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鬼蛇神录-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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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传播解释《烧饼歌》而被判七年徒刑的。
三大队每个中队有个犯人负责为所有犯人“剃头”。那是用一把剃刀把所有头发刮得光光的。我们三中队的“剃头师傅”姓邱，五十多岁的样子，看去很和蔼。每次他给我剃头时都要向我吹嘘他解放前的生活。他说他解放前有两个老婆，人们都称他“邱老爷”。我忙问他，两个老婆在一起不会打架吗？他不以为然道：“她们才不打架呢，她们相处得很好。我对她们很公平，每次买衣服，每人一定是同样质量的。我不偏心，她们自然不会吵架。”有次他告诉我解放前夕他是乡下一个乡长，刚解放时，他带着共产党的土改队抓了杀了很多“恶霸地主”。“可怜呀！”他伤心的样子，“这些恶霸地主的儿子、兄弟都被斩尽杀绝呀！”不久，那些不是“恶霸”的乡绅也成了镇压迫害的对象。很多过去是国民党乡长、镇长的人都被杀了。“那时一个工作队长就有权杀人，不要经过任何上级批准。”他心有余悸的样子，“我幸好是较早被关到公安局了，要不然也被工作组杀了。我的兄弟、父亲、儿子，全被杀了呀！”邱肯定是个历史反革命了。有次他为我剃完头后，他突然说要给我看相，要我坐着不动。他把我的双手放在腿上，摸摸我的两个耳垂，又要我站立起来，把手放下。把我摆弄了好久，他告诉我“你两耳垂长而重，双手下垂几近膝，有福之相呀，有福之人呀。你知道刘伯温的《烧饼歌》吗？刘伯温几百年前就预见这个朝代二十八年后就会垮，连新朝代的军师和皇帝都定好了。现在就是要照着刘伯温的《烧饼歌》找军师和皇帝。”我这才吃惊地发现，这个“历史反革命”也相信“一贯道”，而且一贯道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用看相的办法寻找代替共产党朝代的新朝代的“天子”和军师。我的印象中，信奉一贯道的“反革命犯”在三大队占相当大的比重，因为我听很多从农村来的政治犯在谈论刘伯温、《烧饼歌》，以及它们与一九五九年大饥荒和共产党朝代命运的关系。邓祥生曾告诉我，文化革命开始时，乡下的很多老人说那时的动乱很像清末民国初时的政治情况，很多老人因而预见，共产党朝代可能要完了，像元朝一样寿命不会很长。这种观点对我来说是如此陌生和令我惊异，因为这种对文革的看法与我们城里人对文革的看法是如此不同。我在监狱里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卢国安帮助我将这些材料藏在曾爱斌的木工房里。我妹妹一九七六年来建新农场看望我时在三大队住了一天。她离开三大队时，曾爱斌冒着冬天的寒风和被干部发现的危险（如果他被干部发现做这种事，他和我都会被加刑）跑了四五里路，在去岳阳的公路上追上了等汽车的我妹妹，把这些笔记和材料都转给了她。妹妹后来告诉我她被曾爱斌那种忘我的献身精神深深感动。曾爱斌在雪地里跑得全身汗得透湿，一站住就冷得发抖。但他毫不在意，像传递圣经一样，把那一大包材料交给了我妹妹。这包材料中还有一封给我妹妹的信，信中估计毛泽东死后，一九五九年的问题，反右派的问题将来都会成为新上台政治家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时用来号召人心的“政治王牌”。我满刑时曾爱斌还没有满刑，他给我做了个精致的木盒子留作纪念，外面看上去是本大书，里面可以装笔记本。那个大盒子正面刻着一个英文词Forward（前进）。侯湘风和郭中柱我记不得侯湘风是什么时候到三大队来的了，可能是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编分管时来的，也可能是那之后单独从看守所押送来的。这种单独押送来的犯人不引人注目，往往是犯人出工时进了监房，第二天早晨，队伍中就多了一个犯人。但侯湘风是锋芒毕露的知识分子，大概在他来三大队后不久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脸上轮廓分明、面善，是属于那种可称得上英俊的中国人。他看上去三十岁左右，行为举止好像个刚出大学门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人。我住的监房离他的监房只隔着两个监房，劳动时也经常隔得不远。只要是中耕水稻，中耕棉花等不大繁重的劳动，他总是一边做事一边与身旁的犯人高谈阔论，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北极圈上的极光，从法国大革命时的罗伯斯比尔到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大政治家管仲，古今中外，社会和科学，无所不谈，而且多是些普通中国人不太熟悉的事。有时他也与其他犯人为某某知识的准确性发生争论，但结果往往是别人承认他的看法是对的。犯人们讥笑地称他为“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他对此讥笑也不大在乎。他在我们中队监房的走廊里碰到过我很多次，他总是点头打招呼，似乎早认识我。我那时已是有了点劳改经验的人，在与他交流之前，就从其他犯人口中对他的案情作了侧面的了解。有个犯人告诉我，侯湘风肯定是因政治组织问题坐牢的，因为干部对他的态度十分恶劣，对他与其他人的接触也非常注意。有经验的犯人从这种态度的差别可以看出侯湘风的案子是类似张九龙那一类的案子。这类政治犯往往有结交朋友的本能倾向，而他与其他政治犯的朋友关系与建立一个政治组织的差别是很难区别的。一九七二年我从一个老政治犯口里听到一个可怕的故事，那是发生在文化革命开始后不久（一九六六年初）。有几个因组织地下反对党被判刑的犯人在劳改队成了好朋友。他们原来的政治组织虽不同，但他们的观点和意识形态却非常接近，他们劳动时及当干部不在监房时，经常在一块交谈。干部从一些打小报告的犯人那里得知这种亲密的关系并且了解到谈话的内容是与交换他们的政治观点有关，所以开始怀疑这些政治犯在继续发展他们的政治组织及政治关系。但是“关系”是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关系及思想交流肯定是某种政治组织的基础，即使没有物证能被用来证明这种关系。而按中国一九五零年代初颁发的“惩罚反革命条例”，这种政治关系本身就可以被视为“犯罪”；如果政治思想交流涉及推翻共产党的内容，这“罪”可以判处死刑，所以对这类“政治犯罪”的处理是极为可怕的。当时处理这件事的劳改干部是极有经验的人，从他们破获无数次劳改队的政治组织经验，他们知道政治犯被判刑后，由于无处申诉，有着强烈的“树党强诉”的倾向。所以他们相当肯定这些人是在谈论政治组织和反对共产党的事。但他们又没有任何物证，所以他们把这几个政治犯分隔开来，戴上脚镣，逼迫他们承认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与反共政治活动有关。这些人没有承认。当时正是红卫兵出现后向全国发展的时候，红卫兵也到建新农场来了，他们在干部的指引下，毒打“不服从管教”的犯人。当红卫兵听说这几个犯人在劳改队还搞反共政治活动和“反革命串联”，他们把这几个人打得死去活来，用皮带，用木棍，边打边逼他们承认他们企图发展反共的政治组织。有一个人受不住毒打，终于承认了。不久，这几个犯人就被判处死刑，立即处死了。我听了这个故事后，想起我与张九龙和刘凤祥在看守所的思想交流，如果有一个有经验的劳改干部注意到我与张九龙和刘凤祥的关系，那我不也会处于与这些被杀害者同样的悲惨地位吗？我不寒而栗。自从我听到这个故事后，我对与其他政治犯的思想交流就比以前谨慎多了。不久我又从另一个犯人陈三才口中得知，侯湘风是与刘凤祥一个案子的。我听了一惊。我一直没有放弃搞清刘凤祥案情的企图，于是我对侯湘风开始格外留意。我又在走廊里碰到了侯湘风，那是干部还没进监房的一个早晨，犯人们都在忙着打水洗脸、刷牙、吃早饭。这次我回应了侯湘风的点头招呼。他看来对我的回应十分高兴。他问道：“杨曦光，你好吧？”我点点头。监房里的官方安装的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官方广播电台批判林彪的文章。我问侯湘风：“你认识刘凤祥？”他答道：“我和老刘是好朋友。”我又问：“老刘一九六九年认为毛泽东会像刘邦杀韩信一样杀掉林彪，而现在官方却在说林彪企图谋杀毛泽东，你怎么想？究竟是林先想杀毛，还是毛先想杀林？谁是最先主动者？”侯湘风毫不犹豫道：“当然是毛先想杀林，老刘的预测是对的，林彪只是不愿坐等待毙，而企图反守为攻。”
我不敢与侯湘风交谈，我知道很多双“靠拢政府的”眼睛在盯着侯湘风这种政治犯。但我凭直觉，侯湘风不是那种靠拢政府的人，从与他交谈，我相信，他仍保持着他的政治头脑和政治人格。刘凤祥惨遭不测，但他仍亲切地称他老刘，对他的观点如此尊崇。林彪事件后，报纸上曾经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那时周恩来非常活跃，在他的推动下，林彪事件以前就开始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在更广泛和更深的范围内向前发展。“五·一六”是毛泽东、林彪和江青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时于当年五月十六日发出的一个党内通知的简称。文革中有一个北京造反派的小组以“五·一六”命名，其主要观点是反对周恩来。但一九七二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五·一六”成了文革中造反派的代名词，所有在文革中造过反的人都成了“五·一六”。我因为文革中参加过激进的造反派，也成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目标，不少人来建新农场找我调查文革中发生的与我有关的人和事。有天一个来找我的“人保组”成员告诉我，“毛主席已下了指示，解放前最大的反革命是国民党，解放后最大的反革命是‘五·一六’。凡是文革中冲击党和政府机关，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参加打砸抢，进行阶级报复，组织反革命组织，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都是‘五·一六’”。从他的口中我得知很多比“省无联”温和和曾经批判过“省无联”的造反派都在这个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受到迫害。那段时间，我经常在出工前被干部告知留在监房里等待外调。有次我被外调后，从办公室回到监房里，发现侯湘风也在监房里，他没有出工。我看看周围没有旁人，就问他：“你也有外调？”“是的，与文化革命造反的事情有关。”“这次迫害造反派，表面上周恩来十分积极，但发动者却是老毛。”我把刚听到的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指示告诉侯湘风。侯湘风很注意地听“毛泽东指示”，手里拿着刚在看的一份《湖南日报》，若有所思的样子。我说：“‘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个名称取得好微妙。‘五·一六通知’是老毛发动文革的第一个重要通知，现在这个运动反‘五·一六’，说明老毛要迫害他过去支持过的人。按‘五·一六’的罪状，所有造过反的人都可以算‘五·一六’，但‘五·一六’实际上是个并不著名的几十个人的北京学生组织，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所以当权派可以按他们的喜好任意将他们不喜欢的人指称为‘五·一六’，加上‘五·一六’是反周恩来的，老毛也可以用反‘五·一六’来讨好周恩来。”侯湘风答道：“毛泽东文革时说造反派是革命派，现在又将造反派称为‘五·一六’，说是最大的反革命，这真像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支持共产党，那之后他又反共一样。清查‘五·一六’运动是老毛从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转变。”侯湘风又悄声告诉我，最近很多造反派都被当“五·一六”抓起来了，有的人受到严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来。我问他怎么得到这些消息的，他说是一位犯人的家属来建新农场看望时带来的消息。
不久我就从其他犯人家属带来的消息证实，清查“五·一六”运动抓了很多造反派，但被抓的人大多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很多人受到严刑拷打。我证实这些消息后的一个多月，有天晚上，三大队干部全部进了监房，宣布开全体犯人大会，有重要的事情，会上刘大队长宣读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指示说“禁止打骂和虐待犯人，我支持犯人抗议法西斯式的虐待，请将这一指示直接传达到每个犯人。”这种毛指示使所有犯人吃惊，因为毛泽东历来站在压迫犯人的劳改干部一边，从来没有支持过犯人反虐待，更不用说将干部的行为称为“法西斯式的虐待了”。中共历史上，大概没有任何领导人讲过如此同情犯人，指责劳改干部的话。我注意着侯湘风的反应，看到他回头在看我，露出一个会意的微笑，我在心里想，这次大概是周恩来在清查“五·一六”中迫害造反派太残酷，引起民怨沸腾，毛泽东又利用这种不满来打“民意牌”，用这种指示来表示他对被迫害者的支持，对周恩来的官僚体制的不满了。毛泽东文革中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就多次玩弄这种政治手腕。我一边想，一边在听。大会很快结束，刘大队长除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外，没有任何解释，看得出来，大概是上级强令尽快传达到犯人，但他们自己却不理解为什么毛泽东“长犯人的志气，灭干部的威风”。他们脸上显出种种疑惑不解但却故作镇静的表情，再不象传达其它上级指示那样趾高气扬、高声粗气。
那天犯人大会的气氛是如此奇怪，干部和犯人的动作和表情都怪怪的，没有干部的大声训斥声。散会时，犯人拿起他们的小凳子时响声零落，有些犯人离开了坐处，有的还站在那里，不知道这个会是否在没有训斥声时就真的结束了。还有人还坐在那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不懂事的年轻人看去有点飘飘然，脸上似乎喜形于色。年老有经验的人显得比平时更谨慎。他们大概看出干部的情绪有点不对头。他们的判断果然不错，三中队的杨管教突然吹响哨子，高声命令三中队的犯人集合。集合后他厉声道：“反革命分子侯湘风，你得意什么？（大概杨管教看见他对别人微笑）你不要又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你的反革命本性可以求得一逞。竖起你的狗耳朵听着，林彪这样的大人物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都没有得逞，你这样的托派想兴风作浪也是痴心妄想。”杨管教的话令我十分吃惊，虽然他将侯湘风与林彪比以及他给林彪戴的帽子使人感到牛头不对马嘴，但他将侯湘风称为托（托洛斯基）派眼中闪起的仇恨使我发觉，侯湘风的确十分受干部注意。托派是当时当局用来形容共产党内部的政敌以及意识形态与共产党接近的政敌。刘凤祥、雷特超一九五七年前都是共产党内级别相当高的干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有支持苏联赫鲁晓夫的倾向，这大概是他们被杨管教称为托派的原因。杨管教大概非常注意侯湘风的档案，否则他不会知道侯的“托派”背景。从杨管教咬牙切齿的语气，我可以感觉当局对这些曾经与共产党有关的政敌特别仇恨。从杨管教的这次发作，我也看出他敏感到侯湘风对毛泽东指示背后的复杂比他懂得多，而他却因为不了解上层的政治而感到困惑。这大概是他对侯湘风参加大会时那种与他人交流眼神时表现的自信嫉恨的原因之一。我想起老刘的话：“政治斗争就是‘棋高一着’。”看样子侯湘风这类政治犯就是比压迫他的杨管教“棋高一着”。要是老刘活到今天，又不知会想出多少政治“高着”。这次杨管教训斥侯湘风之后，我间接地从官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