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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茏芾碓谡庵智榭鱿拢倘韪褐兀阈那懔χС抛乓∫∮沟墓掖笙茫八娜税铩被挂敕缴璺ㄕ勰ズ痛蚧髦茏芾怼６飨晔乱迅撸硖逵植缓茫幢阆氡；ぶ茏芾硪彩切挠杏喽Σ蛔懔恕Ｈ慕烊舜笫保茏芾碛渤抛判蜗橇⒌纳碜蛹岢肿霰ǜ娴难樱妹恳桓鲇枪敲竦娜硕伎丛谘劾铮丛谛纳希撬膊桓宜怠４蠹乙捕记宄乜吹街茏芾矶缘诵∑酵镜男湃危吹搅诵∑酵旧咸ㄒ院蟠笳牌旃牡馗母镎伲ジ锩⒋偕男缕螅吹搅舜�1975年年底到1976年年初“四人帮”搞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所指完全是针对邓小平同志的。善良而无奈的中国人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意愿。就在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总理遗言”。
一切尽在不言中，每一个人都毫无保留地相信“遗言”的真实性。因为“遗言”中有许多内容迎合了人们的心理渴望。（虽然“遗言”中也有一些对张春桥、王洪文言不由衷的评价，但大家都相信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总理不得不说的话）许多人都是含着热泪反复诵读，特别是那句发自肺腑的“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让无数人唏嘘。当今天下，有准能如此真诚地向国人道歉？还有关于后事的三点请求，其中“骨灰不要保存，撒掉”，寥寥八个字，更让多少人潸然泪下。人们心中流淌的无以言说的情绪在这样一份从天而降的“总理遗言”中找到了最妥帖的寄托。
两个多月后，当全国都在传诵周恩来的“总理遗言”时，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事实上，凭着公安部门杰出的侦破手段和蛐蛐儿的极其幼稚，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就被公安局网入囊中。事情至此本来可以迅速结案，人证、物证、本人供词一应俱全。然而，案子上报后，有关方面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样一份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总理遗言”居然会出自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青年工人之手，在中央高层当时重权在握的某些人看来，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上面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对蛐蛐儿的轮番疲劳审讯开始了，他们不让蛐蛐儿睡觉，整天用一百支光的电灯泡照着他的脑袋，有好几拨人倒换着反复问他同一个问题：“遗言”的真正制造者是谁？这样的折磨显然比当年课桌下那个留级女生用脚狠狠踢他踩他要痛苦多了。蛐蛐儿从小就是软弱胆小的，他有他的正义感和政治头脑，他也有他丰沛的才情和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的写作能力。在那些悲愤的日子里，他和他的青年伙伴们一起谈论国家兴亡，谈论人民群众的情绪，谈论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甚至在大家谈到如果“四人帮”上台他们就像当年父辈离家闹革命一样上山打游击时，他也会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当那些公安人员戴着大盖帽红领章在他眼前晃来晃去，要他交代谁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的时候，他害怕了，千百次的追问足以瓦解最激烈的意志。终于，他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
多少年以后，我曾经问过哥哥：你恨过蛐蛐儿吗？因为我知道曾经影响我哥哥生命历程的一场大病，病根就是因为“总理遗言”案关押在京城监狱时种下的。哥哥很久没有回答，目光穿过窗外飞向遥远的地方。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说：假如蛐蛐儿从一开始就告诉我真相，我一定会和他共同承担的，毕竟“总理遗言”中的许多想法和提法我们曾多次在一起讨论和猜测过。更重要的是，要不是因为我，蛐蛐儿决不会这么深地卷入政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可是……所以我一点也不恨他，他比我更惨。
一旦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在公安人员看来，整个案子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当时，中央高层内部斗争激烈。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总理遗言”这样大的政治案件显然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背景，而这样的政治背景必然应该产生在干部这个阶层，蛐蛐儿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显然不符合上面追查的要求。我哥哥在上海被抓后，公安局的挖地三尺般的抄家让他们大有收获。他们在我姐姐房间的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叠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个名字——阿胖。经调查，阿胖正和我姐在谈朋友，而阿胖的父亲时任浙江省委领导，更重要的是，他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从这条线顺藤摸瓜，案子就渐渐纳入了上面希望的轨道。接下来被拖进这桩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阶层要求的——阿斗和阿斗身为省厅局领导的父亲，其在浙江大学当处长的母亲，蛐蛐儿前女友那位时任省委组织部处长的父亲。
涉案人员中有七个将被押送到北京。他们是我哥哥、父亲、姐姐，蛐蛐儿和他的父亲，阿斗和他的父亲。
5月下旬一个阴沉沉的日子，一辆接一辆紧拉着窗帘的吉普车悄无声息地从杭州火车站一处不被人注意的边门驶进了通往北京的火车站台，一列和普通火车没什么两样的火车已经静静地卧在铁轨上。与众不同的是，这列火车周围没有熙熙攘攘你挤我拥的乘客，而是一片肃杀和静谧。悄然驶进站台的每一辆吉普车的车门都正对着一节车厢的门，而每一节车厢的每一扇窗户都紧拉着窗帘。神秘和紧张挂在每一个乘警和列车员的脸上，他们显然事先接到了有关方面的通知，知道今天押解的是一批十分重要的犯人。
后来我姐姐告诉我，虽然并没有蒙上她的眼睛，但是从她被带出关押的房间到坐上吉普车，再到坐上火车，她始终不知道自己是被从哪里带到哪里，她的视线所及超不过一米以外。当她从吉普车上下来，还来不及朝两边望一下，一左一右两个身穿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就以最快的速度将她架上一节车厢，推进一个包厢。包厢里除了一个当兵的和她自己再没有第三个人。当她四下张望，试图寻找什么时，当兵的严肃地告诉她，一个包厢一个犯人，你不用寻找，你什么也找不到的。倔强的姐姐一再问当兵的要把自己押送到哪里去，当兵的冰冷的眼神和紧抿的嘴唇终于让姐姐放弃了打探，但从小聪慧过人的姐姐还是从当兵的那一口纯正的京片子中判断出：自己应该是被押往北京。
哥哥、姐姐、父亲的被抓让我的生活从此产生了彻底的变化。我们家那幢美丽的小楼四周昼夜布满了便衣警察。只要来我们家的人，很快就会遭到公安局的传讯。母亲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她让我给所有想得起来的人打电话，告诉他们家里出事了，叫他们千万不要到家里来，我们不想牵连更多无辜的人。几天后，家中的电话被掐断了。
还是不断有人来看我们，虽然我们不希望有人来，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但说心里话，只要听到有人敲楼梯门，我心里还是非常兴奋和激动。
第一个来的是秀才，她是我中学同学，由于她总是口若悬河并且功课极棒，大家都叫她秀才，而很少有人叫她真名。她来时外面正下雨，她穿了一件军绿色的胶皮雨衣。她是个一千多度的近视眼，厚厚的镜片上那一圈圈罗纹让你看不清她藏在镜片后面的眼睛。
她说话一改平时的滔滔不绝，字句很短，声音压得很低，像地下党在说接头暗号。
“抓了几个？”
“我们家三个。”
“还有谁？”
“蛐蛐儿和他爸爸，阿斗和他爸爸。”
“噢。”
秀才探头朝里屋看了一眼，又看看我，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
许多年过去了，我至今都没有问过秀才，她那次冒雨来我家到底来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便衣警察有没有发现她，她有没有遭到传讯。但我常常回想起她穿着军绿色胶皮雨衣，站在我家房间过道上，雨水滴滴答答往下掉的情景。
第二个来的是小嵇，一位热情奔放的青年诗人，也是一个率性耿直的军人。我和他是在翠竹环抱的四明山认识的，那是《浙江文艺》（即《东海》）举行的一次笔会，现在活跃在浙江文坛的重量级人物有不少都是从那个笔会上出来的。
我和小嵇都是参加笔会的业余作者。小嵇来时穿着军装，红领章红帽徽的，进来便有些昂首挺胸的样子。他搬来一箱粉皮鸡蛋，还趁我不注意，将一包东西塞进我床上的被子里，事后我才发现是一包金猴奶糖。对于小嵇的到来我很紧张，因为他太不管不顾了，嗓门又大，进门就说，我写了一首歌颂邓小平搞整顿的长诗。还没等我阻止，他就激情澎湃地朗诵起来，那高亢无忌的声音在那种压抑的岁月里简直就是异数。我拼命摆手，叫他不要再念了，可他根本不理会，依旧兴致勃勃慷慨激昂。直到我母亲沉着脸出现在门口，小嵇才朝我一吐舌头，红着脸叫一声“阿姨”，赶紧走了。
我追到楼梯口喊：小嵇你不要再来了，我妈是为你好！
小嵇回头挥挥手：没事！没事！
张强和程坚是前后脚进我家门的，张强是我小学最要好的同学。而程坚是我中学同级不同班且在校时没什么交往的同学，我上高中时，他就被分配到一家菜场卖菜去了。
他们都很直截了当。张强说，她爸爸认识一个公安局的头儿，要不要托他去打听打听人被关在哪里，到底犯了什么事儿，何时能出来？程坚则拎来几条带鱼，一捆青菜。他的性格有点木讷，眼皮总是耷拉着像没有睡醒的样子。但谁都知道，那时候物资十分匮乏，老百姓想买点肉骨头和猪油都得半夜去排队，像这样闪着银鳞的带鱼，那要不是菜场职工的家属，恐怕根本别想吃到。这份细微的体恤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替代的，家里出事后我和妈妈没有出过门，已经有好多天没吃新鲜菜了。程坚送来的带鱼和青菜让我口角生津，眼睛发亮。
妈妈倒是没反对张强托她爸去打听亲人被关在哪里的提议，虽然我看得出她对这种打听会不会有结果并不抱什么希望，但她内心的焦虑和担忧让她此刻只要见到一条缝都会钻进去。她坚持将带鱼和青菜的钱给程坚，同时也叫他以后别再来了。程坚说，我一个卖菜的我怕什么，我就是给你们送点菜，这难道也犯法么？
那以后，程坚果然隔三岔五地送菜来，而且公安局果然没有找他的麻烦，他大约是来我们家唯一没有遭到传讯的人。
更让我感动和不能忘怀的是一次我最终没有参加的萧山聚会。那次聚会的发起人是小林和陈兄，其他大多也都是参加四明山那次笔会的作者。
我家里出事，大家马上都知道了。小嵇大着胆子来我家以后，大家都向小嵇打听我的情况。因为四明山笔会时我和小林住一间屋子，朝夕相处，无话不谈，成了非常好的朋友。记得当时虽是冬末春初，但山上已星星点点绽开出美丽的映山红，我和小林常常在竹林小径中长时间的散步。现在回想起来，散步不是我们的目的，而离开压抑的城市，来到这犹如世外桃源的四明山，在没有政治硝烟的大自然中可以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才是我和小林一下子走得很近的根源。在那里，我把我从哥哥那里看到并抄录的“总理遗言”逐字逐句背给小林听，但那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所背诵的“总理遗言”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改变我们一家人的命运。笔会结束回到杭州后，小林常和我联系，鼓励我写东西。由于我和小林接触频繁，公安局也对小林进行了传讯。小林觉得自己不方便到我家来，但她又不放心我，所以想了一个主意，搞个四明山笔会的部分作者聚会，聚会放在陈兄家，因为他家在萧山，那时候杭州人的概念萧山就是乡下了，大家心理上觉得乡下比较安全。他们煮了一只鸭子，然后让小嵇来叫我，说大家都在萧山等我吃鸭子。
我知道那年头上面对聚会比较敏感，我也更怕由于我家的事而连累大家，所以我最终没有去参加那次萧山聚会，但没吃成的那个鸭子带给我的想望和温情却让我至今都没有忘记。
就在张强托她爸打听消息迟迟未果的时候，我父亲、姐姐、哥哥，以及蛐蛐儿、阿斗和他们的父亲一行七人，已经被悄然押解出杭，送往北京。
哥哥曾经应我的要求给我画过一张关押他长达一年半之久的牢房的地图。称这地方为牢房也许不太准确，因为事实上那地方位居北京城市的心脏，长安街的中心路段，全国总工会对面的一条胡同里。行人若是从那里路过，绝对不会想到那样的地方会和牢房有什么瓜葛。那里原先是中央政法干校的校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了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在哥哥的描绘中，那是一个幽静美丽的院落，院子里长着一片金灿灿的向日葵。凹字型的一溜房子很像学校老师的办公室。每个房间对着走廊和院子的一面是门，每扇门的上端是一块透明的玻璃，但玻璃被厚厚的牛皮纸从外面给糊上了，只在上面挖了一个小洞，这个小洞刚刚可以容纳一只眼睛。哥哥说，很长时间他都无法适应这个小洞里常常会突然冒出来的眼白多于眼珠的瞳仁，每次当自己的目光和小洞里的瞳仁撞上时，全身就会起鸡皮疙瘩。更摧残人神经的是每个房间里门的上端一盏一百瓦的电灯泡一天二十四小时照着你，尤其是晚上睡觉时，白晃晃的刺眼的灯光正好打在你的床上，让你有一种被扒光了衣服裸露在别人眼皮子底下的感觉。据说有不少人就是受不了这种灯光夜以继日的不间断的照射，最后胡乱交代，甚至神经错乱的。
从北京站出来依旧每人被带上一辆吉普车，押送的军人男的英俊女的漂亮，都是中央警卫局的解放军战士。他们训练有素，时间掌控得很好。虽然我哥哥、姐姐、父亲同坐一列火车进京，又被送进同一所牢狱，但他们彼此居然都不知道隔墙就关着自己的亲人。
我和母亲一直不知道家中的三个亲人已被关押在北京，我们依然望眼欲穿地等着张强给我们带来消息。但张强却一去不复返，音讯全无。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隔断，我和母亲内心的焦虑无以言说，但生性要强的母亲对我说，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一定要开开心心地等他们回来，我们不能让别人看我们的笑话。
母亲说的别人是住在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这幢小楼里的另外三户人家。楼上两家是“文革”中造反住进来的，而楼下的奶奶家则是拥有祖孙三代十几口人的大家庭，老祖宗奶奶在这个家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家的第三代都是和我们年龄相仿，从小一块儿玩的伙伴，我们家出事后，奶奶不允许他们再到我们家来玩，甚至不允许他们和我说话。可我们毕竟还都是孩子，奶奶的阻拦无法禁锢我们说话交流的欲望。他们总是趁奶奶不注意时蹿上二楼，溜到我们家的后晒台上，我也总是避开母亲的眼睛，躲到后晒台来和他们胡侃海聊一通。这里开阔空旷，四周一览无余，只有风从脸上轻轻抚过。有时我会突然哭起来，眼泪哗哗地往下淌，他们不会安慰我，却会静静地陪我一起流眼泪。
我知道自己不能总寄希望于从别人那里寻找安慰，我必须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