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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从加州理工到高盛银行 _2-第6章

小说: 从加州理工到高盛银行 _2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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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与你共事,才有进公司的可能。

我在高盛台北及香港的公司,都被面试。来来往往也见了十几二十个人。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台湾投资银行界的教父,宋学仁先生。宋先生话不多,但一针见血,又愿意和你讲最好,最诚实,最中肯的建议。怪不得是所有大企业家最倚重的 Advisor咨询者。没进高盛前,就听说宋先生进高盛,是带兵投靠,把所有大华证?的客户,化为高盛所有。高盛在台湾,从零开始,到台湾成为高盛全球重视的收入来源重镇之一,宋先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宋先生不但自己贵为高盛亚洲的副主席,更重要的是,他培育了一批台湾人,都为高盛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位居高位。我一辈子觉得最可惜的是没赶上那一波追随宋先生的机会,不然我也不会提早离开高盛。

我面试的结果,Investment Banking投资银行部 和Investment Management投资管理部,两个部门都表示要录用我。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样的情形是不多见的。我选择了投资管理部,因为 2001 年的资本市场不太好,一般的理解下,投资银行部在市场不好时裁员最快最多,而且是后进先出。我当时希望在高盛待十年以上,故选择了投资管理部门。



'23' 我在高盛受的训练

从麦肯锡转到高盛,几乎是变换了一个世界。我在前面介绍过,麦肯锡公司只给别人出主意,本身不用资本市场的工具为客户融资,这是个原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不能违反。高盛除了可以提供麦肯锡的战略服务之外,还可以用资本市场的工具为客户融资,或从事资本市场的交易。

就是因为特质有异,所以这两个公司对职业的训练也有很大的不同。高盛在每年的夏天,将当年从全世界招来的新生送到纽约,集中训练。这时通常会包下一家大旅馆,做训练场地,那气派的豪华,令新进人员感到震慑,觉得自己投身的果然是一家不同凡响的大企业。

高盛训练的第一课,是把整个企业摊开给新进人员看,告诉你高盛有哪些部门,如投资银行、贸易部、资产管理部等,向大家介绍这些部门如何操作。这时的讲员多是高盛的资深高级主管,他们不但熟知高盛的各项业务,而且都对高盛银行有感情、有贡献。透过他们的讲述,新进人员不但了解了这家投资银行本身,对于全球的投资银行业,也会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高盛为期数月的新人训练,主要目的之一是给那一年的全球新进人员有一个相互认识的机会,并对自己部门的人员,规矩,专业知识,有所了解,还要测试。在纽约那个夏天,我有幸认识那年全球进高盛的新生,亚洲,美洲,欧洲,有幸和几位德国的新生做了好朋友。晚上上完课后,及周末,我们都一起到纽约去玩,纽约真是个非常美丽又好玩的地方。

我的部门特别给我们做电话对谈训练,是很有意思也很实用的一个训练项目。不但像我这种学自然科学出身的,即使是名校的MBA,也未必受过电话对谈专门训练,不一定知道那?面有那样大的学问。因为高盛每一个分支机构的业务辖区都很大,做行销的时候,如果都由人上门去洽谈,那成本势必很高,这样就有必要通过电话来接触客户,高盛可以把它的行员训练到只要客户一开口,就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心中要马上形成为客户解决他所悬问题的腹案,那笔生意八九不离十就能做成。高盛不是教行员骗人,而是提高行员捕捉问题、消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在接受了这方面的训练之后,经历了好几个相当大的案子,是用电话谈成的交易。



'24' 在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 Co。的日子

我在高盛公司的工作地点,被安排在香港长江集团中心六十八楼,即公司的亚洲总部,被委负大中华地区─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吸收资金的责任。对我来说,这真是个极大的挑战。我在这个地区的人脉并不广,主要是在麦肯锡公司工作时建立的一些关系,现在既然承担了高盛公司赋予的这份责任,只有尽一切力量来建立人际网络。

2001 年到2003年我是高盛资产管理部大中华区业务负责人。虽然我上面的外国老板来来去去两年内换了三个,因为整个部门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所有大中华区有关的事务都是我实际在做。我为大中华区美金现金管理业务开发首席代表,负责美金近十亿。

我与大中华区重要Chairman,CEO及CFO们谈投资和公司买卖交易的机会。带领高盛投资银行部门美国,欧洲的产业专家,与大中华区公司领导们讨论全球经济局势展望,产业趋势,及竞争者分析。

我负责大中华区投资者关系管理及新生意发展。与投资者沟通以理解其投资需要,根据其投资需要,量身订做资产配置,并找寻最好的固定收益,股票,避险基金,及其它种投资产品,来满足投资着需求。

和同仁一起,我们调查并设计中外合资公司资产管理合作的可行性和合作模型。我们也设计,组织,并召开两届为期一星期的亚洲机构投资者培训课程,培训与资产管理相关的重点项目。

在当代经理人杂志社办的中国成长企业一百强CEO峰会中,我应邀为主讲者及专题主持人。 讲题为中国企业如何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及比较各国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

我打交道的对象,是一等一的富人,或者是有钱在库而又想生出利润的机关。高盛公司有一套严谨的制度,它的工作人员必须按照这套制度工作。我们代表公司与人接触,只要做出了承诺,就要百分之百做到,绝不能打折扣,总之一切要顾全公司的信用。这对于我这个学科学出身的人并不难,因为我长期所受的训练就是求「真」,无论说话、做事,都以「不假」为原则,因而我打从进入高盛公司起,就没有违规过。

由于管理的范围太大,我在外旅行的时间很多,有时一个星期要坐好几次飞机。我惯于独来独往,常常是一个手提箱就出远门。每次到台北,我习惯住到爸妈家?而不住旅馆,妈妈看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样子,心疼得不得了,总得我安慰她,她才能回过神来。其实,我东飞西跑,并不觉得如何疲累,反而是看到爱女心切的妈妈那难受的样子,我才心疼。

由于在高盛公司工作,我认识了很多富豪。我发觉这类人几乎都有很精准的投资眼光。我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大中华区最优秀的企业家交流,不但觉得他们的这套本事,很值得我学习,真是三生有幸。



'25' 我与「甲骨文」老板的一段交往: 初遇北京

世界的软件业者,没有不知道「ORACLE」(甲骨文)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叫LARRY˙ELLISON拉瑞…爱理逊,一度是被富比士杂志排名全球第一、超过「微软公司」老板比尔…盖兹的富人,后来有几年排名第二,二○○二年则排名第九。这位先生很有意思,他是以特立独行、傲视全球闻名的人物,但却对我非常欣赏,在百忙之中亲自给我发过很多电子邮件,并在与我晤面时给我很多的褒奖。

甲骨文公司对于出身加州理工学院的人绝不陌生,多年来这个公司在加州理工招聘科技界的新人,出价都很高,被它挑中的加州理工大学毕业生,年薪达六万五千美元,博士则给八万美元,因此许多加州理工大学部最优秀的毕业生都参加了这个公司。只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很特别,他很少直接接触公司的新进人员,一般职员只能在报刊上看到他放言高论,及他与比尔…盖兹之间的竞争,很少人见过他,跟他面谈过的人更少。

我是在加州理工相邻的书店中,看到一本名叫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d and Larry Ellison'(爱理逊与神的区别—甲骨文公司内部的观察)」的书,买来看了之后,才知道爱理逊其人的。那书把爱理逊写的十分有趣。看完书之后,我以 “日本来的 Alternative Shuksa” 的名字在亚马逊网上书店 (www。amazon。) 发表读后感。日本是Ellison最喜欢的国家之一,因为Oracle全球卖得第二多的国家就是日本。Alternative Shuksa和Alyce Su的开头都是一样。Shuksa是犹太语“女朋友”的意思。以后约莫有两年时间,我不管在什么报刊上看到有关爱理逊的言论,或者对他的报导,总会一口气看完。我既读过那么多来源不同的有关爱理逊的资料,有时在跟朋友闲聊时谈到他,朋友们都很惊异我怎么知道这么多有关爱理逊的细微之处,于是有人称我为「爱理逊专家」。

2002年三月某日,我忽然在报上看见,爱理逊六月份要到北京一行。我一算那时间,那时我也会在北京。我想,既然这样,我何不设法与他见上一面,看看我的偶像的卢山真面目。Oracle 成立这么多年来Larry Ellison 上次亲临北京已绖是快十年前了。

六月初,我试着给爱理逊发了一封电子信,问他能否在六月十日,在北京与我一晤。我当然知道自己的份量,在他这种国际大财阀面前,我算老几?因此,在信发出之后,我并不真的期待他会有回音。

可是,出乎我所料,他竟很快覆信给我:「I would love to meet you,you are most interesting。」(我很高兴与你会晤,你太有意思了!)

Larry Ellison,Mike Milken 'Junk Bond King 垃圾债券王',Rupert Murdoch '媒体大王梅铎' 三人合作一个公司叫 Knowledge Universe ' 知识宇宙 '。以前我在 Los Angeles 时,在我离开 PIMCO 去 McKinsey & Co。之前,曾向Mike Milken递过我的简历,结果这份简历落在 Steve Fink,与Mike Milken 私交甚深的好友桌上。自从 Mike Milken被判终身不得从事证?交易之后,所有与商业有?的活动均由 Steve Fink 负责。Steve Fink也是 Forbes 杂志专访过的对象, 其兄弟 Larry Fink 为华尔街著名公司 Blackrock 的创办人及总裁。 Larry Fink 和 PIMCO 的创办人像 Bill Gross 或 Chris Dialynas 十几年前在华尔街交手时就互相认识。华尔街是个小圈子,这些身价上美金亿的大老们都互相认识,再见过我之后,多谢他们都记得有 Alyce Su 这一号女博士。我一直不确定为何像 Larry Ellison 这?德高望重的巨富,竟然会亲自回我的电子邮件。我猜想,但没有证据肯定,可能是这些华尔街巨头的推荐。

爱理逊的回信当然令我兴奋。但是,我考虑到,我并没有跟他确定谈话的主题,及参与谈话的人,这些事不落实,他随时可能取消这一约会。于是我立刻联系平常在大中华地区接触密切的各方要人,问他们有不有兴趣跟爱理逊谈谈。这一切都是以私人事务的方式进行,和高盛的业务无关。

这个讯息发出之后,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回来的讯息大量涌至, 政府官员,财经,高科技豪杰,及北京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们,莫不想与这位巨头一谈。我过滤了他们的各种要求,整理成两大主题,然后把它发给了爱理逊。

很快,爱理逊的回信来了,他完全同意我所建议的谈话内容,但他表示,六月十日他尚未到达北京,与我们会面,以六月十二或十三日为宜。

爱理逊一向以善变著名,这分钟答应的事,下分钟可能就变挂,更何况是六月十二日“或”十三日,这到底是几日呢? 如果这些大中华区的名流真的冲 Larry Ellison 的面子而来,而被放鸽子,那我以后怎么混呢?

我想到,如果爱理逊真是想跟我会面,他一定会还有电子邮件发给我,我可以稍等一下。结果,在几天之内,爱理逊发来很多封电邮,确定要与我在北京见面。他在电邮中,并与我交换了私人电号号码。他也把日期确定在六月十二日。但是最确定的只到日期了,至于时间地点,完全不知。

六月十日我到北京,机场到处是 Oracle 的旗子,气派的确不凡。

六月十一日晚上,我还是不晓得 Larry Ellison 到底会不会和我见面,我也没敢再麻烦大中华的名流。

六月十二日早上九点多钟,我忽然接到爱理逊的私人秘书从他的美国总部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 Larry希望今天下午6:00 pm 和我及我的朋友们吃饭。她说,Larry wants it to happen,马上 Larry 就要在北京的Oracle 大会发表他的 Keynote Speech。Larry 演讲过后,Larry 的北京私人秘书 Judy 就会打电话再和我联络。

从这个电话算起,Larry 总算确定了。但是从上午九点多钟到下午6:00已经没多久了。我马上给我的合作伙伴们打电话,请他们待命。我也亲自打了几通电话给重要的人,请问他们6:00 是否有空。

近中午,Larry 的北京私人秘书 Judy 打给我,说 Larry 要把晚饭由下午6:00改到 4:00。这个变动太突然,令我暗暗叫苦。因为我所约的人无不各有要公,要调整两个小时的业务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我想到,爱理逊若不是有绝对必要,他不会提这个要求。我只得先承诺下来,然后再来考验我自己的协调能力。

我开始一个一个跟预定参加会见爱理逊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变动,并希望他们能重新安排时间,不要放弃这个与美国软件大王?谈的机会。大家或许是感于我的诚恳,竟都答认重新安排行程,来共襄这欢迎美国大财阀的盛举。

当天下午三点五十分,我所约请的与爱理逊欢谈的客人,一个不少出现在北京东方君悦酒店。我先将客人们带到会见的会议厅,然后爱理逊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给爱理逊。不一会儿,Larry 从一个隐密的地方走出来。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我在报刊上细读了两年多的产业界的大人物,觉得他真是很「酷」,气宇果然不凡。对我而言,他好似从书籍、杂志中走出来。

那天的聚会真是很热烈,一开始人数算少了,位子不够,还要叫餐厅加椅子,加到后来那个桌子加不下那末多椅子,只好请一位晚到的朋友先出去等,我告诉他若有位置,马上通知。

晚饭是 4:00 开始的,5:30,有位中国最大电信公司的COO 要先走,我便走出房,打算请那一位晚到的朋友入座。才一出门,马上有人给我递名片,原来中国前三大投资银行的CEO已经在门外等了一个半小时了。这位 CEO干过中国第一大,第二大,及第三大投资银行的CEO,当年中国最大的电信公司,就是由他做幕后推手推上市,风头一时无量,被人誉为 Deal Maker。这位CEO带了两个他的左右手,在门外等了一个半小时就为见Larry。我带他们三人进房,请Larry 起身,介绍这为中国最有名望的Deal Maker (the Greatest Deal Maker in China)。这位CEO坐在Larry的右手边,我坐在 Larry 左手边。同桌的还有一位全球最好的投资银行的中国首代,坐在我左手下面两个位置。

爱理逊口才,风度,真是一级棒。他在桌上,没有人能跟他比,他讲了好多笑话给我们听,也讲了许多商场上的战略。

他对于我安排事情及协调的能力非常激赏,故透过它的公司在亚太地区的负责人问我愿不愿意到他旗下工作。在我婉谢了他的好意。

从那以后,我与爱理逊之间一职保持着联系,2002年九月,有幸到他旧金山的家作客。



'26' 我与「甲骨文」老板的一段交往: 再见旧金山

Larry 和我自2002年六月初北京一别之后,只有靠电子邮件沟通。他问我如何才能飞去旧金山见他。我知道这是不太可能的是,在大中华区我有这么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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