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4-北京共识-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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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是向东、向南，基本走向就是沿着原来老的成渝高速公路，实际上是往重庆方面靠。重庆是向北发展，包括向江北、渝北发展。最近重庆正在修建到成都遂（宁）渝铁路和高速公路，这样会使两地形成第二条通道，重庆的物流量将迅速增加，使得两个城市整合的基础设施更加扎实。 魏后凯：实际上对重庆和成都的整合问题仍有很大争议，其一是“谁为中心”的问题，这与经济实力有关。其二，从门户地位来看，在过去重庆是西南的一个重要门户，但随着南昆线的修建西南有了新的出海通道，假如沿着珠江将西南三省和珠三角地区打通的话，重庆的门户地位将大大下降，而成都将更加接近新的通道。 我个人觉得重庆在四个方面有希望成为中心。第一就是航运中心，我不同意物流中心的说法。根据我的判断和研究，现在重庆物流不如成都搞得好，成都的物流和商贸相对发展很快，重庆与之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但航运这一块，重庆搞得好。 第二，就是管理控制中心，现在跨国公司和大企业在西南地区肯定要选一个点建立总部或区域总部，要不就是重庆，要不就是成都。在这一点上重庆还是有优势的，但是也面临成都的竞争。 第三，就是研发中心，我考察了一下，重庆和成都两地的条件差不多，两家都有希望成为西南地区的研发中心。 再一个就是制造业中心，我们最近研究表明，在工业化推进阶段，大城市包括国际大都市一般都是制造业中心，重庆有这方面的优势。 王一鸣：重庆和成都的影响范围基本不重叠，而且它们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界。成都的传统辐射范围，包括川西、川北和西藏，重庆的传统辐射覆盖范围包括宜宾、内江等川南地区，还有万县、涪陵等川东地区，以及贵州的北部。所以这两大城市的发展不会有太大的矛盾。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情况下，重庆和成都不是相互比较的问题，而是怎样整合的问题，就是要参与到长江经济带的分工中，参与到长江经济带的供应链中去。 陈 耀：现在人们都期待成渝地区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中心，甚至提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东北、西南应该各为一级。但是，我感觉现在的“双头龙”现象即成渝之间的竞争，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 魏后凯：现在整个重庆和四川作为长江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的差距在不断拉大。上游地区如果不加快发展，有可能被边缘化。从这个角度说，二者合作的范围还应该更广一些，可以是川渝黔的合作，最终可能形成一个双核心的大的经济区。当然，从区域合作的角度看，我觉得有四个方面很重要：基础设施的一体化、要素市场的成熟发育、资源的联合开发、一个相对独立的协调机构。原来是六省七方，现在叫“六省七方经济协调会”，六省包括西藏、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再加上成都就是七方。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突破口
《21世纪》：重庆提出，到2020年分“三步走”实现中央提出的“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目标，实现经济总量比2000年翻两番，西部大开发全面见到实效，那么，重庆发展的突破口在哪里？ 魏后凯：关键一点就是要提升产业竞争力。一个地区的经济要发展，规模要做大，产业没有竞争力，就是一句空话。有几点可以考虑：第一，应该和成都合作，联合沿线和周边城市，共同打造一个从重庆到成都的成渝制造业带；第二，要立足现有的产业优势，按照产业集群化的思路，把产业链做长，构造一批优势产业的产业链；第三，以重庆为中心，构筑1～2小时的产业协作配套圈，完善地方产业配套体系。现在投资除了硬环境和软环境的要求之外，产业配套能力应该是第三投资环境，它是一个地区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王一鸣：重庆要巩固中心城市地位，需从五个方面着手，第一要培育一批盈利性企业。这是重庆发展的核心和关键。 第二，要改善它进入主体市场的条件。我国的主体市场在沿海地区，而且主要通过沿海地区才进入国际市场。改善重庆与主体市场的通达性是个关键问题。三峡大水坝完成以后航运条件会有改善，但还要加快铁路和高速公路等工程建设，重庆的投资环境才会有大的变化。 第三，打造产业竞争力。不要求全方位发展，有些该退出的就要及时退出，整合资源，把有竞争力的产业链做大做强。 第四，创新能力的建设。凡是有生命力的产业，都是由科技创新能力做支撑的。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怎样吸纳和留住人才的问题，非常重要。 第五，政府的合理定位。政府要有为有位，一方面要合理定位，另一方面要大胆创新和探索，有所作为的同时又不要越位错位。重庆是个勇于创新的城市，从它是第一个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首试官员问责制、撤销所有的汽车过桥收费关卡等都可以看出重庆的创新勇气。 陈 耀：重庆能源丰富，它现在的优势就是汽车、摩托车产业、装备制造业、能源和物流。重庆的服务业比重不可能像其他几个直辖市那么高，将来在西部地区，制造业可能还是会作为产业上最突出的一个方面继续加强，并可能发展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遏制“台独”的经济筹码（1） 作者 ： 王海明 民进党“执政”以来，中国台湾地区经济持续低迷不振，甚至陷入战后罕见的经济负增长窘境。对此，台湾岛内有舆论认为，这是内地“磁吸效应”造成两岸经贸关系过密的后果。 我国“和平统一”的方针确立以后，两岸经贸快速增长，内地最终超过美国、日本，成为我国台湾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台商在内地的投资与日俱增，内地的宽松政策和市场的巨大潜力甚至吸引台商举家北迁，昆山、东莞、厦门都成为著名的台商聚居地，从这些根据地开始，台商的触角迅速延伸到西部、北部和东部的广大地区…… “外温内冷”的经济格局之下，外销订单与出口的迅速增长，成为带动台湾地区经济恢复性增长的主要原因，也使得台湾地区得以完成一条完美的产业链条，将其地域分工优势最大化。 但是，两岸的经贸关系受两岸政治气候影响甚大，在当前“台独”势力猖獗、台湾政治走势微妙的情况下，这种走向就更值得关注。2004年5月24日国台办发言人张铭清就曾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推动两岸的经贸及各方面的交流是我们一贯的立场，不会有台商投资受影响，但要说明的是，对于在内地赚钱又回到台湾支持“台独”的人，我们是不欢迎的。 我国台湾地区经济是否被边缘化？如何处理两岸经贸关系？如何对待日益壮大的台商经济？又如何打开两岸经济整合的突破口？ 6月12日，以一篇短文引起台湾股市大地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民、刚刚访台归来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牛新春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14期，就两岸经济一体化和台商经济扩张等问题展开讨论。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重新检讨两岸经贸
《21世纪》：1980年代以来，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相当迅速，我们首先梳理一下内地和台湾经贸关系的发展脉络。 王建民：历史上，中国台湾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日本占领我国台湾后，台湾地区逐渐被纳入日本经济体系。二战后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台湾地区则融入美国经济体系，在1980年代初期，台湾地区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甚至达到了48％。改革开放以后，两岸经贸迅速发展，台湾地区经济也逐步回归到了中国经济体系。按照我国海关统计，2003年两岸贸易总额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836亿美元，取代美国和日本成为台湾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台湾地区对香港地区和内地的出口依赖度达到345％，内地对台湾地区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如果没有到内地的出口，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将下调2个百分点。 《21世纪》：面对两岸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在两岸关系不稳定的前提下，我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来处理呢？ 高尚全：我们要从战略上来考虑两岸的经贸关系，台湾地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统一祖国大业将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采取如下的经济策略： 第一，内地要增强实力，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台湾人民对内地自然会另眼相看。 第二，通过发展两岸贸易建立一种紧密的关系，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势，统一的条件自然形成。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对于我们解决好台湾问题有重要的意义。不是说发展两岸的经贸关系，完全是台湾受益，而是一种双赢的关系。台湾地区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技术水平、管理经验、资金都有优势，但是它空间狭小，很受限制；我们土地、能源优势明显，劳动力成本低，两岸完全可以通过经济的互补，最后实现双赢，这是两岸人民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 牛新春：内地和台湾地区的经济关系可能是受政治影响最严重的，甚至可以说政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19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跟台湾地区的贸易是零，后来确立了“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经贸往来马上就发展起来了，这当然也有经济本身的需要，但是政治推动也是很大的。当时从政治上考虑，至少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两岸经济上的依存度越高，统一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从传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考虑的；另外，我们给台湾人民利益，他们和我们的感情更容易融洽，统一的希望就大。所以，1980年代初期到现在，两岸经贸关系增长才会这么快。现在，原有的两岸经贸关系需要重新检讨。 今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写过一篇文章，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跟台湾地区的经贸关系相互依存度加大，是不是养虎为患？现在确实有一部分人出现了动摇，第一要问经济的相互依存是否真的能促进政治的统一？从过去20年来看，显然是两岸的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但是政治上走得越来越远了。第二个问题是，给台商的那些优惠政策实际对台湾老百姓影响很小。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个原则：凡是有利于遏制台独的经贸政策，我们都是欢迎的；凡是不利于遏制台独的经贸政策，都要改变。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台湾产业“空心化”
《21世纪》：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台湾地区经济的本身内需明显不足，更多依靠外需拉动，这种经济特点也注定了台湾地区经济对内地的依赖性，其经济的低迷也加剧了这种依赖的程度。台湾如何失去了“亚洲四小龙”时期的雄风呢？ 王建民：台湾地区最基本的经济特征是，台湾是个岛屿，两头在外，原材料、能源都靠进口。产品呢？岛内两千万的人口也难以消化，只能靠出口，所以台湾的出口规模很大，是印度的两倍。如果国际经济不景气，台湾产品卖不出去，工厂不能生产，就会带来失业。外部经济对台湾地区经济影响很大，台湾地区的贸易总额占其GDP的差不多95％，经济都是靠外贸拉动。 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它创造的经济奇迹是不可否认的，在40多年的历史中，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超过8％，失业率很少超过3％。民进党上台以后，台湾经济出现了衰退，甚至是负增长，民进党“执政”的四年，台湾地区经济平均增长26％，失业率从2000年的不足3％上升到2002年的5％以上。形成这种局面有两个核心的原因，一个是民进党“执政”的能力不足，另外一个因素是外部大环境不稳定，很多台湾人甚至担心，台湾会成为亚洲的菲律宾第二。菲律宾战后初期，在亚洲经济水平是相当高的，后来因为执政能力不行，经济出现严重倒退。 2003年年底开始，随着国际经济的好转，台湾地区经济也开始回暖，经济增长达到32％，这种恢复性增长主要依赖外贸出口带动，2004年第一季度，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超过6％，也主要是靠外贸出口，尤其是对内地的出口。 牛新春：前几天，我在台湾访问期间发现，台湾地区学者普遍认为现在实现“三通”很关键，不搞“三通”，台湾地区经济将没有出路。到台访问的美国商会会长警告陈水扁说，如果不搞“三通”，台湾地区经济就会变成一个地区经济，只有搞“三通”，外商才敢到台湾来投资。岛内现在要求“三通”的压力很大，却又担心被内地掌控经济命脉，也怕资金都流入内地，引起岛内的经济衰退。 遏制“台独”的经济筹码（2） 作者 ： 王海明 王建民：经常会有学者讲到台湾地区经济的空心化，我并不认同这个概念，我不认为台湾地区的产业是空心化了。空心化一般是指制造业外移，从而引起竞争力下降。台湾表面上存在产业外移，2002年4月的调查结果显示，台湾产品岛外生产比重2002年只有181％，到2003年4月是227％，到2004年的4月是307％，这当中很大的一块是在内地。这不是产业的空心化，而是台湾产业区域分工的合理化发展。 台湾地区部分制造业在岛里没有竞争力，只有区域产业合理化分工，把这些制造业转移到内地或其他生产成本较低的地区，在岛内发展优势产业如高科技产业、服务业等，对台湾地区的发展是有利的，能够提高产业竞争力。最近美国商会在台湾发表了报告，认为台湾地区发展新经济就是要发展物流业，台湾近年开始采取优惠措施鼓励企业在岛里设立营运中心或研发中心，其中到2004年6月初，台湾地区已经有193家海内外大企业设立营运中心，这是台湾适应区域产业分工与重新定位台湾区域经济角色的重要步聚。
第三部分：中国市场经济台商内地投资浪潮
《21世纪》：台资企业这些年发展非常迅速。这中间经历了哪些故事？台商在内地的产业格局是如何推进的呢？ 王建民：1980年代末，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访问大陆后，对台商赴内地投资发展产生很大效应，进而形成了对内地的第一轮投资高潮；1990年代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带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春天，内地经济快速发展，台商对内地投资形成了第二次高潮；2000年，随着内地和台湾加入WTO，台商对内地投资尤其是高科技产业投资增长迅速，形成了台商对内地投资的第三波高潮。到2003年年底，台商在内地累计投资项目达到60618个，协议台资金额为700亿，实际投资3667亿美元。 台商到内地投资发展，开始都是投资传统产业，后来高科技产业逐渐增多，这也为台湾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以前台湾当局的战略是“生根台湾，布局全球”，要把台湾地区作为经济的核心，到全球范围内投资。陈水扁上台以后，将这个政策改成“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一方面是开放，另一方面还要加强管理，所以采取了很多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