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_2-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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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传奇就在那里流传了下去。
在启程去锡兰的前一天，劳伦斯坐在芳塔纳·维契亚别墅里看着他和弗丽达的
行李，4 个箱子（一个是装书的），两个旅行包，4 个小背包和1 只帽盒。他觉得
“像亚伯拉罕（基督教《圣经》中犹太人的始祖——译注）去寻找新的土地”，他
的心因离开“家园”和西西里的人民而痛苦地颤抖。也许，正如艾尔丝·贾菲所言，
有朝一日他和弗丽达会重返芳塔纳·维契亚：但现在，他竭立使自己去想那些孔雀、
猴子、大象和棕榈树。
2 月20 日，星期日，劳伦斯夫妇启程途径墨西拿和巴勒莫去那不勒斯。
26 日夜里，他们乘上了奥斯特雷号客轮开始了去锡兰的两星期的航程，途中
经过了萨得、亚丁和苏伊士以及红海。劳伦斯写信给弗丽达的母亲说他们“穿过了
墨西拿海峡，然后在数小时的航行中我们看到埃特纳火山像一个洁白的女王或一位
洁白的女巫，如此神秘动人地站在苍穹之下。她在对我说，‘你要回到这里来’，
但我只是说‘不’，但我的内心在哭泣，因离别而忧伤地哭泣”。对劳伦斯来说，
虽偶而也尖刻地挑剔过塔奥米纳，但他毕竟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他在塔奥米
纳期间的信件大部分是热情洋溢的，充满了他对这地方的深深的爱。
当他和弗里达向东方和南方航行时，他们看到了克里特岛上白雪覆盖的山峦，
使人眼花缭乱的莱万特尼港和“像干血一般红的”西奈山脉。这是一次令人注目的、
尽管是暂时的向欧洲的告别。劳伦斯在船上进行着对吉奥伐尼·威加的作品的翻译，
墨水瓶掉到了甲板上：“这条”奥斯特雷’号船将永远带着我的黑色记号了。”
（五）寺钟、袋鼠和淘金者
1922 年4 月17 日，劳伦斯在锡兰给艾米·罗威尔写信：“我们来到这里有
6 个星期了——这是一个观光游览的好地方，但天气太热，不能久住。
现在我们准备去澳大利亚——如果我们不喜欢那儿的话，我们就再去旧金山。”
在澳大利亚，劳伦斯写信给厄尔布鲁斯特，说他在锡兰访问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
患了有生以来最重的一次病。
布鲁斯特夫妇住在那里的一座山顶上的一幢非常宽敞的平房里，从房顶的凉台
上可以看到丛林那边的康提湖和远处的山丘。当劳伦斯夫妇刚刚到达那里时，弗丽
达立刻声称那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劳伦斯也说，“我将永远不离开这里”。布
鲁斯特夫人在回忆这段情景时补充道：“那是他们到达的第一天。”不久，使人窒
息的炎热开始使劳伦斯每天下午都发病；其他人也受到传染。那里的生活是华丽多
彩的，但白天的炎热使人喘不过气来。劳伦斯几乎没做什么创作性的写作；每天上
午，他坐在房顶的平台上翻译威加的小说，但当寺院的钟声从树林边传来时，他总
会心猿意马起来。他拒绝所有的外界冲动进入他的心灵；当看到布鲁斯特每天早晨
去附近的寺庙听经拜佛时，劳伦斯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虔诚。他开始对佛教表示异
议——在后来的一些年里，当他和布鲁斯特在一起看到一尊佛像时，劳伦斯会说，
“哦，我希望他能站起来！”他对东方的兴趣由来已久，他对比桑，伯勒伐斯基和
普莱士作品的兴趣说明了这一点。布鲁斯特指出，尽管劳伦斯在锡兰失去了对佛教
的兴趣，“但他对印度文化的其它形式还保留着兴趣。”一位锡兰的辛纳利族作家
马丁·威克拉马辛说（在他的《劳伦斯和神秘主义》一书中（1953 年））劳伦斯
与一种来自印度神秘主义的称作坦契克的秘术有密切的关系。斯里·奥罗宾多指出，
也许“劳伦斯是一位瑜伽信奉者，他迷了路，错投了欧洲人的胎，现在要来超度困
境”。但是在锡兰，劳伦斯意识到“我们背弃英国，走出我们生活的外面是一个错
误。总而言之，塔奥米纳、锡兰、非洲、美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是与我们
自己的立足点背道而弛的：我们就像是约拿（《圣经》中希怕来的预言者——译注）
在背离那个属于我们的地方”。
劳伦斯躲避了梅宝·道奇·斯特恩的意志之波，以至于到了3 月底，他竟准备
要在夏天回英国去了。将英国交付给霍拉肖·博顿利夫妇是一种罪恶：
英国是有良智的英国人的希望所在，他们必须在那里联合起来。他觉得佛教、
印度教、甚至天主教——对这最后一个劳伦斯还抱有一些希望，但是在宗教上而不
是在政治上——全都是逃避。东方的淫逸妖烧唤醒了他身上的那个英国人。然而，
在他考虑可能回英国的时候，他还想着澳大利亚。斯特恩夫人这时给他寄来了信件、
电报和钱，而且还有用密封袋寄来的项链和书籍。劳伦斯4 月3 日给她去信说：
“锡兰是个好去处——但天知道，不是一个久留之地。”他在锡兰的少量创作之一
是诗《象》。此诗描述了3 月23 日在康提的情景，那位“脸色苍白、精神萎靡”
的威尔士王子（后来的温骚公爵）坐在火把簇拥着的高高的象背上。劳伦斯看到疲
惫不堪的“王子的恍惚的身影”。
在这首带有预兆性的诗中，像“公众的苦役”，又像是那痛苦的大象：“一个
格守着‘我愿效劳’这一座右铭的异国的、胆怯的孩子“——劳伦斯是在1922 年
预言性他说了那句“我愿效劳”的双关语。
在康提，劳伦斯完成了《吉苏亚尔多先生》的翻译，此书第二年由塞尔洋在纽
约出版。这是劳伦斯第一次翻译的整本书。后来他还翻译了威加的《西西里的小故
事》（1925 年出版）、《乡村骑士及其它故事》（1928 年出版）
以及伊尔·拉斯卡的《蒙纳特医生的故事》（1929 年出版）。在此以前，他
还帮助过柯特连斯基翻译过伊凡·布宁的短篇小说《旧金山来的绅士》，虽然他的
名字没有出现在译著《旧金山来的绅士及其它故事》的封面上，此译著是由霍戈斯
出版社于1922 年出版的。在译著的首页上，柯特连斯基和列奥纳德·伍尔夫以译
者署名，只是在一张勘误说明上提到“由于印刷错误，劳伦斯先生的名字在首页上
遗漏了”。实际上，在首页上应该说明劳伦斯是柯特连斯基的主要故事的合作者。
伦敦的书商伯特兰姆·罗塔发现，由劳伦斯撰写前言、赛克出版的列奥·谢斯
托夫的《事事皆有可能》的翻译也是劳伦斯和柯特连斯基合作的结果，尽管在此书
的首页上只署有柯特连斯基的名字。当伯特兰姆·罗塔发现译稿是劳伦斯的笔迹时，
他询问了柯特连斯基。后者说，第一槁英语译文是他翻的，劳伦斯则对译稿作了大
量的修改。罗塔对本书作者说，“在有些地方，劳伦斯对原意作了修改，而当柯特
连斯基向他指出这一点时，劳伦斯不耐烦他说他不能容忍书中的谬误之笔，他觉得
有必要对原著的不当之处作修改……柯特连斯基说，劳伦斯的名字没有作为合译者
出现在这本译著、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大检察官》或其它一些他们合译的书上，
是因为劳伦斯认为以一个译者的身份出现在出版商那里会损害他的名誉。有许多他
所写过前言或作过部分翻译的作品上都没有劳伦斯的名字。”这是一条有趣的情况，
说明劳伦斯长期以来翻译过不少东西，但又不属于从事这类工作。但是，如果他确
实帮助了柯特连斯基翻译过《大检察官》，并为译著写了前言的话，那么当此书在
1930 年8 月，他去世5 个月之后发表的时候，他没有以一个合作者的身份出现就
有些奇怪了。当然，此事发生在很久以后，距劳伦斯在1922 年翻成威加的第一部
作品己时隔很久了。
在离开锡兰整整六个星期之后，劳伦斯和弗丽达去了西澳大利亚，然后到达了
悉尼。劳伦斯在1922 年5 月20 日在“马尔瓦”号蒸气轮上写信给筒·朱达，说
“锡兰是个观光游览的好地方，但不能久住”。塞尔泽曾出版了劳伦斯所著、朱达
加了插图的《大海和撤丁岛）现在他又想让他们俩合作写一本有关印度的书，但芳
伦斯“表示没有兴趣”。他曾发现，“一个人可以很舒服地坐这些船的二等舱去旅
游，——比一等舱要好、方便——因为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出门。”船上坐二等舱的
不是30 人，“都是些单纯、有趣的人”。
他补充道，“我觉得我一旦离开了欧洲，我就将不停地四处漂游。我很喜欢这
样。但弗丽达总有些思念‘她自己的小家’。我却无所谓。——我喜欢随心所欲地
四处游荡”。他和弗丽达在到达西澳大利亚两星期后，便取道去了悉尼。他发现这
块大陆有“一片奇秒的天空，谌兰清新的大气，和苍穹之下的那片古老的大地、像
一位被几个世纪的尖埃所覆盖的睡美人。不知道她是否还会醒来。”他没有做什么
创作工作（尽管在他离开澳大利亚之前，他写了一本有关这片大陆的小说《袋鼠》）。
他告诉朱达说他不知道贝蒂娜在什么地方，不然他想给她去信。
劳伦斯所说的这位贝蒂娜是指朱达的未婚妻，伊丽莎白·休姆斯，一位美国
（南方）姑娘，劳伦斯在开普利遇见过她。她对劳伦斯对她生活的干预很不高兴，
因此她离开了开普利，但他好像并不记恨于此，在后来的通信中他总是愉快地谈及
她。在他后来的中篇小说《圣莫尔》中，她的美国姑娘罗·卡林顿的形象并无不当
之处，尽管她的母亲——小说中的那位母亲威特夫人，部分是梅宝·道奇·斯特恩
的形象——的遭遇要槽糕得多。但在劳伦斯遇见斯特恩夫人之前，他对那些受意志
支配的美国妇女的评价是不高的。也许因为伊丽莎白·休姆斯蔑视过劳伦斯，他将
她在《圣莫尔》中描写成一个精神意志极强的年轻女人。
劳伦斯夫妇在西澳大利亚的琅思逗留了数日之后，便东行16 英里去了内陆城
镇达林顿，此镇位于丛林的边缘。他们是在一位澳大利亚妇女A ·L ·杰金斯夫人
的鼓动下去珀思的。他们是在“奥斯特雷”号船上认识这位杰金斯夫人的，她也许
是《袋鼠》中维多丽娅·卡尔考特的原型。她和她的一位朋友，梅·爱娃·高勒夫
人，一起带劳伦斯夫妇去野餐，高勒夫人是一位有名的植物学家，她向劳伦斯介绍
了澳大利亚的植物区系。劳伦斯在珀思几天的短访激起了一点波动。他在扎贝尔夫
人的爱书者图书馆会晤了当地的文人墨客。一位住在琅思附近的女作家凯瑟琳·苏
珊娜因期望与劳伦斯会面而兴奋异常，以至引起了早产。
劳伦斯在达林顿还遇见了另一位作家，他后来的合作者，莫莉·斯金纳护士。
就是在那里，他获得了那段在《袋鼠》中索默斯所体验到的经历。一天晚上当他独
自走进丛林时，他看到“一轮大大的、令人惊异的月光，无比硕大，那些树干像赤
裸的、苍白的土著人一样站在深黑色的树叶之中。月光下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
丝毫没有，”尽管因为空兀，那地方似乎有鬼魅出没·劳伦斯——索默斯觉得脊背
生寒，仓惶逃遁。
劳伦斯夫妇在悉尼只呆了一天，但这已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登高眺望那“犬
牙交错的港湾”，有足够的时间去发现在“悉尼市开销大得吓人”。
他们又南行40 英里到了海边的蒂罗尔，并在靠海的悬崖上找了间房子，这幢
房子有一个澳大利亚式的双关语名字，叫“怀阿伍克”（其发音意为“干吗工作”
——译音）。在那里的开始几天中，劳伦斯开始了《袋鼠》的创作，除最后一章
“再见，澳大利亚”之外，他在6 个星期中写完了该书的其它章节。尽管此书的大
部分内容是想象性的，但这是《儿子和情人》之后的又一部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当
然那些创造性的片段代表了那些使劳伦斯感到困惑的问题。
故事是从悉尼开始的，讲的是两个异乡人在那里找寄宿之处：“一个瘦小的男
人，脸色苍白，留一脸黑胡子”，和“一个丰腴、漂亮、容光焕发的女人，她可能
是个俄国人”。《袋鼠》的大部分内容是精彩游记，其中也不乏富有哲理性的评论
以及一些记叙性的闲谈。因为劳伦斯和弗丽达在悉尼或蒂罗尔没有什么熟人，另一
些人物只能从过去的经历中选用：袋鼠本人，这位犹太律师本·柯利，是柯特连斯
基的形象，尽管如往常一样，劳伦斯在一封信中否认了这一点。弗丽达说，大卫·
伊德医生也是此形象的一部分。至于本·柯利的法西斯似的淘金者们，劳伦斯从澳
大利亚早期的历史人物那里借用了一系列的名字。
杰茨这个从“科尼什告密者”詹姆斯·特鲁赫勒那里移植过来的人物，是劳伦
斯对阴险，狡滑的科尼什人，特别是对考森港的贝尔斯福德旅馆房东的回忆。但维
多丽娅·卡尔考特和杰克必须是澳大利亚人。杰克有像袋鼠般的大粗腿，而维多利
娅则是一派“殖民者”的高雅风姿：劳伦斯可能足根据他在帕思和达林顿或在船上
遇到的人对他们进行描述的。
在“怀阿伍克”，劳伦斯常常谈一份叫《悉尼新闻报》的报纸聊以消遣，这份
报纸风格独特的报道使他写成该书的一整章。“闲言碎语”；这种风格带有些1922
年的时尚，但实际上并没有给故事增加色彩。在新闻报道上读到了关于那位悉尼著
名的律师和工程师约翰·蒙那什爵士（此人曾在一次战争中统率过澳大利亚军队）
的故事之后，劳伦斯也许为本·柯利找到了外部形象：像袋鼠和犹太人一样，蒙那
什的照片和劳伦斯所描绘的长脸形象是一致的；在那时，蒙那什的照片时常会出现
在《新闻报》上。同样，如本书的第一版（1954 年）所指出的那样，劳伦斯可能
在那份报纸上找到了那位社会主义者领袖威利·斯特鲁瑟斯的外部形象，因为当时
报上常常提到工党领袖詹姆斯·赫尔曼的情况。但尽管威利·斯特鲁瑟斯可能长着
赫尔曼的脸，而他的声音却常常是威廉·霍普金的。
从政治上看，1922 年是澳大利亚平静的一年，没有如小说中所描写的澳洲兵
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在劳伦斯夫妇离开了的4 个月之后，一次全国性的选举
在12 月如期举行。作为这次政治竞争的一部分，休斯首相在全国作了游说，尽管
选举从根本上说并无精彩之处，但双方还是用激烈、尖刻的言辞互相攻击了一番。
劳伦斯在报上谈到了所有这一切情况，并回忆起他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最后几年中的
所见所闻，即新生的法西斯党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争斗。他创造了一个法西斯
团体作为袋鼠实施领导权的武器。另外，如柯蒂斯·阿特金森在澳大利亚的杂志《
明镜》（1965 年）上指出的，1921年，也就是劳伦斯来到的前一年，在其它地方
发生过游行示威，而劳伦斯肯定从他的澳大利亚朋友那里听说过这些。这些骚乱主
要是由“退伍军人政治同盟”引起的。此时期中，这个同盟的10 万多名成员在全
国各地的会议上起哄闹市。
在《袋鼠》的社会政治对话描写中，劳伦斯追溯到了1915—1916 年和拉塞尔
的言论以及战时康沃尔的苦涩记忆（这一点由拉夫·莫德作了详尽的表现）。确实，
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