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中国音乐家-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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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里的雷声和雷声中的《指挥法》
一片震耳欲聋的雷声把他包围起来。雷声持续着，越来越响，越来越粗暴。这
可怕的声音，像千万根钢针不断刺着他的耳膜。他无法避开这可怕的声音……
这是疯狂的1966年，一夜之间，他便成了“牛鬼蛇神”，被关起来隔离审查了。
他的写得满满的二百余本笔记，全被造反的好汉们搜走了。二百余本笔记中，有他
从学生时代开始写的中外音乐作品欣赏分析，一共不下一千万字！二十余年的心血，
在一片烈焰中化成了灰，化成了烟……他不断地被拉去批斗，罪名是：“党内的资
产阶级代理人”、“洋奴诺夫斯基”、“漏网大右派”……怎么又成了“漏网大右
派”？他心乱如麻，迷惘不解。
军宣队来了。戴着红领章，佩着红帽徽的解放军，当然应该和那些喜欢穿军装
的冲冲杀杀的红卫兵不一样了！对解放军，他心怀着多么亲切的感情啊，他又想起
了王基庠，那位年轻的军代表……他相信，军宣队一定会为他澄清一切的！想不到，
他的境遇反而更差了。军宣队没有给他带来希望，和众多的“牛鬼蛇神”们一起，
他被押送到天津郊区一个部队农场隔离起来。
这是一间幽暗的小屋，他整天被关在这里。门外有一个红卫兵昼夜看守——这
红卫兵，还是他的学生呢。这下巴尖尖的学生，以前给他的印象不错，沉默寡言，
学习很刻苦，似乎还有些腼腆，见到他总是恭恭敬敬地叫一声：“杨老师。”……
可此刻，这腼腆的学生已经变成另外一个陌生人，整天板着脸，只是用粗声粗气的
“喂”称呼他。
每天深夜12点，这红卫兵便推开门大喝一声：“喂，出来，跟我走！”这是审
讯他的时间。
在“牛棚”的一间审讯室里，一群红卫兵团团围着他，读语录，拍桌子，打他
几下也是家常便饭。红卫兵们七嘴八舌地喊着：“老实交代你的反党罪行！”“快
坦白吧，我们有确凿证据！”确凿证据是什么呢？你们告诉我吧，我实在不知道！
——他无言以对，只是用求助的眼光看在一边站着的军宣队员。军宣队员冷冷地盯
着他，一声不吭。
鉴于他的“不老实”，深夜审讯也就每天进行。一天，正审讯到一半，他的胃
痛发作了，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沁出来，他紧捂住胃部痛得说不出话……
“别想用病来耍赖，我会扎针！”看守他的尖下巴红卫兵变魔术似地拿出一根
五六寸长的经针，三捻两捻，就把针扎进了他的胃部。剧痛暂时和缓了……
“现在可以说了吧？”
“我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不说！好，把经针留在他的胃里，不要拔出来！”
“对，让他清醒清醒！”
“记住，这叫做‘留针’，是为了治你的反动毛病！”
红卫兵们乱哄哄地叫起来。尖下巴眨巴着眼睛，没有说话。
针刺在胃部，时间一长，引起了阵阵痉挛，而且越来越强烈，每呼吸一下，就
带来一阵钻心的痛楚。他想把针拔出来，可手刚一动，就被按住了。周围是幸灾乐
祸的笑容，是慢吞吞的吆喝：“只准老实坦白，不许乱说乱动！”可他能坦白什么
呢？他恨不得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抠出来，让这些失去了理智的青年人看看……
一天深夜，他又被带迸了那间审讯室。今天，这里人特别多，二十几个红卫兵，
清一色的绿军装。一进屋，他们就发出了最后通牒：
“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再不坦白，你会一辈子后悔！”
他已经被问得麻木了，依然像往日一样疲惫地摇着头。
“你到底坦白不坦白？”
“对不起，我没有什么可以坦白……”
他的话音刚落，只见一个红卫兵用指挥大合唱的动作夸张地挥了一下手，二十
几个人便呼地拥上来把他团团围在中间。有人用绳子缚住了他的手。只见那些兴奋
的面孔一张张凑近了他，一双双手各自捂住了耳朵。只留下他一双耳朵对着二十几
张热烘烘的嘴。啊，他们又要玩什么新花样？……
没等他反应过来，一片震耳欲聋的狂喊，便像惊雷一样炸响了。二十几个红卫
兵，一起放开喉咙声嘶力竭地对着他的耳朵大叫：
“杨鸿年必须老实交代！”
“打倒杨鸿年！”
“杨鸿年不坦白就叫他灭亡！”
开始一刹那，他还能忍受，他还能在刺耳的狂喊中作闪电般的思索：哦，这些
对着他的耳朵狂喊的嘴，这些唇上刚刚长出柔软的胡须的年轻的嘴，本来应该是在
钢琴的伴奏下优美地唱歌的……很快，耳膜就痛得受不了了。二十个人分成两批轮
流对他大喊……那巨大的声浪犹如万雷击顶，整个脑袋仿佛要被炸裂开来。啊，这
是要他耳聋呀！这是要夺去他那最宝贵的音乐家的听力呀！他拼命地挣扎，拼命地
喊，然而无法挣脱，他根本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天旋地转、天旋地转……耳畔的雷声在持续，在爆炸。他感到自己敏感而又脆
弱的耳膜被炸裂了，裂成许许多多小碎片，在天旋地转的空间飞舞……终于，所有
的声音都从耳畔消失，只有那一片军装的草绿色，只有那一张张不断翁动的嘴，依
然缠绕着他，包围着他，只有刺入脑髓的剧痛，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他完全聋了，聋了整整一个月！（一个月后，总算逐渐恢复了听力，可是留下
严重的后遗症，以后只要过分劳累，耳朵就会突然失聪！）
“牛棚”的灯光通宵不灭。这灯光的作用有两个：一是怕他自杀，二是好让他
晚上也能写交代。
他怎么会自杀呢！他要活着，为了他所热爱的音乐，他必须活下去！而且，他
不愿苟活，即便身陷绝境，他也不愿无所事事地活着！
要写交代，当然得供给他纸和笔。好，写吧！每天深夜，当看守他的那尖下巴
红卫兵走开了，他就伏在床上不停地写，不过不是写交代，而是写他早就酝酿着写
的一本书《指挥法》。纸张不多，字必须写得越小越好。他几乎将眼睛贴近纸面，
密密麻麻写下一行行蚁头般的小字。为了节省篇幅，他还发明了很多只有他自己能
看懂的简写代号……
一天深夜，他正埋头写着，背后突然伸出一双手，猛地将一大摞稿纸抢了过去。
回头一看，是那个尖下巴红卫兵！他的“地下活动”，终于被发现了。完了，把稿
子抢回来，绝无可能。他转过身去，面壁而坐，他不想看见那张失去理智的可恨而
又可怜的脸。
“写什么？”尖下已红卫兵一边翻动着稿纸，一边厉声斥问。
“《指挥法》。”他平静地回答。
“写这个干吗？”尖下巴的口气依然咄咄逼人。
写这个干吗，这还用问吗！他倏地转过身来，对手捧稿纸的审问者大声喊道：
“写这个作教材，给你们用！”他只觉得浑身的血热腾腾地直往脑门上冲，刚恢复
听力的耳膜一阵阵刺痛，他豁出去了。“你们是国家培养的音乐人才，难道就这样
两手空空地离开学校？你们甘心，我不甘心！我不愿意违背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
我不愿意放弃一个人民教师的责任！我不愿意让后人指着我们的背脊骂：瞧，他们
培养了一群什么也不懂的废料！……”无法控制的愤怒和悲哀，滔滔不绝地从他的
沉默己久的心中喷出来。讲完之后，他又转过脸去，再也不吭一声。
尖下巴却再也不说话了，只是呆呆地站在他身后，像一尊凝固了的雕像。
过了很久，他感到有一只颤抖的手攀上了他的肩头。回过头，他看到一双泪光
莹莹的眼睛。尖下巴红卫兵满脸羞愧地低着头，把一叠抚平了的稿子放到了他的身
边。
“杨……老师。”
一声轻轻的、羞怯的呼唤，在寂静的“牛棚”里幽幽地响起。哦，这一声“老
师”的称呼，是他有生以来听到的最美妙动人的音乐！这个曾经变了形的腼腆的学
生，又像从前一样站在他的面前了。
这痛苦中欢乐的插曲啊，这迷惘中希望的火星！这使他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认识到真、善、美的力量。
一个中国音乐家的中国心
做一个中国音乐家真难啊！他想忘记一切个人的委屈和烦恼，忘记周围的喧嚣，
让身心沉浸在他所热爱的事业中，可是不行，那些没有答案的问号，依然苦苦地折
磨着他……
由于他“拒不认罪”，在一次批斗会中，他被人按着脑袋站在台上，军宣队终
于当众抛出了“材料”：
“杨鸿年的右倾反党，铁证俱在，他是无法抵赖的！他的档案上白纸黑字记载
得清清楚楚：1956年至1957年间，经群众的要求，削减了他的工资！问题不是很明
白吗？假如不是有右派言行，群众为什么要求削减他的工资？同志们，罪证如山啊！……”
天啊！这就是怀疑我歧视我批我斗我的原因？这就是折磨了我十几年的原因？
这就是我的罪证？——他猛一下挣脱了强迫他低头弯腰的手，昂起脑袋，睁大眼睛，
他想放声大喊，却什么也喊不出口，只有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扑簌沿着瘦削的脸
颊滚下来……
一个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怕的误会！也许，这是一位不负责任的干部，在填写他
的档案时，漫不经心或者别有用心地将“自愿要求”改成了“群众要求”，两字之
差，结果有天壤之别。一个高尚的要求，竟然成了一口黑锅，无形地在他头上压了
十几年！
做一个音乐家难，做一个正直的人也难啊！
他出了“牛棚”。中央音乐学院的老院长马可同志闻信赶来看他了。这位饱经
风霜、并且已经身患绝症的老革命音乐家，用颤抖的手抚摸着他在“牛棚”中写成
的《指挥法》，禁不住老泪纵横
“为了我们中国有你这样的音乐家，走，我们喝一杯去！”马可硬拉着他来到
“莫斯科餐厅”。两位音乐家面对面坐着，举起斟得满满的酒杯，却喝不下一口。
“这几年，有的人忙于闹事，有的人心灰意懒，有的人忙于玩，有的人生了几个孩
子。而你，你啊……”马可深情地凝视着这位坚忍刚强、不屈不挠的后辈，欣慰地
微笑了。这些日子，马可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人世，但他依然固执地要求工作。他为
被破坏被耽搁的音乐事业心焦。现在，他觉得心里放宽了一些——中国的音乐事业
前景还是光明的，因为，还有杨鸿年这样的音乐家。
“来，我敬你一杯！”马可颤颤巍巍地举起了酒杯。
“我也敬您一杯，愿您早日恢复健康！”
“来，干杯，愿恶梦早日过去，愿我们的事业早日兴旺起来！”
干杯，为了这个崇高的愿望干杯吧！
落实政策了。军宣队只是向他道了歉。工资本是他当年自愿要求削减的，当然
谈不上补发；谁也没有给他戴过帽子，自然也就无所谓平反昭雪。于是，许多人对
他多年受折磨的原因归结了一个字：傻！
傻？他并不这样认为。他从没有为自己当年的行为后悔过，一个人民的音乐家，
应该是胸襟宽阔的，就像一条奔流的江河，即便有险峰挡道，也不能停滞不前，应
该不停地流，应该唱着歌浩浩荡荡地流，在险恶的山中冲出通向大海的峡谷……
他从作曲系调到了指挥系，他又从事自己最热爱的工作了，他又站到了指挥台
上。
指挥的艺术生命依附于乐队或合唱队，没有队伍，再好的指挥也是英雄无用武
之地。他需要训练队伍，也需要锻炼提高自己。历尽劫难之后的音乐学院，决不是
一天两大能恢复过来的。他要做的工作大多了。只要是对事业对工作有利的，他什
么都愿意干。拄着拐杖，他到处奔波着，少年宫的合唱队、部队文工团、工人业余
合唱队，他都去指导训练。工作着，追求着，创造着，这就是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他是一个记忆力极强的敏感的人，那恶梦一般的往事，决不可能从心头一下子
抹去。有一次，他指挥一个合唱团下部队演出。演出完了，主人招待他们吃夜宵。
指挥理所当然地坐在主宾席上，穿着白衬衣的主人们捋起袖口，热情地向他敬酒、
夹菜。他不善干应付这种场面，一不小心，一只筷子掉在地上了，他弯下腰去捡，
筷子没有发现，却看见了桌子底下那一片草绿色的军裤！他只觉得耳畔轰地一下，
眼前一片昏眩。草绿色，草绿色，裹着震耳欲聋的雷声，又把他包围起来——他想
起在“牛棚”里那个可怕的夜晚，想起那群穿着草绿色军装向他狂喊的年轻人。他
的耳朵一下子又失去了声音……看到他从主宾席上倏地站起身，手捂着耳朵，脸色
苍白地奔出餐厅，在座的人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医生以为他病
了，急忙跟出去。月光下，只见他双手蒙着脸独自站着，肩膀在轻轻地颤动……
这，当然只是偶然的刹那间的情景。他知道，沉湎在痛苦的回忆中，只会使自
己消沉，使自己失去激情，他决不想在回忆中打发日子。然而，展开在他面前的道
路，依然不是阳光普照的坦荡大道。他走得很吃力。
1976年秋天，他和钢琴系教授朱工一、管弦系教授司徒华城带着一批学生去云
南实习。说起来真是可怜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学校竟然没有一点可供实习用的经
费！到昆明后，一下火车，他就开门见山，把他们的窘境告诉了前来迎接他们的云
南省文化局干部。
“哦，还有这种事情？”省文化局的干部惊讶了。惊讶之后，脸上又露出为难
之色：“我们……研究研究再说吧。”
省文化局研究之后，总算没有把他们拒之门外——实习费用可以由云南省包下
来，但有条件：他们的工作得由省里安排。说得明确一些就是：他们必须用自己的
劳动来换取实习经费！根据“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经济分配原则，这完全是合情
合理，无可非议的。两天后，他们奉命先去红河地区，司徒华城办一个小提琴学习
班，朱工一弹伴奏，他呢？重操三十年前的旧业，替地区文化单位修钢琴。操着扳
手和钳子，他从早到晚在琴房里忙碌。事情有些滑稽。其实，即使没有什么附加条
件，他也会很乐意地为他们修的。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中国复苏的音乐事业中的小小
螺丝钉吧。这和他三十年前在旧上海修钢琴，性质是大不一样了。他兴致勃勃地干
着，嘴里还轻轻地哼着他新编的合唱练习曲……十几天后，省文化局又把他们召回
昆明。依然不得清闲，他的任务是：每天上午给学生讲和声、作曲；下午指导省歌
舞团排练；晚上教指挥；而备课，只能在半夜以后了……
就按这样的生活律动，几年来，他又去过拉萨、成都、重庆、南京、呼和浩特……
自筹经费的事情，当然不会再发生了，可他还是爱去那些比较偏僻、音乐水平相对
来讲比较低的地区。在中国，需要音乐工作者做的工作大多了！他烙守这样一个信
条：没有低能的乐队，只有低能的指挥。只要花工夫，一定可以在全国各地训练出
许多高水平的乐队和合唱队。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王作和
训练之中，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暇顾及。几年来，云游八方，他先后指挥训练过的专
业和业余的音乐�
