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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七卷林海音评传 作者:周玉宁-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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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对一个女孩子岂是容易的!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98页。 
   
  台湾的一切对林海音来说是新鲜的,也是熟悉的,这里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对幼年即已离开的林海音来说是新鲜的,但从饮食习惯语言方式来说林海音又是熟悉的,因为他们在北京时爸爸妈妈就和他们说客家话、闽南方言,妈妈爱珍还经常做台湾菜吃。尽管如此,台湾对林海音来说仍然是一个需要重新起步的地方,工作是需要重新找的,家是需要重新安的,虽说是住在妹妹家,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每天,她不是出去找工作,就是到省立博物馆看书、找书,多是关于台湾的书,她通过这种方式认识自己的家乡。而何凡到了台湾后,也是先忙着找工作。先是何凡找到了工作:“从基隆上岸到台北,是先住在东门町的二妹家。他撂下简单的行李,就南北奔波地去找工作;左营有他北平师大附中的老同学宾果先生,很热心地为他张罗,结果还是因为洪炎秋先生的关系,一脚踏进了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国语日报》。”林海音:《剪影话文坛》,(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8月版,第4页。 
  林海音与何凡在北平即已认识洪炎秋,林海音说:炎秋先生本是我的父辈的朋友,他到北京大学做学生读书时,先父已经早两年到北京做事了,先母也和洪太太是朋友,但是等到我长大结婚后,他又因为和何凡在台湾共同工作了几十年,似乎他又跟何凡是平辈,我倒要升格了似的。好在炎秋先生也是一位个性豁达乐天知命的人,朋友的年龄对他不是重要的,你看他还常常喜欢翻译些儿童读物给孩子们读呢!他一点儿架子也没有,而且别人不敢写不敢说的,他都不在乎,他认为那是不要紧的。林海音:《剪影话文坛》,(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8月版,第141页。洪炎秋先生当时是《国语日报》社长,他在1969年底以无党籍人士身份当选台湾立法院立委。何凡进《国语日报》时,王寿康是副社长,梁容若是总编辑。关于当时的情形,夏祖丽在《何凡传》中是这样叙述的: 
   
  洪炎秋说:“承楹,你不要再找了,就来帮我办报吧!《国语日报》待遇虽不好,但是有件事对你方便,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有宿舍,让王寿康让出半幢房子给你们住。”然后他回过头问王寿康:“你们住哪边?”王寿康选了后面半边,这样,这件事就定下了,就这样,他进入《国语日报》担任编辑。 
  不久,他在中国石油公司的老友崔兴亚、高雄炼油厂厂长宾果都来信说,帮他找到了工作,待遇好,工作比报馆轻松,但他婉谢了。 
  后来,《征信新闻》(即后来的《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找他去负责报社编务,给他优渥待遇,但条件是不能兼差,何凡必须辞去《国语日报》的工作。何凡婉谢了余先生的美意,他对余纪忠说:“当年洪先生给了我半幢房子住,我不能离开。” 
   
  何凡的工作定了,他们的家也就安下来了。1949年初,林海音一家搬进台北城南古亭区重庆南路三段,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半幢宿舍,女儿夏祖丽认为从这十几坪大的日式房子开始,展开了他们在台湾五十多年的丰富充实的生活。 
  这半幢宿舍委实窄小,儿子夏祖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房间狭小,内铺榻榻米,不能摆设多少家具。寝具放在纸门后的壁橱里,晚上拿出来铺在榻榻米上睡觉,夏天挂一顶蚊帐。林海音:《家住书坊边》,(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12月版,第212页。刚搬进来的时候,林海音并不习惯: 
   
  我最初搬到这十叠半来的时候,心情之沉重,难以形容,看着堆在壁橱里的十五公斤行李,想起北平扔下的一大片,真要令人闷绝,怕他骂我想不开,夜里钻在被窝里,不知淌了多少眼泪!但是两年住下来,就犯了北平人的懒脾气。最近听说他的机关有把我们全家配到一栋多出两叠的房子去,自幽谷迁于乔木,可喜可贺,但是我和他反而留恋起两年厮守的这两间木屋来了,母亲还以为我是舍不得曾投资于修理厨房的两包水泥呢!林海音:《英子的乡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18页。 
   
  据夏祖丽在《林海音传》中说,他们一家在这栋日式房子里一住就是二十五年。但林海音毕竟是林海音,她从小形成的积极乐观坚强的生活态度支撑着她,让她度过到台北后的最初艰难岁月。工作一时没有找到,她便又开始了投稿写稿的生活: 
   
  三十八年初,我们就搬到重庆南路三段的宿舍来住,十八坪不大,只有一顶日本“皇军”色的大蚊帐,一张矮桌,也就勉强可以应付我们一家人二十四小时的生活所需了。三个孩子——八岁的,四岁的,两岁的——就每天在这十八席上翻来滚去。榻榻米的房子,日子倒也好混! 
  我呢,走出了木板墙的家门。那时的重庆南路二段和三段间,还隔着一些弯弯曲曲的巷弄,我就在这些巷弄中绕来绕去,认识环境嘛!忽然发现了一间矮屋,是公论报的分销处之类的地方,高兴极了,赶紧买了一份报回家,先看副刊,副刊的内容很合我的胃口,于是每天都要到那不知名的巷子去买一份公论报,终于兴起了“投稿”的老毛病。稿子很快地刊出了,都是些读书杂记。“飘”的作者死了,我就写了“文星陨落桃树街”;读了果戈里的“死魂灵”,我就写了“向乞乞科夫学习”。我在台湾的投稿生涯是从公论报起的呢! 
  为了写作,我们实在缺少了一张书桌。那张矮桌虽可席地伏案,但我们毕竟不是日本的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盘腿跪坐,来不赢!阿烈哥知道了,他日据时代在放送局,即光复后的中广公司工作,住在长安西路的宿舍里,就要提前退休了,把一张小小的旧书桌送给了我。没想这张书桌,我使用了差不多二十年,趴在上面写了千千万万的字,后来桌面干了、翘了,木板生虫了,碎屑常一堆堆撒落在榻榻米上,我扫巴扫巴还是一样地使用。它曾放在卧室的窗前,更久是放在走廊的尽头。走廊头上也有一扇窗,我白天在那里写作,有窗明几净的感觉;晚上嘛,夏天脚下是一盘蚊香,冬天膝头是一张毛毯。请看我在这张破书桌前的照片,倒也颇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心情呢!林海音:《剪影话文坛》,(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12月版,第4、6页。 
   
  何凡在《〈冬青树〉序》中也有这样一段回忆:“来台以后,定居台北,室小人稠,门外复有车马之喧,而板壁纸门,又是接纳诸般噪音的最好设置。白天既嘈杂又忙碌,实在无法构想。只有耗到晚上孩子们入睡,街上的车辆行人渐稀时才好执笔。我有时午夜梦回,透过纵横交织的蚊帐,看见她还倾身窗前小桌,一灯荧然,犹自振笔疾书。夏天是脚下一盘蚊香,冬天是腿上一条毯子。明知熬夜不是健康的生活习惯,然而既没有其他时间可资利用,也只有听其自然。奇怪的是,近年作品反而多于从前,不知是为环境所迫呢,还是熟渐生巧?”林海音的勤奋可见一斑。 
  日子虽然清苦,但一家人毕竟是回到了家乡:含英回到台湾突然多了许多亲戚长辈。亲友听说含英“少小离家老大回”,都来接风叙旧,对于她的“乡音未改”很欣慰。1949年春节过后,他们全家有了故乡头份行,含英和妈妈、弟弟燕生、妹妹燕玢一起搭火车南下。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103页。回到家乡,林海音与亲戚叙旧,到父亲的坟前祭拜,吃家乡饭,体味着家乡的温暖。家乡的一切是亲切的,她看到了小时候母亲常用来搽脸的新竹白粉,便一口气买了八盒,也算是了却一段乡情。    
第三章 台北生活  
第二节 工作  
  何凡因为在北平时是职业报人,对办报很在行,进入《国语日报》后不久,即成为重要成员,四个月后升任副总编辑,1951年升任总编辑,与《国语日报》结下了一生之缘。于是林海音也就夫唱妇随,于1949年年中进入《国语日报》担任编辑,底薪是二百二十元。但没多久,因为三个孩子太小不放心,再加上佣人太贵,林海音就不去上班了,只编《周末》版。《周末》版最早由何容主编,49期后由何凡接编,编了三期,就由林海音接手了。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117、118页。 
  关于《国语日报》的情况,张至璋在《何凡传》中是这样介绍的: 
   
  要了解《国语日报》的历史,应该先知道它的前身《国语小报》。抗战胜利后,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1月15日,教育部在北平创刊《国语小报》。报头的字是吴敬恒(稚晖)所题,旁加注音符号。这是一个三日刊,四开一张,版面大小和现在台湾的《国语日报》一样。所用的注音铅字,是中华书局制的五号长仿宋;因此,汉字旁边的注音符号,比《国语日报》用的更小,看起来比较吃力。《国语小报》的发行人是国语推行会委员萧家霖(迪忱)。因为是惟一的注音国字报,销路遍及全国各地。单台湾一地的直接订户,就有两百多份。 
  《国语小报》在报头上说明它的三大特色:第一、很白很白的白话文。第二、有声文字的有声报。第三、类码排队的新闻报。前两点指出用简明白话文编写新闻,并且注音。第三点是按照类似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分类号码,从000到999,把每条新闻分类编号,这对搜集资料和分类剪贴保存相当便利。《国语小报》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词类连书”。排版时照着国语文法,把同一个词的各字连在一起,与前后的词用空间隔开。 
  读者看《国语小报》不只因为文字旁边有注音符号,知道怎么发音,更因为有断句,知道该怎么念一句句的白话文。 
  可惜这份抗战后出版的报纸,因为国共战乱,时局变易,只发行了一年半,到1948年6月26日宣告停刊,总共出了一百六十二期。 
  1948年1月,教育部长朱家骅、次长田培林先后到台湾视察,看到本省同胞学习国语的热忱,觉得有必要在台湾创办一份“注音通俗报纸”。当时北平的情势一天比一天紧急,于是教育部在6月由部长朱家骅下了一道训令,把原设北平的《国语小报》,移到台湾出版,改名为《国语日报》。 
  训令中把成立《国语日报》重任,交给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魏建功,以及专任委员何容负责主持。由魏建功担任社长,聘请北平《国语小报》负责人王寿康为副社长。夏祖丽、应凤凰、张至璋:《何凡传》,(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1月版,第191、192、194页。 
   
  报社创办之初,异常艰苦,因为缺乏经费,处于时办时停的状态,1948年10月25日出版创刊号,11月13日才出第二号。《国语日报》只好寄生于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国语会以人力帮助报社出报,而报社则以注音报纸帮助国语会推行国语。1949年初,国语运动提倡者吴稚晖到台湾,报社汇报情况,吴稚晖提出应将报纸作为一种社会事业来办。于是报社请吴稚晖领衔,由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在台委员陈颂平、汪怡、胡适、傅斯年、齐铁恨、王玉川、何容等共同出名,邀请热心国语运动的台湾省籍人士黄纯青、杜聪明、游弥坚、洪炎秋等,以及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方师铎、李剑南、祈致贤、王寿康、梁容若等人,于1949年3月13日正式成立国语日报董事会,推傅斯年为董事长,洪炎秋为社长。次年,傅斯年因台湾大学事务太忙,辞去董事长和董事的职务,推游弥坚继任。之后几年,董事会又陆续增聘罗家伦、田培林、黄启瑞、黄得时、夏承楹等为董事。夏祖丽、应凤凰、张至璋:《何凡传》,(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1月版,第196、197页。 
  林海音主编《周末》版,也很艰难,因为《周末》版没有稿费,每周都要靠同人等撰稿来帮助维持,然而更多的时候则要她和何凡写。林海音后来在《窗》的前记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那时候我在《国语日报》主编《周末》周刊,因为稿子难拉,我们两人经常要执笔凑数。我们写作的兴趣很高,每天晚上孩子安睡后,我们就各据一桌,各抒所怀。灵感来自白天所闻,所见,所感。何凡勤读西书报刊,搜集资料不少,自然不会弃而不用,何况我们两人从十几岁起就喜欢舞弄文墨,可以说积习难除了。”他们写作的范围很广,涉及生活、艺术、翻译的外国作品以及新知识、新观念等诸多方面。林海音一共编了五年,两百五十多期,直到1954年10月。 
  日子清苦而忙碌,但林海音却过得有滋有味,她在1951年3月22日写了一篇《平凡之家》,描述自己对生活情趣的追求: 
   
  我们的生活情趣重于快乐的追求,有人说我们该是没有理由快乐的家庭,丈夫是一个自甘淡泊的人,因之我们的生活就来得紧张些,但是我们在紧张中却不肯牺牲“忙里偷闲”的享受,张潮《论闲与友》里说:“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非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然则快乐的心情,却要自己去体味。有人看我们在孩子们熟睡后,竟敢反锁街门跑去看一场电影,替我们捏一把汗,说是台湾小偷闹得很凶,可是我们仍不愿放弃儿辈上床后的这一段悠闲的时间,夜读、夜写、夜谈、夜游,都是乐趣无穷的。有时候夜读疲倦,披衣而起,让孩子们在梦中守家,我们俩到附近的夜市去吃一碗担仔面,回来后如果高兴的话,也许摊开稿纸,把瞬间所引起的情感,记在上面。 
   
  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出乐趣来,大概是所有热爱生活的人的共同特点。刚到台湾时,多数人的日子都很艰苦,女作家琦君住在公家大楼地下室中的一间公共洗澡间改造成的宿舍,墙上布满了水龙头,地上常年返潮,水龙头终年滴水,她以文学家的乐观和豁达,戏称它为“水晶宫”,正是在“水晶宫”里,她写出了《一身飘零》。相对而言,林海音则住的条件好多了,只是比起在北平的时候,要差得多。好在写作的乐趣、一家人和乐的生活让林海音对物质的要求不那么在意,她的兴趣很快投注在写作上。这个时期,她对家乡台湾的研究兴趣甚浓,写了不少台湾风土人情方面的文章,如写于1950年的《新竹白粉》《爱玉冰》《滚水的天然瓦斯》《虱目鱼的成长》《珊瑚》《说猴》《台北温泉漫写》《鲈鳗和流氓》等等都是对台湾自然风物的描写。林海音另一个主要的写作资源是她的家庭生活,写于1951年的《三只丑小鸭》《平凡之家》《教子无方》,写于1954年的《今天是星期天》,写于1955年的《鸭的喜剧》《分期付款》《书桌》等描写家庭生活的散文,塑造了一个勤劳、智慧、宽容、有幽默感的主妇形象,流溢着作者对生活的满足与热爱,充满幸福感。这满足与幸福更多的是丈夫与孩子带给她的亲情满足,而非物质的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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