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外来文明-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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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一层中国的色彩，但是听起来却非常象是一个印度或阿拉伯的故事。在唐朝后期以反映外来事物为主题的文学潮流中，这种特点是极有典型性的52。 非洲黑人奴隶只是在唐代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内，而且只是在少数显贵集团中知名。在马来群岛，相当普遍地将非洲黑人称做ng“Zī”，而汉人正是沿用了这个名字，将他们称做“僧耆”（Zenj）或“僧”（Janggi）53。 僧（或僧耆）是指最古代和最广义的“Zanzibar”（桑给巴尔）的土著人，这个名称的内涵并不限于现代的桑给巴尔，而是指相当于东非的广大地区，而东非地区则是趁着东北季风从波斯湾出发的船只可以到达的自然终点。广而言之，凡是非洲黑人都可以称做僧人。诃陵国是一个爪哇人的国家，据唐朝传说记载，诃陵国有“毒女”54，凡与毒女交合者，都会致死。据记载，从元和八年（813）到元和十三年（818），诃陵国三次遣使向宪宗朝贡献了少量的僧童、僧女以及生犀、五色鹦鹉等珍稀之物55。史料中仅见的另外一次记载是尸利佛誓国—就梵文学问和佛教信仰而言，当时尸利佛誓是一个世界性的中心—在开元十二年（724）向唐朝“Deva…putra”56贡献的一名僧耆女57。这些体貌黝黑的僮、婢，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任何踪迹可寻，只是在史书中留下了一些简短的记载。对于八、九世纪时具有高度文化教养的唐朝宫廷而言，这些非洲黑奴仅仅是昙花一现的新奇之物。在欧洲人罗可可式艺术中，长久地保存着头戴缠头巾的矮小黑种人的生动、逼真的形象，但是却没有留下任何有关僧人的类似的形象资料58。虽然一般都假定僧人来自非洲，可是他们最初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落入了诃陵国王的手中，现在还无法断定。据说在玄宗先天元年（712），印度海盗曾经掠夺了一艘由锡兰统治者派往哈利夫的海船，从这艘船上得到了一批“阿比西尼亚奴隶”59。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献给唐朝的黑奴最初很可能就是在印度洋沿岸买进的，然后他们又被带到了远至爪哇60的地方61。在桑给巴尔和索马里沿海发现的唐朝钱币，或许就是由唐朝商人带去经营人口贸易的62。但是从爪哇和苏门答腊63转输到唐朝的所有非洲黑人，可能同样都是在东南亚地区沦为奴隶的。甚至现在，在东南亚还有矮小黑人。在唐代，唐朝人知道有一个“葛葛僧国”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在苏门答腊西北角的一个岛上，这里的居民凶悍残暴，所以水手都非常害怕他们64。靠近诃陵和尸利佛誓的这样一个地方，很可能就是被送往长安的黑人的故乡。
第二章 人侏儒（1）（图）
瓷侏儒俑 唐代 高18。2厘米 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龙枣村出土 咸阳市文物保护中心藏
如同对中世纪的其他民族曾有过强烈的吸引力一样，矮人也使唐朝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这里说的矮人，是指唐朝本土的侏儒和外来的俾格米人。但是，唐代追求侏儒的风气似乎并不比唐代之前中国诸朝代统治时期更明显。孔子本人在谈到一个叫做“僬侥”65的矮小民族时，曾经将矮人的标准尺寸定为三尺，“僬侥这个名字也有“鹪鹩的意思。虽然有人说矮人是在东南方海上的一座岛上发现的，但是根据传说，小矮人生活在位于中国西南的遥远的地方。古代的僬侥国曾经向中国贡献过象牙、水牛和封牛66。据记载，僬侥国的矮人“穴居善游”67。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在周、汉时代曾经见到过热带的俾格米人，但是，无论古代记载的矮人是矮小黑人，还是像现代的塞诺伊人那样的，长着波浪形头发的矮人，总之在周汉时代就已经有了侏儒，他们是演艺者、舞师和乐师。 在唐朝皇帝的宫廷里，侏儒扮演的角色与前代相比并无不同。现代湖南省南部的道州城，在唐代就以大量出产土生的侏儒而著称。道州的侏儒每年都要作为土贡贡献给朝廷。九世纪时，白居易曾在诗中描写过道州的侏儒。阿瑟·韦利的译文如下68： 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 市作矮奴年送进，号为道州任土贡。 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离……69 八世纪末年，道州刺史阳城哀怜道州人民生离之苦，自作主张停止了这种稀有的土贡。不久之后，就从京城来了一位使者，责问为什么规定的岁贡没有按时送到朝廷。阳城写了一份正式的奏折，宣称“州民尽短，若以贡，不知何者可贡。这种机智的答复可能比据实回答要高明得多。不管怎么说，道州岁贡侏儒就这样被正式废除了。于是“州民感之，以‘阳’名子”70。
第二章 人侏儒（2）（图）
谱双 版画 明代 纵17、横13。5厘米 出自《欣赏编》本 辽宁省图书馆藏
《谱双》为游艺之作，此图为其中的“大食双陆毯”，写大食国人对弈的情景，古趣喜人。大食、真腊、于阗之人物写真，始见于此，弥足珍贵。 对于过分讲究排场的唐朝人来说，从外国进口的侏儒，较之于唐朝本土出产的侏儒更使他们感到惊异，当然也就更能使他们感到满意。外国贡献的侏儒，使他们回想起了古代的“僬侥人。开元十二年（724），占据着苏门答腊制海权的尸利佛誓国（即“bhoja”又称“rivijaya”在唐朝人和大食人中，它以“bhoja”知名）派遣某个俱摩罗—即Kumra，意思是“皇太子”，或许此人果真是一位皇太子71—来到长安，他为唐朝天子带来了许多珍奇的贡礼，这些贡礼主要是人，例如贡礼中有杂乐人一部、僧女一人（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此外还有侏儒二人72。同一年，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的康国73也向唐朝贡献了一位侏儒。距离康居很远的地方，有一个被称为“短人国”的侏儒种族，中国人从很早起就已经听说了这个国家74。据说短人国地面盛产真珠和夜光明月珠。根据另一种传说记载，短人国的居住地在突厥以北的西伯利亚地区，那是一个“俗无寇盗”的地方，只有一种大鸟是短人的天敌，这种鸟“常伺短人而啄之，短人皆持弓矢，以为之备”75。这些短人显然就是古代希腊人记载的侏儒，只是在这个故事的东方译本中，将短人国的位置说成了东欧或西伯利亚地区，而不是在非洲的腹地。在原始的西方传说中，往往都说侏儒国在非洲，而这一类的传说也流传到了中国人的耳中。史书中这样说： 小人国在大秦（即罗马）之南，躯才三尺，其耕稼之时，惧鹤所食，大秦每卫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之76。 可是康国王贡献的侏儒并不是传说中虚构的短人国的人，而是有根有据，真实可信的侏儒。那么，这些侏儒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二章 人人质（图）
仪卫图 唐代 壁画 人物高180—196厘米 1990年咸阳市礼泉县韦贵妃墓出土 昭陵博物馆藏
《仪卫图》反映了唐代社会宫廷及贵府院宅护卫队的生活实情，通过此图人们看到了盛唐时期的宫廷生活、府员阵容及服饰发型等。 除了上文提到的奴隶之外，唐朝境内的异族人中有许多种族的人也是在违背个人意愿的情况下臣服唐朝的主人的。八世纪时被派遣来帮助郭子仪将军镇压安禄山叛乱的大食兵，就是这样一群身不由己的傀儡。他们与其他国家的那些完全只能听命于他人，被唐朝平民百姓当作稀罕物品来观赏的人质们遭遇的情况是一样的。人质被留在唐朝京城之内，目的在于确保他们在境外的贵族和王室宗亲对待唐朝政权的友好态度。或许除了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之外，人质的处境与那些留在唐朝境内的外国军人并无多少区别。虽然就中国人的传统而言，他们是反对人质制度的，但是国际政治的实际情况常常总是要求他们对这种传统弃置不顾。确实，促使唐朝人放弃人质制度的理由经常是出于对自身实际情况的考虑，而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这些理由根源于畏惧异族的守旧思想：持有这种思想的人认为，留居在唐朝境内的异族人不是惹事生非者就是间谍77。而在七世纪时，只要唐朝政府认为将外族王子留下来不失审慎的话，那么要求一位突厥王子或者是高丽王子留在长安的皇宫里完全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甚至连萨珊朝的王子Narsē（泥涅师）78也被当成了一名受到尊敬的人质。当然就泥涅师而言，他很可能是一位自愿归顺的质子，因为他是在父亲卑路斯死于逃亡途中以后来到唐朝的79。尽管唐朝政府为人质颁赐了只有名义，却毫无实际价值的官服，还为他们提供了诱人的奢侈生活，但是事实表明，这种强制性居留的时间漫长得简直使人质无法忍受。为了抚慰那些出身高贵的男性人质，唐朝政府在宫廷里授予他们一些名义上的职务—一般来说都是委任为宫廷侍卫—而这些人质就这样舒服地消磨着背井离乡的生活。毫无疑问，这些穿着色彩鲜艳的唐朝服装的外国王室后裔，看上去一定丰神俊伟，仪表堂堂80。一直到唐玄宗在位的和平时期，唐朝政权才下令将那些在皇宫里居住了几十年之久，领取国家俸禄的质子送回其本国81。就表面而言，这些留居在唐朝境内的人质的境况是相当风光体面的，但是在这些人质所在的国家里，对人质的看法却大相径庭。根据他们国内的看法，充当人质是一种屈辱和奴役，“高贵的突厥男儿成了唐人的奴隶，清白的少女成了女婢”82。
第二章 人贡人
所谓“贡人”，就是作为贡品献给唐朝皇室的礼物，或者是如唐人解释的，是作为“土贡”送往唐朝宫廷的男子和妇女。因为这些人是要提供特别服务的，所以就人身自由而言，他们甚至比不上人质。而且我们也几乎无法将他们与奴隶区别开来。据认为，任何不同寻常的人都适合于充当“土贡”的角色，自古以来，中国各地的城邑就已经习惯于将各种各样古怪的或者是畸形的物品送往朝廷，而这些畸形的怪物很可能就是人。在这方面，相当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八世纪初期，由西北一座城镇中送来的一位妇女，非常奇怪的是，她的“身上隐起浮图塔庙，诸佛形象”83。同样使人惊异的是扶南贡献的两位肤理如脂，岩居穴处，患有白化病的“白头人”84。漫长的距离和罕见的外貌，给这些来自边荒绝域的人赋予了神秘的色彩，而他们自身也就完全成了奇珍异物。长庆二年（822）由一位回鹘人从巴尔喀什湖地区送来的“葛禄口四人”85，咸享元年（669）由一位日本使臣带来的长胡须的虾夷人86，作为贡礼的突厥女人87，或者是作为庆贺延庆节的特定纪念品而送来的两位吐蕃女88，所有这些见于记载的“贡人”都属于此例。 在所有作为土贡进献的人当中，最珍贵的贡礼是来自远国绝域的博学多艺的人，惟其来自外国，他们那超凡入圣的洞察力也就更为可信。开元七年（719）由吐火罗国王推荐并贡献给唐朝的“大慕”就是这样一个例证。大慕是一位摩尼教徒，据记载，他“智慧幽深”，善解“天文”89。另外一个例子是“和药方士”那罗迩娑婆寐（），这位方士是在贞观廿三年（648）由王玄策从摩揭陀带来的90。他自称已经活了二百多岁，能够配制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这位智者向唐朝的朝臣讲了一通诡谲的谎话。据他说，只有在印度深山里的一种石臼内，才能够找到一种药性十分强烈的神奇药水，能够融化肌肉、草木和金铁等物。这种药水只能盛放在骆驼的骷髅之内，然后再转而注入葫芦里。凡是有这种药水的地方，都有石像人守护，如果住在山里人将药水的事泄露给了陌生人的话，泄密的人就会死去。这位信口开河的老人得到了唐朝皇帝的隆重礼遇，“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飚门内，造延年之药。使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91。似乎是由于他的努力遭到了失败，那罗迩娑婆寐的权势逐渐下降，最终被解除了为宫廷服务的工作。那罗迩娑婆寐在长安度过了他的余生，他无疑得到了大批追随者的支持92。另一位与他类似的奇迹创造者是来自西国的胡僧。据称这位胡僧能够利用咒术起死回生。唐太宗在飞骑中挑选了“志愿者”来试验他自称的这种法力。胡僧果真用咒语使他们死去，然后又使用同样的方法使他们复活过来。故事中告诉我们，有一位德行出众的大臣告诉皇帝，这是一种邪法，而“邪”终究是不能犯“正”（当然是指这位大臣本人）的。结果当胡僧对这位大臣施行咒术时，自己却倒在了地上，呜呼哀哉，“不复苏矣”93。这位不幸的炫奇耀能的胡僧显然是一位技艺娴熟的催眠大师，而他的死因则肯定是在流传过程中被歪曲（和加工过）了。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1）（图）
宫乐图 佚名 绢本 设色 纵48。7、横69。5厘米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中绘体态丰肥、着华丽衣饰的十名仕女围长案而坐，或作乐，或谛听，或啜饮，或顾盼，气氛闲适。中央四人，则负责吹乐助兴。所持用的乐器，自右而左，分别为筚篥、琵琶、古筝与笙。旁立的二名侍女中，还有一人轻敲牙板，为她们打着节拍。从每个人脸上陶醉的表情来推想，席间的乐声应十分优美，因为连蜷在桌底下的小狗都未被惊扰到。这件作品并没有画家的款印，原本的签题标为《元人宫乐图》。仔细观察画中人物的发式，有的发髻梳向一侧，是为“坠马髻”，有的把发髻向两边梳开，在耳朵旁束成球形的“垂髻”，有的则头戴“花冠”，凡此，都符合唐代女性的装束。另外，绷竹席的长方案、腰子状的月牙几子、饮酒用的羽觞，还有琵琶横持，并以手持拨子的方式来弹奏等，亦在在与晚唐的时尚相侔。所以，现在画名已改定成《唐人宫乐图》。 我们已经讲了各种各样的流落到唐朝的异族人，但是在所有那些由异族政权贡献给唐朝的，社会地位不易确定而又具有专门技能的人当中，最常见和最有影响的是乐人（包括器乐演奏者、歌唱者和舞蹈者）以及由他们带来的乐器与乐调。当我们看到历史文献中记载大中七年（853）日本国来朝贡献“音乐”时94，我们就应该认识到，“音乐”这个词在这里必定包括了曲式、乐曲以及演奏者和他们使用的乐器等内容在内。曲式和乐曲在当时被看作是一种与真正的财产一样，可以转让的东西。许多世纪以来，欣赏西域音乐的人在中国各朝代都大有人在。在隋代，欣赏西域音乐的社会风气尤其盛行一时，而这种风气也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在唐代，西域诸国处于唐朝政权的控制之下，所以西域音乐也可以说是被唐朝“俘获”来的，而到了后来，唐朝政府便要求西域诸国将音乐作为“土贡”贡献给朝廷。在唐朝的宫廷演奏者当中，大量地吸收了异族的管弦乐队，在“非正式的”宫廷燕乐演奏的场合，往往都有异族管弦乐队为唐朝的大臣和藩属演奏。相比较而言，在“正式的”仪式上，则要求用中国古代传统的乐器，特别是要求用钟、磬、琴等古典乐器来演奏传统的曲调95。
第二章 人乐人和舞伎（2）（图）
舞乐图（之一） 佚名 唐代 屏 绢本 设色 纵51。5、横25厘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1972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张礼臣（655—702）墓。随葬屏风画共六幅，分别绘四乐伎、二舞伎，这是其中的一幅。图中舞伎发挽高髻，额描雉形花钿，红裙曳地，足穿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