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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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在我个人看来，说他的传记比他的小说更有价值，这个观点是不够确切的，因为在这两种写作之间进行比较没有实际意义。茨威格在小说和传记写作方面都是独树一帜的。对于很多读者来说，或许他的传记影响更大一些，但这不构成价值比较的根据。由于前面说过的原因，诸如思想力度欠强以及与时代纠缠不深等等，茨威格在文学史上的评价似乎不及那些大师来得响亮，这倒让我想起一句老生常谈：偏见比无知更可怕。我们所依据的文学史标准多年以来走的都是高调激昂的一路，要么站在云端指点江山，要么趴在底层傲视群雄。像茨威格这种疏离于社会运动又缺乏明确意识形态指向的写作，我们很难找到现成的尺度去框定他。现在，是还给他一个公平的时候了。　
　　不可否认，茨威格传记写作的影响确实高于他的虚构文学写作。茨威格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实在是丰富多彩。首先，考察这个文体的发展变迁我们就知道，在传统文学史的框架中，所谓的“传记文学”基本是没有地位的。从奥古斯丁到卢梭的《忏悔录》，再到各类回忆录，大致都是自传的性质。由于人类自身先天具有的避重就轻、自我欺骗等弱点，“自传”在事实上的真实性与道德上的诚实性一直都是被严重质疑的对象。因此，自茨威格开始，通过为他人作传而表达写作者自己的世界观历史观，从而尽可能抵近真实性，就是“传记文学”的必由之路了。使传记文学成为一种登堂入室的文学体式，并且在文学性方面与传统文学体裁并驾齐驱，茨威格可谓居功至伟。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对“传记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的贡献要远远高于他自己的传记写作。　
　　其次，暂时抛开文学性不说，“传记文学”还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历史写作，它不同于正统史学意义上的编年史、断代史，而是以历史人物的生活轨迹、命运纠葛为主要内容描绘出历史的基本面貌，同时有力地呈现写作者自身的历史观。如《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也正因此获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高度评价。但是以往各类“传记”的传主基本上是政治运动中的风云人物，说穿了就是庙堂生活、“帝王将相”之类。到了茨威格，这种局面得到了根本性的颠覆，传记的传主开始向民间文化层面移动。他以《世界建筑师》为总题的三套人物传记分别是：《三位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与魔的搏斗》（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三位作家的生平》（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名单上的人都是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响当当的思想文学大师，为他们作传，无论就“劳动强度”还是思想把握能力来说，这都是一项令人叹为观止不可思议的工作，然而茨威格出色地完成了它们。现在我们看这个名单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将近两个世纪过去了，这些大师已经在历史的“光荣榜”上被我们供奉成半人半神的偶像。可是在茨威格确定他们作为传主时，很多人物的历史地位及其思想价值还处在混乱不明的状态，他可以借助依托的资源十分有限，他只能凭借自己的知识和见识来作判断下结论。今天放眼这个名单，几乎就是一部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思想史。你不能不钦佩茨威格超人的历史识见与思想对话能力。　
　　再次，茨威格的这些人物传记在文学表达的意义上，丝毫不输于他的小说写作。一个作家致力于多种文体的写作，这很常见，但他同时在不同的文体中都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就是非常难得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完全可能是一个蹩脚的诗人，像歌德这样既让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俘虏无数青年的心灵，又能让长篇诗剧《浮士德》升天入地历经劫难，这在文学史上非常罕见。茨威格的小说创作与他的传记文学写作是同时进行的，都在一次大战结束至纳粹上台这二十年间。而这正是茨威格文学写作的鼎盛时期，很难想象一个在虚构文学方面拥有过人才能而且业已取得可观成绩的作家，会在另外一种文体上如此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很多人看来，茨威格的做法无异于对自己才华的挥霍与浪费。然而茨威格完全有理由蔑视这种迂腐的经院文学分类法，他在传记写作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激情和文学才能。在文学创作的意义上至少他是平等地善待不同的文体，不会认为进行传记文学写作比写小说更低能一些。二十世纪对中国读者影响最大的传记文学作家有两位，一个是茨威格，另一个是创作《梵高传》（一译《渴望生活》）、《弗洛伊德传》等作品的美国传记文学作家欧文·斯通。但在欧文·斯通那里，虚构文学与传记文学是一回事，他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一般总喜欢用“小说”来命名，事实上他没有值得提及的虚构文学创作。而茨威格开创了一条由著名虚构文学大师进行传记文学写作并获得巨大成功的先路，在这条道路上，至今我们还没有看见同等分量的后继者。　
　　问：很多读者反映，目前的小说不是很好看，而您是研究当代文学方面的专家，请您简要谈谈我们目前的小说创作现状。　
　　答：关于创作现状之类是我很恐惧也很排斥的话题。文学发展到今天，即便是小说，又有谁能够在描述现状时敢于保证自己不空洞乏味？其实空洞乏味还不是最可怕的，问题的根本在于它无效。不过既然要谈，那就从“好看”开始吧。　
　　小说的“好看”与否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譬如，“好看”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文学标准抑或能否成为一个标准？显然，它现在既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那么是否存在对所有人来说都“好看”或者不“好看”的小说呢？就原则而言，文学趣味不是道德真理，不可能有一清二白非此即彼的标准。作家类型不同，读者的鉴赏口味也千差万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种更为宽广的文化胸怀和更加多元化的审美趣味。　
　　“好看”作为一个概念或者一种小说理念，大约出现在十年前。但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理论问题，其实有它更早的背景。以1985年为“界碑”，在此之前的小说基本走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一脉，从叙事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表达各方面都遵从着事实世界的基本逻辑：时间从前到后，人物从小到大，语言指向单一。这种长期形成的写作观念与实践，自然会同时形成与之配套的阅读理解习惯。自1985年开始，文学艺术普遍遭遇了一个“看不懂”的局面，先是“朦胧诗”，后是美术界的“85新潮”。而在小说领域，以马原、莫言、残雪、刘索拉、徐星为先导，以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等人为代表的“先锋小说”潮流，对小说的观念和写法进行了矫枉过正的革命。所有这些都对阅读欣赏者的接受与理解构成了致命的挑战，同时也如同滚雪球一般，在外围吸附了一大批不明就里的追随者与模仿者。事情后来发展到最极端的时候，这类小说的革命性终于走向了反面：在反逻各斯中心的旗号下怂恿着某种完全放任的相对主义倾向，以想象力的名义装神弄鬼，以语言实验的名义掩饰着玄奥晦涩不知所云。“先锋小说”的合理性与艺术贡献不仅完全被透支被挥霍掉了，也损害了人们对小说阅读的信任感。　
　　我把这个称为“先锋小说厌食综合征”。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小说要“好看”的理念，显然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个提法仍然有它暧昧不明的性质。如前所说，“好看”与否本身首先就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概念，对不同的人来说各有其“好看”或者不“好看”，它无法成为一个判断文学作品的公共尺度，其次，这个概念提出伊始，就具有强烈的商业指向。作为某种意义的市场“捆绑销售”手段，决定某小说是否“好看”的通常不是它的文学性，而是可以批量生产的娱乐元素。因此，提出“好看”的初衷，诸如回到常识、尊重事理等吁求，反倒没有人去关心了。　
　　进入新世纪以来，小说写作的多元化格局已经确立。这句话也可以作如下的理解：即曾经作为一个精神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文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分裂。现在人们对小说可以从各自的方向提出了不满和多种要求：希望它重新恢复曾经有过的光荣，希望它成为表达“底层”生存状况的道德良心，希望它能够强烈地影响社会舆论，希望它更有趣等等。但在这些方面我始终相信茨威格：“艺术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去摹写宏观世界，不是去摹写丰富多彩的现实存在，而是把自我的微观世界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小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成为各类文学体裁中的第一提琴，它尤其负有表达心灵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义务。　
　　问：我们的“文本典藏”栏目，已经做了两年多，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和高度好评。但参与点评的作家、学者推荐外国作品偏多，对此您怎么看？还是其他原因呢？　
　　答：《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开设“文本典藏”这个栏目，我留心很久了。在推荐篇目上以外国作品居多，显然与对经典的认同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无论在体裁上还是在基本经验的构成上，都是在西方文学乃至文化的刺激催生下发展起来的。上个世纪初的中国革命就是“以俄为师”，文学则是以外国为师，以此而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学生的稚嫩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现在的小说在形式，感觉和经验处理上已经完全西方化了，而我看到“文本典藏”的推荐篇目，却有相当数量的边缘国家或者欧洲弱势国家的作家作品，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这对于我们艺术经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当然，这个栏目的推荐人主体基本是当下卓有成就的一线作家，他们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范围非常广泛，同时他们的阅读体验往往侧重点有所不同，有时候很难与普通读者共享对他们在创作上有帮助和启示的独到心得。　
　　除此之外，栏目在体裁与时限上也还有斟酌的余地。经典文本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不应该只限于小说，也不应该放弃古典。像蒲松龄《聊斋志异》这样的经典文言短篇，不仅语言精彩传神千锤百炼，寥寥数笔就让一个人物跃然纸上，那功夫真是非同小可。所有这些，在小说传统上与西方文学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径。国学不仅是四书五经孔孟老庄，更有辉煌璀璨的文学。让今天的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也就是重读“国学”的题中之义。假如有那么一天“文本典藏”选推了蒲松龄的作品，我将是非常高兴的。　
　　责任编辑　关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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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7
　　

“总理遗言案”：我所经历的１９７６
袁　敏　


　　当我哥哥从关了十八个月的京城监狱放出来后，有一些媒体想采访他。我哥一概拒绝采访，他对媒体说的那句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白云苍狗，世事沧桑，当亲历那个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的当事人开始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些事情可以灰飞烟灭，而有些事情却无法留存空白。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应该让它留下痕迹，二十年内不能说的事情，三十年后应该可以说了。　
　　1976年春天，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我们家那幢有着“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这样清雅名字的小楼再遭劫难。第一次劫难是在1967年夏天，一大帮造反派把我们家翻了个底朝天，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也由此知道了“抄家”这个字眼。父亲的名字前被冠以“叛徒、特务、走资派”，并打上鲜红的大×，挂在墙上的那部黑色老式电话机被掐断了电线，话筒拖着电线耷拉下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曾经被小轿车接来接去的父亲突然间就变成了“甫志高”？而能用一口绍兴话和自己干地下党的革命故事做长篇报告并博得阵阵掌声的母亲，为什么一夜间就沦为了“假党员”？但很奇怪，那时我心里并没有多少恐惧，面对落差很大的生活，有的只是莫名的兴奋。　
　　然而，1976年那个春天的下午，我却感到了巨大的恐惧。　
　　那样的恐惧是在看到抄家者身穿警服时一瞬间从后脊梁上蹿上来的。他们出示介绍信，态度温文尔雅，还叫我们不要紧张。但他们抄家的细致、深入、滴水不漏让人不寒而栗。一些人爬上了黑咕隆咚的天花板，在蜘蛛网密布的阁楼上打着手电乱照；一些人将晒台上的每一只花盆连花带土倒在地上，用手慢慢地把土坷垃捻碎；更多的人则是拉开每一个抽屉打开每一口书橱翻查，只要看到带字的纸片、本子、信笺，无一遗漏，统统拿下。没有人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向我们解释抄家的缘由，但抄家者出示的介绍信和他们身上威严的白色警服昭示了他们抄家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抄家是在父亲被从家中带走后紧接着就进行的，事先没有一点迹象和征兆。“文革”开始不久即被打倒，在“九一三”事件后一度被“解放”，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又被“靠边站”的父亲，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他每天所有的事情就是躺在一张老旧的藤躺椅上翻看书报。来找父亲的人说：组织部的人要找你谈话，请你跟我们去一趟。父亲没有任何怀疑，起身就要跟他们走。我想，父亲一定一直在等待着什么，他一定想当然地认为组织部找他谈话也许和他久久的等待有关。5月的天气已经很热，父亲当时只穿了一件老头汗衫。出门时，来人似乎不经意地看了父亲一眼，说：再带一件外套吧。就是这句话让站在一旁的母亲感到不安。母亲当年曾是绍兴城里与日寇和汪伪特务机关斗智斗勇的地下党员，她的警觉和敏感超乎常人。她觉得这么热的天来人却要父亲带一件外套这很不正常。　
　　我安慰母亲，叫她不要神经过敏，但事实马上证明母亲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是我远远无法企及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走到晒台上，从那儿我们清楚地看到楼下路口的拐弯处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父亲上车时回头看了一下，我不知道当年同样也是老地下党员的他是否这时也意识到这次离家也许就回不来了，但我相信他这一回头一定是在寻找我和母亲，他想应该要和我们告别一下。　
　　抄家一直从下午延续到晚上，抄家者将每一个房间的电灯都打亮了，整幢小楼灯火通明。　
　　母亲这时候显现出一种临危不惧的沉着和镇定，她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不断地问抄家者要不要喝水，提醒抄家者这儿还没搜那儿还没查，最后甚至还把抄家者带到楼下厨房里，指着一大堆煤球说：你们把这儿也好好搜搜，从前我当地下党时最喜欢将秘密文件放在这种脏乎乎的地方，敌人往往想不到的。　
　　抄家者哭笑不得地看着母亲一本正经的模样，尴尬地搓着双手，显然他们不太愿意扒拉这堆黑乎乎的煤球。　
　　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想到了外出多日的哥哥。　
　　那年冬天是我记忆中最寒冷而漫长的冬天，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让全国人民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达到了顶点。虽然邓小平同志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并致悼词，使人们悬着的心稍稍落下了一些，但这之后王、张、江、姚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篡党夺权活动却更加肆无忌惮，几乎趋于公开，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出，他们把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