眼看不清，要用放大镜来观赏，可不是，鼻子、眼睛、四条腿、尾巴一概俱全的象。怎么做的嘛？至今不明白。
报道摄影家王信，是最早注意我集象的人，她稀里古怪地给我弄来了铁片拼的象，长长鼻子套戒指的铜象，不锈钢大耳朵的造型象等等。
老盖仙夏元瑜也来凑热闹，他本是做动物标本的专家，他看了我的象橱说：“可惜我不能把真象标本给你搬来。”但是有一天他却带来了一只象骨骼的玩具象，扭开开关，这架象骨骼就一步步走起路来。又一次他来了，打开包包，举出一只麻绳编的象，笑眯眯地说：“这，准保你没有！”
…………
女作家简宛和洪简姊儿俩，看见我的象园，有一天便也送来了一只象，是她们的母亲用两个高尔夫球，外面用毛线钩编了一上一下连在一起，再钩上长鼻子、耳朵、尾巴、四肢，就成了一只玩具型的球象了。
晚年的林海音生活幸福，儿女皆成家立业，孙辈也品质优秀，夏祖焯一家、夏祖美一家、夏祖葳一家在美国，夏祖丽一家在澳大利亚，林海音多次到国外看儿孙。大陆探亲开放后，林海音也多次回大陆探访亲友、与大陆文学界交流、回母校参观、探访旧居，写成多篇回忆文章，如《访母校，忆儿时》、《当时年纪小》等等。
但不幸的是，晚年林海音患有糖尿病，渐成并发症，据笔者访问她的表弟张光正的介绍：林海音1995年糖尿病已比较严重、不能远行、但走路说话还没问题，1995年停办出版社后情况越来越不好，以前来的电话、信很多，后来电话、信没了，拜年卡也没了、有时由何凡代写，1998年八十周岁时，就坐轮椅了，头脑有点不行了，以后，记忆力丧失、词不达意、不认得小孙女，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2001年春，舒乙到台北时看她，说话还可以，但比较慢，有些事情反应比较迟钝，仍然很注重仪表。
2001年秋，多年的糖尿病以及突如其来的心肌梗塞击倒了林海音，住进了台北振兴医院。据2001年11月13日《参考消息》廖翊、向剑帼的报道《台北对歌长亭晚凉——访病榻中的林海音》中所写：
在林海音的儿子夏祖焯先生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位于台北北投的这家医院探望林海音。夏祖焯先生对我们说，母亲的语言和认知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听后都感到沉重。
在医院花店，我们为林先生挑了一束鲜花。卖花姑娘见我们的卡片上写着“祝林海音先生早日康复”时，惊讶地说：“她怎么啦，住在我们医院？！”我们问：“知道林海音吗？”姑娘回答：“我们从小读她的作品，我们太喜欢她了！”
八十三岁的林海音静静地躺在特护病房的病床上，脸上罩着吸痰器，鼻孔插着鼻饲管，神态端详。病魔的折磨使她的脸庞消瘦许多，但脸色红润，精修的眉毛十分好看，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那么明亮透澈，一如过去的“小英子”。
夏祖焯先生把鲜花捧到母亲面前说：“这鲜花是从北京来的记者送给您的，高兴吗？”林海音只是默默地望着鲜花，没有表情。
我们拉着她的手说：“林先生，我们是从北京来看您的。您还记得北京吗，还记得城南吗，记得香山的红叶吗？”
林海音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们，稍顷，奇迹般的，眼睛里闪出一道光波，明白无误地对我们点了点头。“她听懂了你们的话，真的！”一直伺候着林海音的那位原住民阿姨对大家说。这一刻，让所有在场的人激动和唏嘘！
在同一篇报道中，记者还提到，就在他们探望过林海音后不久，在电影《城南旧事》中饰演英子的演员沈洁特地从上海赶到台北探望病重的林海音，她觉得林海音认出了她。“电影《城南旧事》使沈洁和林海音这两个‘英子’结下了永远的情缘。沈洁告诉我们，林海音第一次来大陆时就特意与沈洁见面，两人情同一家，十分亲热。后来沈洁留学日本，林海音还在日本与她相见。这些年来，两个‘英子’电话不断，无所不谈。‘我们完全像朋友，’沈洁说。”这篇报道如是说，从林海音的散文《英子对英子》中亦可看出两人的忘年友谊。两人的这段友谊延续到林海音弥留之际，确可称为两岸文学艺术界的一段佳话。
据《北京晚报》2001年12月3日2版侯江、张卉、沈文愉《告别林海音》报道：“著名作家、出版家林海音女士于12月1日晚间因脑中风并发肺炎与败血症，病逝于台北振兴医院，享年八十三岁，当时她的儿女与先生何凡都守在她身边。振兴医院心脏功能科主任黄健铭介绍，林女士已经有二十多年的糖尿病、高血压、脑中风病史，住院后因为感染肺炎、呼吸衰竭、败血症，经抢救不治于12月1日晚上11时46分病逝。”
林海音去世后，“夏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