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管理行为-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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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应　　　　
　　　　中国人受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也基于人的本能，行事前总要问个吉凶祸福。毕竟趋利避害、趋吉避凶，乃是人之常情。甚至中国一度有不少人专以替人预测凶吉、指点迷途为业，也就是所谓的“相面算命”，深为国人所笃信。而中华原典《周易》，某种程度上便是一本教人预测吉凶祸福的书。如果将这些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似乎也很难说得通。　　　　
　　　　如何预测未来以趋吉避凶，有赖于感应。中国人早就知道，利害跟吉凶并不是准确的对应关系，利可能吉、也可能凶；而害亦如此。与其为了求取邪利、暴利招来凶祸，不如承受小害以期大吉，这就是“吃亏便是占便宜”的道理。吉凶必有征兆，要用诚心来感应，所以《中庸》说：“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防之；至诚如神。”　　　　
　　　　感应的具体表现，叫做“知细”，就是指要能体察到一些微小的事物，从很小的端倪或征兆推测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古人云，“明察秋毫之末”，“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便是“知细”的体现。孔子说；能辨析事理于细微的，可算得神圣的人物。君子上不奉承权贵，下不慢渎贫贱，不为小人所利用而受其牵累，可算是知细了。“细”指微渺难见的动机，吉凶的先兆。君子于是非善恶之间能合理取舍，能辨析细微、当机立断，决不拖延。　　　　
　　　　“知细”才能够“见细”，于是才会有“先见之明”，于是对于一切问题，都能够轻松愉快地应付裕如。　　　　
　　　　对于管理者来说，如果不能知细，难免会使决策居于盲目，这样势必导致轻举妄动，使管理行为失效，甚至招来灾祸。管理者能够知细，事先看出预伏的危险，便能够及时防微杜渐，使许多小问题化解掉，就不会形成大问题。老子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都是希望我们知细、见细并及早思患预防，以趋吉避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居安思危”。这也就是说对管理者而言，对任何问题，当其微小时，即予以有效处置，便是最理想的管理态度。　　　　
　　　　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务实，这是不争的事实，一部分中国人乃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中国古代技术领先而科学落后，就是“实用主义”的后果之一。中国从来都不乏能工巧匠，但有几个能在理论上有高深造诣的？中国人注重能够直接给生活带来好处的技术领域的探索和革新，却从来没有建成过一套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无遗憾。中国人诚然很聪明勤奋，而且也善于学习。但传统的中国人学习的目的，乃是为了求取功名，将来好谋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无论是“格物致知”也好，“修身养性”也罢，看似注重的是个人修为，而它们的落脚点，最终都在“治国平天下”上面。可见中国人的行为大都有其明确的动机，这纯是因国人的“务实”精神所致。　　　　
　　　　此外，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具有现实主义特性。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仅有的一个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其理论中也夹杂了许多世俗化的东西，它并不像佛教那样提倡清心寡欲、舍己度人，而是对人生采取了一种更为超然放达的态度。即使是超凡脱俗的佛教，一来到中国，也往往被世俗化、功利化了，例如产生于中国的所谓“净土宗”，就背离了“艰忍苦修”的佛教传统，使之具有了“中国特色”。　　　　
　　　　即使这样，许多中国人对宗教也都是漠不关心的。中国人完全沉溺于世俗的兴趣之中，沉浸在感性的生活之中，因此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唯物质主义的，他们热切追求富裕和享受的快乐而无暇他顾。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是不会轻易信奉鬼神的。因为《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既然孔夫子都敬鬼神而远之，那还有多少人会对虚无飘渺的神灵顶礼膜拜呢？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宗教不过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嗜好所追逐的时髦而已。不像当代信奉某种宗教的人，一生下来就必须信仰某种宗教，就要成为教徒，丝毫不能有个人选择。　　　　
　　　　通权变达　　　　
　　　　中国人做事，从来不固执一理、毫无变通，但中国人也向来看不惯那些圆滑机巧、见风使舵的人。中国人的行为讲求实用，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贯彻了“实用主义”。这种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心态和理念得以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至今。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向来不提倡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们的祖先并不讳言“君子爱财”，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还必须“取之有道”。由此可见，这里所提倡的，就是一种通达权变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诚然有传统、务实、固执乃至保守的一面，恪守礼教很少变通；但是同样也很强调“权变”的重要性。孟子就十分推崇“权变”精神，而反对偏执迂腐、头脑僵化的做法。他举了如下的例子：中国虽然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是也有“嫂溺叔援，权也”的说法。意思是，在通常情况下，和自己的嫂子进行身体接触是不合礼仪伦常的；但是如果在嫂嫂落水、即将溺毙的紧急情况下，就不能死守“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而应果断地施以援手。这可以认为是中国最原始的“权变”观念。　　　　
　　　　中国人把这一套权变的理念归纳为四个字，即“执经达权”。这里的“经”指的是惯常的原则和制度，而“权”自然就是权变。中国人的务实精神，一切都体现在这四字之中。要求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机变，既不能事事都遵循一理；不敢稍加变达，也不能遇事毫无章法；甚至进行无原则的妥协。　　　　
　　　　乐天知命　　　　
　　　　2003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风暴肆虐祖国大江南北，给民众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不过从这场危机中中国人普遍反映出的心态来看，多少也能看出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多中国人在这场风波中并没有显得惊惶失措、人人自危，他们的心态倒是显得很乐观，并不认为非典能对自己有什么威胁。随便找个网上论坛看看上面的言论，你会发现非典时期的典型论调，正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有些人对这种心态大加贬斥，认为是一种消极蒙昧的“侥幸心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豁达开通的乐观主义精神。　　　　
　　　　多数中国人好像都很信命，把很多事情都看做是天意的安排。这样一来，似乎很多人的主观努力，在天命面前，都是徒劳的。人们只要心安理得地服从命运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你的行为符合伦理道义，上天就一定会善待你。这样的天命观，多少有些消极无为，常被人指责为是典型的“逆来顺受”，却符合多数中国人的心态。一些中国人遭到了打击以后，总喜欢首先把责任推到“天”的头上，先“怨天”；再“尤人”。中国人对于天命，最典型的思想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富贵、荣辱，乃至生死，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人还要争什么呢？　　　　
　　　　所以在一些中国人看来；乐天知命、顺乎自然之道，是他们人生态度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他们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生存与死亡等一系列现实现象和现实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人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分子，人的生命只是自然运动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环节。人的一切活动，当然最好要遵从天命。　　　　
　　　　中国古人的“天命观”相当浓厚，认为天命不可违抗。每当事情遇到挫折，总是无可奈何地叹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在上方谷用火攻计困住司马懿的大军。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却不料天降一场大雨，顿时浇灭了进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希望。这个时候，孔明只得老泪纵横，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话说当年楚霸王自刎乌江的时候，也是长叹一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可见古人也是很有趣的，如果成功了，自然那是老天保佑；如果不幸失败了呢，还是要怪罪到老天头上，反正没自己什么事；让人觉得“皇天不佑”是事情没成功的好借口。即使到现在，有些中国人遇到什么不顺的事，往往也会大呼：“天哪”。就跟西方人常挂在口头的“My　God”似的。可是，就是老天再对不住你，你又能怎么样呢？还能把天捅个窟窿不成？要是真的触动了老天，那可不是好玩的。传说中倒是有一位神话人物共工，一气之下怒触不周山，导致天倾地陷，结果引来了旷世浩劫，这就是人与天作对的结果。　　　　
　　　　但如果人们过于遵从天命；或者认为；反正一切都会有上天安排；自己的一切抗争都无济于事；从而心安理得地接受命运的摆布的话；无疑是一种十分消极的态度。而传统的中国人中；持这种心态者大有人在。他们面对社会的不平或制度的黑暗；很少主动站起来要求改变（只有当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爆发农民起义；这是特例；也是极端）；只要不直接威胁生命；一切都可以忍受并屈从；并且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中国的老百姓当惯了“顺民”或“良民”；他们能做的；只能是祈祷上天能给他们带来一两个青天大老爷。就像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那样的；或者期盼上天能降生一个好皇帝；能勤勉政务、体恤万民；或者又期望能出现豪侠义士主持公道；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总之；他们都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天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总希望能发现什么“救世主”；帮助他们脱离苦海。中国的老百姓；最顶礼膜拜的；不是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祖；不是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而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可见他们的精神寄托何在。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6节　社会化性格

　　　　社会化性格又称为社会取向性格，是指个人心理上表现出来的一种依循于社会和他人的态度而做出反应的性格。例如有些人过于看重社会或者旁人对自己的看法，一言一行都尽量合乎社会的标准、遵循社会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没有独立的自我价值判断，个人的道德观建立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基础上。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直到今天，对中国人来说，社会的观念仍然严重影响着个人的观念，个人的思想、看法和见解总是努力和社会相一致，个人的行为总是尽力在社会所能理解和允许的范围之内。这就是中国人的个性中所反映出来的典型的社会性。　　　　
　　　　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是普遍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三人成虎”；“人言可畏”就是这种性格的真实写照。长期以来，大多数中国人总是以社会的眼光来评价自己，即以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眼光看自己。因而，多数中国人总是尽量让自己的行为能让别人瞧得起，而不顾这么做自己是否舒坦。这样一来，好像大多数中国人在世上并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在为旁人活着，是活给外人看的。如果自己的孩子有了出息，无疑能光耀门楣，倍儿有面子。所以说，很多中国人往往活得很累，即要求名又要得利，真的是难为国人了。　　　　
　　　　就另一个方面而言，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上，也会不断进行调整，极力使自己的观念能和社会保持一致。这样一来，我们发现中国的社会实际上成了一个秩序良好、稳固有序的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观点都是一样的，很少有离经叛道的异端。人们不仅寻求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保持立场一致，就连一些寻常的生活细节，诸如对善良、真诚、好人坏人乃至性取向的评判，几乎都如出一辙。这种状况无疑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具体来说，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多数中国人总是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的要求，尽量不使自己的言行和多数人相悖，避免同整个社会相对立；另一方面，多数中国人总是在与社会的比较中获得自己的观念和标准，也就是以社会中其他人的观念和标准去约束、限制和评价一个人。正因为多数中国人具有明显的社会化性格，使得原本不想顺应社会的人，其行为也不得不适应于社会，于是社会化性格也在这种过程中形成并深化了。一般来说，对于违反传统、破坏规矩的人，我们视之为大逆不道并努力排斥他；对于自信心不强、患得患失的人，我们视之为自卑；对于自信心太强、刚愎自用的人，我们视之为自负，一概加以贬低。正因为这些态度几乎成了一种准则或规范，人们的行为也逐渐顺应于社会的度的范围了。　　　　
　　　　客观地说，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对于道德规范的遵守和伦理秩序的维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在现在社会，它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诸多弊端。例如，“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等一类的民族心理就在相当程度上约束了人的上进心和进取力。正是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造就了部分人隐忍、退避、克制、保守、稳重、中庸等一系列性格特点。可以说中国人的很多性格特质都是因其社会化性格而形成的，在随后的章节中，会有更进一步的阐述。　　　　
　　　　如果深究起来，我们还会发现，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庸之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庸之道是要求人们不要走极端。这种“不走极端”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与社会的看法一致；即不超出社会所认可和允许的范围。过分的有决心和没决心；过分的坚持和不坚持；过分的反抗和不反抗；过分的细分和不细分；过分的有耐心和没耐心；过分的容忍和不容忍……等等；都不能为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当然也不符合中庸之道的原则；因而总是遭到社会的反对和排斥；人们的行为也就被约束在社会所认可的过分的有决心和过分的没决心之间；过分的细分和过分的不细心之间；过分的容忍和过分的不容忍之间……等等；即凡事不过分；不走到两个极端去。　　　　
　　　　一方面，中庸的思想使人们更加谨慎行事；尽量不过度；尽量在社会认可的度的范围之内；这就使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更加显著；人们更加在乎周围人的看法；更加顺从于其他人的观点而行事；另一方面；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也使中庸的思想得以更好地传播和继承。根据别人的看法；别人所认可的范围来实施自己的行为；尽量不要违逆众人的意见；不过分行事；凡事不过分的信条使得人们加深了对于中庸思想的理解和维护；中庸思想由此才得以更加迅速、广泛、久远地传播。


第二部分　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第7节　从众心态

　　　　由于多数中国人行事往往过分地稳重和保守，从来不愿走极端，因此往往表现为跟风、随大流的行为，这在心理学上，称之为“从众心态”。中国人大多爱看热闹、爱赶时髦；在一些是非判断上，往往也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如果有人从海里捞出一箱金子；马上会有一帮人成群结队地跳下去；哪怕马路上有个人蹲下系鞋带；顷刻间也会在周围聚拢一堆人；这都是从众心理的典型表现。　　　　
　　　　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自己一个人的判断可能会是错误的，但大多数人的判断就不可能有错误。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还一直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呢？所以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人前进的道路或选择的方向必定是正确无疑，跟着大部队前进是不会有错的；再说人多势众，自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