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01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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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先生在评论新诗时说：“初期新诗人大约对于劳苦的人实生活知道的太少，只凭着信仰的理论或主义发挥，所以不免是概念的，空架子，没力量”，而到了臧克家，中国“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因此臧克家一登上诗坛就被称作“农民诗人”，而这是他最引以为荣的“冠冕”。事实上，臧克家一生最大的成就正是来自他的“乡村”生活。在《烙印》之后，诗人也曾写过“伟大”的诗，但成就都没有超过他的农村题材诗。臧克家1946年出版的《泥土的歌》，可以说是《烙印》的承续与发展，他又找到了他熟悉的“农民”、“泥土”意象：“我昵爱、偏爱中国的乡村，爱得心痴、心痛，爱得要死，就像拜伦爱他的祖国的大地…样。我知道，我最合适于唱这样一支歌，竟或许也只能唱这样一支歌。”⑩文学是入学，济也必以人为核心；对人、刘生活的热爱使诗歌获得力量，也使人找到精神的故乡。我想，这是我从臧克家早期诗创作中获得的启示。
（编者注：作者是山东师范欠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臧克家。论新诗＇J＇文学，1934，（3卷1号）。 1995，（1）。
③臧克家。 五十年间学论文＇A＇。克家论诗＇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P2。
④王夫之。 薑斋诗话＇c＇卷二。
⑤臧克家。 我找到了“自己的诗”＇A＇，我的诗生活＇C＇重庆．读书出版社，1943。
⑥哈贝马斯。 论现代性＇A＇。王岳川 尚水编。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P10。
⑦许志英 邹恬 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P416。
⑧臧克家。论新诗＇J＇。文学，1934，（3卷1号）。
⑨臧克家。诗的根芽＇A＇。我的诗生活＇C＇。重庆：读书出版社，1943。
⑩臧克家。当中隔一段战争＇A＇。泥上的歌＇C＇。上海：星群出版公司，1946。
中华诗魂
■ 闻 山
克家同志去了。去青岛大学和他最敬爱的老师、中文系主任闻一多教授谈诗去了。在那儿还会遇到他十分钦敬但从未会过面的朱自清教授，那年他只在清华园的大门口见过朱先生的背影，现在他们可以热烈地讨论散文和诗的艺术了。《洗衣歌》和《七子之歌》的作者一定会问台湾的状况，要了解是谁在阻碍中国统一。他会愤怒地斥责卖国贼和帝国主义。
我到他家，我看见他还在亲切地和友人们交谈，高兴地笑着，热情地送客人到大门口。他去了又回来了。
他为中华民族贡献了一座丰富的文学库，其中装载着中国人民一百年的眼泪和鲜血，黑暗岁月的悲哀，奴隶的创伤和觉醒。它充满中国大地泥土的气息，又闪耀着未来理想的光芒。在中国诗歌、诗论、散文史中，这是很突出的一座丰碑。
抹去脑海里重重叠叠的波涛，聚焦到 1972年长江边的“向阳湖”大堤上。这是“五七战士”臧克家、张光年、郭小川、李季和“裴多菲俱乐部”——中国作家协会的许多老弱病号参加奋战筑成的60里长堤的一段。在这块古云梦泽的“文革”天地里，“牛鬼蛇神”是不能称为同志的，都是直呼姓名。长江涨水季节的一天，我和臧克家被派到大堤旁的小棚子，值班防汛。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两个背着铺盖卷，钻进草棚。休息了一会儿，便开始观赏这一大片极其安宁清静的天、地、湖、堤景色。天真阔，湖水真静，白云蓝天装在湖水里，水天不分。堤上没人影，只偶尔有水鸭子飞过，在很远的堤边落下，变成一些小黑点。心上的负担此时全部卸下，于是我们找到了平时不会碰的话题。我完全不知道闻一多先生在青岛教书的历史，臧克家便如讲昨天的事那样，给我讲他怎样幸运地被中文系主任闻一多超额招收到系里，并且成了爱国诗人所倚重、视为知己的学生。《死水》为他展现了一条真正的诗的道路。他谈到了陈梦家，我告诉他1946年在清华园，我听过陈先生的“修辞学”。他说他们是好朋友，但陈梦家是在天上的，他却是在泥土里的。他忘不了在泥土里打滚的人们。我说：我最早读到你的诗是《感情的野马》，还记得它的序诗：“开在你腮边笑的花朵，它要把人间的哀愁笑落。你的眸子似海深，从里边，我捞到了失去的青春。爱情自古结伴着恨，时光会暗中偷换了人心；我放出一匹感情的野马，去追你的笑，你的天真。”我觉得这首诗很合我的心意，那么豪放，那么强烈，自古以来没人这样写爱情。他说，闻一多先生的诗都是精心的艺术创造，他对诗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可惜后来就几乎不写诗了！而他所不清楚的闻先生后半生，生命本身化作诗篇，成为燃烧发光、照亮黑暗的火炬，是火山爆发，这你都看到了！他又说，我们都是闻先生的学生，这真难得。我说，那你是老师兄，你写了那么多作品。我只是个编辑，整天坐办公室，身体又不争气，难得动笔，想起闻先生和朱先生我都觉得惭愧！
太阳快要落下西边的湖水里了，我们才看见一个人挑着担子，钥我们万向走来，晃悠悠地，不慌不忙。走近了才看出是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吴松亭，这是个朴实、有趣的小伙子。 （后来到江西编辑《百花洲》）我说，你都把我们饿坏了！他说，今天给你们吃肉，怎么样，今天连里宰猪！这真是稀罕。说不定是北京有人来了。
夜色像一块大黑布，蒙住了大地江河湖水，什么都隐去了，眼睛失去作用。四边却响起了蛙国众多子民擂起晌鼓声，真是热烈、欢腾。我们浸沉在另一种情绪里。我觉得，虽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路，一切全不由自己，但生命不能只有悲哀与无望，它还有另一面，你听这震天动地的“蛙鼓”’！老舍死得太可惜、太冤枉了！
挂起蚊帐，四边塞得严严实实，不只是防小吸血鬼，而且防老鼠跳到头上，防蛇来钻被窝。看样子今天不会发大水，我们可以安心睡一觉。但是躺下不久，就感觉到背脊下面不平静，隔一层破木板，寒寒宰宰，有东西在动。先是探索性的、后来就是激烈冲突，吱吱地喊叫。两个人目然都没法睡着，于是我们又回到过去的年月。
这时“四人帮”正拼命攻击、贬低“民主派”，似乎“民主”二字很碍眼，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着干”的。我说，闻一多先生后期很多人并不了解，还把他当作一般的“民主人士”，事实是他在华岗、张光年等地卜党员帮助下，读了大量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文件和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已逐步具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人生观，他已坚定地与人民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他才那么英勇地负担起革命工作的神圣任务，最后壮烈牺牲在国民党特务的枪下。我告诉老师兄，三青团在西南联大搞反苏游行时，我跑到闻先生家向他请教，他给我讲了红军解放东欧的形势，以及红军在东北摧毁日寇的重要意义。最后交给我一本粗糙的土纸印的《列宁生平事业简史》，要我好好读这本书。闻先生曾经要求到延安，是地下党劝他留在昆明才没离开白区岗位。我参加抗日战争到印度，看到印度人民在大英帝国殖民统治下非常贫困可怜，我写了一首诗《黑上》，表现了一种绝望哀伤的情绪。回国后给闻先生看了，受到他的批评。闻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指出印度将来必然是印度人的，不是英国人的。不久后，他的话就成为事实。我的师兄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也给我讲了闻先生在青岛那一段脱离现实、钻进古书堆里的故事。
我们正说着、回忆着，木板下面忽然大乱起来。我们止住话头，捉摸这是—场什么斗争？是鼠辈打群架？还是蛇来吃老鼠？这里有很多蛇，是蛇的王国。几尺长的眼镜蛇、金环蛇、银环蛇、大蟒蛇，田埂、山坡、草丛里都有。木板下这种声势，我不能不提防大眼镜蛇光临，哪敢睡觉！这一夜就被折腾得晕晕糊糊地过去了，但这也是我和老学兄相处最接近、值得永远纪念的一夜。
所谓“五七干校”，是“文革”荒唐岁月中的一段悲剧。对被折磨死了的党的好于部、革命诗人、作家，是炼狱。但是，在最苦痛的迷惘中，还有不可摧毁的对理想的向往。我们在艰苦的劳动、牛活环境里，依然有诗的激情，有战斗的勇气。我被派作“五连”（作协）墙报主编后，约郭小川写了一首长诗：这首诗洋溢着革命激情，发表后引得各连的”五七战土”来看，也引起干校平宣队领导来视察。诗中有心向北京之类的句子，之后，就传说郓小川想回北京，不愿呆在干校。诗人于是受到“四人帮”的特别注意，不断受折磨。我自己也将酝酿了小少时间的长诗《问阳山上看世界》整理出来，第一个交给臧克家看。我们蹲在抽水机旁边，他朗诵，并加以评点。他非常高兴，大力鼓励，也提了不少意见。
过了几天，我把诗稿请张光年看。张光年说，你给臧克家看了吧？我说，是。他又说，他一定会称赞你的作品的。《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文艺报》主编张光年1997年出版的《向阳日记》里，在1972年5月18日的日记中写着：“夜上班后，受托为吴泰昌改壁报纪念《讲话》短文；然后为沈季平敲改五百行长诗《向阳山上看世界》，直到黎明；在篇末提出以下意见：‘命意不凡，气魄不小，时有巧喻，醒人耳目。然而悲愤较多，鼓舞不足。云雀一唱，聊慰心弦；五洲风云，偏爱反笔。浓云略重，战鼓略轻，长江大河，泥沙俱下，试剪枝叶，繁花必显。言语火辣，失之太散，宜加锤炼，快入耳眼。吹毛求疵，谅我狂颠！”’
臧、张二位很长时间被派在守夜岗位，恪尽职责，有大量时间谈心，更成了知心好友。从上面张大诗人的话，也可以看出两人互相的深知。我的拙作后来作过修改，回京休假时曾带给李瑛、袁鹰二位老友看过，从他们的言语中，我感到它是难见世人的。“悲愤较多，鼓舞不足”的基调我改不过来，回干校便一把火烧了。倒是可惜张光年为它一夜未睡。说起这些，是想为后来克家同志写出一本《忆向阳》遭到不知详情的同志非难解释一下：那时人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复杂，既有迷惘，也有觉醒；既有悲愤，也有激昂。张光年在日记中也提到想写诗，可惜没有写。克家同志那本诗集中的许多诗，我都在他家里读过，那都是他回京后心情安定时写的，受折磨的感受他不写，只写高兴的事和对向阳湖的怀念。那都是真实的心情，绝不是虚伪地唱赞歌。这和丁力在干校时写下的那些悲哀抑郁的诗大不一样。年近古稀的“五七战士”臧克家的自身体验，确实和别人不同。他是文艺界有名的老病号，此时下湖田干活，和青年人一起走深没脚背的泥泞长路，冒雨顶风，摔筋斗，吃苦受累，他那瘦弱多灾的躯体，却一天比一天硬朗起来。后来居然能和一百多人的队伍快步出工，而且走在前头，这简直是“五连”的一个奇迹！我闭起眼睛都能想起他迈着两条细长的腿，光着脊梁，跟着红旗大步前进的“英姿”。他当然感到自豪，也出乎自己的意料。于是他就这样地忆那个向阳湖！
他和我一起推敲那些诗句。我是不怕挑毛病的。我并不主张非要按近体格律写诗不可，能严则严，但不要以辞害意。他告诉我，有些朋友要求他写严格的绝、律，并且认为他这样写是美化干校，他的多年好友姚雪垠就不断来信和他争论。我根据自己的理解，站在《忆向阳》作者一边。他又不是给干校写总结，诗人应该可以写自己独特的体会。
对人宽，律己严。这在他可不是一般的涵义。他那股对人的热情简直是稀有的天赋。看到朋友和同志的成绩，他就高兴得不得了，立刻写信给人家。他接待客人和写信大概占了他一半生命，而我却很少写信，常常接到信和赠书也不复，或者很久才复。这可能和在编辑部写信太多了有关系，但这总是个大缺点，应该学习克家同志。1982年，他在《人民文学》看到我怀念朱自清先生的散文《紫色的雾》，立刻给我写信，热情鼓励，说他读了很感动。可惜这封信让一个朋友拿去弄丢了，我忘了其中具体谈了什么意见，实在遗憾，我知道他是很敬重朱先生的。同时我还接到另一位向阳湖'五七战士”、《人民文学》的周明来信，称赞写得“炉火纯青”，这当然是过奖。我感到同志关Jb的温暖。
1990年初，接到他在医院寄来的信。“季平：我1月18号高烧入院，系肺炎，住院已20多天了。我负责主编一本《毛泽东诗词鉴赏》，正、付文共50篇，约了50位专家、新旧体诗人、诗论家，各就一题写篇鉴赏文字，……我派给你一个题目《咏梅》，二月份前交稿，行吗？……”他得了肺炎还在干工作，我想，这50封亲笔信就够沉重的了！可是我那一段也住院，身体很糟，实在不能限时完成任务，只好告诉他，快另找别的同志。如今看到这本书，我都能感到克家同志带病工作的认真负责精神。
后来，在文艺界有些人中，崇拜“洋垃圾”之风很盛。我在《文艺报》先后写了《爱祖国，爱人民——纪念闻一多师诞辰九十五周年》和《小议畅销书与精英》两篇小文章，又接到克家同志在病中写的信：“闻山老友：我在病床上，用放大镜拜读了你的长文，甚得我心，大义凛然。前些日子，在《文艺报》读了你谈诗的文章，对不正之风，不止之人，放胆批之，令我眼明心快。做人，应有坚定立场，浩然正气，风吹不倒。我虽年暮，愿与共勉之。卧在床上不便，了了几句真心话，说给你看看，草草勿怪。我的体检尚未了，情况不知。握手。96 l0．9灯下”
此时克家同志已92岁，还看报看得那么仔细、认真。信中的话，便你不能不感到他对人民文学事业是多么执著、多么关心。对许多同志、对我，他都是热情鼓励；短短几句话，却是顶天立地的作人原则、革命人生的标准。
克家同志是极真诚的，他把自己的心掏给同志们。他直率，因为他无私无俗念。他不忌惮给国家领导人提意见，个怕对方不高兴。文艺界很多人都知道，诗人毛泽东和他会面谈诗，书信来往论诗。毛泽东很尊重这位写新诗的诗人（当时他很少写旧体），而他也很尊祟领导工农大众翻身的毛泽东。但是他却不搞阿谀奉承那一套，对毛泽东的诗词字句．提出不少问题商讨。词作者则虚心接受他的意见。第一次谈话，将“腊象”改为“蜡象”第二次，《词六首》在《人民文学》发表前，先给克家同志看，他改动了一些，毛泽东很快回信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第三次，《毛主席诗词》正式出版前，他读了征求意见本，准备了 23条意见，有13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