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学史-朱光潜-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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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创作实践上虽有像歌德所说的从主观概念出发的倾向,在理论上却因受到歌德的影响,也时常强调艺术的客观性。在《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里,他从历史发展观点,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古典主义(素朴的诗)与浪漫主义(感伤的诗)的起源和区别,他把注意集中到人与自然亦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在古代较单纯的社会里,人与自然还处在和谐的统一体中,如庄子所说的“如鱼与水之相忘于江湖”,所以古代诗人能以素朴的方式直接反映自然。但是到了近代,工商业文明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裂和对立,人成为孤立的主体,自然成为对立的客体,在人已丧失去自然这种情况之下,诗人只能在理想中追寻已丧失的自然,因而产生出感伤的诗。这就是席勒所看到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历史根源。至于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区别则在于古典主义是“尽可能完满的对现实的摹仿”,而浪漫主义则是“把现实提升到理想,或则说,理想的表现”。席勒有时把前者叫做“现实主义”(这是“现实主义”一词在文艺领域里最早的出现),后者叫做“理想主义”,(17)足见他把古典主义看作现实主义,这当然不指后起的批判现实主义。席勒的观点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他虽然比较同情于古典主义,但是承认浪漫主义在近代的产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不应因为它是“感伤的”就对它加以否定。其次,就流派来说,席勒虽然把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划归古今两个不同的时代,但是就创作方法的精神实质来说,他承认古代可以有感伤的或浪漫主义的诗,例如罗马的贺拉斯;近代也可以有素朴的或古典主义的诗,例如莎士比亚和歌德。第三,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虽有本质的区别,席勒却仍认为二者有结合的可能。
席勒的历史观仍然是粗枝大叶的,唯心主义的,但是他看出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直接反映现实,而浪漫主义则把现实提升到理想来表现,却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这其实也就是歌德所指出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分别。这个区别是普遍存在的,并不限于西方十八九世纪,但是这个区别也并不是绝对的。
先说这个区别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就西方来说,在荷马史诗之中,《伊利亚特》较多地倾向于现实主义,《奥德赛》则较多地倾向于浪漫主义。就中国古典来说,屈原,阮籍和李白较多地倾向于浪漫主义,陶潜,杜甫和白居易则较多地倾向于现实主义。就连在同一作家身上,某一部分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较浓,另一部分作品的现实主义色彩较浓,这也是常有的事,例如陶潜的《咏荆轲》,《读山海经》,《桃花源记诗》之类作品就不能说没有浪漫主义因素。
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二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同一作家可能兼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因素,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我们在上文只说杜甫较多地倾向于现实主义,李白较多地倾向于浪漫主义,这并不等于说杜甫就没有浪漫主义因素,而李自就没有现实主义因素。关于这一点,高尔基说得顶好:
在讲到像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理……这些古典作家时,我们就很难完全正确地说山,他们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时常好象是结合在一起的。(重点引者加)
——《我怎样学习写作》
所举到的几位作家是现在一般文学史都公认为现实主义者,而高尔基却说这未必“完全正确”,就如说他们是浪漫主义者不完全正确一样。从此可见,在大作家身上简单地贴一个“现实主义者”或“浪漫主义者”的标签,像某些文学史家所爱做的那样,总不免犯片面性的毛病。我们已见到法国现实主义大师们多半带有浪漫主义因素。歌德晚期是一个自觉的古典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却是一个不自觉的浪漫主义者。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近代浪漫运动的一个很大的推动力,过去许多文学史家都把它看作和“古典型戏剧”相对立的“浪漫型戏剧”,而近来有些文学史家们则把莎士比亚尊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对于拜伦和普希金的看法也有类似的分歧。究竟谁是谁非呢?高尔基早就已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总是结合在一起的。
这种结合不但是文学史所已证明的事实,而且也是正确的美学观点所必然达到的结论。一切真正的艺术都必然要反映现实,要有客观基础,浪漫主义艺术也不能是例外。同时,一切真正的艺术也都必然要表现理想,具有一定的教育目的和倾向性,现实主义艺术也不能是例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分起于对客观现实与主观理想各有所侧重,侧重并不是对另一方面就完全排斥。如果浪漫主义只表现主观理想而排斥客观现实,或是现实主义只抄袭客观现实而排斥主观理想,结果就都会失其为艺术,因为前一种情形抛弃了艺术反映现实的基本任务,后一种情形抛弃了艺术通过教育人来改造社会的基本目的。情感和想象之类主观因素在浪漫主义文艺里比重固然较大,但是它们毕竟还是依存于客观基础的,所以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并不应等于主观主义,不是与现实主义的客观性完全相对立的。现实主义固然侧重忠实地反映现实,却也不能只是被动地依样画葫芦似地反映现实,把现实和盘托出,而是要就现实所提供的素材加以选择,提炼和重新组织,而这种典型化的过程必然要或多或少地,自觉地或自发地,反映出作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是说,反映出他的主观理想,所以现实主义的客观性也并不应等于客观主义,不是与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完全相对立的。历史上伟大文艺作品所体现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正足以证实美学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只有消极的浪漫主义才坚持自我中心,蔑视客观现实,完全陶醉于主观情感和幻想而落到主观主义。歌德,黑格尔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都对这种“病态”的倾向进行过中肯的批判。只有流于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才坚持对现实中浮面现象作依样画葫芦似的抄袭,蔑视主观理想,完全沉埋到琐屑细节里而落到客观主义。这种倾向在历史上也遭到过不断的批判。但是法国巴拿斯派所提的“不动情感”和福楼拜所提的“取消私人性格主义”之类荒谬的口号似乎还有广泛的市场。这些口号之所以是荒谬的,因为取消了作者的私人性格,就等于取消了他的情感和思想,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作者“不动情感”,也就无法打动读者的情感,像贺拉斯旱就指出的。这也就等于取消了艺术所应有的教育功用和实践意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艺术本质的认识。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而创造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这种活动必须根据自然或客观现实,不能是无中生有;但也必须超越自然或客观现实,不能是依样画葫芦,而是能动地反映现实。用达·芬奇和歌德都说过的话来说,艺术须是一种“第二自然”,一种由人创造而且为人服务的产品,一种既反映客观现实又表现主观理想的产品。就在这个意义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艺术在本质上都不可缺少的因素。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自然主义才既与浪漫主义又与现实主义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自然主义是艺术的否定。自然主义有由现实主义蜕化来的一种,也有由浪漫主义蜕化来的一种。现实主义如果落到客观主义,它就会蜕化为自然主义,十九世纪后期法国文艺流派的演变可以为证。浪漫主义如果落到主观主义,使文艺创作成为主观情感和幻想的漫无约束和剪裁的倾泻,它也会流为自然主义,所以拉法格在《浪漫主义的起源》里把近代自然主义称为“浪漫主义的尾巴”(18)。这种自然主义之恶劣并不下于由现实主义蜕化来的那一种,泛滥于现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坛上的赤裸裸地发泄色狂和投合动物性本能的诗歌和小说可以为证。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是艺术的唯一的康庄大道。这当然只能就这两种创作方法的精神实质而言,并不是把十八九世纪在西方流行的两个文学流派揉合在一起,让它们在今天复活起来,尽管它们的遗产有些足资借鉴的地方。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它们毕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不能适应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歌德,拜伦和雪莱的爱情诗不能表现我们今天的主观理想,巴尔扎克和果戈理的揭露性的小说所反映的也不是我们今天的客观现实,艺术的内容变了,艺术的形式就得随之而变。双结合的原则是可以肯定而且必须肯定的,至于这个原则的具体运用,则只能从长期实践中探索得来。这可能还要经过一种辛苦而曲折的过程,但是文艺的将来成就应该远远超过歌德时代或巴尔扎克时代的成就,正因为我们的理想和现实远远超过他们那些时代的理想和现实,在我们的时代,文艺必须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所以毛主席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法的方针是最能适应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要求的方针。
注:
(1)这并不妨碍浪漫主义者对启蒙运动所宣扬的“理性的胜利”感到失望和起反感。
(2)参看伊瓦肖娃:《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第一卷,第二八页。这是混淆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一个实例。
(3)参看麦克杜威尔(A。McDowall)的《现实主义》,伦敦版,第二二页。
(4)参看伊瓦肖娃:《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第一卷,第一○二页。
(5)夏莱伊(Challaye):《艺术与美》,法文版,第一一五至一一六页的引文。
(6)丹纳:《英国文学史序文》。
(7)丹纳:《艺术哲学》,第五编,第三五○至三五七,三七五至三七七页。
(8)指毕丰(Buffon)的《自然史》。
(9)司汤达:《给巴尔扎克的信》,1840年10月30日。
(10)维亚尔和丹尼斯:《十九世纪文论选》,第二五一页的引文。
(11)巴尔扎克:《给伊波立特·卡斯提尔的信》,据上引《十九世纪文论选》,第二六一页的引文。
(12)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序文》。
(13)塞阿依(Séailles):《艺术中的天才》,第一六一页。
(14)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序文》,引文头一句的“偶然机缘”(hasard)指一切事件所难免受影响的偶然事故,它在这里人格化了。
(15)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论写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16)《歌德谈话录》,1823年9月13日。
(17)别林斯基的“现实的诗”与“理想的诗”的分别可能受到席勒的这种区分的影响,他的提法更明确:在理想的诗里,诗人“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改造生活”,在现实的诗里,诗人“按照生活的全部真实性和赤裸裸的面貌来再现现实”。
(18)拉法格:《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二○七页。
附录:
简要书目
1.西方美学史
西方美学史的研究是由黑格尔的门徒开始的。最早的著作有以下两种:
粹姆曼(Rudolf Zimmermann)的《作为哲学科学的美学史》,1858,维也纳。
夏斯勒(Max Schasler)的《美学批评史》,两卷,1872,柏林。
这两种均系用德文写的。另外一种是用西班牙文写的比较详细的资料书:
麦嫩德兹(Marcelino Menéndez y pplayo)的《西班牙的美学思想史》,五卷,1883—1891,但四五两卷所叙述的是法德英三国的美学思想史。此书在1946年由桑坦德(Santander)修改过。
以上三书除第二种以外,编者都未见过。较流行的西方美学史有下列几种:
鲍申葵(Bernard Bosanquet)的《美学史》,1892,伦敦。这本书从新黑格尔派立场出发,着重形式主义与表现主义的对立,作者有独到的见解,但叙述不够全面,文字有些艰晦。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美学史》,附在他的《美学原理》后面,1902,巴里。这是用意大利文写的,有昂斯里(Donglas Anslie)的英译本,1909,伦敦。《美学原理》部分曾由编者译出,1958,作家出版社,《美学史》部分未译。此书也是从新黑格尔派立场出发,目的在证明作者的艺术即直党的基本论点,所以对形象思维的学说叙述较详。
赖伊特(William Knight)的《美的哲学》第一卷叙述美学思想史,1895,伦敦。这是一部通俗书籍,对古代叙述甚略,对近代德,法,英各国分章叙述,罗列代表人物较多,对关键性问题注意不够,第二卷分论诗歌、音乐、建筑、绘画、雕刻、舞蹈各门艺术,还约略评介了俄国和丹麦的一些美学家。
吉尔博特和库恩(K。Gilbert and H。Kuhn)的《美学史》,1939,纽约,有增订本,1960。资料搜集得很多,但作者缺乏分析力,时而以代表人物为纲,时而以问题为纲,叙述也很杂乱。
李斯托威尔(Earl of Listowell)的《近代美学的批评史》,1933,伦敦。这部书把近代各流派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派加以扼要叙述,作者是持“移情说”的法国巴希的门徒,对“移情说”的叙述较详。
莱蒙·伯叶(Raymond Bayer)的《美学史》,1961,巴黎Colin书店出版。作者是巴黎大学教授,在序文里说,“这部美学史——正如美学本身一样一一一方面越界到了哲学领域,另一方面又越界到了艺术史领域。”他结合文艺作品的比较多,结合到哲学思潮的方面则比较薄弱。第五部分有六章专讲二十世纪的美学史,法,德,英,意,美,苏各占一章,颇有用。
奥夫襄尼柯夫(M。ф。Oвснникoв)和斯米尔诺娃(З。B。Cмирнова)的《美学简史》,1963,苏联艺术科学研究所出版社出版,古代部分较简略,近代俄国部分较详,约占全书四分之一强。最后一章(第十一章)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美学的兴起》。全书面铺得很广,不够深入。
美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与艺术批评史是有密切联系的,较流行的书有下列几种。
圣兹博里(Ceorge 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三卷,1900—1904,伦敦。这部书开创了研究文学批评史的风气,但作者充满着学究的成见,文字亦不易读,只可作为参考资料看待。
斯宾于(J。E。Spingarn)的《文艺复兴时代文学批评》,1899,纽约。文艺复兴时代是近代美学思想开始发达的时代,这部书作了简赅的叙述。
劳伯特生(I。G。Robertson)的《浪漫派理论的生长》(“The Genesis of Romantic Theory”)介绍十八世纪法意英一些美学家及其影响,涉及形象思维的较多,1923,剑桥大学出版。
韦勒克(René Wellek)的《近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四卷,第一卷,十八世纪后期;第二卷,浪漫主义时代;第三卷,十九世纪后期;第四卷,二十世纪。1954—?;纽约。编者只见过第一二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