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1期-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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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要命的是下山的时候，翠竹满山，古树参天，仿佛一把遮阳伞遮住了山路。脚下的石块上长满了青苔，踩在上面滑溜溜的。一不留神就是一个跟头，小两口浑身上下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腿肚子累得直打颤，稍不留意就是一个趔趄。生性开朗的费孝通竟然幽默地数起摔跟头的次数来。48个，49个，50个跟头。哎，上妙峰山还愿，一步一拜也不过如此嘛！
到了夜里，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间土坯房，房子没有窗户，里面蚊子、臭虫横行霸道无法五天，搅得他们不得安宁。他们只好睡在自己带去的帆布床上。夜深人静，费孝通被蚊虫叮咬得辗转反侧，王同惠摇着扇子为丈夫驱赶蚊虫。费孝通发出了香甜的鼾声，王同惠却久久不能人睡。亲爱的孝通啊，你太累了，好好地睡一觉，明天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呢！不知过了多久，劳累了一天的王同惠也睡着了，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把扇子。
第二天一大早，费孝通和王同惠就早早地爬起来，来到瑶族兄弟家里。开始，乡亲们见到他们一个劲儿地往后躲，费孝通想起了史禄国教授的话：“做人种调查的必须会喝酒。”
他们把自己带来的香肠腊肉煮熟端到乡亲们面前，入乡随俗，与乡亲们一块抽烟，一同喝酒，一起吃肉。他的真诚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在当地做人体测量时，他们对瑶族乡亲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在给你们看病。”
在民族地区做调查，语言是个大难关。费孝通既不会说理族话，也不会说粤语，甚至连广西官话也说不好。到了大瑶山，他说的话山民一句也听不懂。多亏了王同惠，她很快就学会了山里的普通话，以自己出色的语言天赋和一个头人的妻子交上了朋友，从她那里得到了很多第一手的材料。
瑶族有很多支系，花篮瑶、长发瑶、白裤瑶、茶山瑶、山子瑶、坳瑶、盘瑶等等，据说，花篮瑶的祖先在贵州榕江，400多年前，他们乘船沿着柳江背井离乡向广西进发，有一半的人在途中丧命。经过艰难的民族大迁徙，终于走进大瑶山腹地。费孝通和王同惠重点调查了花篮瑶的社区、风俗、婚姻、丧葬、宗教、耕种、渔猎和通商情况。
费孝通要到附近的村子测量人体，山高坡陡，他担心同惠体力不支，就让妻子一个人呆在六巷乡。可每当他从偏僻山寨回来时，妻子总是眉飞色舞地向他报喜：“了不得，我都弄清楚了！”
他笑着问：“快说说，你都弄清什么了？”
于是，妻子便兴奋地向他讲述自己挖掘到的材料。这时候，费孝通惊讶地发现爱妻在社会调查中居然有这么强的能力。每次搞调查，她都是弹无虚发。她搜集来的材料十分有用，在坳瑶区域的古陈村居住时，费孝通和妻子就把这些材料汇总到一起，整理得井井有条；他们憧憬着回到北平后把这些素材写成书出版。
一天晚上，费孝通和妻子围坐在炭火边烤火。王同惠问道：“孝通，什么时候我们那部《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能够出版呢？那时候，我们相对抽一会儿烟是多么有意思。”
费孝通兴奋地说：“别急，再等20年总有一些把握了。”
1935年12月16日，费孝通夫妇在古陈村完成了花篮瑶的调查，准备向罗运村进发研究长发瑶。向导一马当先走在前面，费孝通夫妇紧紧地跟在后面。毕竟是来搞调研的，他们边走边观察周围的风土人情，不知不觉就和向导失去了联络。前面是一个岔路口，究竟该往哪里走呢？他们走错了路。天越来越黑，路越来越险，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前进。突然，眼前出现一片竹篱笆，他们以为有了人烟，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费孝通刚想推门而入，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硕大的石头雨点般向他袭来，他掉进了陷阱里。右脚脱了臼，骨头也断了，他被石头结结实实地压在底下。王同惠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地搬掉丈夫身上的石头。可费孝通的腿、脚和腰都受了重伤，根本无法行走。夜越来越深，天越来越冷，费孝通躺在冰凉刺骨的地上冻得瑟瑟发抖。坐以待毙等于死亡，王同惠决定下山求救。
临行前她对丈夫说：“孝通，你使我不放心，我们是生死夫妻，上帝保佑着你！”
望着妻子远去的背影，一丝不祥的预感袭上了费孝通的心头。他这时候才感到后悔，千不该万不该把妻子带到这个穷山沟。在穷乡僻壤搞社会调查太苦了，应该是男人这些泥做的骨肉来做这些事。而女人是水做的骨肉，本不该让她们来参与。同惠是那样冰清玉洁，她应该在未名湖畔秉烛夜读，而不是在人烟稀少的大瑶山艰难攀登。唉，等天亮了找到了同惠，说啥也要劝她早点回去。她说她要坚持到明年二月份，不行，这里太艰苦，还是让我这个男子汉独自承受吧！
风摇动着树叶，在凄清的夜晚发出沙沙的响声。费孝通躺在地上仰望夜空，数着天上的星星。他不敢睡觉，惟恐被野兽吃掉；他不敢挪动，惟恐妻子回来扑空。他就那样睁着眼睛度过了难忘的不眠之夜。
第二天，妻子还没有回来。费孝通只好爬着行走。很多次，他几乎都要绝望了，但一想到他肩负的使命，他就咬紧了牙关。他爬啊爬啊，直到下午才看到一头牛。他想有牛就会有人，便耐心地在牛的身旁等待。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终于等来了牛的主人。瑶族乡亲发现了奄奄一息的费孝通，立刻用牛把他驮回古陈村。古陈村和罗运村的头人闻讯赶来了，费孝通急切地向他们打听妻子的消息。得知王同惠失踪后，头人下令古陈村16岁以上的男人要集体出动，下山寻找王同惠。
一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费孝通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两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费孝通的心掉进了冰窟窿；三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费孝通的心仿佛在油锅里煎熬。他知道凶多吉少，同惠一定是遭难了。
第七天，人们在古陈村与罗运村交界处的一个山涧里，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瑶族乡亲把王同惠的遗体抬到古陈村，噩耗传来，天悲地恸，乡亲们背着浑身是伤的费孝通来和爱妻的遗体告别。他们用15丈长的土白布包裹了她的遗体。按照瑶族的风俗，为王同惠举行了悼念仪式。费孝通几天不思饮食，甚至打定主意和妻子一同埋葬在大瑶山。同惠啊同惠，是我对不起你，我不该把你拽到大瑶山来。作为一个男人，理应保护妻子，可你却为我而死，而我又不能尽保护之职，理当殉节。你牺牲的那天刚巧是咱俩结婚第108天。108是个双日子，咱俩来时是成双成对，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抛下孤身回去呢？大瑶山的冬天太寒冷了，这里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你睡在这里太孤寂了，还是让我来陪伴你吧！
费孝通是个重感情的人，他觉得妻子的死责任全在自己，作为一个忠实于爱情的男人应该以死殉情。费孝通是个钟情的人，他果真为了爱妻向自己25岁的年轻生命发难。也许是上苍冥冥中的一种安排，他屡次求死却未能如愿，他突然觉得这是同惠的在天之灵在保佑他，要留他的躯体尽未了之责。他决心以身许国，让同惠之名永垂不朽！。
开弦弓村射出了举世震惊的一箭
爱妻的去世使费孝通痛不欲生，费达生深深地理解弟弟悲痛欲绝的心情，热情地邀请他来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养伤。
费达生是个女中豪杰，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初开始，她就和苏州女子蚕校的师生们一道，在苏州一带的农村推广改良蚕种和养蚕的新技术。1929年，她和同事一道帮助开弦弓村的农民创办了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在村里建起了缫丝厂。她们收购农民的蚕茧，把在日本学来的缫丝技术无偿地教给农民，缫丝卖钱后再把利润分给农民。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办的工业，费达生在开弦弓村射出了中国农民办工业的开弦之箭。
农民们非常喜欢费达生，爱屋及乌，对他的小弟弟也十分热情，尊敬地称他为“小先生”。在开弦弓村，戴着眼镜身穿长衫的费孝通经常拄着拐杖走村串户，亲眼看到了农民办的合作社，看到了农民在机器上缫丝的劳动场面，看到了现代工业进入传统农村的现实和前景，看到了开弦弓村蚕丝业的改革。浓郁的乡土气息激发了他的研究欲望，他一边养伤一边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田野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如果说吴文藻、派克和史禄国给了费孝通扎实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知识的话，那么他的姐姐费达生就给他提供了宽阔的实践场所。他在开弦弓村不仅养好了伤，更重要的是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素材。在这里，他把广西之行搜集到的素材写出了学术著作《花篮瑶社会组织》。
在这本书的“编后记”里，费孝通饱含深情地写道：“瑶山并不都是陷阱，更不是一个可怕的地狱。瑶山是充满着友爱的桃源！我们的不幸，是我们自己的失误，所以希望我们这次不幸并不成为他人前车之鉴，使大家裹足不前。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能不住地在这道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
贫穷的大瑶山明明夺去了爱妻的生命，又给费孝通的脚骨带来了终生不愈的痛苦，可费孝通非但不憎恨大瑶山，反而说大瑶山是友爱的桃源。在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国家命运之间，费孝通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和民族，他以热血荐轩辕，只是为了使中国文化找到一条正确的路径。
1936年9月，费孝通带着《花篮瑶社会组织》
一书的初稿和在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远渡重洋奔赴英国留学。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英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泰斗马林诺斯基。
马林诺斯基是个60多岁的瘦削的老头，秃顶、高度近视，却有着鹰样的敏锐。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学者，觉得作为一个国际人类学者，必须首先离开对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他也是一个非常和善的老头，经常和费孝通彻夜长谈。他从来不指定书目要费孝通读，也从来不盘问他书本上的知识，但是当他迫问费孝通在社会调查时所观察到的事：实时，却像一个严格的法官滴水不漏。费孝通兴致勃勃地向他讲述了在开弦弓村的所见所闻，他兴奋地说：“密斯特费，你的这些调查材料太珍贵了，你就用这些资料来撰写博土论文吧！”
费孝通被导师点燃了激情，他每写完一章论文，就迫不及待地给导师念。马林诺斯基躺在床上，用白布把眼睛蒙住，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人静。费孝通站在床边，恭恭敬敬地念着论文。有时候他以为导师睡着了，刚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谁知导师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对他说你哪段写得不够好，应该如何修改。他虽然话语不多，却句句都说到点子上。导师渊博的学识、聪颖的头脑、敏捷的反应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费孝通，他学会了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迅速分析材料，提炼主题、阐述思想。
1938年春天，他在马林诺斯基教授的指导下，把自己在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撰写成一篇博士论文。也许是觉得开弦弓村的名字太拗口，他把开弦弓村改成了江村。为了导师能够看得懂这篇论文，他通篇都是用英文写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学术著作《江村经济》。
马林诺斯基对这篇博士论文非常赏识，觉得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伟大著作。他称赞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作者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回到她的身边
在导师的帮助下，1939年，英文版的《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费孝通在卷首用英文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书籍出版后，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国际人类学、社会学界认为这本书把人类学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从这本书开始，走上了一条本地人调查研究本地情况，本民族人调查研究本民族情况的广阔的道路，而且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一个有高度文明的中国社会。
费孝通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人类学、社会学同行的认可，奠定了他在国际人类学、社会学界的学术地位。
掌声如雷，花团锦簇，可费孝通的心却感到一阵阵的惶惑。他住在泰晤士河畔的下栖区，每当黄昏时分，他常常一个人到河边散步。隔着沉沉的暮霭，望着人声鼎沸的伦敦桥，苍老的棱角疲乏地射人异乡客的心头。大都市仿佛是一个沉重的铁锤，紧紧地压着为一日三餐疲于奔命的市民。热闹中的寂寞是最大的寂寞，人群中的孤独是最深的孤独。人似乎是水中的浮萍，漫无目的地漂浮。这是一种文化的孤独还是生活的孤独？费孝通那颗火热的心盼望着野性的呼唤。
。 ：当费孝通在大洋彼岸戴上博士帽的辉煌时刻，他的祖国正在日寇的铁蹄践踏之下。马林诺斯基热情地挽留他在英国继续钻研学问，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的祖国正在经受着战争的创伤，我的同胞正在遭难，我是中国人，我必须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回到她的身边去！”
他毅然告别了德高望重的马林诺斯基教授，登上了开往祖国的轮船。由于战乱，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搬迁到云南昆明，吴文藻教授在云南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系，学成归来的费孝通不远万里投奔恩师来了。
当时的昆明群英荟萃人才济济：冯友兰、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钱穆、吴晗等一大批专家学者都汇集于此。
费孝通乘船从越南的西贡登陆，辗转来到了大后方昆明。到昆明后，他在由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联合成立的社会学研究室主持工作，并且担任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的助理教授。当年老师教的田野工作法在他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他非常注重实地调查，刚刚到昆明半个月，他就跑到离昆明100公里的禄丰县深入生活。他来自于农村，熟悉农村，对农民的命运非常关注，对农村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凭着对中国农民深厚的感情和扎实的社会学、人类学知识，他一口气又写出了很多文章。当时，他所在的村子名字很拗口，他给这个村子起名为禄村，把自己的研究文章取名为《禄村农田》。
费孝通是多血质的性格，他热情奔放，容易激动，他有一颗创造性的头脑，他像一块磁石把大家紧紧地吸引在自己周围。战乱时期，中国大地满目疮痍，连文房四宝都紧缺，哪里有地方印书啊？为了让这些写给农民看的文章早日问世，费孝通和他的学生们自己动手刻蜡版，用油印机印。很多文章都是费孝通亲自刻蜡版，亲自印出来的。他的学术著作总是带着泥土的芳香，他写的每一段话都说到了农民的心坎里。人们称他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爱情之花遇到第二个春天
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