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记忆-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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箍床磺辶车哪Ｑ劬鸵丫恕Ｎ颐翘鲁担辞辶四且徽耪攀煜さ拿婵祝淙还チ�20年、30年，但依然那样的清晰，一切好像和昨天刚刚见过的一样，一切都好像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
似乎时间倒退了36年，也是这样的夏天，我们刚刚到这里来安家落户一样，也是刚刚跳下汽车，只是没有鞭炮声，只是没有眼前的阳光灿烂。那天下着蒙蒙的细雨，我和老朱安置停妥，就分别借了两双高腰雨靴，踩着一脚的泥泞，跋涉了18里地，跑到场部，找到比我们早来半年的同学，还特意在康拜因前照了一张相，赶快给家人和朋友寄去，以为照片上那样的背景，才证明我们真正地到了北大荒。
一种无以名状的感觉充满全身，36年前的那个夏天，像是一个分散的童年的小伙伴一样，心情急迫，顾不上一切，光着屁股向我跑了过来。
新队长和副队长，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但那些老乡亲们，我们是都认识的。特别是猪号的老王和菜园子的老赵，他们是我们2队的元老，都已经80多了，身子骨还那么硬朗。老赵特别穿了一件崭新的白衬衣，翻出来咖啡色的领子，还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像是一副年轻人的打扮。老朱对我说：那年佩莉生孩子，大冬天的，老赵和他的老伴儿坐着马车从咱们2队赶到场部去看我们，还提着一篮子（又鸟）蛋和一袋小米，一个劲儿地嘱咐佩莉，不许出门，也不许洗脚……暖融融的乡情，缩短了时间的距离，一下子就跌入了过去的情境之中，许多沉睡的记忆立刻苏醒了过来，花开一般，缤纷着五彩的影子。
如果加上马号的老李头，我们2队的三大元老就聚齐了。可惜，我打听老李头，老赵和老王都告诉我：老李头死了好几年了。
老李头的死，让我感到难过，但并没有让我感到惊奇，因为老李头毕竟年龄摆在那儿，也得是80岁的人了，而且他身体一直就不好。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的是，当我问起老李头的女儿现在在哪儿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也死了。
我真的惊讶得很，她的女儿现在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怎么可能这么早就去世了呢？我忙问：怎么死的？
他们告诉我：是神经病。
像针扎了我一样。
…
访旧半为鬼
…
在2队，小学校里缺老师，我做过一段时间的代课老师，教复试班。是那种一个班里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都有的班，语文数学地理自然历史美术体育，什么课都得是你一人去拳打脚踢。这样的班自然很难教，常常是按下葫芦起了瓢，那帮学生那么老实听凭你一人摆布？班里最老实的是老李头的女儿，上五年级吧，瘦小的还像是刚上学的孩子，坐在教室里，整天一句话不说，就那么望着你。我教她还没到一个月，她就不来上学了，说是帮家里干农活去了。那时，我一腔热血，自以为可以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怎么能够让这样贫下中农的好孩子不上学呢？一天晚饭后，我摸黑找到她家，走进屋，我什么话也甭说了，屋里破烂得跟猪圈似的，她妈妈病歪歪地躺在炕上，家里不靠她靠谁呢？
那天，她提着一盏马灯送我出来，一直送我很远。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就让她回去，她不回，一句话也不说，还是送。送了半天，突然，她站住了。我不知她要做什么，她的背后是北大荒苍茫的夜空，没有月亮，一天的星光辉映在她瘦弱的肩头。我刚要问她有什么事情吗？她突然问了我一句：“肖老师，你说学地理课有什么用？是不是以后走路就不迷路了呀？”
30来年过去，连这孩子的模样我都记不清了，但这句话却总是回荡在我的耳边，想起来就让我难受而无言以对。我在前几年曾经写过一篇《地理课》的散文，在那篇文章中，我写道：“我忽然想起了老李的女儿那句关于地理课的问话，心里禁不住一紧。在北京，或在任何一座城市里的孩子，或许对于地理课都不会特别的在意，而在偏远的北大荒，地理课是和外面世界联系的特殊的一座桥。地理课能够给予他们许多想像和向往，那一个个对于他们陌生而永远难以到达的地名，是藏在他们心里的一朵朵悄悄开放的花。”我以为这次来大兴岛，即使见不到她，也能够打听到她的消息。但是，她却悲凉地死去了。
乡亲们扳着手指头给我挨个的数，2队已经死了整整40个人了。回想起我们在2队的那些日子里，是和这些乡亲们在一起的日子，如果失去了他们给予我们的关爱，和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的立场，那些日子的意义至少减少大半。而我们回来的意义，其实一半也就是为了看看他们的呀！
在重逢的喜悦中，一缕惊悸和哀伤，在我的心里蔓延。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真是我没有想到的。虽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生老病死是正常的事情，一个也就百十号人的2队，整整40人死了，实在是太多了！毕竟像是屋子一半的墙坍塌了一样，青春记忆里的2队的天空，也黯淡下了一半。心里暗暗地想，我们自己也老了，我们的青春也无可奈何地老了呀，老得已经不堪回首。只是我们自我感觉有时候那样的良好，良好得让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差出去老远。
我最关心原来在农工班里的曹永本和张玉钦。可以这样说，在北大荒，我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对不起他们两位。那一年，我没有被打成反gemin，他们两人却倒了霉，成了工作组的刀下祭品。似乎工作组不揪出几个反gemin没有法子向上向下交代一样，他们在我的身上没有抓到预想的那些过硬的材料，不得不放过了我一马，却不容分说地把他们两人给揪了出来，在60年代末为了开荒组建2队而调来的两位带头的共产党员，如今铁证如山似的，说他们两人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曹永本的档案里根本没有党的组织关系，张玉钦的档案里也缺少入党的证明材料，派人出去外调，他们两人提供的入党介绍人，一个也找不着，假党员，更是板上钉钉了。在那个年月里，档案神秘得很，档案里哪怕一张小小的纸条，都能够要了人的性命。他们两人就这样被理所当然地揪了出来，一下子成了过街的老鼠。而那时候，我被当成了可以教育的对象，于是工作组给了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让我为宣传队写节目，反映2队揪出他们的阶级斗争的胜利。墙倒众人推，把许多莫须有的罪状都推到他们的身上，其中一条是他们对知识青年的拉拢腐蚀。我写了一个小话剧《小张跑了》，主要说的是这事。不仅我写，而且，我和老朱还上台演出过。现在想想，自己真的很可悲，刚刚死里逃生，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而把屎盆子往他们两人的身上扣，让工作组演出了一场借刀杀人的收官好戏。因为这之后工作组就大功告成，拍拍屁股地走人了。
当然，我可以这样为自己洗白，当时我们确实不了解情况，说他们档案里的问题，足以让我们轻信，不清楚其实工作组既然可以曾经想陷害于你，也就可以栽赃于他们两人。但是，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可以让自己得到原谅的理由。为什么我们就那么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样意外事件的出现，可能是专横政治对人的戏弄与迫害？云层后面是有星星的，为什么我们只看到了云层压迫过来的浓重而逼人的阴影，而忽略、躲避，甚至不敢正视云层后面的星星的光亮？我所写的那个小话剧，实际上深深地伤害了他们两人。虽然，几年之后，事过境迁，证明他们两人都没有问题，我们还是成为了好朋友，但是，我是不应该因为他们对我的原谅而原谅自己。无论怎么样，天真和软弱，展开了双翼，让自己从当时的泥沼里飞起来了，却将沉重的阴影压向他们两人。那个小话剧，像箭一样盲目而准确地射去，让我愧对于他们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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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回来党的关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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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日子里，返城待业的那一年，我读到雨果的《九三年》，有一段话，总让我无法忘记。在描写1793年法国那场大革命的时候，雨果写西穆尔登和郭文那场“剑与斧的对话”。西穆尔登把那场革命中出现的恐怖与暴力比喻成狮子，他强悍地表达：“这些狮子就是良心，这些狮子就是观念，这些狮子就是主义。”郭文反驳他的老师西穆尔登说：“这些狮子造成恐怖政治。”然后，郭文接着说：“打掉一切王冠，是要保护人头。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
这些话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我想起了在2队的那段日子，即使说不上那样血腥的恐怖，却也是够残酷的了。工作组残酷地整完我们知青的时候，又开始借助我们知青的手，整曹永本和张玉钦这样普通的老党员，笼罩在2队上空和我们每一个人心头的，都是这样残酷而恐怖的政治气氛。
让我总想起雨果这段话的另一个原因，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青，其实都是相信狮子的理论的，相信那些狮子就是良心，就是观念，就是主义的，而投身到那场文化大革命中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去的，我们不懂得，便也根本没有思考过，革命其实应该是和谐，而不是恐怖，打掉一切王冠，不是为伤害人民，而应该是保护百姓。在那样的年代里，我们不懂得和谐，我们崇尚的是那种狮子的哲学，我们不仅成为了2队工作组的枪手，也成为了那场革命的枪手和炮灰。我们让曹永本和张玉钦在流泪，就等于让我们自己流泪；我们伤害了曹永本和张玉钦的心，其实也伤害了我们自己的心。那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可悲，是多么的可怜，而我们却以为自己在干什么伟大的事业，而成为了他们棋盘上微不足道的几粒棋子。
我迫不及待地问起有关曹永本和张玉钦他们两人的情况。大家告诉我：曹永本就在大兴岛场部的东边住着，今年78岁了，身体一点毛病没有。可惜，他领着老伴儿到外地旅游去了，我们无法见到他了。而张玉钦在两年前得的癌症去世了。
一下子说起了他们两人，话稠了起来。曹永本的命真是够大的，他遭的罪比张玉钦还要大，却挺了过来。他们告诉我，那年为了找回他自己党的组织关系，他硬是从2队逃走了。当时，他还被看管着，他就连夜逃走。他是山东沂蒙山老区人，解放战争参的军，给团长当警卫员，在淮海战役中随三野一起出生入死，1946年就入了党，怎么现在一下子不是党员，还成了反gemin？他想不通，一定要回老家弄个明白，就趁着对看守他的人说去解手的机会跑了出去。
工作组发现人跑了，赶紧派人去追，好几台拖拉机轰隆隆地开着，亮起明晃晃的车灯，像探照灯似的，把2队前通往场部的道路和周围的田野都照得通亮。曹永本就躲在田里的麦垛里，躲过了这些扫来扫去的灯光，没有往场部方向而是往底窑方向跑去。那天夜里，老天爷似乎也怒了，刮起了9级大风，场院上的晒棚都被刮倒了，一步就能够被风吹出几米远，人就像是在风中飞，他终于逃出了大兴岛，那惊险的劲头，不亚于当年的战争场面。
他找回来党的关系了吗？
还真的找了回来。他是跑了4个省22个县，最后从县委那里找到一张字条，是当年留下来的，纸字早已发黄，上面模模糊糊有一行字，证明着他当年在那里入的党。这不，以后他才算真正地被落实了政策，闹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把党籍给恢复了，那时，你早都已经回北京了。
落实政策之后，那年的春节，他用一根柳条穿起了两条手指那么大的小鱼，找到当年整他的头头家，说是给人家拜年来了。人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心里也有愧，赶紧说我陪你回2队给你平反。他说不对吧。人家说那你说怎么办好？他说好，你终于听我一回了，那我可就说了算了，你得在全建三江替我平反。人家说那得农场党委研究。他说你整我的时候党委研究了吗？人家被他说得哑口无言。他最后说那样吧，你就再说一句我这个共产党员是假的！人家说不出一句话。
这段精彩的对话，很显示曹永本的性格。他让我感到对他的敬佩之外，也让我为当年自己那个话剧而感到渺小和惭愧。
他们还告诉我，曹永本从2队退休后，就回老家沂水了。回老家待了一阵子，想大兴岛，他的两个儿子那时还都在大兴岛，他也想儿子，就和老伴儿又回来了。儿子在场部给他买的房，
他身体好，闲不着，自己跑到离场部东边10多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块生荒地，硬是像当年开荒一样把地开了出来，足有十来亩，种上了大豆，每天来回走上20多里地，跑到那里种地，自得其乐。一年下来，居然打了14麻袋豆子。
不管怎么说，没有看见曹永本，知道他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心里也多少得到些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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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甸甸的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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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钦就不如他了。老张的脾气不如他那样的外柔内刚。老张是四川人，性格像川菜里火锅一样的火爆，把他打成假党员的那阵子，他特别愤怒，常常火冒三丈。他是一个志愿军的老铁道兵，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随着10万转业官兵一起来到的北大荒，不求升官，不求发财，只求老老实实地种地过日子，怎么就成了假党员？说下大天来，他也不明白这个世界是在哪儿出了毛病了？他也不能够承认自己是一个假党员啊！他和工作组去讲理，人家不理他；他回家发泄，和家里人嚷嚷，家里人只能忍气吞声。万病都从心上起，肯定就是从那个时候，病就悄悄地爬到他的心里了。
1982年，我来2队，还曾经到他家看望过他，那时，他变得不怎么爱说话，一头白发如银，显得苍老了许多。那时他的大闺女桂英还是年轻的姑娘，坐在灶台前为我烧开水，看见我有些害羞地冲着我笑。现在，我看见桂英，忍不住总想起她爸爸。他们父女俩长得很像，她的白头发也那么多，和她爸爸一样。不仅头发像，脸庞也像，一双大眼睛也像，瘦瘦的身材也像。她显得有些老，倒是她妈妈还是以前那样，很开朗、很活跃、很精神的一个老太太。
在队部里我问起她爸爸的时候，桂英一直跟在我的身旁，但她什么话也不说，就那样看着我们，听我问，听别人说。她穿着一件淡粉色的衬衣，新剪的头发，显然都是特意准备的。算一算，她今年40出头了，她生在2队，长在2队，嫁在2队，她一生最宝贵的青春都在2队里度过了，在这40多年里，有十来年，她是和我们知青在一起的，那是她最快乐的时候，也是她最难忘的时候。因为她家里的孩子多，她又是家里的老大，很小就开始干农活，帮助她爸爸妈妈来操持这个家。那时，她和我们在一个农工班里，她没有上过学，不识一个字，是大家帮助她认字，还教她唱歌，向她讲述外面的世界。她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她都叫上我们去她家里打牙祭。在她家里，她就坐在一边，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说，只听我们东扯葫芦西扯瓢地说。她什么话也不说，我也知道她的心里在想着什么。我们知青像炒熟的豆子一样，一个个蹦出了锅沿，离开了这里走了，回北京了，她的心里像是走空了。她和以前的姐妹们一样，也嫁给当地人，生养孩子，花自开放花自飘零一辈子。
大家提议，要到2队的各处看看，便拥挤着走出队部。纷乱的人流中，忽然见不到她了，我心里有些发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